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思洛基本需要 曾国藩在阿思本舰队问题上既有维护国家主权的考虑，也有个人打算

曾国藩在阿思本舰队问题上既有维护国家主权的考虑，也有个人打算  

李泰国要求“协攻金陵”已为曾国藩所不许，他所提出的瓜分天京财富的条件就更遭到曾国藩的反对。李泰国向清政府提出，由他率领阿思本舰队包打天京，所得财富之半赏给洋兵，另一半作为运送猪仔之费。清政府没有接受这个主张，最后与李泰国议定，若阿思本舰队独破天京，所得财富百分之三十归清政府，百分之七十送给洋兵充赏；若与湘军合伙攻破天京，清政府抽成不变，湘军与洋兵各得百分之三十五充赏。

协议达成后，奕等人立即致信通知李鸿章，李鸿章又将信转给曾国藩，使其全部了解到清政府与洋人的意图。因而曾国藩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绝不允许阿思本舰队独吞或瓜分攻陷天京之功与天京财富，使自己期望已久的功劳和财富化为泡影。他力争对阿思本舰队的控制权也含有这种成分。若这支舰队由他控制，他尚可事先将舰队远远调开，使洋人无法靠近天京，就像李鸿章对待戈登洋枪队那样，于准军开进苏州前夕即将其调往昆山，只准其出力，不准其进城。这支舰队若不听曾国藩指挥，他也就无法做出这种安排。

总之，曾国藩在对待阿思本舰队的问题上，既有维护国家主权的考虑，也有他个人的打算。结果谈判决裂，舰只退回，英国侵略者企图控制中国海军大权的阴谋破了产，李泰国也无由参与攻陷天京后的分赃活动，使曾国藩的双重目的都得以实现。但在对待李鸿章来援的问题上则纯出于个人目的，尤其曾国荃，他反对李鸿章增援的原因完全是出于偏私和贪婪之心。

李鸿章攻陷苏州、常州诸城之后，即屡奉会攻天京之旨，只是不知道曾氏兄弟的态度，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便致信曾国藩进行试探。曾国藩知道李鸿章欲来增授的意思后，又去信与曾国荃商量。信中说：“细思少荃会则金陵，好处甚多。其不好处，不过分占美名，后之论者日：润(指胡林翼)克部省，迪(指李续宾)克九江，沅(指曾国荃)克安庆，少荃克苏州，季高克杭州，金陵一城沅与荃各克其半而已。

此亦非甚坏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如弟必不求助于人，迁延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内伤，兄弟二人皆将后悔。不如及早决计，不著痕迹少室将到之时，余亦必赶到金陵会也。”曾国藩这样不厌其详地反复动导曾国荃，其动机不外有二：一怕曾国荃无力独自攻陷天京，转致生出意外；二怕烧幸攻陷天京，功名太盛，招人嫉妒。但曾国荃拒绝一切动告，执意包打天京，独吞果实。曾国藩遂设词拒绝李鸿章说：“舍弟所部诸将素知阁下与贱兄弟至交多年，无不欣望大旆(音“佩”)之西来。

而所疑畏者亦有两端：一则东军富而西军贫，恐相形之下士气消沮；一则东军屡立奇功，意气较盛，恐平时致生诟谇，城下之日或争财物。请阁下与舍沅弟将此两层预为调停，如放饷之期能两军普律匀放，更可翕和无间。”2就是说，你来是可以的，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即湘、淮两军平均发饷。当时准军饷源充足，发放及时成数亦高，大大优于湘军，要使两军平均发饷，是李鸿章所无法接受的。

李鸿章阅信之后便已心领神会，知曾国藩兄弟口头表示欢迎，实则拒绝赴援，故出此种题目以相刁难。于是他便上奏清廷说：“曾国荃军两年围攻，一篑未竟，屡接来书，谓金陵所少者，不在兵而在饷。”并以天气炎热、士卒疲敝为由极力推延赴援之期，称须攻陷湖州之后方可动身。同时致书曾国藩说：“屡奉寄谕，饬派敝军协则金陵，意以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况人沪以来，倖得肃清吴境，冒犯越疆，怨忌丛集，何可轻言远略？常州克复，附片借病回苏，及奏报丹阳克复，折尾声明金陵不日可克。

弦外之音，当人清听。”曾国藩收到李鸿章的信函和奏折抄件，这知其不会来援，心里非常高兴，这样就既不用担心李鸿章前来争功，也不用害怕湘、准两军会因争夺财物而发生哄斗了。但是天京迟迟攻不下毕竟是曾国藩的一块心病，曾国荃的身体更使他为之忧虑。所以过了不久，又动起请求李鸿章率军赴援之念。

黄翼升至安庆会见曾国藩，“盛言”李鸿章对天京战事的“关切和准军“炮队之利”。与此同时，洋枪队头子戈登在察看天京攻防形势之后，亦向曾国藩“面递一说帖，言攻金陵须调苏州开花炮等语”。曾国藩心为所动，认为天京迟迟不下，若生出其他变故，或天京太平军大队冲出，或湘军细而溃，或曾国荃因心情焦躁而病情转重，发生有如塔齐布猝死九江城下之事，还不如借李鸿章之力早日攻下这一坚固设防的孤城。

于是决心不顾曾国荃的反对，上疏奏请李鸿章带兵来援，“并咨请先派炮队来金陵”。随后又去信对曾国荃说，“少荃意在助我兄弟成功，而又不敢直言，其意可敬”。还说：“观少茎屡次奏咨信函，似始终不欲去攻金陵，若深知弟军之千辛万苦，不欲分此垂成之功者。诚能如此存心，则过人远矣。”。力图劝曾国荃放心，李鸿章实无争功之心，不要再三坚辞固拒。

其实，淮军弁勇并非不想前来争功争财。刘体智《异辞录》云：“方之日促也，铭、盛诸将皆跃跃欲试。或日：“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奇？若往，绝军遇于东坝，必战！刘社肃日、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文忠存心忠厚，终不许。”所谓“存心忠厚不过是“迁延不行，显然让功之意”。所以，曾国藩对李鸿章“益感不置＂“及大功告成，文忠至金陵，官场迎于下关，文正前执其手日：“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不过李鸿章让功并非全由“存心忠厚”，而主要还是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

曾国荃历尽艰辛攻存天京，无非贪功贪财，其弁兵上下甚至忍饥改挨饿都不肯散去，亦不过为了攻进城中大抢一通。吉字营过去在吉安、景德镇、安庆都是这样于的，兵法所谓“用贪用憨”似亦此意。所以淮军若来助攻，中途是否会遭到鲍超霆营的拦截，尚难断定，而与曾国荃吉字营的火并，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同治三年六月十五日，曾国荃接到李鸿章来函，获悉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一万四千人已奉命来天京城外助攻，当时曾国荃正在天堡城行营，遂将此信一一传示诸将，并大声说：“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邪？”众将齐声回答：“愿尽死力2于是曾国荃在全军上下进行总动员，决心不顾一切，抢在准军到达之前攻陷天京，以独得陷城首功和天京财物。

天京西、北、南三面濒临长江和秦淮河，水道纵横交错，无路进兵；东面山峦起伏，以钟山最高，为历代陆路攻城进兵之地。钟山有三个高峰，太平军在靠近天京的一座山峰上建一坚固的大碉堡，取名天堡城；天堡城至太平门一段山峦俗名龙脖子山，太平军在其离城不远处建一大碉堡，取名地堡城。天堡城地势高于城墙，装有重炮多门，俯视城内外，致使湘军只能远远扎营，无法对太平门实行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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