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 陈诚执掌鄂西传奇

陈诚执掌鄂西传奇  

　　陈诚，字辞修，浙qj田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追随蒋介石直至1965年3月5日逝世，达40余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后，陈诚一直是台湾党政军方面事实上的二号人物。在经济上，他推行土地改革，促进了台湾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不过，早在1940年到1943年，陈诚在任湖北省主席期间，已施行过类似政策。当时，为了禁烟，他杀了何应钦的舅舅；在文化上，他建立了多所学校，培养了大量学生；在军事上，他在鄂西会战中有效阻击了日军进犯重庆的企图，此役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军而言，意义重大。
　　"三昌将军"到湖北，决定用重典治乱世
　　1940年6月，枣宜会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丢失了鄂北、鄂西、江汉平原一带富裕的产粮区，日军得以在宜昌修建飞机场，对重庆大后方进行轰炸。加上欧洲战场的不利局势，枣宜会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危险的时期。
　　第18军是陈诚一向引以为傲的嫡系，在枣宜会战中却一败涂地。由于屡战屡败，舆论焦点全都集中到陈诚的身上，平素对他积怨已深的人，如何应钦、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等都对他不遗余力地攻讦起来。"二陈"在他们所掌控的报纸上送给陈诚一个"三昌将军"的绰号，讥讽他在武汉会战中失了武昌，在赣北会战中丢了南昌，在刚刚过去的枣宜会战中丢了宜昌。陈诚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他有口难辩，想到了退身求保，想专注于某一方面的事务，然后干出一番成绩，给这些政敌们看一看。于是，陈诚上书蒋介石，请求蒋介石免除其杂务，授予其专职。蒋介石允准了陈诚的请求，免去了他在国民党中央的所有本兼各职，却把另一副重担放在了他的肩上：在恩施建第六战区，让陈诚担任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接过重任后，陈诚面临的困难也够让他头痛的。
　　首先，此时的恩施已成为战时国民党政府湖北的省会，就地势、地理上来讲，恩施是当时大后方的前方。所谓大后方，包括四川、贵州、西南各省，恩施就是它们的前方，又是陪都重庆的门户。但枣宜会战的失利，直接导致了省府控制地区的急剧萎缩，致使税源剧减；其次，省府从武汉转到恩施后，恩施地区人口剧增，衣食供应大成问题；最后，鄂西南、鄂西北地处偏僻，民风闭塞，陋规恶习积重难改，豪族强户把持乡政，这都给省府推行政令增加了难度。
　　治乱世用重典，陈诚决心用治军的办法来治理行政。
　　1940年9月，陈诚制订《施政要旨》十项，作为日后行政的准则。同时，他指定省府秘书长刘千俊牵头，集合第六战区长官部、省府各厅处、各事业单位人员，起草了《新湖北建设计划》。该"计划"涉及减租、发展经济、整饬吏治、实施新县制、实行计划教育、改善鄂西交通等各个方面。陈诚的想法是，把它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湖北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一个行动大纲，加以实施；倘使施行得法，将来还可作为三民主义的一个试验蓝本，推广到全国。
　　但大纲的实施需要时间，当前最紧要、最急迫的还是吃饭问题。
　　陈诚长袖善舞，手眼通天。他从中央下派到湖北时，蒋介石曾专门拨给他200万元的特殊开支费，以作赈济、抚恤、平抑物价之用。除将这笔钱用在以上诸项外，余款陈诚全部用来从敌占区购买粮食和军需民用物资。
