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旭：批胡绩伟《论胡赵新政》中的信口开河

批胡绩伟《论胡赵新政》中的信口开河　　

杨连旭　　

                      　2010-8-1　　　

上一回在《邓小平：<论胡赵新政>的全面否定与<邓力群自述>的实话实说》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8/170378.html中，咱们说到，胡绩伟在《论胡赵新政说当年：　　

一是、“胡耀邦与邓小平针锋相对，坚持为右派分子平反改正”；　　

二是、“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提出清除精神污染，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认为周扬、夏衍、巴金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带头人，要批王若水、胡绩伟、苏绍智、王若望、刘宾雁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但遭到了胡耀邦、赵紫阳的抵制，被胡耀邦称为‘文化小革命’的清污运动只搞了28天就收场了”。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证实，清污运动遭到了胡耀邦、赵紫阳的抵制也确有其事。由此，就有个问题：胡耀邦如此屡屡犯上作乱，那么，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领班人和核心的邓小平，他怎么就那么宽宏大量，不仅没有及时把胡耀邦撤换掉，反倒让他步步高升了呢？　　

这可不像是邓小平的为人啊。想那毛远新，革命先烈之后，自幼便在国民党盛世才的监狱中，也是个名副其实的“小萝卜头”，长大后不仅品学兼优，而且从基层崛起，更有挽救辽宁海城地震中数十万军民性命之大功！仅仅就是因为在毛主席病重期间担当过他老人家的几个月地联络员，实事求是的上传下达了些不利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没有改造好的官僚集团的情况和言论，便于　1976年10月6日　35岁时被中共隔离审查，1986年经过审判，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罪被判刑17年。　　

尽管邓小平同毛远新的叔叔毛泽覃曾同病相怜，尽管毛远新的大伯对邓小平来说是“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可却至今也未见到他老人家曾为毛远新说过一句公道话。　　

由此可见，邓小平其为人也，如三国时代蜀中的法正一般，睚眦必报！可他为什么对胡耀邦屡屡犯上作乱却仇将恩报、让他步步高升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当初的胡耀邦，不仅深得一号领袖华国锋，而且还得到了二号领袖叶剑英的充分信任和支持，尤其是胡耀邦主要是秉承了他们的意志在行事呢。所以，那时的三号领袖邓小平自然对他无可奈何啦。　　

                    （一）　　

1978年3月，中共高层派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出访南斯拉夫、罗马尼亚。8月，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自1957年以后，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　　

1978年5月，华国锋亲自提议派谷牧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1978年6月30日　，华国锋主持听取谷牧的汇报，三番五次谈到改革：“考察了这些国家，对我们有启发。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好经验值得借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确实不适应，非改革不可。”　　

华国锋说：“要是省委对包产到户意见一致的话，就试验试验吧！但我们必须明确集体化的道路是不变的，是必须坚持的。”（《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改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所以，　2008年8月31日　，新华社播发的华国锋同志生平，其中不仅强调了“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特别指出：　　

第一、“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　　

第二、“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由此可见，至少在1980年9月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之前，作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持了改革开放和平反冤假错案，胡耀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执行者罢了。　　

不仅如此，华国锋同胡耀邦私交甚好，对胡耀邦充分信任、格外倚重、完全支持。　　

2008年，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有《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发表在《财经》杂志。其中披露，胡耀邦和华国锋曾有四次共同工作的机会。第一次共同工作，是在中共湘潭地委开展“四清”运动，两人共同工作长达一年半之久。　　

对此，从1953年就跟随胡耀邦的警卫秘书李汉平，在接受采访时强调说：“他们相处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国锋同志当了副主席以后，带着家人来看过耀邦同志，当时是在富强胡同6号。”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717/00/1542087_39543302.shtml　　

沈宝祥的《胡耀邦与华国锋——我所知道的若干情况》也说：粉碎“四人帮”后，叶帅的儿子问胡耀邦：你对华主席熟不熟？胡回答说：很熟，同过一年半工作哩。　　

胡耀邦幼女满妹在2005年11月出版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中回忆，抓捕“四人帮”后，经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胡到中央党校工作，胡婉拒了。　1977年2月26日　，华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的，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　　

