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公村與維吾爾族的不解之緣

魏公村與維吾爾族的不解之緣  

魏公村位於北京市海淀區的白石橋路和學院南路交叉路口西南隅。今天的魏公村已成為繁華的市區，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這裡是一個只有十幾戶居民的小村落。
儘管魏公村的得名傳說不一、難以考證，但是，它與維吾爾族同胞的緣分卻是由來已久的。700多年來，它目睹了北京城的變遷，也見證了各民族交往的傳統。
曾是元大都郊外的畏兀兒人聚落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周泓曾對魏公村的歷史進行過多方考證，並著有《魏公村研究》一書。她認為，魏公村地區在元朝時是畏兀兒人，也就是今天維吾爾族的前身的仕官的宅墅及其家族墓地之所在，如受封宅邸並敕封「魏國公」的布魯海涯及其子廉希憲家族都葬於此。元朝還追封畏兀兒重臣扎馬拉丁、阿里罕、亦不拉金祖孫三人為「魏國公」。因此，周泓推斷，魏公村並不是像《洪業論學集》中所說和一些學者所考證的是「訛稱」、誤讀，更不是如「魏吳」之舛寫，而是因為廉希憲等畏兀兒人被封為「魏國公」之敕譽，被族人敬重，是一種榮稱或自稱。另外，北方民族史研究專家賈敬顏也認為：「畏兀兒村之得名，確貫、廉二氏矣。」所以清代此地由「畏兀村」改名「魏公村」，可能是因為被封為「魏國公」的大人曾居住、安葬於此。
雖然對「魏公」名稱的來歷有分歧，但學者們都認為今天的魏公村曾是元大都郊外的畏兀兒人聚落。它和畏兀兒人有著密切的聯繫，它的形成與金元時期對高粱河水系的利用密不可分。
高粱河是今天北京西郊一條重要的水系，它由西直門流經紫竹院公園北側、直通頤和園昆明湖。
由於優美的自然環境和畏兀兒人的宗族觀念，元代時，在西直門外、高粱河畔出現了幾個畏兀兒大族世代相承的家族墓地。以這些大型陵園為核心，這裡逐漸形成了畏兀兒人在京郊的聚居點。雖然在元末明初這些陵園已經消失，但畏兀村之名卻一直延續下來。那麼畏兀兒人是何時到此居住？畏兀兒人聚落又是如何形成的？
據學者考證，金代時，城北高粱河一帶雖有金朝皇帝的離宮，但普通居民很少。畏兀兒人留居都城經商，不會選擇這片人煙稀少的山野作為居址。而且，金代史籍也沒有留下任何有關畏兀村的直接或間接記載。
如果畏兀兒人在金代沒有到此居住的話，那麼最晚就應在元代。因為據史料載，至元四年（1267年）
元世祖皇后察必把妹夫畏兀兒人蒙速思的墓址和家廟選在魏公村一帶的高粱河畔。加之前面所說的兩大家族，3個畏兀兒大族的墓地都是元代在此形成的。
那麼，這些陵園與元代畏兀村的形成又有什麼關係呢？元史研究專家黨寶海認為：「如果沒有這些龐大的豪門墓地，京西一隅就不會發展出畏兀兒人的聚落，也就不會有畏兀村。因為這裡既不是商業區，其總體生活條件也遠不如大都城裡。事實上，正是陵園導致了這個聚落的出現。」黨寶海還指出，關於此類現象，城市史的研究成果表明，「對死去同類的敬重心理，大約比實際的生活更有力地促使古人尋求一個固定的匯聚地點，並最終促使他們形成了連續性的聚落。」研究北京史成績斐然的尹鈞科先生進一步指出：「京城之中多達官貴族和名門世家，這些人家競相在北京近郊購置香火墳地或營建田莊……這些權勢人家一旦在近郊建立墳地後，便派護墳人看守。因墳地都在村外田野，護墳人戶近墳地而住，久而久之，在散處近郊田野里大批墳地上形成一些小的居民點。」因此可以推斷，畏兀兒人強烈的宗族觀念使他們保持了世代相襲的家族墓地，而對於陵園的建設也往往不惜工本。正是畏兀兒貴族大型陵園的存在，導致了畏兀兒人聚落的逐漸形成。因此，這裡最早的居民應是陵園的守墓人，而當人口積聚到一定規模時，他們便會像滾雪球一樣，加速發展。從元代初的至元四年(1267年)到元末(1368年)，畏兀村有足夠的時間慢慢成長起來。