　　陈诚还亲自跑到重庆，向财政部要钱，要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追加湖北的预算。孔祥熙对陈诚心存芥蒂，起初不同意，就辩解说："辞修兄，现在全国财政都紧张，湖北恐怕不能另搞一套。恕我直言，外界对你很有些说法，比如说你‘营私舞弊’什么的，你该注意一些。"
　　陈诚道："完全是胡说八道！说我‘舞弊’还挨着点边儿，我现在就在向你孔大人‘舞弊’；说我‘营私’，纯粹胡扯！我只是把钱用在当用、急用的地方，分毫不进自己的腰包，营什么私？"
　　孔祥熙见陈诚动了火，知道再理论下去双方必定会大动干戈，思量一番，便提笔签准了湖北的追加预算报告。
　　接着，陈诚又利用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关系，从那里筹借谷物来周济他管辖的第六战区。薛岳与陈诚渊源颇深。武汉会战期间，陈诚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任其属下的第1兵团总司令，负责庐山地区的作战。其间，因其他地区战事激烈，蒋介石三次电令薛岳派兵下山。但薛岳此时正想诱敌深入，打一个和台儿庄一样的大胜仗，于是他三次我行我素，"抗命"不遵。蒋介石为此非常气恼，表示一定要对薛岳军法严处。薛岳向陈诚作了说明后，得到陈诚的理解，陈诚又多方面向蒋介石解释，终使蒋介石怨气渐消。后来，薛岳在德安地区一战成名，歼敌过万，取得了著名的万家岭大捷。这份特殊的情缘由此奠定了陈薛二人后来相携相护的基础。
　　第九战区的辖地主要在湖南地区。洞庭湖周围地肥水美，盛产粮食，陈诚就和薛岳及湖南省政府商量，以暂借或物物交换等方式，将常德等地的稻米，通过水陆舟车，源源不断地运至第六战区。当然，薛岳每年借此无偿赠送给第六战区的粮食，也不在少数。
　　粮食、食盐、布匹等物资慢慢比较充盈之后，如何分配各类物资就成为摆在陈诚面前的一道难题。用陈诚的话说，"供"的问题可免于捉襟见肘，"求"的问题亦当思之良策了。
　　陈诚就此征询周苍柏的意见。
　　周苍柏1888年生于武昌，祖上即为湖北近代工商业界的发兴之人。周苍柏本人学识丰富，是纽约大学的商学学士，回国后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的行长，是陈诚十分推崇的经济学专家。
　　周苍柏说："以我在美国所学的经济学知识来看，物资分配不外乎市场型、计划型、市场计划混合型三种模式。走市场型或市场计划混合型必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物资供应较为充裕，否则即会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况，我们目前还不具备这种条件。以我之见，实行计划供应当是现在的最佳选择。我认为计口发票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只有计口发票才能保证人人有饭吃，有衣穿。"
　　陈诚觉得这个办法好。
　　1941年8月，经湖北省府委员会议审议通过，《湖北省消费品凭证分配办法》正式出台。按照这一办法，省政府财政厅社会处负责各机关单位人口及物资分配额的登记、审核及票证的签发；省平价物品供应处下设的消费合作总社、分社及各单位的消费合作社，凭证供应各类生活必需物品。
　　陈诚对此很满意。当时恩施城内的一般公教人员，大体上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购买生活日用品的，即使是陈诚家里，除陈诚有些特殊供应之外，他的夫人谭祥及两个女儿三个儿子（老幺陈履洁此时尚未出生），也是凭票从消费合作社定量购买物品的，并无特别之处。谭祥虽贵为省主席的太太，却相当俭朴，买米买菜做饭这些家务活，她大多参与其中。陈家饭桌上，大多数时候端上的是四菜一汤，这是陈诚提倡的标准化革命生活。四菜多是菜市场上买回来的白菜、黄瓜、土豆，外加番茄炒蛋、木耳炒蛋之类，汤则多为豆腐汤、蛋汤，肉类只有陈诚在家或来客时才有。面对如此简朴而单调的菜谱，陈家几个小孩子有些受不了，便想办法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