关于真理标准讨论问题。胡德平特别强调：耀邦同志（1978年）　8月18日　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说：“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沈宝祥在《胡耀邦与华国锋——我所知道的若干情况》说：华国锋对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工作是很满意的。　1978年1月15日　，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华主席反复讲，总的精神对党校很满意，学习满意，风气满意，其中之一是《理论动态》。　　

 “他对我们说：党校在华主席扭转乾坤中起些作用是很光荣的；在继往开来中，占一个光荣战士的地位，我们努力向这个方向前进。现在华主席、党中央支持我们，我们要好好干。”　　

沈宝祥在《胡耀邦与华国锋——我所知道的若干情况》介绍：在开始一段时间，胡耀邦很赞赏华国锋的一些思想观点，曾要我们进行宣传、阐释。　　

　1978年7月9日　，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华主席讲有两种学习，一个是从头学习，一个是重新学习。从头学习是四个现代化；重新学习是过去的东西丢掉了，淡薄了，基本东西丢了，主席教导忘了。一些自以为懂得毛泽东思想的人，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东西丢了，或者根本就没有学通……　　

　1978年12月17日　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对我们提出：还有请注意，要积累华主席讲话的东西。粉碎“四人帮”以来，编一些东西，自己备用。《动态》上要适当引一点，不用粗体字，用他的思想。　　

胡耀邦还提醒《人民日报》，要重视宣传华国锋的思想观点。他在　1977年11月14日　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昨天，我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讲，华主席、叶副主席讲了那么多，你们不写社论！　　

                       （二）　　

不仅如此。沈宝祥在《胡耀邦与华国锋——我所知道的若干情况》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还曾传达了华国锋分别于1977年12月和1978年7月，在半年中同他两次长谈的内容。　　

“第一次是1977年12月。在　12月17日　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简要地讲了这次谈话的情况，现将我的记录抄录如下：……　　

 “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时间长达几个小时，一定讲得很详细，但胡耀邦只是简略地同我们讲了一下，我的记录更简略。”　　

沈宝祥在《胡耀邦与华国锋——我所知道的若干情况》介绍：　1978年7月6日下午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第一教室召开会议，传达了华同他的谈话。　　

“本来只想找理论动态组同志谈一谈，再一想，索性找党委、教研室同志一起来谈一谈。　　

“前天下午和晚上，在华主席那里谈了九个多小时，从下午三点钟，一直到凌晨一点多，实际上九个多小时，一分钟也没有休息，一面吃饭一面谈。华主席谈了许多重要思想，非常开窍的，是随便谈的，我也没有作记录。整整九个半小时，华主席谈得津津有味，他提出来，反复要我考虑，是商量的口气，根本不能作记录。今天谈的话，都是我的体会。　　

“华主席最主要的是想两件大事。第一件，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点。他反复问：耀邦，你看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些，使我们国家迅速地富强，用他的话是兴旺发达。他说，我看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这是第一个问题。与这个问题有联系的，也是与兴旺发达有联系的，他想的第二件事，就是安定团结。现在党内国内最广大的人民最关心的是这两件事：大干快上，安定团结。……　　

“最后，华主席提了两条：一条出国考察一下，不但部长、副委员长、副总理、省委书记，连有些厂长，也要出国考察。今年下半年他也要出国。邓副主席、李副主席也要出去。出国有什么好处？扩大影响，领导是团结的嘛。扩大影响，开眼界。我插了两句：我们一是夜郎自大，一是坐井观天。第二，要号召高级干部学一点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规律。……　　

 “我回来后想，华主席为什么找我谈了九个多小时。华主席对经济情况非常熟悉，数字很熟。搞得好，把方法搞对头，把大干快上的关键抓好，我们花十三四年，是可以搞上去的。这是二三百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问题，是今后几代人的问题，是全国人民命脉所在的问题。十几年打他一个翻身仗，我还能看得上，这是最令人神往的东西。　　

