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根本大计!

建议参读：

【何新经济学谈话录】（之一）
《经济学不能从任何空想性抽象理念和意识形态出发》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009/181683.html

【何新经济学谈话录】（之二）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化自由经济吗？》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009/182034.html

警言：　　

20世纪的现代资本主义与19世纪前的古典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一个极其重大的不同之点，这就是——现代发达国家社会制度中都建立了一个成熟而高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体系为社会中的大多数正式公民提供了生老病死以及失业的最低生活保障，它已经超过了个人直接收入的范畴，为每一个正式社会成员即使处在失业或伤残状态仍可维持基本生存提供了根本性的安全保障。
    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方式。在二战后，“社会福利制度”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形成并获得了广泛的发展，从而从内部改变了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形态。因此，19世纪马克思时代西方社会中那个处于赤贫地位而人口众多的无产阶级已不存在，这就消除了从发达国家内部爆发暴力革命的主要危险根源。实际上，这一社会保障体系就是维持西方社会制度总体稳定的根本性安全阀。它不是权宜之计，而被看作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根本大计！西方资本主义在17-19世纪几百年中动乱不已，社会革命频仍；而在第二次大战后则保持持续了长期的社会安全和稳定——其根本原因和秘密即在于此！
    但是，中国情况则根本不同。随着国企的破产化和大面积失业的发生，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特别是新增人口几乎正在失去生存的最基本保障。
    因此，从社会后果来说，我们当然有理由怀疑向中国灌输私有化理论者的动机。他们明明知道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安全性正是建立在“福利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体制基础上；但他们并不向中国人推荐资本主义的这种现代模式，却极力向中国人鼓吹18-19世纪那种社会不稳定的原始资本主义——亦即被历史学家称为“野蛮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斯密模式。他们明知中国缺乏一个类似西方那种稳定社会的国家保障体制；他们明知当前中国社会中正在形成一个失去生存基本保障的危险社会集团（所谓“弱势群体”）；却仍极力鼓动中国通过“政治改革”引进那种必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民主”多元化制度。
    那么，西方战略家不遗余力地向我们灌输这种如实施则国必乱的“政治改革论”和“自由主义私有化”理论，其真实目的究竟何在？是不是希望将中国及早引入社会动乱的烽火之中呢？　　

【何新经济学谈话录】（之三）
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根本大计!　　

