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关重要的意思是什么 元代文人作家的积极参与，对于杂剧的繁荣是至关重要的

元代文人作家的积极参与，对于杂剧的繁荣是至关重要的  

为什么大量文人作家从事杂剧创作呢？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个问题是，理学形成于两宋，在元代得以张大，它对元代作家、对元杂剧的发展，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而特殊的朝代。崛起于大漠的蒙古民族，先则灭金（1234年），继则灭宋（1279年）在空前辽阔的版图上建立起了元蒙帝国，长江南北、大河上下，第一次统一于草原游牧民族之手，从而结束了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长期的南北对峙、诸国并立的分裂和战乱局面，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多方面联系，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蒙古奴隶主所建立的国家，在统治了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封建制的地区后，注入了某些落后的奴隶制因素，使得宋代发展起来的封建经济遭到挫折，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突出，

蒙古骑兵绘图

​尤其是蒙古初下中原之时，实行残暴的屠杀政策，铁骑所至，生灵涂炭虽然蒙古统治者渐渐懂得在民丰物阜的中原地区实行这种灭绝人口的做法不仅行不通，而且对其统治也是不利的，于是逐渐改变某些政策，但有元一代实行极具民族偏见的“四等人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始终是突出的，有时甚至是异常激烈的，元朝最后也在大规模农民战争中走向灭亡。元代初年，社会动荡，战争频仍，中原礼乐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儒家道德沦丧，科举制度中断，知识分子既定的人生道路被阻塞。然而，正由于元朝统治者崛起于漠北草原，性格剽悍粗犷，其原有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很大距离，故而思想文化的禁忌也就少得多。他们入主中原之初，对汉族传统文化和封建统治术的认识都很肤浅，因此对不同的思想学说如道教、佛教、儒教，采取了兼收并蓄的宽容态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多元的文化格局。

古代蒙古兵绘图

当然，这种多元的文化格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元蒙统治者对于儒、释、道等不同思想学说也不是完全一视同仁的。早在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代，已注意到中原文化，网罗了以耶律楚材为首的亡金儒士大夫，如王楫、李藻、郭宝玉李国昌元好问、郝经、姚枢、杨惟中等人，只是由于这一时期南北“声教不通”，南方的理学还没有传到北方，因此当时蒙古人所接触的儒学，还只是北方的章句之学。忽必烈进兵南宋时，西儒生赵复被俘，送至燕京，开办太极书院，成为北方理学的创始人，姚枢、许衡、郝经、刘因等人都受到他的影响。忽必烈早年就曾“征召儒宿，访求治道”，广邀文学之士，如刘秉忠、廉希宪、董文炳、董文用、张德辉、李冶、王鹗，以及早就投靠蒙古人的杨惟中、姚枢、郝经、许衡等人。1247年，张德辉与元好问联袂北上，奉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悦而受之”。

忽必烈影视剧照

又据《析津志·学校》载：“世祖在王邸时，有旨以燕京儒户免差，有碑刻。”忽必烈即位后，听用儒士，崇行孔学，重文治，行汉法。大都落成后，扩建国子学，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学子受到大儒许衡（1209—1281）及其传人的教，传为盛事。如元人张昱辇下曲说：“许衡天遣至军前，未丧斯文赖此传。《大学》一编尧舜事，致君中统至元年许衡在元朝为理学“承流宣化”，影响之大，被视为“朱子之后一人”。但是，元初理学得到传播，并非是说理学已取得统治思想的地位，全真教、佛教等思想学说依然十分流行。而且，从统治者内部来看，忽必烈行汉法、重文治，又激化了与蒙古贵族中守旧派之间的矛盾冲突。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争，表现为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斗争，但其深层却掩藏着游牧文化与汉文化的冲突。其后，“汉化”与守旧的文化冲突虽未曾停止过，但经成宗到仁宗，元朝统治者已渐渐看到了理学所宣扬的“纲常伦理”对巩固政权的重要性。

元世祖忽必烈

仁宗对臣下说过：“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到此？”仁宗曾紧握拳头对臣下说：“所重乎儒者，为其握持纲常如此其固也。”又说：“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延祐二年（1315），仁宗下诏正式实行科举，明确规定朱学的《四书》、《五经》作为开科取士的标准。至此，理学在元代得到空前的重视，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学术，并进而确立了理学的思想统治。随着理学至尊地位的确立，佛、道二教逐渐衰落。虽然佛、道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民族文化的影响相当深重，但此后再未复兴，儒、佛、道并列的思想文化格局也归于消失。被“定为国是”的理学，使“学者尊信，无敢疑贰”，结果只能是思想的僵化和文化的枯寂。根据我们的考察，元杂剧的兴起与元朝几乎同步，其繁荣发展恰在元朝统一南北至仁宗朝确立理学统治前的一段时间里，而其鼎盛的黄金时代在元世祖、元成宗统治的至元、元贞、大德年间。

