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样是什么 八旗兵都那熊样了，曾国藩为什么还不敢反清？

八旗兵都那熊样了，曾国藩为什么还不敢反清？  

公元1844年即道光24年，尚未发达、仅为清国翰林院一讲师的曾国藩，在给朋友亡妻所写的悼词《陈岱云妻墓志铭》中，表露了自己的心迹：民各有天唯所治，焘我以生托其下，子道臣道妻道也。以义擎天譬广厦，其柱苟颓无完瓦。 这段心迹，道出了曾国藩的精神寄托。在曾国藩看来，三纲五常是中国大厦的正义擎天支柱，这根柱子倒了，大厦也将片瓦不存。而民族大义，却在其次，无论皇帝来自何方，是汉族还是外族，只要他尊崇三纲五常，尽忠就是。这就是中国传统儒家士大夫的典型品格：忠君甚于民族大义。 如是，首先便很好理解曾国藩去打洪秀全的道理了。 清朝是满洲八旗子弟建立的，曾国藩与洪秀全均为汉人，但洪秀全发动反清起义曾国藩却去镇压，因为在儒者曾国藩看来，民族战争充其量是亡国，换了个君主统治而已，而教义之争，才是亡天下的最大事，你洪秀全要用拜上帝教取代儒家三纲五常，这不仅是要满族金家人命，也是要了我们汉族文人士大夫的命，不打你行吗？

自公元1854年起，曾国藩的湘军即与洪秀全的太平军展开了漫长拉锯战。结过长达十年的鏖战，公元1864年即清同治三年，曾国藩的湘军终于攻破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史料记载，湘军进入天京后，见人就杀，见屋就烧。直杀得天京城内血流成河，尸体涌进长江，几乎使江水不流。而曾国藩的老对手，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早已于城破前夕服毒而死 看着湘军与太平军这两路汉军杀得昏天黑地，不知北京紫禁城里的清室金家人做何感慨，他们或许真该庆幸，天赐曾国藩这等“汉才”，挽大清狂澜于既倒，满人的政权得以再活五十年。否则，就凭他们旗人那个熊样，连农民军都打不过，怎么和有文化的汉家军一搏呢？ 曾国藩打下天京、彻底绞杀太平天国后，被清皇室封为一等伯爵，声望达到顶峰。于是，有人给曾国藩出了个大主意：让他趁势夺取天下，推翻满人政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据清史专家萧一山描述，曾国荃及其部下将领确实有过集体劝进曾国藩的事情，让他来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大家愿意拥立曾国藩为帝。 然而，曾国藩思来想去，结果却是：主动向清廷上奏裁军，表示“臣统军太多，即拟裁撤三四万人，以节靡费”。 这一请求自然得到了清廷批准。 曾国藩为什么功成之后不敢反？这就要涉及到他本人的性格及其志向了。 平息太平天国后，曾国藩与几位幕僚闲谈，煮酒论英雄。他说：“彭玉麟、李鸿章都是大才，为我所不及。”一个幕僚说：“各有所长，彭公威猛，人不敢欺；李公精明，人不能欺。”曾国藩问：“你们以为我怎么样？”众人低首沉思措辞，一时想不出何时形容词。这时屏风后忽然走出一个管抄写的后生，他插话道：“曾帅是仁德，人不忍欺。”众人听了，一齐拍手。曾国藩得意地说：“不敢当，不敢当。”后生告退，曾氏问：“此是何人？”幕僚告诉他：“此人是扬州人，入过学，家贫，办事还谨慎。”曾国藩说：“此人有大才，不可埋没。”不久，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后，派这位后生去扬州任盐运使。 可见，这“仁德”乃至“人不忍欺”的评语还是点到了曾国藩的痒处，他很是受用。从本质上讲，曾国藩是个儒生，从小读儒书，而四书五经的中心思想只有两个字：忠君。所以，儒者曾国藩给自己的定位，是忠君的臣子，而非取代皇帝的雄主。 当然，除了忠君思想作祟，还有一个能力问题。早在前线与太平军鏖战时，曾国藩已经察觉到，皇帝对自己这个带兵的臣子心有余悸，防范严密。就在他们曾氏兄弟同太平军作最后的决战时，清廷已在天京四周布下重兵，蒙古悍将僧格林沁手握蒙古战刀，虎视眈眈地盯着曾国藩的后脊背。

在此“汹汹”局势下，如果起兵造反，有必胜的把握吗？ 没有野心缺乏胆量的曾国藩不敢冒这个险，他选择了杀羽自保。 主动裁军后，曾国藩马放南山，闭门写书。 此书就是令他平稳度过余生的《曾国藩家书》。 今天我们看《曾国藩家书》，感觉这不是一个英雄抒怀，更像是一个先生布道：自我精神的独白。《曾国藩家书》到底是写给谁看的？一般人认为，当然写给家人看的。但是，并不需要过度解读，明眼人看出，曾国藩家书的特定读者，是金家人、清皇室。 这部颇有些声望的家书，有两个中心思想，一个是有型的，另一个是隐形的。 有型的思想是“修齐治平”，践行儒家道统。无形的思想是什么呢？这或许才是家书深意――通过向儿孙布道，曾国藩上传一颗忠心，向慈禧为首的清皇室表态：“奴才没有野心，老佛爷不要杀我”。 这就是固化于忠君定位的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即便掌握了军队，要自立门户，也根本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