　　陈家当时已从恩施城内搬到了郊外的土桥坝。一天，大女儿陈幸放学回家，见门前龙洞河上有人钓鱼，便好奇地凑上前去观看。她见那人方法简单，只是将竹竿顶端夹上生石灰，伸到河底，鱼儿呛昏后浮出水面，再用网兜一捞，便可收获战果。于是，她就学着那人的样子，也捕了几条半斤来重的鲫鱼回家，让厨师做了红烧鲫鱼供大家开荤。
　　陈诚当晚也在家，一家人其乐融融，大快朵颐，陈家姐弟吃得很是高兴。不料半夜时分，大家先后出现头晕、恶心、出虚汗的症状，陈幸的大弟陈履安还吐了一地。陈家的勤务兵深感事态严重，立即打电话通知湖北省立医院。湖北省立医院的院长杨光第、主治医生卢镜澄、何钦圣等人迅即赶到陈家，检查之后断定，陈家病情系吃鱼中毒所致，因为用生石灰"迷"鱼，鱼儿吃了生石灰后，生石灰的毒性附在鱼身上，而人吃了鱼肉，便产生了二次中毒现象。经过杨光第等人的紧急救治，一个多星期后，陈家人方才全部痊愈。
　　但由此也可见陈诚在建设湖北新经济方面的努力。
　　在全国其他国统区教育萎缩的情况下，陈诚管辖的湖北却生源猛增
　　除了经济，陈诚在湖北狠抓的另一件大事是教育。
　　平津失陷之后，成百上千的青年学子纷纷从北平、天津、河北、山东等地流落到了尚属安全的武汉，到1938年初时，汇集到这里的总人数约有万名之多。
　　如何安置这批知识青年呢？
　　1938年6月，陈诚接手湖北省主席的时候，日军开始攻打安庆，鄂东和武汉的教育事业随之面临重心西移的问题。
　　7月20日，湖北省政府在武昌中正路省府会议室（今武昌解放路）召开第302次会议，讨论中等学校战时教育问题。会上，陈诚提出将全省47所省立、市立和私立中等以上学校（包括鄂西、鄂北的学校）合并为"湖北省联合中等以上学校"（简称"湖北联中"），并转移至宜昌以上地区。办学经费，包括学生的食宿、服装、书籍等费用均由省府支出。
　　"联中"的校长谁来当呢？
　　"让陈厅长来干吧！"陈诚对教育厅长陈剑说。
　　陈剑是江西遂川人，毕业于北京大学，留学于伦敦大学，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兼代高教司等职。此人虽是学人出身，又是"五四运动"时的学生领袖，还是蔡元培先生的乘龙快婿，但于官场宦海，颇为熟谙。陈诚此议一出，他知道管着一万多人的吃喝拉撒意味着什么，遂连连摆手说："陈主席，这恐怕不行。我虽是教育厅长，当这个校长也应是分内责任，但我德薄能鲜，务虚可以，务实不行。何况‘联中’人逾万数，事涉多方，我难堪重任，难称众愿，主席您还是另选贤能吧！"其他人也互相推诿。
　　陈诚这时已是脸色铁青，他厉声说道："好啦，大家别争了，这个校长我来当！不过，我不能没有一个副手，这个副手我想来想去，还是陈厅长最合适！"他似笑非笑地看着陈剑说，"陈厅长，当这个校长肯定不容易，一万多人吃饭放屁都找你，肯定要抓脑壳，掉头发，但也比不上前方指挥打仗，死不了人。就算死了也没关系，我给你申报政府褒扬，所以你尽可放手去干！"
　　陈诚这一番话，让陈剑窘得无地自容，大汗涔涔。
　　此后不久，国军相继在江北大别山地区和江南赣北地区与日寇发生激战，战局于中方愈加不利。此时鄂东、鄂南虽闻战火，但大部尚在国军控制之中；鄂北、鄂中和武汉虽岌岌可危，但不少人尚持观望心态，许多家长还不放心让孩子背井离乡，独自一人到千里之外的鄂西去求学。陈诚得悉此情，心急如焚，于倥偬之中，连夜草拟《敬告本省中等学校学生家长书》，一改铁血冷峻面孔，款款深情地劝慰诸生家长："当此战乱之际，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维持战时教育，使我们的子女在安全环境中求学，不致流离失所，荒废学业，同时积极地施以抗战建国的教育与训练……为着他们青年的幸福，与我们国家未来建国的基础，我们必须把学校变为家庭，学校的学生犹如家庭的子女，学校的教师犹如家庭的父兄。所以，诸位可以放心，把你们的子女赶快送到学校里来，政府一定完全负责，给予他们免费教育——免除所有的学费、膳费、宿费及制服费，并施以严格的管教，使真正造就为国家的人才。"
　　陈诚还表示，如果经费发生困难，宁可把本省的保安团队裁减一两团，也要把学生安顿好。
　　这一番动情告白深深地打动了学生家长。家长们相信陈主席言出行随，视学生如子女，他们先前的顾虑担忧便放下了一大半，纷纷为孩子整理行装，主动把孩子送到学校。