“刚才忘记了讲几个情况。……第四，要坚决落实政策。五大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前天华主席还讲，有些大的历史案件，组织部研究一下，提出意见，中央小范围讨论一下。有的大队，地富反坏到了30%—40%，叫人痛心。　　

……　　

 “这半年多来，一次谈七个小时，一次九个多小时。他主要的心思、心血，（是）关心这两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路线，就是大局。关系我们民族的前途，带关键性的两条。我们观察问题要抓住这两个问题。这是生死攸关、前途命运的问题。”　　

http://www.hybsl.cn/ybsxyj/shengpingyusixiang/2009-11-30/17554.html　　

关于平凡冤案，胡德平介绍：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晚上，耀邦回到家后说：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　　

正因为有华国锋的充分信任、倚重和授意，胡耀邦才可能从1977年3月起任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8月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兼任中组部部长，1978年12月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随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80年2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不到两年间就扶摇直上，不仅经历了中央诸多重要职位，而且完成了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　　

由此可见，胡绩伟所谓的“1977年胡耀邦等同志领导发动的一场平反冤案的大运动，着手彻底纠正毛泽东在文革中和文革前几十年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人为制造的一系列冤案、假案、错案。”完全是胡言乱语的美化。　　

                     （三）　　

胡德平、李汉平和满妹等人的回忆都证实了一点：叶剑英同胡耀邦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忘年之交。　　

叶剑英同胡耀邦，不仅延安时期就有来往，而且建国后也经常互相串门。当年胡耀邦在西北局被刘澜涛开会批斗101天，病得很厉害，叶帅到陕西出差，说你回去吧，就把他拉回北京养病了。　　

http://news.ifeng.com/history/2/shidian/200905/0522_2666_1170320.shtml　　

沈宝祥在《富强胡同6号的记忆》中介绍，　1976年10月8日上午　，即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三天，叶剑英即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到富强胡同6号看望胡耀邦，告诉他已将“四人帮”抓起来了这个大好消息，嘱他养好身体，准备迎接党的分配工作。叶帅还要他想想，对当前如何治理国家有什么建议，要听听他的想法。过了两天，叶选宁又来了，耀邦说，自古以来，有识之士总是说，大乱之后，要顺从民心。民心为上。我以为当前有三件大事特别重要：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耀邦说，这三句话，我是用心想了一天一晚，为了便于记忆，费了好一番心思编出来的。　　

http://www.hybsl.cn/xuezhewenji/shenbaoxiang/2008-10-27/10374.html　　

据满妹等人的回忆，华国锋、汪东兴一起请胡耀邦去党校主持工作时，胡耀邦当时并未服从，直到叶剑英出面谈才答应的。　　

沈宝祥在《叶剑英与胡耀邦》介绍：据说，叶帅听了叶选宁回来的报告，赞赏胡耀邦的三条，深以为是。他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　　

　1977年3月3日　，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工作。　3月12日　，叶即找胡谈话。耀邦说：叶帅同他谈话后，他才敢于　3月14日　去看望小平同志。叶帅寓意深长地对耀邦说，到党校工作，“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沈宝祥在《叶剑英与胡耀邦》中回忆，　1977年10月9日　，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讲话中强调：“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虽然“在以后的日子里，耀邦在同我们谈话中，不止一次地重申这些话，说明他对这些话的重视，很可能这些话就出之于他的手。”这种猜测固然有理，然而即便果然如此，“这些话”放进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讲话中，毕竟还是首先必须得到了叶剑英的认同和批准。　　

其实，更大的可能还是：这些话完全出自叶剑英的本意。因为以叶剑英当时的地位，如此重要的讲话，他根本就不可能是任人摆布、照本宣科的木偶！　　

沈宝祥在《叶剑英与胡耀邦》中介绍：叶剑英在讲话最后提出：“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实际就是要总结十年“文革”。这是叶帅代表党中央交给中央党校的一项光荣而十分艰巨的任务。　　

