張作霖曾搜查蘇聯大使館，蘇聯後來抗議時我國政府態度也十分強硬

張作霖曾搜查蘇聯大使館，蘇聯後來抗議時我國政府態度也十分強硬  

在人們的心中，近代的中國十分不堪，尤其是在外交上對待外國人尤其是唯唯諾諾，缺乏骨氣。但是其中也有例外，例如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義大利強索三門灣的時候，儘管當時我國剛剛經過了甲午戰爭的慘敗，但是這時候的清政府依然拿出僅有的艦隊對義大利施壓，並且在御前會議上表示「一把黃土也不給」，最終義大利的恫嚇以失敗而告終。在巴黎和會上，面對我國權益受損的時候，我方代表也是據理力爭，最終沒有在合約上簽字。另外，張作霖在做他這個東北王的時候也曾搜查過蘇聯的大使館，蘇聯政府為此提出抗議，結果北洋政府方面也十分強硬對待，其他列強也沒有插手。這都是當時的中國在外交上強硬的一面。張作霖為什麼要搜查蘇聯的大使館呢？
搜查蘇聯使館一事其實應該說到中東路問題上來。自從清末沙俄修建中東路以來，俄國就不斷進行擴張勢力範圍，並將中東路附近的地區變成了一個小型的租界。圍繞著這個問題，中國歷屆政府都希望將其解決。民國六年（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建立了蘇維埃政權，為了打開外交局面，避免四處受敵，蘇俄方面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在宣言中明確提出「吾廣義政府曾邀請中國政府即開談判，商蹉廢棄一八九六年之條約與一九零一年之北京條約，及自一九零七年至一九十六年間與日本訂結之一切協約；簡言之，即將俄皇政府自行侵略或偕日本及各聯盟國公共侵奪中國人民之所有者，一概歸還中國人民。」只是當時的中國政府還是按照意識形態站隊，選擇了參加西伯利亞干涉，喪失了將所有領土全部收回的機會。但是中東路的事情卻一直是中蘇關係的一個焦點。
在《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中蘇方表示願意將一切領土以及在中東路上的權益全部無償交還中國，但到了民國九年（1920年），蘇聯的地位已經十分穩固，其外交態度也強硬起來，對於廢除特權一事進行了一次倒退，提出中東路由中蘇共管。經過雙方反覆交涉，民國十三年（1924年）5月31日雙方簽訂了《中俄協定》和《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兩國恢復外交關係。9月24日蘇聯和東北地方政府簽訂《奉俄協定》，北京政府認定此為《中俄協定》附件。這些文件都簽署之後，10月初，雙方開始正式「共管」。
按照《中俄協定》和《奉俄協定》規定，中東路為商業性質，除其營業事物直轄於該路之外，所有關係中華民國國家及地方主權之各項事務，如司法、民政、軍務、警務、時政、稅務、地畝（除鐵路本身所需地皮外）等，概由中國官府辦理。中東路一切事情都要有雙方組成的理事會處理。但是這只是原則性的規定，而具體細則並未規定，本倆規定《中俄協定》簽字後一個月內舉行中蘇會議商談細則問題，但蘇方故意拖延，直到民國十四年（1925年）11月28日雙方才陸續開議，比原定時間晚了一年半。而按照規定這個問題解決前就要按照原來的規定去辦。這樣一來蘇聯就可以藉機繼續侵佔我國主權，蘇方也藉機實現對其「單方面」控制，這也為後來中蘇之間的矛盾埋下了伏筆。
面對中東路大權旁落，張作霖當然會採取行動。他曾積極利用中俄會議收回利權。由於中東路和松黑航權問題和東北地方關係密切，所以中俄會議之路、航兩項由奉方主持。在路務問題上，奉方針對中東路「理事會不能實行協議，由我操縱，以致路局俄方局長專權用事，徒有合辦之名，而無共利之實」的局面，一方面要求修改局長職權、路局辦事章程、用人與文字華俄平均等事項；一面用強硬手段收回主權，逼迫蘇方在財政、行政上讓步，否則即廢除協議亦所不惜。可以看出，張作霖在與蘇聯交涉中態度是相當強硬的。
由於蘇方不肯放棄既得權益，雙方的交涉並不順利。由於中東鐵路局蘇方局長伊萬諾夫宣布停止對奉系軍隊和軍需品的免費運輸，民國十五年（1926年）1月22日，張作霖逮捕了伊萬諾夫並對中東路實行軍事管制。蘇方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張作霖放人，並以三日為限並命令軍隊進入動員準備。張作霖毫不示弱，令吉黑兩省軍隊「取積極軍事動作」。蘇聯見狀為了緩和關係，只得免除伊萬諾夫的職務，同時允諾今後免費運送奉方護路軍。隨後雙方進行三次交涉會議，奉方認為蘇方的提議過於苛刻便宣布中止會議。
