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严歌苓的写作风格

严歌苓的写作风格  

以刚柔并济、极度的凝练语言，高度精密、不乏诙谐幽默的风格为内在依托，与其犀利多变的写作视角和叙事的艺术性成为文学评论家及学者的研究课题，在多个国家已开展严歌苓文学研讨会。

其创作的“王葡萄”、“扶桑”、“多鹤”等主人公开创了中国文坛全新的文学形象。

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

她吸收西方世界“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对“人”的价值观的透视，开始用西方文艺理论的价值判断来重新审视“东方人类”。

作品中，这些女性人物，在各种文化、政治、观念的夹缝中磨砺辗转，呈现出令人震撼的丰富深邃的“人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悲悯之情。

严歌苓曾说：“我到了国外之后，发现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写的。

我不想控诉某个人。

我只想写这样一段不寻常带有荒谬的历史运动，让读者看到一种非凡的奇怪的人性。

我对人性感兴趣，而对展示人性的舞台毫无兴趣。” 她还说，“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也许在严歌苓眼中，女性更敏感，通过女性这一斑，可窥见全豹吧。

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人物有一个共性，就是她们都有一点点迟钝，有一点点缺心眼，是边缘的，弱势的。

可就是边缘弱势的女性却如一滴水一样折射出丰富复杂的现实和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