　　师生们面临的最大困难，一是校舍的安置，一是教学及生活用具的添置。为解决这些难题，各分校主任只得商请地方上热心教育而又明识大局的人士出面协商，以租赁的方式，将当地的祠堂、庙宇及富绅大户多余的住房腾出来，加以必要的整建或扩充，以作校舍。
　　这样，到达目的地后，各分校师生即忙碌异常，他们自己动手清牛栏，填猪圈，改茅坑，凿壁开窗，粉墙除尘，并就地取材，请当地的木工制作桌椅、床铺。很快，学校规模初具，桌椅初设，朗朗书声便从那祠堂的天井处袅袅腾腾地飘出来。不仅战区的学生努力于学，当地百姓的子弟也结队成批地成为课堂的主人。到1938年岁末，联中辖分校22所，有就读学生11884人。当陈剑将这一情况报告给陈诚时，陈诚露出了笑容："我们这是为湖北保留文化种子，为抗战储备人才，为党国蓄积长久能量。今后还要扩大生源规模，要管好他们的吃穿住用，让他们安心学习，学有所成。"
　　但此时的陈诚实在兼职太多，他作为高级救火员，哪里有困难，哪里战局出现危情，他就会作为蒋介石的化身出现在哪里，所以恩施方面的教育事务多由陈剑主持。因此，30多年后，当陈诚在台湾回忆这段往事时，他检讨说："这时湖北的教育，我实际仅做到一个‘养’字，对于‘管’和‘教’方面，做得未免太少，实在有悖初衷。"
　　省府西迁恩施后，财政收入锐减，各机关人员工资时有断发之虞。但教育文化经费非但没有缩减，反而逐年增加：1940年为455万元，位列年度各项经费支出之首，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22.9%;1942年预算为1363万元，几乎为1940年的三倍。
　　全省国统区的教育亦在此过程中得到长足发展，中学总数从1938年"联中"成立前的60余所，上升到1945年的129所，学生总数从1万多人增加到近48000人。在辖区面积不断被蚕食的战争状态下，在全国其他国统区的教育不断萎缩的情况下，湖北国统区的教育就成了一种绝无仅有的现象。
　　石瑛性格孤高但为官清廉，陈诚对他敬让三分，还因此上演了一场闹剧
　　石瑛是中国同盟会会员，曾任国民党一大中央委员、南京市市长、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他为官清廉，性格孤高、硬朗，这在民国政坛中是尽人皆知的。
　　有一次，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在审核南京市财政预算时，发现有一笔款项是铁道部资助南京市搞市政工程建设的，总计有12万元。孔祥熙说："财政收入应统归于中央，然后由中央再行分配，各部委不能私相授受。"铁道部当时由曾养甫负实际责任。曾养甫是留美矿冶学专家，与石瑛私交深厚，石瑛正是通过这种私人关系才弄到这笔钱的。现在孔祥熙一句话就把它没收了，石瑛一气之下，当众将一瓶墨水砸在了孔祥熙的西装上，而这套西装是孔祥熙刚刚出访法国时购买的。
　　石瑛在外国人面前更是不卑不亢。1932年12月28日，《中央日报》登载《南京市府整顿外商财捐、函英日领事饬缴》一文，严令英商赖安仁洋行、和记蛋厂及德商孔士洋行南京办事处等外国侨民尽快按章缴纳营业税及房捐。英国驻京总领事布朗是个中国通，他知道在中国，关系可以摆平一切。于是，他不是把精力用在督促其侨民缴纳契税上，而是在国民政府上层官员中四处活动，以求减免。这些人找到石瑛后，石瑛就一句话："可以减免，不过减免的部分应由你们这些说情人补上才行。"说情者见此，一个个全都尴尬而去。
　　无奈，布朗亲自来到市政府，找到石瑛。见面握手后，布朗用英语说很高兴见到市长之类的话。石瑛说："请你说中国话！"布朗还是用英语说："我不会说中国话。市长先生在比、法、英等国留学18年，熟知英语，为何不用英语同我说话？"
　　石瑛继续用中文对布朗说："我是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我当然得说中国话！先生不会说中国话，怎么能来中国当领事？"
　　这一下把布朗问急了，他没想到正题还未切入，就与这位市长闹得不愉快，于是双手一摊，用英语说了声"我很忙"便要起身告辞。石瑛丢下脆蹦蹦的"我更忙"三个字，就扭头甩手，扬长而去。灰头土脸的布朗只得吩咐侨民如数缴纳契税了事。
　　时人将"民国第一清官"的称誉送给石瑛，对这样一个清廉自持、刚正不阿的党国元老，陈诚从内心里生发出的是敬重和赞叹。几十年后，陈诚回忆说，他一生从思想和行动上服膺的人物恐怕只有蒋介石一人，但从道德人格上，石瑛无疑是他所尊崇的人物之一。所以在与石瑛共事期间，陈诚尽量收敛自己刚愎自用的个性，多听石瑛的意见，避免铁钉碰钢钻。可即便如此，擦出火花的事也还是不期然地发生过。
