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政治学论纲

　　幸福政治学论纲

　　王世荣

　　（政治学教授  文化复兴丛书主编）

　　从正义论到幸福论是政治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人的解放与幸福是政治追求的终极目标，幸福指数是衡量政府治理水平的主要标准，法治秩序与自由是幸福政治的基本保障，公平正义是幸福政治的核心理念，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和调节机制是幸福政治的实现途径，发展科学教育和民族文化是幸福政治的重要支撑；和谐发展、生态文明是幸福政治的时代特征，和平发展、创造良好国际环境是幸福政治的必备条件。幸福政治学是根据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时代人类的生存困境：“财富愈来愈多，幸福愈来愈少”而提出的治理思路，是真正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政治理念，是政治学的返本归真。幸福政治学的提出，是政治学研究范式的重要转换，将引起政治思维、政治理论和政治价值观的深刻变革；将展示维护文化多样性、包容性、共享性发展理念；超越西方价值观的唯一性，为各民族国家政治发展和政府治理开辟广阔的前景。

　　一、“幸福政治”理念的提出

　　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1］这个梦想，把国家的追求，民族的向往，人民的期盼融为一体，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表达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可见，人民幸福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落脚点。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

　　“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2］

　　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4］

　　“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5］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同志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急、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建设一个新世界。”［6］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要害是性‘资’还是性‘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社会水平。”［7］

　　江泽民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8］

　　“在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持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必须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我们推进事业的根本工作路线。”［9］

　　胡锦涛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我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10］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党的追求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最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和美好生活而团结奋斗，这些要求高度概括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谁，为了谁这个根本问题。”［11］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和政府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和执政理念。也可以说追求人民“幸福政治”是新中国几代人长期奋斗和践行的政治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民将在全面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普遍过上比较殷实富足的生活，这将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伟大跨越，也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

　　习近平在2016年8月19日至20日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顺应民众关切，对“健康中国”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凸显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执政本色。“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卫生与健康战线”延展到更广泛领域，并指向多个部门的职责担当。

　　“切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努力减少公共安全事件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威胁”、“为老年人提供连续的健康管理服务和医疗服务”等要求，明确了环保、体育、食品安全、公共安全、民政养老等部门须“守土有责”，也契合了“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新主旨。这是当代中国幸福政治学的生动体现。

　　在喜马拉雅山脉深处，领土面积不足4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百万的不丹可谓是“小国寡民”。然而，这个几乎曾被世人遗忘的佛教国度却因其率先提出“国民幸福总值”而闻名于世。1972年，刚即位的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国王宣布，政府计划的成功与否必须以国民幸福感的提高为评价基准，衡量不丹发展的尺度不再是GNP(GrossNationalProduct)而是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不丹的国民幸福新政主要包括四大支柱。

　　支柱一：善治与民主化。旺楚克国王认为，只有民主才是长久幸福的保证。因此尽管面对来自臣民的反对，受到广泛支持的国王还是通过向选举产生的议会移交权力使国家逐步走向民主，议会组建部长委员会作为行政机构，实现司法独立。在旺楚克国王及其继任者的努力推动下，不丹通过了新宪法，在2008年首次产生了由国民选举的新议会。

　　支柱二：稳定与平等的经济社会发展。因为不丹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所以政府积极鼓励和促进经济发展，但并不急功近利，而是要实现渐进、稳定、可持续的发展，发展成果要平等分享，例如实现普遍的免费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

　　支柱三：保护环境。不丹不惜在经济增长方面不断做出让步和限制，以保护其自然美和子孙后代的权利。例如，严格限制旅游发展，禁止使用塑料袋，禁止出售烟草，用税收手段鼓励环境友好型产品和技术的发展和进口。为保护森林资源，政府广辟国家公园，将至少60%的国土列为森林保护地。

　　支柱四：文化保护。政府不仅采取措施保持不丹传统文化的独特因素，而且努力提倡良好的价值观念。例如，服务他人的志愿者精神，宽容合作的态度，实现家庭、工作、休闲的和谐平衡。

　　不丹政府不仅提出以上指导原则，而且制定了衡量发展的72项具体指标，以确保政府的各项政策都围绕实现这些目标而施行。目前，不丹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印度，平均预期寿命从1982年的43岁增长到66岁，婴儿死亡率从0.163%下降到0.040%，识字率也从1982年的10%上升为现在的66%，政府治理水平正在稳步改善。［12］