畏兀兒人在「畏兀村」融入當地
據史料記載，畏兀兒人在遷入元大都（今北京）時信仰佛教，他們事佛並刊刻、翻譯畏兀兒文佛經。元大都許多重要寺廟都有畏兀兒僧人的活動，畏兀兒僧徒在朝廷的宗教活動中一直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據周泓《魏公村研究》一書所寫：「關於高粱河畔畏兀兒人及其事佛廟宇的興建、畏兀村的熙庶景象前人尚無專門的研究，只見星散的記載。長河畔畏兀村的熙庶景象與其時此地的事佛活動及其場所是相伴相輔的。元朝對宗教的開明政策，尤其是對佛教的扶持，為畏兀村人繼續篤信佛教以及參與漢民間信仰營造了活動空間。」此外，她在書中還列舉了《老北京廟會》中《帝京景物略》的內容：「都人踏青高粱橋，興者則褰，騎者則馳，賽驅徒步，既有契攜。至則棚席青氈地籍草，驕妓勤憂和劇爭巧：厥有抓竿、跟斗、倒喇、筒子、馬彈、解數、煙火水戲……遊人以萬計，簇地三四里。浴佛重午游地，亦如之。」
據史料記載，位於高粱河畔畏兀村附近的佛寺，大多是皇家廟宇或朝廷敕賜。周泓也曾到位於魏公村南、長河西的萬壽寺尋找維吾爾人信仰佛教的歷史蹤跡。萬壽寺始建於唐代，原名聚瑟寺，明萬曆五年重修時改名為萬壽寺，在元代時亦為皇室家廟。其千佛閣、萬壽閣內佛雕像仍帶有西域特點，骨骼粗壯，線條粗獷，色彩重烈，神情外溢，尚未完全中原內地化，應屬遼宋以前。而山門後石台座正面人物塑像線條已柔和，神情內含，有蒙古人、西域人、駝、馬，應屬元代。周泓認為，以廟宇為中心形成村落是古代社區的典型形成過程。在元大都畏兀兒人由聚居家族陵園到畏兀村的形成中，畏兀兒人事佛廟宇是其聚落定居的中樞鏈環。
畏兀兒人信仰佛教一般迄止16世紀的明代，少數直至17世紀的明末才皈依伊斯蘭教。周泓認為：「由於畏兀兒人逐漸伊斯蘭化，由畏兀兒地面遷入京城者，大都居於畏兀村，帶動了此地畏兀兒人的穆斯林化；因久居漢地，而維吾爾宗族制六服內禁婚，漸通婚當地，多與婚回族，取漢名漢字，又有伊斯蘭教經名，部分人衍化為回族。其或改姓漢姓『魏』，後裔現有姓魏者。」
學者們普遍認為，元大都城裡西域人的職業構成主要有4類，一是因降附或被俘，簽發而來的軍兵；二是以技師、官吏身份求職而來的僚仕；三是宗教職業者河東行商旅；四是以工匠、驅口被攜而來的匠工。他們以大都宿衛、仕吏、廷師、商官、匠民等事朝，逐漸融於當地。其中畏兀兒人與他族，特別是漢族的通婚，使其在生活、文化、習俗方面漸漸實現了本地化。
據史料記載，元代內遷大都的畏兀兒人在其原有的河西佛教信仰和漢儒文化影響的基礎上，已相融於當地民眾生活。如魏國公廉希憲就將3個女兒嫁予漢族人，享譽「廉孟子」之稱。而元朝厚遇畏兀兒人入仕及行科舉制，亦有鼓勵畏兀兒人研習漢儒之學的意圖。一代畏兀兒名家貫雲石海涯詞曲兼卓，詩書並舉。曾被請賦《清江引》，限以金、木、水、火、土五字冠每句首，每句須各有「春」字。他當即題云：「金釵影搖春燕斜，木杪生生春葉。水塘春始波，火候春初熱。土牛兒載將春到也。」可以看出其漢文化之地道，毫無生牽之感。因而，我們不難理解和想像，明朝後期魏公村寺廟及民間廟會中，畏兀兒人出入、存現的情景，這種融洽與和諧的情景非常寶貴。
從「新疆村」到民族美食街
