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七项政策建议

2010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七项政策建议　　

上海市杨浦区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专业人士委员会副主任　　

周瑞　　

　2009-12-31　　　

作者简介：周瑞，1966年出生，1988年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专业，助理研究员，曾在政府机关从事经济工作，也曾在国资委下属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任要职。前不久本来计划创办一家非官方智库性质的公共政策研究咨询机构，却层层设卡，苦等了六个月也没拿到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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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议成立国家民生工作委员会，全面规划、设计、尽快组织、实施与群众日常生活最密切的基础性住房、看病、上学、社保、就业等民生问题。

就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事实上直接或间接剥夺公民享受教育权利的政策与制度都是缺少远见与智慧的。鉴于目前国富民穷，贫户差距巨大的社会现实，建议，首先在目前9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所有享受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国家予以每人每天3元的基本中餐补贴。另外，建议国家对独身子女学前教育阶段以及高中阶段也实行免费。事实上，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减少了他们的日常开支，变相也就相当于增加了他们的家庭收入，因此，这样的普惠制教育政策不仅可以真正保证每一个公民绝对不会因为家庭经济原因付不起学费、交不起生活费而上不起学，也可以引导和鼓励更多的家庭贯彻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同时也是中央政府促进“居民收入增长”最简单、最智慧、最普惠、最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

二、   建议整合目前各种独立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科院三院资源，将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科院合并成立中国国家研究院，同时在中国国家研究院下成立国家规划院。集合并依托新的国家研究院在科学、工程、社会、人文等领域的综合优势，全面负责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的顶层规划与政策设计。

为净化中国“专　家　教授”队伍，建议首先从院士队伍开始，大幅削减院士数量，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召开全体两院院士大会，由目前全体在任院士，以无记名现场投票的方式，按照得票多少，将得票靠前的前3/5现场宣布成为新的“中国国家研究院院士”，余下的2/5不再享有院士资格。

建议请徐匡迪院长全面负责国务院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作，同时兼任国家研究院院长。以徐院长这样一位真正具有深厚的民族情结和爱国情结，道德高尚、清正廉洁、刚毅正直、知识渊博、科学严谨务实、行政经验丰富、具有全球化视野、深受市民爱戴、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智者，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人更适合承担这一重任了。并且我一直认为如果我们的制度环境不能容忍这样的国家栋梁其智慧发挥到极致，这一定是我们的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并且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三、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公有经济占相当份额，国家资产几乎遍布每　一平方米　的土地上的国家来说，如果缺少最严厉、全覆盖的资产监督体系，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一个腐败案件的背后都意味着一宗国家或者集体资产或者资金的流失。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以国人的“智慧”，我们的国家财产不需要太久就会被掏空。　　

建议成立国家资产监督委员会，同时将国家审计署纳入国家资产监督委员会，代表国家，以国家法定最高财产监督者身份，对国家国有及集体资产、国家国有及集体资金实施最严厉、全覆盖的监督与管理。

建议中国国家资产监督委员会下设：国家审计署、国家经营性资产监督局、国家非经营性资产监督局、国家政府资产监督局、国家军用资产监督局、国家海外资产监督局，以及集体资产监督局。同时开通“国家资产流失举报网”，通过发动群众，发现案件线索。

相信通过此举，将“资产监管”和“资金监管”联动，双管齐下，只要动真格，国家每年至少可以减少上万亿元的资产和资金流失。

四、   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或者机构，腐败的最终体现无外乎两种形式：要么是掌握权力的个人或小团体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或者间接侵吞或者占用公共财产；要么是掌握权力的个人或小团体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或者间接通过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权情交易，来实现以权换钱（物）、以权换权、以权换色、以权换情。一般来说，每一宗腐败案件都是两种形式的相互交织。

因此，除必须对国家国有及集体资产、国家国有及集体资金实施最严厉、全覆盖的监督与管理外，第二个最必须、最重要、最紧迫的就是加强对各级、各领域干部队伍的监督管理。

除国家司法系统外，目前对国家公职人员及干部队伍实施监管的主要是各级纪委和监察机构。由于体制及机构设计上的缺陷，省级以下，尤其是县及县级以下各级纪委和监察机构基本上就是个摆设，很难真正起到对干部队伍的监督管理作用

。　　

因此，建议：

将国家纪委和监察部机构和职能合并，组建成立“国家干部监督委员会”，对国家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国家国有及集体企业管理人员、国家非经营性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等所有掌握公共权力的个人实施最严厉、全覆盖的监督与管理。

同时撤销省级以下所有纪委及监察机构，成立国家干部监督委员会驻各省特派员公署，将国家干部监督职能和工作重心调整到省一级的干部监督委员，即国家干部监督委员会驻各省特派员公署，按照垂直管理原则，各省特派员公署作为“国家干部监督委员会”派出机构，直接接受“国家干部监督委员会”管理。