　　世界银行高官西水美惠子这样盛赞不丹：“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

　　远远比‘国内生产总值’重要得多。”［13］

　　随着不丹模式的成功，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卷入到这场“幸福政治”的洪流之中。近年来,美国、英国、瑞士、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智利等国家都热衷于“幸福政治”,都在以不同的方法尝试制定新的发展标准。无论是国民幸福总值、国内幸福指数,还是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国内发展指数,核心都是要把政府政策从“以钱为主”转化为“以人为本”,把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公民幸福等因素纳入政治目标中,为GDP和GNP这类只衡量经济产出和消费能力的标准寻找“升级换代产品”。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推行了许多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改革,例如实行劳动法、公共福利改革、遗产税和累进税改革等,目的就是要改变单纯经济增长的弊端,重新让大众更加幸福。

　　发达国家政府对“幸福政治”不约而同的热情,有在“第三条道路”走到尽头之后再寻新路的现实需要。上世纪最后20年加剧的现代化进程,冲淡了发达国家的经济优势,频繁的流动导致家庭不和谐和职业不稳定,消费驱动的功利主义不断增加着人们的精神压力,进而批量产生着抑郁者、吸毒者、酗酒者和卖淫嫖娼者。环境越来越差,气温越来越热,形成“钱越来越多,幸福越来越少”。［14］

　　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稳定繁荣，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提供了在一个东方大国推行人民“幸福政治”理念的成功范例。而不丹王国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却率先推出“国民幸福总值”而闻名于世，发生了蝴蝶效应！而西方社会纷纷卷入“幸福政治”的洪流，则是为了解决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时代人们的生存困境所作的努力。

　　二、幸福政治学何以可能？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的感受与体验，是最个体化的，每个人对幸福的回答都是不一样的，与他们的生活境遇、经历、教养、兴趣、气质有密切关系。幸福一直是伦理学、哲学、教育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现在要进入政治学的视野！而政治学作为国家学、研究如何治理国家，政治与“幸福”联姻，何以可能?

　　从“正义论”到“幸福论”是政治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二十世纪由于自然科学和行为科学的发展，政治学研究强调和运用“实证”、“实用”、“观察”、“比较”方法。就在西方人对政治哲学的状态最为悲观之际，美国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约翰·罗尔斯的巨著《正义论》于1971年问世。该书如同一石击水，旋即产生了轰动效应。许多评论家称之为英美世界中“最引人注目”、“最有争议之作”，“堪称20世纪伦理学、政治哲学最有影响成果。”尤其是《正义论》对自由主义实践的影响也很明显，现代著名法学家凯尔逊说：“从柏拉图到康德，最杰出的思想家都广泛的研究过正义问题，但是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人们只能尝试地更好地解决最有问题，罗尔斯的《正义论》便是目前在西方影响最大的尝试之一。”

　　当代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相持的焦点是：作为国家制度原则是公平第一，还是效率低一。作为新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罗尔斯当然主张公平第一，他把自己的正义称作“公平正义”，并在《正义论》中开宗明义：要以“公平正义”取得“功利主义”原则，作为“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15］

　　罗尔斯推论出的正义原则的一般表述是：“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的分配，除非任何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16］

　　这一正义观可具体分解为两个层面的涵义，亦即罗尔斯著名的正义两原则。正义的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应有平等的权利去享有与人人享有的类似的自由权体系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权总体系。正义的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他们（1）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符合正义的储蓄原则，以及（2）在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与向所有人开放官职和职务联系起来。［17］其中的第一个原则简称“平等的自由权原则”，第二个原则的第一条简称“差别原则”，第二条称为“机会公平平等原则”。

　　这两个原则与罗尔斯的社会的基本结构相配套：第一个原则用于确定和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第二个原则用于规定和建立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就两个原则的关系而言，视角不同，反映面也不同。前者反映的是政治面，后者反映的是经济面；前者着重于讲自由，后者侧重于讲平等；前者通过平等的自由权来触及平等，后者则试图通过处理不平等来触及平等。显然，最易引起争论的是第二个原则，因为它基本上适应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在私有制的条件下，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绝对不平等的，这种绝对不平等的分配如何才能对每一个人有利从而体现平等的原则呢？实际上罗尔斯着力解决的也正是这个问题。