胡耀邦正是在落实这项任务时，提出了运用实践标准，起草了文件，组织八百学员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中央党校又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并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http://www.hybsl.cn/index.php?action/space/uid/18　　

《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说：叶在1977年12月初的一次常委会上，提到中组部老干部对部长郭玉峰的强烈批评意见，并说：“现在冤假错案申诉太多了,要找个包公来判案。”这就是在常委会上，叶、邓共同提出由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由来。　　

http://news.sina.com.cn/c/2008-12-18/194416875485.shtml　　

不仅如此。叶剑英早已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而且决心大、力度大。　1967年2月23日　“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的青海赵永夫案，是当年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定性的。　　

《冼恒汉回忆录：风雨八十载》介绍：“十年后，周总理逝世，军委叶剑英元帅曾经两次指示我，让我给青海的同志们做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给予平反。” 　　

对于叶剑英的这个指示，我是想不通的。第一，这个案件是个关系到三百条人命的大案，是个在全国也排名头号的严重事件；第二，这个问题是周总理亲身处理的，而且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叶剑英也是参加了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质和处理过程他应该是很清楚的。　　

1977年6月，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和韩先楚、肖华、宋平一起往“谈一谈”， 　6月7日　的会议一开始，就公布我被正式免往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　　

在1977年6月处理甘肃问题时，叶帅几次提到我“不听”他的“话”，“不执行”他的“指示”。　　

由此可见，所谓平凡冤案、否定文化大革命和真理标准讨论，胡耀邦不过是秉承了叶剑英的旨意。　　

胡绩伟所谓的“胡耀邦亲自发动、具体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牢笼”和“胡耀邦首先抓的是平反冤案这个战役，作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从‘彭罗陆杨‘、’彭德怀、张闻天‘、陶铸到薄一波61人的一大串冤案平反，扩大了第一个战役的重要的战果”根本就是信口开河的美化。　　

    （四）　　

1978年9月，邓小平和华国锋商定召开三中全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此，叶剑英提议召开三中全会的预备会。　　

王守江： 怎么开三中全会，叶帅就有不同意见，就是必须加个预备会议，全会不能开一个月吧？必须要开个预备会议，把大家的意见讲出来。　　

 http://news.sina.com.cn/o/2008-12-18/143314901100s.shtml　　

　11月10日　，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了讨论经济问题的三项议程，又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可　11月11日　，谭震林、傅崇碧、李昌、陈再道等同志就在小组发言中却提出进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 　　

第二天，即　11月12日　，陈云在东北组率先发言，要求政治上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安定团结的问题。（《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陈云文选》）。　　

于是，聂荣臻在东北组，康克清在华北组，宋任穷、肖华在西北组，以及许多人，都就陈云提出的这些问题发表意见，并补充提出其他一些必须由中央考虑做出平反决定的重大案件，如：彭罗陆杨案件，此时罗瑞卿已去世，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尚未安排工作；“二月逆流”案件，虽然在“文革”中毛泽东表示过“不要说了”，但解决得还不彻底。（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叶剑英年谱》记载：　11月12日　陈云发言当天，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要从速表态，以免中央被动。　　

于是，“中央政治局接受了陈云等同志的意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　　

　11月13日　，华国锋在全体会议上要求大家从当天起转入对农业问题的讨论，并由纪登奎对两个农业文件作了说明，但是局势已经失控，与会者纠缠不休。华国锋只好表态，让大家畅所欲言。　　

14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至　11月25日　，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中央政治局的八条决定，基本接受了陈云等的意见。于光远称：“总之，凡是讨论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他都做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复。” （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尽管如此，对于华国锋从26日起转入讨论经济工作的要求，会议却并不热心，反倒是如于光远所说：“25日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于是，会议又转题成了揭批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等人、改变中央领导人事和机构变动问题。　　

