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机构和舆论监督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的必然

反腐机构和舆论监督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的必然　　

今年八月，温家宝第8次到深圳考察，并在庆祝中国特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发表了讲话，其中特别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温家宝还说，“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邓小平曾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温家宝高调重提邓小平政改目标。　　

    1.、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本文所主论的改革内容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根据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有关论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第一，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第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第三，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第四，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第五，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第六，推进司法制度改革。本文强调和主张的是反腐败方面的政治体制改革。　　

本文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内容主要是“第五”，《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改革和完善权力运行机制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把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对人财物管理和使用的监督作为重点；强化领导班子内部的监督，完善重大事项和重要干部任免的决定程序；要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以进一步发挥纪律检查机关作为党的监督机关的职能作用；实行多种形式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健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质询制度和民主评议制度；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本文将纪检垂直管理与舆论监督和群众民主监督，融合进行论述，符合了这个第五项改革的要求。
    其中关于民主决策监督的问题论述又涉及到了“第四”的一些内容。第四是《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的目标，就是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民主程序决策重大事项；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把科学论证作为必经的决策程序，使决策权力和责任相统一；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建立多层次、多学科的智囊网络；建立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听证制度，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程度”。　　

    2、历次经济性质的政改未涉及民主性政改反使腐败叠生　　

    近几年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内容，主要进行了行政机关的整编合署，特别是大部委制。主要围绕经济工作，搞上层建筑领域的政府机构的改革。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实行了行政负责制，也的确对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的经济决策上提高了工作效率，消除了党的基层书记与行政一把手之间工作矛盾造成影响经济发展效率的现象。但是由于行政领导一个人说了算的制度，在平时的工作中常发生武断决策的情况，党务书记不能在决策中监督行政一把手的行为，决策中常常就参杂着私利问题，而且官僚主义严重发展。经济建设中并生腐败愈演愈烈，直至发展到形成腐败网络，腐败收入的金额也是越来越大，数目越来越惊人。但是，假如此时回过头再恢复书记监督行政那个老的制度，也不能解决当下的腐败问题，并且过去的书记监督制度在执行上也是常把矛盾上交到上级来定夺，势必损失“时间就是金钱”的经济建设。所以只能从既不影响经济建设，又能抑制腐败产生，探寻这样两种缺一不可的方法，这就需要从纪检体制和媒体监督体制上加以考虑。　　

各次政治改革都是因经济改革后出现的经济问题而定，改革的形式也难免存在当时时代的主导因素，比方说成立了不少管理经济业务的部门，其实都是些收费单位。这些收费单位后来因收费、罚款而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这类部门的建立建设就更加“火爆”。由于这些单位的“三乱”现象，以及这些单位的领导干部腐败大量产生，继而发展到“钓鱼执法”，这就又引发了人民群众的不满，社会意见反映很强烈。因此中央政府就决定治理“三乱”。但是，在治理“三乱”时中央政府要求取缔某些不合理的单位，基层都没有遵照执行，甚至很多地方行政部门打着“经济创新”的名义，换了一种手法，成立了一些与行政事业的政府职能权力“业务联系相配套”的吃行政政策饭的小型二级机构的企业单位，还有套现行政资金的劳动服务公司，领导干部在其中的牟利相当庞大。为了领导班子之间不分裂而不捅出漏子，都采取集体共享利益的办法，那当然是一把手领导所得利益较多。还结合成立了各种部门业务“协会”组织，以转换手法谋取私利收入，并且不被审计察觉。　　

直至到09年完成的大部位制改革，国家都没有对反腐败机构的民主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过，所以部门单位仍然在各项预防腐败制度的不断建立中，也不断随时转变办法进行以权谋私和以公谋私，仍然不缺少腐败的机会。　　

纵观历次以保障经济改革成果的政治改革，都没有搞过维护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改革，没有搞过这样的民主性的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只是全国人大不断增加和修改法律条文，而没有在执行法制、维护民主的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可以说，这是进一步扩大社会成果分配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腐败泛滥而遏制不住的关键原因。　　