　　自由必须是平等的，但是这只是理想结构。在实际当中，政治与经济、自由与平等、平等与不平等有时也会发生冲突。为解决冲突，罗尔斯提出了两个优先原则，简言之，正义的第一个原则优于第二个原则，机会公平平等原则优于差别原则。［18］所谓优先，即只有当前一个原则满足并实现了以后才能考虑并实施后一个原则，后一个原则的成功决不能弥补前一个原则是损失。比如，如果违背了第一个原则所要求的平等自由的制度，决不能因为他获得了更大的社会经济利益而比证明为合理或得到补偿。

　　在罗尔斯看来，有了正义的原则，也就有了处理正义原则冲突的优先原则，正义的社会也就有了保障——只要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接受同样的正义原则，只要社会的基本制度满足正义原则，那么，追求正义的共同愿望就能限制人们对其他目的的追求，正义感就能战胜自私自利的倾向，使人们结成牢固永久的友谊。在正义原则保护下，人们彼此间互相贡献福利，同时每个人又是更大的和谐整体的一部分。在，就是罗尔斯理想的正义社会的蓝图。

　　一旦获得了正义原则，社会就有了“基本宪法”，就可以把它落实到制度上面去。

　　在罗尔斯看来，制度的正义，是指社会基本制度对基本权利和义务分配的正义，以及规定社会合作的利益分配与负担的正义。社会的基本制度指的是政治制度和主要的经济与社会安排，比如：信仰恶良心自由的法律保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等等。所有这些，作为一个体制，它规定了人们的权利与义务，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期望，制约着人们开创事业的机会。

　　针对美国社会的经济形势恶化、贫富差距悬殊，罗尔斯指出，要按照分配正义的原则，确立人们在社会中利益和负担的基本制度。社会福利措施是政府权限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政府有权而且应该调整社会福利；针对着“种族歧视”等民权问题，罗尔斯指出，平等的自由权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任何社会决不能跨越哲学权利，决不可用自己的富裕或其它原因来否定这一权利，否定一部分人甚至少数人的自由；针对突出的教育问题，罗尔斯指出，平等的机会要求每一个公民平等地受教育，这是正义的基本内容；罗尔斯甚至肯定了美国人民反对政府、抗议越战的行动。这些既反映了罗尔斯政治哲学的现实性，也是他的《正义论》走红的根本原因。

　　罗尔斯的正义论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和理想化的色彩。他把正义原则的基础置于个人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之上，而忽略了人的正义观产生的客观物质条件和成熟的社会条件。这仍然是传统政治哲学的政治道德化的思路，难有实践效果。其次，在罗尔斯最重视的分配正义的问题上，他不讨论生产方式的变革，无视人们是生产方式和物质生活方式对社会体制的决定作用，单纯强调“观念”对现实的作用，这又使其理论蒙上了一层空想的色彩。因此可以说，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实质是不彻底的激进主义，改良主义，是改革资本主义的“补丁”理论。［19］

　　幸福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凸显，成为人类生存困境的症结，对文明发展和政府治理水平具有全息意义。一个社会人们的幸福感：能否安居乐业、心情舒畅、拥有充分的自由和发展空间，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社会稳定和谐、有安全感和信任度，避免战争威胁，希望生活在蓝天白云之下，能够健康长寿······。

　　幸福比正义观念更具包容性，正义是社会制度的原则，而幸福是公民的主体感受；幸福既包含正义，又不局限于正义；既是正义的实现程度，又包括社会的和谐、精神愉悦、人的价值、自由、尊严、创造性的发挥程度。公民幸福感，是政府治理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综合反映，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际和谐以及身心和谐的统一。

　　政治哲学研究由正义论到幸福论，是全球化时代人类相互依存，多元政治格局下，各国竞相现代化、加强国家治理，关注民生，彰显公平正义，弘扬传统文化，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打造廉洁政府，积极改善人民生活，塑造亲民形象。以人民幸福作为评价政府原则目标，这是政治学研究范式的重大转折。

　　亚里士多德《尼克马可伦理学》幸福篇认为：“我们最好把它（幸福）与政制问题一起来考察，从而尽可能地完成对人的智慧之爱的研究。”［20］亚氏《政治学》认为城邦以最高而广涵的善业为目的的社会组织。政制和法律是为人的幸福生活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他的政治学从属于伦理学，因此可以认为亚里士多德正是幸福政治学的倡导者，或者是幸福政治学是政治学研究的返本归真！