“会议开到　12月7日　，西北组以全组名义提了十二点建议，其中包括增补九名中央委员、三名政治局委员和一名党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建议，举手赞成的人都署了名。　12月11日　汪锋传达：政治局召开了会议，讨论了西北组的这十二条建议和其他分组提出的类似的建议。” 　　

其实，十二点建议还包括了“为了东兴同志能集中精力考虑国家大事，建议他不要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更不要兼任警卫局局长了。”“中央办公厅、《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警卫局等单位需要整顿，深入进行揭批查。八三四一部队在建制上应交归北京卫戍区，中央警卫局只作业务联系。一个师的编制太多，仍恢复警卫团。”“建议陈锡联同志不要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建议纪登奎同志不再分工做常务副总理。” （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不仅如此，　　11月26日　上午　，胡耀邦在西北组第三次发言，其中强调：“为了继续弄清大是大非问题，势必要接触到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和如何全面评价毛主席的问题，这是即使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事情。”（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对此，叶选基在《叶剑英：最后十年，满目青山夕照明》介绍说：叶剑英口述，女儿叶向真执笔，重拟定了新讲稿，在闭幕会上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强调：“四人帮”的本质是封建法西斯。　　

另据李锐等宣扬，叶剑英还声称，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　　

由此可见，叶老帅同胡耀邦在平凡冤案、否定文化大革命问题上配合之默契，二人关系之密切。　　

                       （五）　　

沈宝祥在《叶剑英与胡耀邦》中回忆：　1979年1月29日　，胡耀邦在钓鱼台中宣部召集我们开会时说：“25号叶帅上午回来，下午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五点到他家里谈到七点钟。我把这个观点给他讲了。1977年二月份叶帅同我谈过一次话。我希望他老人家这一生做三个计划，一个五年计划，一个十年计划，一个十五年计划。趁你在世时，头一步能把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的乾坤扭转过来，这就了不起，到马克思那里去就是八个字：开国元勋，乾坤巨手。25号下午我又谈，形势两年多来有很大变化，但还只能说乾坤始转，乾坤初转。他听了还是激动。”　　

由此可见，此时在胡耀邦心目中，叶剑英才是“能把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的乾坤扭转过来”的领袖呢！　　

事实也确实如此。不仅在平反冤案、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问题上，就是改革开放的经济问题上，叶剑英也是发挥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叶选基在《叶剑英：最后十年，满目青山夕照明》介绍说：谷牧访问欧洲以后，回来汇报说外国的旅游事业开展得很好，所以中国也要开展旅游业。　　

　　叶帅就提出，是否搞个旅游部，谁来当部长呢，建议荣毅仁来当。当时中央原则上是同意的。为了让荣毅仁有思想准备，还跟他打过招呼。　　

　　但后来没搞成。荣就想了一招，搞个信托投资公司，引进外资。如果荣老板当了旅游部长，就没有今天的中信了。　　

　　当时荣老板跟我讲什么叫信托投资，我第一次听说这么个东西。他提出跟叶帅报告一下。当时叶帅在广州，叶帅作出指示：支持和同意荣毅仁搞信托投资，让他找谷牧汇报。因此，中信是谷牧领导、安排、协助荣毅仁办成的。江泽民同志也参加了中信的筹备工作。　　

　  ……　　

此后的　1979年1月17日　，邓小平举办“五老火锅宴”，请荣毅仁等五位工商界人士商谈。　　

http://news.sina.com.cn/o/2008-12-18/143314901100s.shtml　　

1979年2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和吴南生向叶剑英汇报了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叶催促他们赶快向邓小平汇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叶与邓在听取广东省汇报时，即要求他们尽快拟出经济特区条例，1980年8月，《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获叶领导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所以，叶帅是第一位支持办特区，也是第一位视察深圳（　1980年4月27日　）、珠海特区（　1980年4月28日　）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叶选基在《叶剑英：最后十年，满目青山夕照明》还介绍说：1983年4月，正在广东考察的副总理谷牧，听闻叶在中山疗养，便要求联系见面。这个时候的叶疾病缠身，一个多月前，他正式提出不再连任人大委员长。　　