　　陈诚执掌鄂西传奇（2）
　　那是1942年5月间的事。当时，为解决第六战区军需民用问题，湖北省政府就在万县建立了纺织厂、化工厂和火柴厂等，这些工厂统一归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朱一成指挥调度。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坊间便到处盛传朱一成有贪污行为。风声之大，连陈诚也有所耳闻。
　　朱一成原任交通部电讯总局局长，陈诚认为他是个人才，所以专门从交通部部长张嘉H的手中，把他要到恩施来。现在，自己这么看重的人被指有贪污行径，这叫陈诚的面子往哪儿搁？陈诚便叫省府委员罗贡华去查实一下事情的真相。
　　罗贡华是在陈诚的帮助下才调回湖北任省府委员的，因为这层关系，陈诚就指派他去查万县方面的问题。
　　陈诚的意思很明显，这样做的目的，一来表明省府的态度，二来如果朱一成真的有什么问题，罗贡华也会顾及陈诚的颜面，替朱一成遮掩些，消消灾。
　　但令陈诚料想不到的是，罗贡华与朱一成暗中有矛盾，而且罗贡华在查过万县几个厂里的财务报表后，发现朱一成确实有贪污证据。罗贡华一回到恩施，他就把个中的实情向省府各位委员作了通报，待到陈诚要他保密时，外界已有不少人知道了这个消息。
　　当时的参议员中很有一些敢于说话的人，他们得到风声后，便函请罗贡华到参议会说明真相。罗贡华巴不得有这样的机会，于是在参议会上将万县的调查情况和盘托出，参议会顿时炸成了一团。一些参议员更是抓住这一问题，刨根究底，要陈诚到参议会来接受质询。
　　这就让陈诚很有些难堪了。按照《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参议员有权向政府提出询问。而政府主官也有义务回答参议员的询问，也就是说，从法律上讲，陈诚是必去参议会接受质询的。可是以陈诚的个性，以他现在的权势和声望，他又怎么可能去站在台上，像疑犯似的，被人颠过来倒过去地询问呢？所以他拒绝亲自到参议会去作说明，而只同意以书面形式回复参议会，并表示要因此而引咎辞职。
　　时任参议长的石瑛，知道朱一成贪污一事，本已气愤不已，表示要严办，现在见陈诚递来辞呈，他更是由气转火了。他认为陈诚是以辞职相要挟，掩盖问题的实质。既然陈诚耍把戏，他干脆也如法炮制，来个辞职相对抗完事！
　　一见石瑛来了"牛"劲，陈诚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倘使石瑛弄假成真，辞了参议长，他陈诚辞不辞省主席？如此一来，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再说，事情闹大了，对谁也没有好处！
　　这么一想，陈诚便主动找到石瑛，说明情况："我开始并不清楚罗贡华与朱一成之间有矛盾，所以派罗贡华去查朱一成的问题，这就难免有无中生有，小题大做的情况。对此我有失察之责，我愿意承担责任并愿意接受参议员的质询。"
　　见陈诚的态度已有所松动，石瑛的口气也缓和下来，他建议道："再派人去调查调查吧！"
　　于是，陈诚又派了另一拨人马去万县，当然这一次去的人是经过他精挑细选的，调查的结果自然也就与先前的大相径庭了——朱一成的贪污，就此变成了大吃大喝、拿公家的财物送人情的错误了。
　　与此同时，一些省府参议员也在参议会中发起了"挽留陈主席"的活动，一时间场面十分热闹。一场"府会之争"就这样以闹剧收场。
　　何应钦为抽大烟的舅舅求情，陈诚先斩后奏
　　陈诚认为烟、赌、娼是危害湖北的三毒，而三毒之中烟为首，他下发了禁烟令，一定要把烟毒禁断禁绝。于是，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在接见各县县长时，陈诚首先告诫大家的就是禁烟，禁烟，禁烟！一时间，湖北的禁烟运动真可谓声势浩大、雷厉风行、杀气腾腾！