　　政治学是解决群体生活难题的尝试。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研究的根本问题，是“群体生活如何组织，才不失公平正义”。一个正义的社会应当是这样的：一个“中间力量”主导的社会，这是涉及社会结构合理安排的问题；一个崇尚法治的社会，这是涉及法律制度的问题；一个保有个人私产的社会，这是涉及产权和经营自由权问题。［21］）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中国的改革正是遵循这样的路径！中间力量主导，才有利于社会稳定；崇尚法治，才有文明与秩序；有私产和经营自由权，社会发展才会有动力，才会藏富于民。这也正是幸福政治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

　　三、幸福政治学的构建思路

　　费尔巴哈在《幸福论》中，从人性论出发对幸福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一切生物都有幸福的追求，人类当然更有自己幸福的意志，人追求的幸福，除了物质生活上得到满足之外，还包括排除各种苦恼、痛苦、疾病、贫穷、饥饿和灾祸等。这里已经涉及幸福政治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可以认为是幸福政治学的先声。

　　康德曾经写道：“人生的目标和责任是什么？这就是：自我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法国1793年宪法宣布“社会的目标是普遍幸福”。在美国，杰弗逊将追求幸福写入独立宣言，一半以上的州宪法中也有相同提法。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边沁则因宣称政府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确保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和最少痛苦而获得了崇高的声誉。他甚至以乐观主义的态度写作关于幸福的科学，认为政府通过恰当的计算能够衡量公共政策所带来的预期幸福和痛苦，从而可以选择能够带来最大幸福的方案。

　　幸福受很多因素影响，例如婚姻、家庭、工作、健康、收入、宗教信仰、社会保障、政府管理、社会秩序、环境治理等。美国幸福专家伊利诺伊大学的迪爱讷教授提供了一个综合性定义：“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中经常经历高兴和满意的事情而很少经受不高兴、痛苦和愤怒的事情，那么就是幸福的或者幸福度高；反之如果生活中满意、高兴和感动的事情很少而不如意、不愉快、焦虑不安和愤怒的事情却很多，那么就是不幸福的或者幸福度很低。”［22］）研究发现，尽管相对来说富人比穷人可能会幸福一些，但公民收入的增加和平等程度并不能明显影响其幸福感，国家在社会福利、医疗和失业保险方面投入的增加也不能根本决定幸福。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早已指出，“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别的什么理由”。显然，他暗示了财富不是幸福与快乐的唯一源泉。

　　按照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依次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或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需要是人生的驱动力，需要的实现使人产生一种心理的满足状态，这就是幸福感。因此，从静态方面看，需要的成分就是幸福的要素，需要的结构就是幸福的结构，由于人的需要具有选择性、差别性，所以人们对于幸福的理解、感受也不同。而需要与人所处的生活境遇密切相关，也就是与一个人所处的社会历史状态、文明程度、政治法律环境有直接关系。给我们构建幸福政治学以重要启迪。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对我们建构幸福政治学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中国人的大同社会理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篇》）落脚于民生，这是幸福政治学总的纲领；“仁者爱人”，“民贵君轻”，“平政爱人” 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是价值引领；“博施于民”，“有恒产者有恒心”“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民生工程；“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是公平正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水则覆舟，水则载舟”是民心工程；“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法治思维，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国家治理思路，也是对人民幸福生活的呵护！

　　马克思主义认为，幸福范畴是“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个人的幸福的实现总是与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公共幸福联系在一起。恩格斯指出“当一个人专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他追求幸福的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决不是对己对人都与利。”［23］马克思说；“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24］

　　幸福政治学的构建思路：人的解放与幸福是政治追求的终极目标，幸福指数是衡量政府治理水平的主要标准，法治、秩序与自由是幸福政治的基本保障，公平正义是幸福政治的核心理念，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和调节机制是幸福政治的实现途径，发展科学教育和民族文化是幸福政治的重要支撑；和谐发展、生态文明是幸福政治的时代特征，和平发展、创造良好国际环境是幸福政治的必备条件。幸福政治学是根据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时代人类的生存困境：“财富愈来愈多，幸福愈来愈少”而提出的治理思路，是真正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政治理念，是政治学的返本归真。