听谷牧说，“租界”论、“李鸿章”、“洋务运动”等说法给他带来巨大压力。叶问：“听说你遭围剿了。我们有些同志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何不允许你在经济开发区搞试点？”　　

谷站起来：“我一定把特区干出个名堂！”　　

叶说：“那就好，那就好！记住，如果再遭围攻，你顶不住了，就来电话。我叶剑英立即调飞机飞回北京，旗帜鲜明地支持你搞改革开放！”　　

http://news.sina.com.cn/o/2008-12-18/143314901100s.shtml　　

已经疾病缠身且又提出辞职了的叶帅，此时气魄之大、自信之强，绝非一般党国领袖可比。以他老人家一生唯谨慎的性格，若非实权在手、胜算在胸，断然不敢出此狂言。　　

（六）　　

叶剑英其人，当代我国绝无仅的一名有能屈能伸、偶尔露峥嵘的大丈夫。　　

因受歧视和遭资本家欺压，叶剑英愤然于1917年回国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即追随　孙中山　先生。1922年6月，军阀陈炯明叛变，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率部护卫孙中山脱险。1924年初，叶剑英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受　廖仲恺　先生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任　教授部副主任。他在国民党军中官至少将师长，却毅然加入了共产党。　　

战争年代，他先是在国民党中将蒋介石、汪精卫、张发奎耍戏一番，为中共立有奇功；后在中共中，虽然长期执掌中军，却于各派系和各种路线斗争中左右逢源，再立奇功。建国后，除初期主政广东遭受小挫之外，又历经各种运动和斗争，始终纵横捭阖、进退自如。　　

虽然据《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介绍，他年满18岁以上的子女和女婿，都下了“文革”的大狱，无一幸免；尽管他在军委碰头会上，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叶剑英一帆风顺、步步高升，最终从几位声威远在其上的元帅中一飞冲天，主持军队工作，成为毛泽东之后我国第一实权人物。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叶帅长期指挥军队，也曾主政一方，当时是党内仅次于华国锋的副主席，同时也是实际掌控军队的领导人，1978年2月又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不仅华国锋仰仗着他的辅佐和支持，而且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大批元勋宿将也是依靠他，才得以复出、高升！ 　　

叶选基在《叶剑英：最后十年，满目青山夕照明》中介绍说：1976年12月初,邓前列腺病发。　　

　叶得悉后，随即向301蒲副院长了解情况，促使301向中央打了邓需住院手术治疗的报告，叶帅就此作出指示：“精心护理、精心治疗、严格保密、注意安全。”　　

邓术后康复，选宁兄奉叶帅之命前往探视，我有幸陪同。选宁兄与邓的谈话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遵父亲指示传话，嘱咐邓养好身体，准备出来工作。　　

邓那时的谦和情景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知道那是出于对叶的敬意。　　

http://news.sina.com.cn/o/2008-12-18/143314901100s.shtml　　

《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介绍：邓还在301疗养之际(此时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还没有召开)，叶就开始为邓的复出做工作。叶在玉泉山九号楼向华、汪不止一次提出，要邓重新工作，华、汪均未反对。　　

后来在玉泉山四号楼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叶坚持和做工作后,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安排邓出来工作。　　

为邓出院后的住处安排，华提出为了安全，安排在靠近叶的住处。因而,一致决定邓住进西山二十五号楼(据王守江回忆)。可见华对邓还是善意和关怀的。　　

http://www.hybsl.cn/huinianyaobang/huainianwenzhang/2008-10-30/10446.html　　

　1980年11月10日　，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起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检讨党的思想路线，华国锋成为一个焦点。　　

叶选基在《叶剑英：最后十年，满目青山夕照明》中介绍：这次会议十分漫长，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长达25天。华坚持为自己的思想辩解。后来叶剑英的讲话起了关键作用。　　

叶检讨自己“周公辅成王”，有封建思想在作怪。他说，讨论华所犯错误，对起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非常重要：“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　　