记者：中国一些经济学者认为，社会福利政策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因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就是通过激烈的竞争创造出高效益的经济。但是市场竞争不能保障每个社会成员都能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因为市场的基本规则是优胜劣汰，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弱势社会阶层或集团应该被无情的市场淘汰出局。
何新：要知道，从历史看，正是这些失败者，往往会成为激发社会动乱和革命的强大储备力量。这是17-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不得安宁的总根源。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这种“失败”者，其实就是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那种作为革命力量后备军的“无产者阶级”。
    20世纪的现代资本主义与19世纪前的古典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一个极其重大的不同之点，这就是——现代发达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社会制度中都建立了一个成熟而高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体系为社会中的大多数正式公民提供了生老病死以及失业的最低生活保障，正是这个体系才保证了一个占有发达国家中社会人口多数的所谓“中产阶级”的稳定存在。因此，19世纪马克思时代西方社会中那个处于赤贫地位而人口众多的无产阶级已不存在，这就消除了从发达国家内部爆发暴力革命的主要危险根源。实际上，这一社会保障体系就是维持西方社会制度总体稳定的根本性安全阀。
记者：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何新：这一社会保障体系又被称作“社会福利制度”，于第二次大战后才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形成，并获得了广泛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曾导致深刻的社会危机，迫使西方国家采取和完善了社会福利措施。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社会保障法》，规定了对老年人、失业者和孤儿、盲人等提供国家性救助。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各国政府所实施的社会福利，项目尚不多，范围也较狭小，规模和费用不大，并且主要是救济性的，因而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一套“社会福利制度”。在二战后，“社会福利制度”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形成并获得了广泛的发展，从而从内部改变了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形态。
    战后“社会福利制度”发展至今，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从二次大战结束到50年代中期，是低标准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初步形成阶段。
    战后初期，那些遭受战争巨大破坏的国家都处于社会产品严重短缺、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状态。这些国家的政府就以保障每个公民获得当时条件下的一般生活水平为口号，开始建立起适应当时经济恢复和发展需要的“社会福利制度”。1945年英国工党执政以后，先后通过和实施了社会保险、工业伤亡、家庭补助、社会保健四种社会福利法案。到1948年，工党政府宣称英国应当成为“福利国家”。
   （二）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是“社会福利制度”获得较大发展的阶段。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西方各国政府进一步推行“高福利”政策，使各国政府举办的社会福利项目愈益增多，开支空前增长，并且在政府开支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到70年代初期，除个别国家外，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一般已占政府总开支的一半以上。“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发展为由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和项目所组成，并且各有一整套具体内容和详细规定的制度，它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空前增大。
    如以1976-1980年间同1981-1985年间的平均数字相比较，则各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增加值为：美国从48．7%增加到52．4%，日本从50．9%增加到51．1%，联邦德国从58．1%增加到58．8%。瑞典从56．8%增加到58．7%。90年代以来还有进一步的增长。
    总体而言，自二战后的50多年来，西方国家所实施的社会福利，项目日益增多，范围涉及每一公民的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和教育等各个方面。在发达国家，教育基金也是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因此基本实现了初等及高等公立学校的免费或低廉费用的普及教育）。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方式。它已经超过了个人直接收入的范畴，为每一个正式社会成员即使处在失业或伤残状态仍可维持基本生存提供了根本性的安全保障。
    据西方统计，到90年代末，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NP的20%-30%。由此可见，“社会福利制度”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主要形式。自30年代以来，英、美、德、法都通过了大量的社会立法，从宪法和法律上确保这种社会保障系统的法定存在。它不是权宜之计，而被看作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根本大计。
    实际上，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一社会保障体系之上！所以无论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发生怎样的政策争论和政府更迭，党派政见分歧，由于对社会多数民众基本生存利益损害不大，社会的根本基础不会陷于动摇。西方资本主义在17-19世纪几百年中动乱不已，社会革命频仍；而在第二次大战后则保持持续了长期的社会安全和稳定——其根本原因和秘密即在于此！