    3、现行经济规律和社会问题必然促进反腐体制的改革　　

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律与计划经济的手段交融中，以市场经济的供给与需求所形成的自然的价格调控市场机制为主，政府根据市场上出现的垄断操控等损害经济发展的不良情况，适时地运用计划的宏观调控手段，调节市场运行的偏差。政府的这种调控，应该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调控的指导思想方针，这是在经济手段上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策略和手段。　　

市场经济规律和计划调控的计划经济规律，两种经济规律一并应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的特征。两种经济规律的交融应用虽然其优点是经济发展平稳快速，但是也产生经济调控的手段不易选择恰当的矛盾现象。比如，国家内部或许存在着某些利益集团和腐败干扰，一定程度造成了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而产生了阶级矛盾，这不光是国家对于改革开放旅途中暂时没有寻找到恰当地公平分配方式的问题，同时也有利益集团和先富之人的精神境界较低而不能投入公益助贫事业，更是因为腐败官员在行为和精神的不良带动造成国民公益道德的思想萎靡自私。尽管不提阶级矛盾四字，但是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存在。有矛盾就必然要斗争，包括统治阶层的内部斗争，上层建筑领域内部矛盾也会导致社会转变。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的必然性和时事政治经济上的必要。　　

我国的经济政策使得我国经济规律有着特殊性和新型性，需要继续进行对其规律在实践中去认识和合理的利用。无论何种经济规律，所发生的作用往往涉及到参加经济活动的人们的切身利益，带来不同的后果。因此，在认识利用经济规律的问题上，不能不受到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利益的影响。所以，能正确反映客观经济规律，推动社会前进的，只能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先进阶级及其代表。这就是江泽民“三个代表”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代表”的思想来源。所以，本着发展经济是为了人民这一根本性质，就必然要求我国进行政治的反腐败机构体制上的改革，并进行民主政治的解放舆论媒体的改革，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就是维护了国家利益和国家稳定。   　　

4、我国国情和上层建筑领域规约必然驱使民主政治改革　　　

中国是人多地少的农业大国，在当今经济建设策略执行有所不当情况下，特别是农村分散经济形式的人多地少时，不可能形成西方国家和东欧那样人少地多的很多农业庄主，而以农业庄主自己用土地种粮赚的钱，来提高生产力水平。所以中国农业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的大多数农村不易产生和发展大面积的机械化耕作，或发展相对较慢，这就使得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停滞或落后。而且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又加剧了城市内部矛盾。即使是城市人口增多后进一步扩大了消费需求，这是对于经济增长有利的一面，但是绝大部分人群居住购房能力和日常消费能力与工资水平，又存在了新的更多的矛盾，给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带来了应变上的很大困难。这就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农村与城市如何可持续、平稳平衡发展的经济战略，怎样才是最佳的峰回路转之策，也就是在当下的城市发展现状下，如何顺应搞好农村本身良性发展问题，因为农村是我国人民衣食的根本。如果偏激于农村城市城镇化，那么势必给今后造成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隐患。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虽然农村城镇化使得城镇生活化人群扩大，因为毕竟我们的农村总人口数量还是居多，农村总的人口和土地总的面积相比还是人多地少，这样就不能够通过城镇化提高农村总的生产力水平，农村原本的问题还是得不到根本解决，国家财富大蛋糕的钱，能代替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吗？总不能人吃钱而不吃粮，不说环境生存吧？农村再怎么样的产品经营转型或者企业化农产品加工，也是根本上不能脱离土地数量和质量的，也要考虑人口和土地的比例的。所以农村的发展问题仍需要专项对待。　　