　　人的幸福与解放是政治追求的终极目标。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追求幸福和解放的历程。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就是全人类的解放，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这是人类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理想社会！国家权力回归社会，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幸福指数是衡量政府治理水平的主要标准。用国民幸福指数取代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政府治理水平的标准，是幸福政治学的目标导向。国民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人们的幸福感的一种指数。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季铸教授认为，国民幸福指数（National Happiness Index，简称NHI）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态环境、政府管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居民生活与幸福水平的指标工具。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现实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构建全面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思路，正好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的执政理念。

　　法治、秩序与自由是幸福政治的基本保障。政治是一种文明的生存方式，首先追求法治与秩序。人类经由习俗社会、宗教社会、道德社会，而进入法律社会。依法治国、法治与民主、法治与自由、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惩治腐败，打造廉洁政府，是建立法治与秩序的基础。“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皆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书·更法》〉

　　孟德斯鸠认为：国家的基本大法即政治法，它是建立和保障公民政治自由的最根本的手段。“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25］ “在自由和政治的关系上，建立自由的仅仅是法律，甚至仅仅是基本的法律。”［26］“政治法使人类获得自由，民法使人类获得财产。”以赛亚·伯林才会特别指出自由具有内在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实现某种其他价值的手段。进而伯林认为自由是实现个人幸福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拥有自由，不一定能够获得幸福，但是没有自由，就一定不能获得幸福。 幸福与自由不可分离，这人类相互依存的时代，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没有宽容精神，幸福就会大打折扣。

　　公平正义是幸福政治的核心理念。正义的人是否最终会获得幸福，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只有在制度上保证正义和幸福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才有可能让正义的人勇于前行，让不义的人失去动机。否则，回避公平正义，奢谈幸福本身，即使兑现再多的幸福指数，依旧不能改变社会的“不正义”底色。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幸福论内在包涵正义论，没有公平正义，人民幸福就无法实现。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患，而患不安。”（《论语·颜渊》）孟子曰“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孟子·滕文公下》）林肯说，人的本质的本质的渴望得到肯定。马斯洛认为，尊重需要是人高级需要，对人的行为有持久驱动力。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我们党追求的崇高的价值目标，“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正确处理维稳与维权的关系，是维护人民幸福与尊严的需要。

　　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和调节机制是幸福政治的实现途径。传统民主理念的内涵在人民主权与自治，而现代民主理念旨在利益表达和利益调节机制，因为政治是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在现代社会阶层划分日益复杂化，利益多元化，因此民主不能停止在选举层面，协商民主进一步发展。哈贝马斯主张的民主的真谛是对话、协议、辩论、谈判等，而不是像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那样，把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政治价值视为绝对之物，作为政治哲学的出发点。他把程序协商视为民主政治的内核，从而把沟通理论引进政治哲学。［27］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和完善利益表达和调节机制，不仅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而且简政放权，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人民民主与协商民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

　　发展科学教育和民族文化是幸福政治的重要支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经济以及软实力的提出标志人类进入文化时代，文化成为文明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文化需要上升为人类第一需要。马斯洛后来把求知需要、审美需要与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的高级需要，也是幸福人生的重要标志。罗尔斯指出，平等的机会要求每一个公民平等地受教育，这是正义的基本内容。“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泰而民安，民富而国强。家国天下情怀是东方价值观的显著特征。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是信仰、道德和价值观的价值体现，弘扬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促进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至关重要。

　　和谐发展、生态文明是幸福政治的时代特征。文艺复兴以来，人类走出来禁欲主义的陷阱，却陷入了纵欲主义的泥潭！人类的生存困境归结起来无非两个问题:一个是生态问题，一个是心态问题，心态决定生态！是人类贪婪的欲望，破坏了生态环境，引发了战争和纷争！人类的悲哀就在于本身是大自然之子，却在刻意追求超自然的存在！主宰和征服自然表明人类狂妄和无知，呵护自然、敬畏自然、回归自然，才是人类的唯一出路！用生态文明超越工业文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建设幸福政治的必然选择。“生态环境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28］