记者：为什么我们很少听到人们介绍西方社会中的这一重要保障体系？
何新：这是由于中国左右两翼的理论家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和实际情况缺乏全面和正确的研究和了解。
左派由于无知而误解当代资本主义的福利体制，认为它是所谓“欺骗”无产阶级的伪善。右派则有意忽视甚至掩盖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面，把当代资本主义宣传为单一私有化放任自由竞争、鼓励两极分化以至抛弃失败者的社会达尔文体系。
    我曾多次访问欧洲，实地考察过西欧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分配方式。我注意到，西欧、北欧一些国家的经济具有高度的社会化性质，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非常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初构想的社会主义模式。
    前苏联和多数东欧国家过去也已建立了这一保障体系。并且尽管经历了90年代的制度动变，这一体系在基本上并未废除，因此仍在发挥社会稳定阀的作用。这也是它们虽然引入了私有化和西方的多党制政治制度，国家却至今没有发生大的动乱的原因所在。
记者：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明白了。
何新：但是，中国情况则根本不同。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其中绝大多数农业人口是根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系统支持的（过去毛泽东搞“赤脚医生”，其实质是试图在农村中提供一个廉价的卫生保健系统。而“人民公社”既是一个生产组织，也是一个以集体经济向农民提供生存最低保障的社会组织）。在城市中，过去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这一保障系统，维持了城市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但是，随着国企的破产化和大面积失业的发生，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特别是新增人口几乎正在失去生存的最基本保障。这是当前国家和社会在基础上发生不安全、社会犯罪率不断升高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讲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认为最重要的不同点即在于此。中国之所以不能搞激烈的私有化运动或政治改革，之所以不能引进西方发达国的那种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包括新闻自由）；之所以若引进这种多党制和议会民主，中国必会陷入社会动乱，原因也就在此。反之，如果中国也已有一个健全稳定的全民社会保障体制存在，如果社会中多数人口都可以得到即使失业仍可维持衣食无虞，病可医、老有养的社会安全状态（其实这正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标志），则中国也是可以加速推进全面社会政治改革的。
    中国几千年的全部历史经验均表明，大量失业、无业人口的涌现，从来就是一个制度失败的表征，同时也是导致天下大乱、社会分崩离析的根源。因此，从社会后果来说，我们当然有理由怀疑向中国灌输私有化理论者的动机。因为他们明知在中国意义上的私有化与西方及前苏联国家的私有化具有根本性不同——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社会保障的国内安全系统存在；他们明明知道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安全性正是建立在“福利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体制基础上；但他们并不向中国人推荐资本主义的这种现代模式，却极力向中国人鼓吹18-19世纪那种社会不稳定的原始资本主义——亦即被历史学家称为“野蛮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斯密模式。他们明知中国缺乏一个类似西方那种稳定社会的国家保障体制；他们明知当前中国社会中正在形成一个失去生存基本保障的危险社会集团（所谓“弱势群体”）；却仍极力鼓动中国通过“政治改革”引进那种必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民主”多元化制度。他们鼓吹政治人权，但却反对中国政府将对人权的注意力集中到建立确保人类生存第一权利即经济生存权的社会保障系统上，反而怂恿中国人“砸三铁”，从而破坏了原有的企业内（类似日本大企业那种）终身雇佣制的社会保障体制。那么，西方战略家不遗余力地向我们灌输这种如实施则国必乱的“政治改革论”和“自由主义私有化”理论，其真实目的究竟何在？是不是希望将中国及早引入社会动乱的烽火之中呢？！
记者：在理论界流行一种观点，似乎国有制或公有制就意味着吃“大锅饭”，就意味着低效率和亏损。
何新：这是近十年来一些来自国外的经济术士制造出来的一种积非成是的谬论。在欧洲，官方统计资料证明，国营企业既不全是亏损企业，而且更非必然亏损。1980年西欧国营企业中，年销售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企业共42家，它们中除了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英国莱兰汽车公司、英国钢铁公司等少数几家外，全部盈利。意大利的碳化氢公司（100%国有）经常盈利。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在80年代以前一直盈利，只是在80年代出现亏损，90年代也已转为盈利。
    世界银行专家们在广泛考察了西欧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后写道——
        决定一个企业有无效率的主要因素并不在于它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而在于怎样进行管理，从理论上讲，任何一种类型的所有制都有可能创造最大限度提高效率的刺激手段。
记者：那么你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中，“自由放任”的信念至今是否仍被奉行？那只“看不见的手”是否如亚当斯密斯所说的仍那样奇妙，而使经济运作能达到最佳的状况？
何新：让我再作一点引证。　高希均　教授正是针对你的这两个问题曾指出——
        对这两个问题，答案既非完全肯定，亦非完全否定。这些年来，自由世界的经济活动日益复杂，政府的角色也显得更为重要。各国政府常常透过立法扮演保护者与管制者的角色，如抑制进口的保护关税、激励生产的补贴等。透过这种角色，政府希望能够提升（本国的）农业、劳工与消费者的利益。政府有时也对国内受管制的运输、通讯、电力等产业加以保护，并对未受管制的大部分企业尽力维持市场上的有效竞争。政府也担负了平衡经济总生产与总支出之责，以达成经济成长与充分就业的长期目标。同时政府又提供了许多公共财货与劳务，如教育、公路、国防等。这一演变，就产生了自由世界中的“混合型经济”（mixed economy）。在这种体制中，私人企业仍然扮演重要角色，但政府部门也参与很多的经济决定。