　　1941年7月中旬，第六战区党政工作总队的队员得报，说是巴东万佛沱军用被服厂内有人吸食鸦片。军用被服厂是军政部设在湖北的一家服装厂，厂房周围垒有高墙。时近午夜时分，月光如水，四周静寂，党政工作总队的队员悄悄靠近院墙，搭人梯翻进了厂房，只见一处小洋楼的二楼上还亮着灯光，近前一看，一个五十开外的秃顶男子正侧躺在竹床上，吐着烟圈，旁边一个仅穿着抹胸、短裤的年青女子正给他点烟膏，另一位年岁稍大的妇人则自顾自地喝茶、嗑瓜子。
　　人赃俱在，四个党政工作总队队员撞开房门，三下五除二地就把那秃顶男子捆到了巴东县政府，顺带还将他的烟具、烟土及那两个女人，一并带了过来。
　　那男的开始以为遇上了劫匪，吓得嘴巴张得比碗口还大，后来知道是党政工作总队抓吸烟的，态度立马强硬起来。在巴东县政府里，他用手指点着那些队员说："哼！你们这些愣头小子，我和我的夫人们在家里吃烟，关你们屁事？你们吃了豹子胆还是怎么的？敢抓我！你们也不拿几两毛线纺（访）一纺（访），我是谁？实话跟你们说，我是军政部万佛沱军用服装厂的厂长，姓傅名存德，军令部何部长喊鄙人叫舅舅。你们说怎么着吧，是叫你们长官来向我赔罪，还是你们向我认个错，当场送我回厂里？不然，明天厂里开不了工，这责任，我只怕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自党政工作总队成立以来，已抓了不少烟犯，可还没有哪一个烟犯敢如此挑衅，嚣张！队员们虽然十分气愤，但也不能不认真对待，他们把巴东的消息，报告给了恩施的总队长刘培初。刘培初听说抓住了何应钦的舅舅，一时也没了主张，赶紧将情况向陈诚作了汇报。
　　陈诚一听，不假思索地说："怎么啦？何部长的舅舅怎么啦，让法令为他转个弯？恐怕不行吧！言出法随，法治威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只认法，不认人。犯了死罪，就该杀头，而且要快杀，免得夜长梦多，这有什么要商量的吗？"
　　刘培初立即打电报给巴东方面，要他们拿事实证据，就地解决。有了上方命令，这件事就简单了许多。次日上午9点左右，党政工作总队的队员将傅存德五花大绑至江边码头，当众宣读了他的罪状，便"砰"地一枪将他打翻在地，这个原先一直喋喋不休的秃顶男人蹬了几腿之后很快就到了另一个世界。
　　何应钦的求情电文是第二天才到陈诚手上的，陈诚回电说，"情有可哀，罪无可逭"
把何应钦噎得脸如白纸。陈、何本来就有矛盾，此事之后，积怨更深。7年后的解放战争时期，陈诚在东北战场上屡战屡败，最终把陈诚从东北"剿匪"总司令位置上拉下来的，带头的就是何应钦。
　　日军会师石牌要塞，直逼重庆。鄂西告急，陈诚坚决抗日
　　陈诚在湖北任省政府主席期间，湖北的经济、文化都得到发展，这些成绩为他赢得了声誉。1943年，陈诚再度回到国民党中央，任军政部部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由孙连仲继任。
　　但这个军政部部长比湖北省政府主席似乎更难当。
　　硝烟弥漫的1943年，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历史性转折的一年。这一年的2月，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消灭了德军150余万人马，希特勒的主力几乎被耗损殆尽。苏德战场的局面因此而改变，世界反法西斯的局面也因此而改变。与此同时，在亚洲，日本的法西斯势力也同样遭到重创。为扭转不利的战争局面，尽快解决中国战事，迅速从中国这块巨大的战争泥潭中拔腿抽身，日本决定围歼中国江防部队，从宜昌溯江而上，直捣中国战时陪都重庆。
　　5月，南北两线的日军齐集长阳、五峰附近，旨在夺取三峡险隘石牌。
　　陈诚当时在云南组建中国远征军，孙连仲已赴常德指挥布防，恩施城内一时群龙无首，人心浮动。
　　5月14日，蒋介石的侍从林蔚给陈诚打电话告知鄂西战事，陈诚反复权衡后，打电话给林蔚说："作为第六战区名义上的主官，现在鄂西事急，我不能不切实负起这方面的责任，故请蔚文兄转报委员长，准我回鄂指挥战事为要。"
　　次日清晨6点，军委会即给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发来加急电谕，批准陈诚即日飞渝转施，指挥鄂西战事。
　　陈诚带着副官处处长邱行湘等少数几个随员，当天就乘机赶到了重庆。
　　来到蒋介石官邸时，天色已晚。两人简单寒暄后，蒋介石直截了当地对陈诚说："辞修，我只送你三句话：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石牌第一。你自己去相机处理就行了！"