張作霖一方面與蘇聯交涉，一方面採取實際措施。民國十五年（1926年）3月，張作霖令東三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張煥相解散中東路沿線包括哈爾濱的所有市的公議會，成立了完全由中國人組成的自治臨時委員會，接著又封閉了中東路的地畝處，使中東路不斷擴展周邊大片領土的勢頭有所收斂。8月21日，張作霖命東北海岸江防艦隊接管中東路管理局航務處全部船隻及其附屬財產，9月4日封閉中東路管理局學務處，強行收回中東路沿線教育權。同時以干涉內政為由驅逐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次年3月11日，奉方派員搜查哈爾濱蘇聯通商代表處。4月6日清晨，張作霖派安國軍總司令部外交處長吳晉去荷蘭使館與領袖公使歐登科秘密接洽，讓歐登科在公文上簽字：「有中國軍警入界，勿得攔阻」。隨後京師警察廳總監陳興亞在張作霖的授意下，在取得使館區領袖公使歐登科的允許下，率領警察、憲兵、便衣偵探30多人趕至使館區聲稱近來大批共產黨人躲避在使館區內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事處、庚子賠款委員會，「煽動學生、工人，預謀在首都暴動」，「這種布爾什維克思想的蔓延，必定損害外國人並破壞敵方安寧與秩序」。所以必須「採取果斷措施」，「抄查上述共產黨人躲避處」，隨後大批軍警才進入蘇聯使館區。
搜查蘇聯使館後，張作霖在同美國公使馬慕瑞談論此事時表示：「他正在中國進行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鬥爭，決心苦戰到底！」在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的信中張作霖說：「赤化流毒，環球共憤」，「深懼神明華胄就淪胥，故不惜重大犧牲，力圖挽救」。把自己當成「反赤」的幹將並將此事加以誇耀。此事也開了搜查外國領事館、逮捕外交人員的先河。蘇聯迅速作出反應，其代理駐華大使齊爾內赫親去外交部找顧維鈞指出張作霖此事是破壞治外法權，違反國際公法，蘇聯提出嚴重抗議並要求我國立即撤退監視軍警，釋放俄員，交還在使館武官室抄去的文件，同時要求我國軍警劫去的錢物簿籍立即交還原主。北京政府履行此項要求以前，蘇聯撤回使館人員，僅保留各省的領事館以示抗議。蘇聯各地也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抗議北京的暴行。
對蘇聯的要求北京政府的答覆十分強硬。16日，外交部致電蘇代辦，指示他轉告蘇聯，對其提出的四項要求，「目前礙難照辦」，至於撤回駐華使館，願「聽其自便」。19日蘇聯代辦齊爾金率全體館員30多人回國，臨行前未向外交部告別，而顧維鈞也沒派人去送行。此後北京政府駐蘇代辦依然流注莫斯科，蘇聯派駐東三省的領事也沒撤銷。可以說此次武力查抄，蘇聯雖然態度十分強硬但最終還是默認了這種行為並未實行報復。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當時張作霖的北京政府危機四伏，而中國的反帝愛國運動風起雲湧，使資本主義世界暫時局部的穩定的打開了缺口，列強十分焦躁不安。蘇聯給予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幫助讓列強對其十分仇視。張作霖查抄蘇聯使館讓列強看到形式轉折的希望，因而對張作霖的行為持支持態度。而且這時候的蘇聯剛剛建立，地位不鞏固，實力也不足，面對列強的反蘇陣線，蘇聯在外交上十分孤立。所以這事發生之後，蘇聯雖然表面態度十分強硬，但也聲明蘇聯政府完全了解北京內閣系受帝國主義之利用，但蘇聯政府決不受任何方面之挑撥，當儘力防衛兩國國民之和平。蘇聯政府深信此志必受各國勞工連同中蘇人民之友誼贊助。外交的孤立使蘇聯默認了張作霖搜查蘇聯駐北京使館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