元杂剧艺术

元代前期，新兴的统治者尚未完全接受理学，中原礼教到破坏，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旧传统的束缚，思想统治比较宽松，这样的文化格局为杂剧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元代这一由少数民族掌权的特殊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常常是尖锐、激烈的。如大都的集市就有“人市”——奴隶市场，反映了商业的落后方面，元代驱奴没有人身自由，人口可以买卖的现象并没有改变。《朴通事》一书中还保留有大都郊乡农民的一份卖子文契；反映在元杂剧创作中，《看钱奴》剧中就出现过类似的卖子文契。元杂剧中有着大量揭露社会现实、抨击黑暗统治的作品。正是在城市勾栏文化发达和统治者对思想的控制比较薄弱的条件下，剧作家能够公开创作、演员能够公开演出那些揭露和抨击时政的剧本。试与清朝的戏曲创作做比较。

戏曲艺术表演

清代作为封建社会思想控制最为严密的朝代，歌舞升平、神仙道化之类的剧作充斥舞台，而像元杂剧剖析现实、直面人生，富有强烈的时代精神的剧作，是很难看到的。在元代，杂剧不仅仅是当时观众娱乐、消遣的对象，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生活和斗争的深刻表达，成为剧作家和人民内在精神的寄托。当然，元朝统治者既逐渐重视中原儒家文化，怀柔士子，但终究不放心汉人，不放心汉族知识分子，始终实行民族歧视的四等人制，长期废除科举，结果是阻塞了中原文人既定的人生道路，扭曲了知识分子传统人格；又有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对于少数民族统治不满，而“不屑仕进”，与元蒙采取不合作态度。元代沉沦下层以及“不屑仕进”的知识分子是大量的。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寄情于理学。

戏曲舞台艺术

这不仅因为理学鼓吹通过“正心诚意”、 “持敬”、“存养”等道德意志的修炼，不待求诸外力，便可强化儒学道德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而且由此振兴儒家文化，实现儒家政治伦理目标；对于个人来说，也摆脱了精神的困境和思想的苦痛。这是元代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如元初著名理学家刘因（12471293），一生屏迹山野，超然物外，屡征不仕，采取与“酷烈嗜杀”、“大纲不立”的元蒙不合作的态度，穷究理学成为他终生的精神寄托。元代另一著名理学家吴澄就说过：“夫道也者，天之所以与我，己所固有也，不待求诸外，有志而进焉。”这是理学在元代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杂剧表演

又有一部分人寄情于诗。元人谢升孙为《皇元风雅》诗集作序说：“我朝混一海宇，方科举未兴时，天下能言之士一寄其情性于诗。”元诗最为兴盛期也是在至元、元贞、大德到延裕年间。清人顾嗣立《寒厅诗话》说：“元诗承宋金之季西北倡自元遗山（好问），而郝陵川（经）、刘静修（因）之徒继之，至中统、至元而大盛。” 《四库总目提要》卷一六七《道园学古录提要》说到元诗创作：“有元一代，作者云兴，大德、延祐以还，尤为极盛。”元诗的极盛，确如元人所言，与科举未兴有关。

元杂剧艺术表演

更有大量文人寄情于戏曲。明人胡侍在《真珠船》卷四“元曲”条中说得十分清楚：“盖当时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职，中州人多不得为之。每沉抑下僚，志不得伸。……屈在簿书，老于布衣者，尚有多人。于是以其有用之才，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纾其怫郁感慨之怀，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这是元代大量作家从事杂剧创作的社会原因的最好解释。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曾批驳了明人减晋叔等所谓蒙古时代“以词曲取士”说（《元曲选序》）为诞妄不足道，同时指明元代前期废科举垂八十年，却为杂剧发达之因，是可信的。

元杂剧艺术表演

在此，我们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众多的儒人文士为何以其有用之才寓之乎杂剧创作呢？如前所述，自宋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人们的审美兴趣发生了变化，勾栏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新兴的杂剧艺术客观上需要文人的参与和提高，同时，杂剧也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施展才华、表达悲愤和抗争欢愉和痛苦的艺术天地。仕途没有出路的儒人们混迹勾栏，与民间艺人相结合，就成为他们一条自然选择的生活道路。当然，这种参与和结合并不始于元代，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也不像元代这样普遍和密切。加之元初思想控制的松弛，理学尚未确立为官方统治思想，文人作家也就较多地具有了思想和创作的自由，抨击黑暗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歌颂对礼教的叛逆反映平民意识，写出了大量不朽的杰作来，开创了元杂剧繁荣的黄金时代。

元曲作家关汉卿绘图

直到元代中叶以后，科举制度恢复，理学已占据统治思想地位，导致了杂剧作家队伍的分化，禁锢了杂剧作家的思想，对杂剧的繁荣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一导致杂剧衰微的重要因素，从反面说明了文人作家的积极参与，对于杂剧的繁荣是多么的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