　　当天夜里，陈诚即叫重庆沙坪坝机场备好了去恩施的飞机，准备第二天天一亮就动身。可就在重庆方面万事俱备时，恩施方面报告说，因天降暴雨，飞机无法起落，希望重庆方面等候消息再出发。
　　谁知这一等就足足等了一天！陈诚急得毛焦火燥的，只得把邱行湘等人找来，初步研究了一下鄂西作战的方案。
　　5月17日，恩施方面仍说大雨不停，可陈诚再也等不及了，他挥手对邱行湘等人说："走，不等了！就是下刀子，老子今天也要飞回恩施去！"
　　下午5点，陈诚一行人终于在雨雾迷蒙中安全到达了恩施。
　　一下飞机，陈诚即驱车土桥坝战区司令长官部，要参谋处处长杨伯涛通知江防军及各集团军，命令各部师长以上将领次日上午来长官部开会，布置作战事宜。次日一早，就在各将领陆续到达会场，准备开会时，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也受蒋介石的委托，特地乘专机飞到恩施，赶来赴会。
　　因战况紧急，陈诚在会上简要分析了敌我形势和这场战役的意义后，即直接下达了各部的作战部署：
　　一、第10集团军扼守现防线，尤以防守渔洋关为要；
　　二、江防军以第18军固守石牌为要；以第86军守备聂家河、安春垴、红花套、长岭岗一线，作战略持久战。以第5师为主力的第32军，位置于三斗坪、陈家坝之间，为战区预备决战的兵力。
　　渔洋关、津洋口、石牌要塞一线为第10集团军与江防军的决战线。
　　三、其余第26集团军和第32集团军警戒宜昌、当阳之敌，必要时可相机向南增援。
　　会后，鉴于第六战区各部作战日久、兵将疲乏、伤亡严重、兵员不敷的现实，陈诚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协商，借调第74军王耀武部、第79军王甲本部北上抗敌，并命令第33集团军的第30军池峰城部进抵宜昌以西，与第32军一道，作战区总预备队。
　　就在中方部署战事的同时，日军占领下的宜昌，同样是气氛森严。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将其指挥部迁至宜昌市内后，随即在这里召开了各师团长参加的军事会议，也对下一阶段的攻击计划进行了部署。
　　横山勇总结了前期行动战果后宣布："本次作战的目的当在占领三峡，以为皇军攻略支那战时首都重庆，迫使华府早日投降作准备。由于后期作战多在山地间进行，部队行动当以分路展开为宜，因此军部命令：以赤鹿理君之第13师团为主力，向北进击，沿渔洋关、都镇湾、木桥溪一线，包抄石牌的背面，切断支那江防军之退路；以山本君之第3师团为主力，自茶园寺、聂家河，北取长阳，捕捉消灭支那之第10集团军；以澄田（澄田睐四郎）君之第39师团为主力，沿宜昌以西之长江防线，正面攻击石牌要塞。各部应克难奋进，不畏牺牲，达成最后目标。"
　　就这样，在宜昌两岸的崇山峻岭之间，一场蓄势待发的恶战终于不可避免地全面打响了。
　　国民党军队虽顽强抵抗，但仍一路退守，中日两军聚焦石牌要塞
　　5月19日凌晨，敌第13师团首先行动。经过几天恶战后，5月22日，日军占领渔洋关的同时，南北两面的日军也倾巢出动，牵制江防军。其南面，独立混成第17旅团由公安出发，佯攻常德，掩护其北进部队，保护其右翼之安危。其北面，5月22日午夜时分，日军第39师团在师团长澄田睐四郎的率领下，由宜昌古老背渡江，直扑对岸的红花套，宜昌东南地区一时杀声四起，战火遍燃。
　　红花套是一个临江小集镇，头靠宋山，背枕红花岭，半弧形的红花岭宛如母亲的臂弯，护翼着古镇上的数百户人家。很明显，日军欲借红花套攻击石牌，必先夺取宋山，越过红花岭方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宋山是红花岭的制高点，战前第86军即在山上布置了一个营的兵力，日军进攻时，这一营的官兵与敌反复搏杀，战至最后只剩下40余人时才撤出阵地。得势后的日军遂尾追第86军西略清江北岸之鄢家沱，北攻长阳，及长阳东面的花桥、罗家坪、纱帽山阵地，目标直指军事要冲偏岩。
　　此消息传到后方后，恩施城内人心惶惶，省府各机关都在秘密收拾档案物件，作转移准备。