建议“国家干部监督委员会”内设：监督一局、监督二局、监督三局、监督四局、监督五局。其中：监督一局负责对县及县级以上党政一把手的监督管理；监督二局负责对县及县级以上党政一把手以外的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村集体组织等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监督三局负责对国有及集体企业等国有经营性机构管理人员的监督管理；监督四局负责对公立学校、医院等国有非经营性机构管理人员的监督管理；监督五局负责对部队等国家特种机构管理人员的监督管理。

建议同时开通“国家干部监督举报网”，通过发动群众，发现案件线索

。　　

建议请薄熙来出任国家干部监督委员会主席。　　

五、   系统性总结建国60年来，以及国外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国家国有制企业经验与教训，重新评估我国国企的功能定位，重新理顺国有企业分级、分类管理模式。建议中央政府更加重视和加大对战略导向型、就业导向型、公益导向型三种类型国有企业的投资与管理。建议将其中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与国家经济安全的特大型国有企业，全部划归中央政府直接投资和管理。中央政府对其所管理的这类企业其考评应该以国家战略为导向，而不是唯一的利润指标；在股权结构方面，国家应该拥有对该企业的绝对掌控权，而不是盲目的改制或者上市，目前尤其要紧急避免大批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与国家经济安全的特大型国有企业通过海外上市吸收大量海外资金可能引发的风险。（目前有一种倾向，以为将大型国有企业实现海外上市就是了不起的政绩，这是极其错误的政策导向！）。　　

建议成立国家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代表中央政府全面负责对中央政府所属企业的运营管理。同时改组目前管理定位上不伦不类的国资委，将目前国资委中负责企业运行的机构和职能划归国家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而资产监督职能则应该划归国家资产监督委员会，纳入全国统一的国家资产监督管理系统。　　

六、   就业问题是中国目前和将来30年内最重要、最艰巨的战略问题。而解决就业问题最终的落脚点是创造新的实实在在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而不是目前各地政府推出的花里胡哨的、空对空的“形象政策、政绩政策”。　　

建议在国家发改委下成立就业导向性产业发展司，简称就业产业司。由国家每年投入2000亿元，成立国家就业导向型产业投资基金，委托社会组织或投资管理机构，以财务保本为原则，5年时间在全国各地投资创办至少100万家就业导向型企业，新创造至少2000万个就业岗位。　　

七、   只有激活民间投资、促进民间创业才是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国家振兴、人们富裕、社会进步真正的内在动力和源泉。　　

任何直接或间接扼杀民间合法创新创业激情的政策与制度都是非常愚蠢的。建议在国家发改委下成立创业促进司。国家每年投入2000亿元，成立国家创业投资基金，委托社会投资管理机构，采用国外创业投资管理模式，以财务保本为原则，5年时间在全国各地扶持约200万个创业团队投资兴办200万家企业，同时新创造至少1000万个就业岗位。　　

　2009-12-31　于上海　　

近期发表的文章中主要言论及观点：

1、一个国家如果所谓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们”、“满腹经纶的专家教授们”三种人都见钱眼开，都没有了灵魂，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国家，这个社会也就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文明社会。　　

2、一个假话、空话、套话盛行，一个连真话都不敢讲、不愿讲、不能讲的民族，由此导致的不仅仅是公共资源的浪费，公共管理效率的低下，更可怕的是普遍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沦丧，社会的压抑。　　

3、目前，各种公共权力，包括国家公权、国有（集体）企业、甚至有的地方连慈善机构也被少数个人或者家族或者小团体把持；各种公共资源被少数个人或者家族或者小团体占有。由此导致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农村青少年，以及城市相当一部分弱势群体，并非自身智力因素但却丧失了向上流动的机会与希望，普遍精神空虚，甚至产生绝望的感觉，这是极其可怕的社会现实，甚至比资源的匮乏与浪费还要可怕。因此，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坚决制止某些地方和部门（尤其是基层）日益严重的公共权力、公共职位世袭化；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甚至公益组织公司化、小团体化、家族化甚至黑社会化倾向。　　

4、规划环节的错误其造成的损失几乎是致命的、无法挽回的，尤其是国家和地区城乡建设规划、国家区域发展规划、国家产业发展规划、国家重大工程项目规划、以及国家重大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而目前相当一部分地区城乡建设与规划领域，甚至产业规划领域正在丧失权科学性、前瞻性、严肃性、权威性，有的被好大喜功、层次低下的地方官员左右，有的被贪官污吏和不法商人操纵，其结果就是“集中力量办坏事”、“集中力量办错事”，并且事情办的越多其损失越多，事情办的越大其危害越大，将来纠正错误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越大，由此还直接导致了全国各地城市千城一面，毫无个性和品位，有的完全就是丑陋的，或者暴发户式的，或者劳民伤财的，或者豆腐渣式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因此，对一个正在大力建设与迅速发展中的国家，几乎没有什么比“科学的规划”更重要了！　　