记者：这种情况在今后是否会有所变化？80年代后期西方发生了反干预主义的政策导向。撒切尔在英国、里根在美国，发起了一次“新保守主义革命”，即主张“国家最小化”的革命。1989-1991年，柏林墙倒塌，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其计划经济制度也随之解体。
何新：我认为新自由主义只是一种口号和意识形态，从来不能成为一项积极有效的经济政策。因为只要实施它，就总是会引发社会动荡。因为它是违背社会中多数人利益，而只利于少数私有垄断者的反动经济政策。法国经济学家告诉我们——
        按照80年代的主流论点，企业私有化能够通过进一步鼓励降低成本来提高企业的内部效率。但事实却是，如果没有充分的竞争，没有为引导追逐利润的行动和确定社会最佳价格而规定的约束条件，企业私有化反而有可能导致外部效率下降。
        同时，私有化行动的速度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吸收能力。但是，80年代初的这种政策趋势由于1987年9月纽约股市暴跌而减缓。
        1988年4月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发表《告法国人书》，提出了既不私有化也不国有化的方针，冻结了这一（向私有化回转的）形势。
        在资本非常分散的情况下，私营企业的领导人一般都没有受到充分的监督，因而不会严格按照企业主的利益办事。
        货币学派的思想观点必然加强政府当局要对经济所需货币量经常实行严格控制的意愿。极端的做法就是像法国那样，通过银行和金融公司国有化来实行控制——法国于　　1982年2月11日　　通过一项法律，其明确目标就是“使国家拥有货币创制权”。
记者：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使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存在形态发生了误认？
何新：意识形态的原因。旧的一套左的意识形态认为资本主义的形态和本质不会改变，因此根本意识不到20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的重大变化。近十年从西方又传入了有意误导中国人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掩盖20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吸取社会主义政策而发生的自我改良，仍用19世纪的幼稚原始资本主义模型诱导中国人，试图将我们引向自由主义方向的经济改革而使中国陷入社会混乱和动乱。
    中国当代的经济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耐人寻味的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学理论上却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定义。而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在市场经济之上冠上“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词，这不应单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社会主义意味着国家干预，意味着宏观计划，意味着国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并存作为补充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就是混合经济。邓小平说，计划中有市场，市场中有计划——这也是指混合经济。
    前几年在中国报刊上流行一个“砸三铁”的口号，主张砸掉“铁饭碗”等。但是这些鼓吹者似乎却并不知道，现代欧美的资本主义常常被称作所谓“福利资本主义”或“福利国家”，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铁饭碗制度比中国“铁”得多，“终身制”得多！例如高额的失业保障金、终身医疗保险和免费教育体系等等。在日本，没有欧美式的社会保障系统，但却存在大企业内部的员工终身福利制度，非常接近于中国国有企业过去的员工福利制度（即“三铁”）。实际上，正是这种“铁饭碗”的存在，才保证了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数十年“超级稳定”的“黄金时代”。英国经济学家P·阿姆斯特朗等指出——
        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黄金时期”所取得的出人意料的经济成就使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已发生了质的变化，过去那种经济衰落和阶级对抗的坏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这种看法中最为重要的“混合经济”思想，是一种容许国营企业存在、同时政府负有管理经济责任的资本主义结合。工人获得了一些权利和物质利益，最重要的权利是可以自由组织工会和以某种方式表达意见，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则是提供适当的就业和工资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家的福利服务。反过来，工人阶级也不再就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及其控制提出异义。资本家也默认这些权利和有关的规定，以此作为对一种可以获利的经济环境的回报。
        左翼对这种“混合经济”基本参数的接受，可从1956年出版的安东尼·克罗斯兰德所著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得到证明。他认为，“传统上，或至少是自马克思以来，支配社会主义思想的是资本主义造成的经济问题，即贫困、大规模失业、肮脏、不稳定，甚至是整个制度可能崩溃等等。……资本主义已变得几乎超出了人们的一切认识。尽管有时出现轻微的衰退和国际收支危机，看来它还是保持了充分就业及至少是可以容忍的稳定程度。”
        任何政府如果削弱充分就业的福利国家的基本结构，那末它在选举中的得票数就会急剧下降。
        形成这种意见一致所必需的支持基础是相信国家能够治理经济使之实现前进的目标，其中最重要之点是国家能够始终调控支出以保证充分就业。（引自P·阿姆斯特朗、A·格林等著《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
    由此可见，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建立在所谓“明晰产权”基础上的私有化自由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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