    生产力的问题必然影响生产关系的改变，因此经济基础必然产生问题，而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必然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可是，我国原本的社会主义制度宪法的规约，使得当前还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其表现是：上层建筑领域中，一是政治法律制度和机构体制很多部分，并没有被现实有关不良的经济基础所动摇，只是政治机构某些体制不合理以及腐败因素，而使得法律制度等的执行力上表现出了问题，但还尚未坠落下来，也就是说总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尚未改变；二是“思想的上层建筑”中的理论和观点尚未改变，而只是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了一定性质的矛盾。　　

    这就是说，我国的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还没有改变，却正在受到很多不良因素的动摇和威胁。一是我国受到国际经济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影响，二是本国生产关系中也呈现出了贫富差距加大问题，三是存在着利益集团和腐败经济关系的影响。在此情况下，我们在经济运行和政治体制上，对干扰社会主义路线的执行上的不合理的东西，如果对之不能顺势改革，那么可能会使原本社会主义制度的上层建筑领域，被下沉的生产关系向下拖拽。不良生产关系的掺和而形成的经济基础，必然就不利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提升。那么这个结果，就违背了党中央自己所要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不符合中国宪法的规约了，一切就会出现动荡，社会问题就更多更复杂。　　

在当今社会贫富差距等矛盾的当口，腐败者又盗取了一定的国家财富，占据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激烈的反映为，民间对中央提出反腐败的强烈要求，因此反腐败也就是一个维护社会主义路线的关键点。就必须解决人民民主监督权利和要求平等权利的问题。这些矛盾需要用深化经济改革和进行民主政治改革予以解决。　　

5、以村干部选举情况再看民主性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近年来农村对村长进行民主选举，大部分不能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行正规选举。因为选举前的村委会主要干部，与上级关系熟悉或密切，而且手中有权，对政策“先知先觉”，经过常年运用权力在以公谋私上的积累，手中都有一定丰厚的资金，选举中候选人大张旗鼓做个人宣传，不仅向村民做出许多大口气的承诺，而且用给村民现金的方式拉取选票，谁给的钱多，选举结果就花落谁家。加上宣传等费用，还为选举完毕就已经花出了几百万。特别是农村存在着家族裙带关系，谁的家族大而且给的钱多，谁就中选。　　

当然，候选人自己选举时花出来的本钱，还得想办法再赚取回来。因为竞选的动机不纯，在上任后就不是以为村民服务为宗旨的，大权在握，必然更加大捞一把，也预防下次被选下而还是大搞关系，可是自己在利益上还是很实惠。这样的背景，村民的致富问题，村干部是不去理会的，自然村里还要继续增加各种利益矛盾。据报道河南某县为了解决农民上访和村内纠纷问题，实行了检察院人员对口驻村责任制，到现在也没再听到过是何种成效。看来地方检察院这样做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方法，但是毕竟检察院是一个具体的地方执法部门，这种形式不是国家的体制创新，虽重视了民主，但却不是民主性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它毕竟还要受到各种现行体制的束缚，地方社会各种负面因素的干扰，它的效果也一定不会太好，并且流产的可能性很大。　　

针对农村干部选举问题，有人提出恢复过去的民主集中制选举任免干部。其实以过去的事实来看，无论城市单位还是农村各级，民主集中制从改革开放以后就被打乱了，基本上是失去了民主的过程，全部由集中任命了，所谓搞一搞民主评议却都是例行一个虚假的过程。自从一切向钱看之后，干部的任命都有人际关系说了算，这里的奥妙自然就是腐败手法。而群众民主评议时的确也存在很多盲目和愚昧的成分，这也使“集中”更具“道理”。要么是群众民主中存在问题影响公正，要么是上级集中方式任命则有失民主，干部选举任命问题，在当前缺乏体制性监督下，的确存在体制机制上的弊端。　　