5、近三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三十年，也是中国历史上资源无序过度开发、生态与环境破坏最严重的三十年。我们在生态、环境、资源（包括水资源）、土地、文化等方面付出的沉痛代价，其中有些也许永远是无法挽回和修复的。为了保护我们极其脆弱的生态以及非常糟糕的环境，还有我们赖以生存的水资源和无法复制的悠久的建筑文化与历史，必须在全国选择一部分“水源地、老城、小镇、街区、乡村、湿地、湖泊、岛屿、林区、河流、海洋、矿区、油田”尽快划定建立“不开发区”。比如：直接关系到城市供水安全系统的国内主要淡水湖、水源地都应该划定成为“不开发区”，有些地方就应该保持其原生态。　　

6、目前无论城市或农村，一方面，适合老百姓，尤其适合青少年和中老年人的大众化、公益性公共文化体育活动场地与设施极度匮乏；但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建立起来的目前归属体育行政系统管理的体育场馆、文化行政系统管理的电影文化中心、公园绿化行政系统管理的公园、绿地等公共设施与资源却各自在其体系内半封闭状态下低效率运行，或者处于半休眠状态，或者由于过度商业化开发而脱离公益性本位完全蜕变成为商业工具，有的甚至通过各种手段“运作”成为少数利益团体、商业机构、个别贪官的盈利资本或者寻租工具，甚至变相成为个人和家庭私有财产，并且已经成为潜在的腐败温床。　　

7、全国几乎无处不在的有毒、有害食品，由此伤害的不仅是我们自己，更是我们自己的下一代和中国未来的希望。建议将食品安全监管职能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拆分出来，成立“国家食品监督管理局”，以加强对全国食品安全的监管。　　

8、为加强江、浙、沪三地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必须打破目前两省一市各自为政的行政格局。建议在维持目前基本行政格局的基础上，中央任命一位政治局委员同时兼任三地党委书记，以保持三地相对独立的行政管理前提下，实现三地的统一协调与城市建设的统一规划。经试行，如果合适，再向其他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推广，比如，四川和重庆。　　

这是目前成本最低、效率最高、阵痛最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模式。　　

同时建议依托上海同济大学，组建高规格、高水准的“同济大学江浙沪可持续协调发展研究中心”，以开展江浙沪三地城乡规划与建设、产业规划与建设、市场监管体系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及两省一市高级公共行政管理人才与干部队伍建设等多领域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策略研究。　　

9、目前国家极度缺乏创新力，老百姓尤其是中青年极度缺乏事业感，国家经济缺乏内在活力与动力。其中，相对一部分中青年人也许不缺一份能够按时领取薪酬但个人未必感兴趣或视之为事业的工作，由于找不到事业感，因此，普遍缺乏内在的精神动力与精神追求。如果一个国家缺少内在的精神动力和精神追求，那么国家只能算是一个空壳，也许依然是一个大国，但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　　

10、工商行政等管理部门为谋取部门权力与小团体利益，以及为管理而管理制定的过高的创业门槛，以及其他一系列人为的条条框框的限制，还有部分公职人员的胡作非为已经成为国家创新、创业甚至国家振兴的一大障碍！　　

11、行业协会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具有国家政府部门以及企业自身不可替代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鉴于中国钢铁、中国乳业等国家级行业协会完全没有承担起国家行业协会应尽的职责，因此，必须充分研究新形势下行业协会的作用、定位与管理模式，并对全国行业协会进行脱胎换骨的整顿与改造。　　

12、建议立即组建全国性的、公开的中国土地交易市场和中国产权交易市场二个关键性的交易市场。规定全国国有及集体土地、国有及集体资产必须在两大交易市场公开挂牌，才能实现交易，才能办理产权过户或转移手续，严防目前情况已经非常严重的国有、集体资产流失现象，以及土地领域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　　

13、全国各地目前相继推出的经济适用房政策，不科学、不合理、不公平，政策设计缺少智慧，几乎没有可持续性，建议中央政府立即刹车！否则，将留下难以挽回的、巨大的后遗症。建议由国家民生工作委员会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面向全国各种官方和民间智库以及个人，公开征集相关的政策设计方案以及标准化房型设计方案，由国务院颁布全国统一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决不能让有些地方以经济适用房建设为名，通过牺牲国家利益来谋取小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也不能让有些地方政府只顾眼前政绩，而不顾国家和地方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