“华听后不再辩解。这次会议作出让华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议。”（《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所以，公认：叶剑英对会议的圆满成功起了任何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　　

1981年6月下旬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高龄有病的叶剑英仍坚持参加了开幕式和投票，并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全会写信，说：“我和小平同志谈过，我觉得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名字排列，还是胡邓叶赵李陈华。这样更好。”“对于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帮助以及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调整，我认为中央的处理是妥当的。”　　

                      （七）　　

虽然“邓复出后，很多具体事务，逐步由邓来掌管。”但是“在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当总书记期间，叶剑英一直是政治局排名第二的常委，位次高于邓。” （《叶剑英：最后十年，满目青山夕照明》）　　

尽管1983年6月后，叶剑英不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然而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0月，参与主持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　　

1985年9月，叶剑英同其他几位老同志一起，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自此，他才退出了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有领导岗位。第二年，即辞世而去。对此，其后有总设计师美誉的邓小平当自叹弗如。　　

又岂止如此。在叶剑英之后，第二代叶家将中竟然还能有两人且在同期、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这在迄今为止的党国史上，绝无仅有！　　

叶剑英实力之深不可测，由此即可略见一斑。　　

《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特别强调：“至于叶的历史作用，可引用陈云　12月10日　在东北组的发言，他针对汪东兴的错误说道:‘现在党内议论纷纷，就怕常委出问题，许多同志因叶帅年老了，怕将来要出事，就怕邓小平被再次打倒。’(见《陈云传》)这段话是否可理解为邓当时还不到‘一言九鼎’的地位，叶确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呢？没有叶，邓会受孤立，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应是陈云同志讲话的本意。”　　

http://www.hybsl.cn/huinianyaobang/huainianwenzhang/2008-10-30/10446.html　　

《冼恒汉回忆录：风雨八十载》也证实了叶剑英当年一言九鼎的地位。华国锋还对我讲：“你十一大还要参加（当时我是代表已选出，），中央委员还要当。”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随着运动的发展，中央和地区对我的态度和处理竟与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意见大相径庭，以至于很快，就在我毫不知情、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并且还在301医院治病并等待重新分配工作的情况下，《甘肃日报》就已经把我作为“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放在头版头条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进行声讨了！　　

1982年11月，“我去看望余秋里同志，秋里同志曾是我的老同事，对我是十分了解的，更何况他是当时的总政主任”，“其他一些老领导如李先念、王震等也托人带话，都觉得对我这样一个老同志几年来如此揪住不放是太过分了，表示有机会一定要为我说话。他们还希望我回去后尽快解决问题，抓紧时间再为党工作几年，为四个现代化再贡献一份力量。”　　

结果，这位开国中将却被1982年12月退出现役，按地师级干部政治、医疗待遇。　　

所以，无论从资历、地位，还是实际作用看，1986年之前的十年间，叶剑英是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当仁不让的领班人和当之无愧的核心！自然，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的所谓错误及其改革开放，亦或汪东兴、华国锋等人的去职，其实都是由叶剑英在一锤定音呢。　　

否则，以叶剑英当年的实力和地位，他老人家若不点头发话，谁敢说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的不是，谁又敢、又能奈何华国锋呢！？　　

　1986年10月29日　 胡耀邦在叶剑英追悼会上的悼词中强调：“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叶剑英同志高瞻远瞩，排除阻力，坚决主张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主张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尽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他从1978年3月到1983年6月的五年间担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他对拨乱反正、制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和政策，对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对健全民主与法制、选贤任能等方面的工作，对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由此可见，所谓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改革开放，“把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的乾坤扭转过来”，叶剑英才是主导者。至于胡耀邦，只不过是他老人家帐下一员冲锋陷阵的开路急先锋罢了！　　

至此，如果所料不错，估计有那心怀不满的看官，早已按捺不住心中怒火，大骂开了华国锋、叶剑英。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不只是华国锋、叶剑英，当年授意和支持胡耀邦的强力人物还大有人在呢。　　

欲知究竟还有何人，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