干部选举的“经验摸索”，特别是农村干部选举的经验，使我们看出来廉政体制监督选举的必要性，以及舆论媒体监督选举过程的必要性。而一般基层群众的监督，必须依附于这两者监督体制的机制，才能保证群众监督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因为廉政机关可以强制干部选举的目的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选举过程必须纯洁无私；媒体监督适时地报道选举的过程，并用党的方针政策对选举的过程和出现的问题，及时公开，一是能使候选人即使有非份之想但也恐怕被曝光，二是在报道问题的过程中使得参与的一般群众更有眼界。同时，廉政机关与媒体监督，还有群众，这三者之间又相互形成监督对象，使得哪方有错误都必须自我改正或得到纠正。以上两种民主性监督的政治体制问题，是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问题，地方本身上是不能解决这个大问题的。正是地方上的种种腐败和人际关系问题，才使选举干部问题，以及反腐倡廉问题不能公正，不能顺利。　　

   基层不管是原来的书记当家制时是不是影响工作效率，还是改革至今时的行政负责制是不是缺乏权力监管，现在来看，这两种体制都有缺陷，都是横向的监管监督的制度。前者容易扯皮纠纷产生工作和人员之间的矛盾，后者容易滋生腐败。后者也导致形成了整个社会的腐败格局，而且后者产生腐败的诱惑，还能使整个班子连带书记都集体共谋腐败，而且在社会腐败格局的上下级关系的影响下，由于单位的政绩问题也不得不共谋包含腐败性的工作对策。包括利用节假日机会向上级送礼，平时用单位的可利用资金变相下账给上级送钱，还利用单位的大小金库给上级支付所谓的办公和临时工经费等等，花招繁多。这种上下级腐败手段的联网基本是逐级都有，可以说，这些腐败花招的产生也是逐级传授官僚主义的结果，同时，也说明了党政工作系统之内缺乏有效的内部监督控制，党政工作系统之外缺乏民主性的政治体制的社会监督机制。因此之下，基础单位职工或普通群众的监督就被官僚主义所压制，使得群众监督不起作用。全国的民主性政治体制没有到位，当然农村不能例外地发生许多腐败和干部作风问题，甚至农村干部利用开发建设机会的腐败花招自由性空间更大。

    6、政治体制改革须以维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前提

　      国家主席胡锦涛9月16日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致辞中，提出了：“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该朝着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目标，坚持发展经济，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注重解决教育、劳动就业、医疗卫生、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胡锦涛的“包容性增长”理论，其实就是民生和民主这两个大内容的问题。　　

    包容性增长容纳了国内民生和民主问题。民主，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中政治范畴，又受到上层建筑领域中法律的制约。而民主自由和民主行为，比如说民主监督行为，就是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的一种表达，故此，民主监督就属于生产关系中的一个元素，那么，民主监督行为就属于经济基础领域的内容。所以，民主监督问题，总的看来，它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连接点，也可以说它是贯穿整个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一根红线。所以民主监督问题根本是不能回避的。在反腐败机构上的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在政治主流媒体管理体制上的改革，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民主的监督，有利于法制建设和严肃党风党纪，从而维护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既然民主问题是贯穿上层建筑与经济建设的一条线索，也就是说民主问题，包括民主平等，民主自由，民主法制，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等，这些问题解决好了，那么上层建筑与经济建设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两者之间也就构建了相对的和谐统一，平稳促进，起码使得两者矛盾的波幅降低，这是社会政治稳定的标志。特别是民主方面的民生平等问题，如果解决不好，那么就会加剧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在集体统一领导下有利于达到农民平等互利，生产经营收入的分配能达到按股份、按劳动分配的平均形式，也就达到了村民之间的按劳分配的民主平等。而且在集体经济的统一下，也不易滋生腐败。这样，原由生产资料所有制个体零散分散形式，引发的生产关系内部矛盾，比如贫富差距与社会主义产品分配原则之间的矛盾，以及影响长远发展的问题，就势必在以集体经济引领的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下，得以解决或基本解决，或部分解决。继而在市场经济下，达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道德法律等，这些上层建筑领域各项内容的协调一致，也就达到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