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灭之刃甘露寺发型 清朝发型:清朝灭了以后为何多数人不肯剪辫子？

清朝发型:清朝灭了以后为何多数人不肯剪辫子？  

清代末期，在觉悟了的知识青年和学生掀起的革命斗争中，把剪辫子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从清末开始，到清朝灭亡之时，剪辫子成了全国范围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的革命运动。

纵观有清一代经历的辫子演变过程，这个自然和必然的过程具有如下一些很有意思的特点：

第一，发式沿着蓄发越来越多的固定趋势演变。从前期金钱鼠尾式到中期的掌心大蓄发面积，再到后期绝大部分头发被保留下来。用一句形象的话比喻，可以说是由鼠尾巴变猪尾巴，由猪尾巴变牛尾巴，亦可以说是头发越蓄越多，辫子越编越粗。

第二，演变历经整个清代，是一种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没有人倡导的，全社会的，潜在的自然运动。而且是自下而上，不分满汉、不分军民，不分官吏、商人、农夫、市民、书生，乃至九鼎之尊的皇帝，都在跟着变。

第三，发式的演变过程并非匀速，从1644年清兵入关到1799年以前，历时155年，占整个清代267年的多半时间，蓄发虽然也是沿着逐渐增多的趋势，但速度很馒，到1799年蓄发最多时也超不过全发的三分之一。而1799年以后，其变化速度加快。在不过百年的时间里，蓄发已占全部头发中的大部分，超过了三分之二。发式演变的速度正好与统治强弱相反，统治很强演变速度很慢，而统治能力减弱，则演变速度加快。

第四，清代发式的演变还与整个社会发展进步有关。有清一代267年间，一直持续着蓄发越来越多的演变趋势。当这个趋势并没有达到蓄留全部头发的最终结果时，就断然地被剪辫子运动截止了。这个满洲贵族预想不到的形势，是由社会进步的新形势决定的。所以说整个清代男子发式的变化是与政治形势的变化分不开的，也可以说取决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满洲贵族不能永远维护清前期那样的稳固统治，所以也没有把发式维护在前期的式样上。

第五，应该承认清代发式演变是向着美化仪容的方向变化。清初推行剃发令时，汉人把剃掉头发看成割断了对父母的孝道。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基础上，美的标准就是保留的头发越多越好。满族入关以后，获得了与汉人相同的自然环境、生活和生产方式，以及在文化的冲突中相互融合出的相同文化，具备了发式演变必然向着蓄发越来越多方向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动力。

虽然这种动力最初敌不过强权和暴力，但是当强权政治越来越削弱时，潜在的动力就逐步显示了威力。清代剃发和辫发的演变历史也证明，人类是要前进的，当文明与暴力冲突的时候，虽然暴力有时占上峰，但是那是暂时的，最终的胜利还是文明与进步。

就如同野蛮的英国人因为羡慕印度文明辉煌灿烂，以暴力征服的形式进入印度，而最终被古老和高度发展的印度文明融合与同化。

清中期的发式，仍较接近清初的“金钱鼠尾”

众所周知，清军入关时，曾强迫民众“剃发留辫”，酿成许多屠城血案，乃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有没有辫子，始终是有清一朝，衡量汉人是否归降、是否接受清廷统治的重要标志。按常理，这种屈辱性标志物，在清廷灭亡之际，在民国政府宣布“剪辫令”之后，自会马上被民众抛弃，成为历史。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1912年6月，梅兰芳剪掉了自己的辫子。此时距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剪发令”，已过去了3个月。梅的行动显然称不上积极，但相对身边的其他人，却已可算走在时代的前沿。比如，为梅管理服装和处理杂物的“跟包”，无论梅怎么劝，就是死活不愿意剪掉辫子。梅只好趁他们睡觉的时候强行动手：

“我的跟包大李和聋子，我劝他们剪辫子，怎么说也讲不通。有一天我只好趁他们睡熟了，偷偷地拿了剪子先把聋子的辫子剪掉。等他醒过来，感觉到脑后光光的，非常懊丧，把个大李吓得也有了戒心。他每晚总是脸冲着外睡．好让我没法下手。结果，我趁他酣睡的时候，照样替他剪了。……第二天他含着眼泪，手里捧着剪下来的半根辫子，走到上房向我祖母诉苦……过了好久，他谈起来还认为这对他的身体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在当年是真有这许多想不开的人的。”

清帝退位了，老百姓却不肯剪辫子。这样的情况，具有普遍性。在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很多人去掉了辫子，但未必皆是出于自愿。革命军当年发起的强制剪辫运动，曾引起颇多民怨。在南京，1912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注意到：“（浙军）带着剪刀作为武器在南京各街道上游行，剪掉所有那些仍然蓄发的中国人的辫子。……南京人民对浙军的暴行感到非常愤恨。”同期，在成都、长沙、昆明等地，也因军队强制剪辫而引发了民众恐慌，甚至发生了血案。再次一级的城市及乡村，没有革命军的强迫，剪辫者更少。比如，云南军政府于11月5日限令民众5天之内剪掉辫子，但在腾越县城，英国驻当地代领事史密斯观察到：“公众舆论对革命是冷淡的。人们没有任何热情……在街上很少见到剪了辫子的人。”革命军势力甚大的浙江，也是同样情形――在上虞县，“自光复后，剪辫者寥寥”，虽经新政府一再劝喻，但“该处人民终观望不剪”；在嘉兴县，竟有“顽民千人之众，以反对剪辫为号召”，把积极推动剪辫令的官绅之家捣毁。

事实上，民国成立后，相当数量的中国人，仍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辫子。1914年，赴美留学的胡适，收到来自家乡安徽绩溪的书信，信中说道：“吾乡一带，自民国成立以后，剪去辫发者已有十之九，其僻处山陬（如上金山、张家山、寺后十八村，并歙之内东乡各处），剪发者只有半数。”在山西，直到1918年，阎锡山仍在大力推行“剪发”政策，派出政治实察员至各县，逐级追查剪辫情况，县促区，区促村，村促户，县区官员到村蹲点，警察下村巡查……至1919年，山西的辫子才算大致剪完。1923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中华全国风俗志》，对各地民众留辫情况，也颇多介绍。如河北保定，留辫未剪者，“十居五六”；天津开埠虽早，但“蓄辫之恶俗，反较他埠为独甚。无论上中下三等人，剪发者殆居最少数。”

清末的这种发式，放在清初是要问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