　　和平发展、创造良好国际环境是幸福政治的必备条件。战争与和平是人类两种生存方式，上个世纪人类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虽然猖獗一时，最终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惨痛的历史教训告诫人们，依靠相互征服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历史必须终结，必须用正义与和平重铸人类文明。“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进步是时代主题，但是恐怖主义、金融动荡、环境危机等问题愈加突出。“面对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世界各国需要以负责人的精神同舟共济、协调行动。”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一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坚持多边主义，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29］在全球化时代，内在与外交紧密联系在一起，处理好国际关系，创造和平国际环境是幸福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四、幸福政治学的理论意义

　　幸福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凸显，是人类生存境况的集中表现，对政府治理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具有全息意义。如何走出“财富越来越多，幸福愈来愈少”的怪圈，成为全人类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不丹王国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却率先推出“国民幸福总值”而闻名于世，发生了蝴蝶效应！新中国历任领导人坚持不懈，以为人谋幸福作为我党根本执政理念，在东方大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壮举，是幸福政治的成功范例。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制和法律是为人们的幸福生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人的幸福与解放是政治追求的终极目标，是马克思学说的精髓，人的幸福程度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幸福比正义观念更能反映政府治理水平，幸福进入政治家和政治学研究视野，是政治学研究真正的返本归真，是主体论政治学崛起的标志。

　　从“正义论”到“幸福论”是政治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幸福政治学的提出，是政治学研究范式的深刻变革，研究对象由统治到治理、由体制到政策、由静态到动态；树立“政治为人民幸福生活服务”的根本理念，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将引起政治思维、政治理论和政治价值观的深刻变革。

　　早在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就曾经提出：政治不同于制度，在相同制度下，政治有好坏之分。“封建和郡县是两种制度。一个时代的政治上的措施，同制度不是一回事。”［30］秦朝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大势所趋。中国的统一，也是今天社会主义中国繁荣富强的必要条件。

　　柳宗元把制度与政治分开的研究思路，对现代政治学研究仍然具有启迪意义，幸福政治学的开创意义正是把研究重点不是放在制度和体制变革上，而是放在政府治理能力，放在公民幸福感的提升，这是真正意义以人为本的政治学。

　　毛泽东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31］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32］

　　“国家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33］“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34］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35］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36］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进展，深入开展扶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37］

　　世界各国的国情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不同，选择的发展道路也不同，但是在增进人民幸福这个终极目标上，却可以因地制宜，殊途同归，各领风骚！

　　幸福政治学应该是政治学研究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在一定程度上，使政治学研究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界限，在人类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衡量各国政府治理水平提供了新的评价标准，展示了维护文化多样性，包容性、共享性发展理念；超越了西方价值观的唯一性，为各民族国家政治发展和政府治理开辟了广阔的视野。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等2016年版，第8页。

　　［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07-01）www.news.cn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第1094—1095页。

　　［5］［3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1页，第456-457页。

　　［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3页。

　　［8］［9］《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77页，第643页。

　　［10］［11］《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09年版，第2页，第27页。

　　［12］［22］曹文振:《幸福政治学：从GNP到GNH》《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31日。

　　［13］周濂:《幸福政治学》，《时代周报》2011年3月3日。

　　［14］姚东:《幸福政治学：一种新的政治学研究视角》,《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4期。

　　［15］［16］［17］［18］［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谢廷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章 第1节，第68页，第330页，第47节。

　　［19］张桂林：《西方政治哲学——从古希腊到当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5—315页。

　　［2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克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18页。

　　［22］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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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四个全面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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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4—315页。

　　［31］［32］《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95-996页，第125页。

　　［33］《毛泽东文集》第7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161页。

　　［34］《毛泽东文集》第8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36］［3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第18-19页。

　　本文载于王世荣著《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中国社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中国社会科学文库，文化复兴丛书。

　　作者简介：王世荣，笔名柳望河，陕西眉县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宝鸡师范学院政教系、西北大学哲学系。宝鸡文理学院政治学教授，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学院学科带头人，陕西政治学会理事，文化复兴丛书主编。著有《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政治科学新论》《周秦政治文化与政治伦理》，《凡人与伟人之间》，参编《中国古代道德生活史》《周秦伦理文化概论》等，其中《文明大走向》被长安街读书会第20181104期“干部学习新书书单”隆重推介，列入中国社科学文库，中国文明网、百度百科、文轩网、读书网等推介。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6篇，中国社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网转载多篇，文汇报、哲学研究等均有介绍。发表诗歌散文1000余首，中国诗歌网会员，百度百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