據周泓介紹，她曾在圖書館無意間瀏覽到《北京歷史民俗》一書，內有北京城址的方位及其變遷。由於《北京歷史民俗》展現了北京由薊城、燕城、南京、中都——大都、北平、京師、北京的發展變遷，也就驗證了她之前的論斷：元代時畏兀村興起，是因為大都城之興建基於金中都北郊的離宮及高粱河水的開發，而使都城北移；然明朝因畏懼蒙古南下，而將城池自北下縮改建，使得畏兀村從明末開始變得蕭涼。清朝畏兀兒人傍高粱河繼存、同時東南向移居，融入當地漢、滿、回族中，民國又進一步南向移寓。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楊聖敏通過史料考證認為，自元代始至清代，除了聚居於畏兀村的維吾爾人之外，陸續不斷有來自新疆的維吾爾族人遷入北京，但是畏兀村自明代以後不斷衰落，清代中期以後，該村的畏兀兒人或遷走，或融入其他民族之中。究其原因，他認為畏兀村的居民一直信仰佛教，又世代為朝廷高官，很容易就融入中原民族之中。據楊聖敏所做的調查，1949年時，昔日維吾爾貴族聚居的魏公村，只有17戶漢族農戶，已不見維吾爾族人的蹤影。
上世紀50年代初，政府將原住紅廟、白祥庵村等地的100餘戶居民遷至魏公村，為他們修建了房屋，劃分了周圍的土地。此後，這裡的大部分居民都以務農為生，成為公社社員，屬於四季青公社萬壽寺大隊魏公村小隊。但隨著政府在西郊各項建設的開展，如上世紀50年代後，在魏公村周圍相繼建起了北京外語學院、中央民族學院、北京工業學院和中國氣象局等，加上村中人口的增長和房屋的增建，土地越來越少，到了上世紀70年代，村中居民已逐漸脫離了農業，轉而成為工人、小商人等城鎮居民。村周圍只剩下少量莊稼地和小塊兒菜地。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村周圍的農田菜地就完全被新建的居民樓等建築取代了。
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入，政府允許農民進城開店設坊，提供勞務服務。於是，善於經商的維吾爾族人再次陸續來到北京，其中很多人到魏公村一帶經營餐館。後來這裡陸續出現東鄉族、藏族、朝鮮族、傣族、彝族等民族經營的餐館，逐漸發展成了多民族餐館一條街。然而也是由於維吾爾族人居多，這裡開始被老北京稱為「新疆村」。
據楊聖敏的調查考證，1983年，當地出現了第一家維吾爾族餐廳。1996年，維吾爾族餐館發展為18家。在「新疆村」的餐館一條街上，維吾爾族餐館獨佔鰲頭。他們經營的烤羊肉串、抓飯、烤饢、薄皮包子、拉麵、湯麵片等維吾爾族美食廣受人們的青睞。
楊聖敏曾帶領學生調查了其中11家維吾爾族餐廳，了解到這些維吾爾族老闆的創業和生活經歷。據說，他們來北京之初，都是先投奔同族親朋，所以他們盡量與同族人靠近或聚居於一處。在「新疆村」的維吾爾族老闆中，有一位威望較高者擔任「村長」。他負責協調各維吾爾餐館之間的競爭、合作等關係。如他要定出各種飯菜的統一價格，解決維吾爾族人之間的糾紛，代表維吾爾族居民與居委會和派出所等機構協商村裡的各項事務，有時也代表居委會向各維吾爾族餐館轉達各類通知和規定。
來「新疆村」就餐的顧客與北京一般的餐館有明顯的差別，顧客中有較多的少數民族同胞和外國人。有些居住較遠，甚至遠在天津等地的少數民族顧客，也專門前來這裡就餐。外國人中，以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等穆斯林國家的人居多。據說，這些國家的使館人員經常攜全家來此用餐。「新疆村」成為了展示維吾爾族的窗口，也成為維吾爾族人與其他民族交流、溝通的平台。
如今的魏公村，以「民族美食街」的名頭招徠了很多其他少數民族的風味餐廳，如長盛不衰的雲南「金孔雀」傣族餐館、「滿德海」蒙古族餐廳、「老陳家」清真餐廳，還有藏族、彝族、朝鮮族等民族的特色餐館。各民族在此以美食為媒介，向人們展示和傳達著他們獨特的民族文化與審美情趣，同時，魏公村也成為各民族交流溝通的地方。
來源中國民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