　　陈诚见此，就在省府门前的大楠树下，召集各部门人员讲话："敌人这次进犯石牌，是蓄谋已久的，其目的不外乎两个：一是动摇恩施，二是威胁重庆。现在的形势确实很危急，但是不是到了我们卷起铺盖，避之深山的地步呢？没有，完全没有！对这场战役，我战区已有严密部署，我广大将士已鼓足斗志，步步设防，我们军队的装备也较前大有改善。况且敌人这一次进攻的是山峦连绵的鄂西地区，所以无论是从天时、人和，还是从地利上来讲，我们都会取得这场大战的胜利！请大家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不要慌张，不要想着转移！"
　　陈诚的这番讲话，简短且富有说服力和感召力，传到社会上后，恩施市面平静了许多。
　　但偏岩方面的情况却紧张得叫人喘不过气来。86军作为这一线的防守主力，承受着日军一个师团的正面冲击。
　　86军也是陈诚属下的一支老牌部队，其军长朱鼎卿曾在贺龙的部队中当过上尉参谋，更在陈诚任军长的第18军中当过团长。朱鼎卿长得剑眉虎目，四肢粗壮，指挥作风也颇为硬朗，因而他带出的队伍也多少带着他的影子，很能打硬仗。
　　偏岩地处丹水北岸，往北有公路通石牌，向东有山路到达长江边，隔岸可观望宜昌市内灯火，战略地位可想而知。陈诚深知此地对石牌要塞的重要性，遂严令朱鼎卿务必守住该处阵地，同时令32军第139师守备资丘、马连、都湾镇地区，屏护第86军的右翼；令第18军固守长岭岗、小平善坝一线，防备第86军的左翼，以共同拒敌于清江南岸、宜昌西侧。
　　对老长官的命令，朱鼎卿向来是谨遵不逾的。第86军下辖第67师和第13师两个正规师，他将67师布防在都湾镇以南，协助第32军、第44军阻击由渔洋关北上的日军第3师团和第13师团；将第13师部署在长阳附近，右与第139师联系，左与第18军接触。整个战线从津洋口、板桥铺到乌龟山，全长约40里地。
　　然而，现在的86军经过近20天的战斗，早已损兵折将，疲惫不堪，加上40里地的战线拉得太长，兵力不敷，朱鼎卿纵然有三头六臂，也难挡日军的锐利攻势。所以，当5月24日凌晨敌以步骑炮兵，并以飞机向第86军发起全线攻击时，第67师在都湾镇不支，被迫渡清江北移；第13师苦战天坑坪、永和坪不敌，只得弃守长阳，转守长阳郊外的向家河、凤凰山一带。
　　次日上午，气势如虹的日军第39师团，又得其第34师团的援助，呼啸着向长阳郊外扑来。国民党部队慌忙后退，撤向偏岩。
　　江防军顿时感到事态严重，急调第32军的第5师南下增援。第32军本为战区的总预备队，留着用在决战之时。但事已至此，陈诚和时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的吴奇伟顾及不了这些，只好先调军防守。吴奇伟甚至赶赴前线，亲临指挥。可实际情况远比陈诚、吴奇伟掌握的要严重得多，日军早已抢先占据了几处高地，国民党军虽匆忙布阵，杀伤了一些日军，可终究没能阻止敌人的攻势，日军很快拿下了偏岩。
　　和敌第39师团的进攻相比，敌第3师团的攻击则遭到了中国军队更沉重的打击。第3师团5月22日从茶园寺向北进攻，三天后他们还被陷在长阳山中进退维谷，且损兵折将，死伤惨重。不得已，师团长山本三男只好调整作战方案，以一部攻取长阳，大部绕道渔洋关北上。5天后，也就是5月26日，他们才到达高家堰附近。
　　至此，日军第3、第39师团及其各配属部队齐集高家堰、曹家畈、平善坝一线，向石牌要塞步步逼来。
　　5月26日，日军大部拥至石牌外围后，陈诚清醒地意识到，大战已逼近江防军的核心防区，到了胜败在此一举的紧要关头。他整天呆在作战室内，不停地接听各方报告的敌情动态，又不停地指挥各部布防换防的工作。紧张使得陈诚的胃病发作，疼得他冷汗淋漓，他只好用手压着腹部硬撑着，不让自己倒下去。
　　其实，和陈诚一样紧张的还有远在重庆的蒋介石。蒋介石明了日军作战意图后，同样对石牌要塞极为关注。
　　5月22日渔洋关失守后，蒋介石给陈诚、吴奇伟发来电令指出："石牌要塞应指定11师死守。"
　　5月26日，重庆来人给陈诚送来蒋介石给第六战区诸将领的军令，称石牌乃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是关系陪都安危的要地，各将领须英勇杀敌，坚持职守，为殄灭强寇立勋功，为民族自由争荣光！第六战区将士为此斗志倍增，各师、团先后举行了誓师大会，"英勇杀敌"、"血战到底"的口号似响雷一般，久久回荡在鄂西南的崇山峻岭之间。
　　这时候，第10集团军各部已损失严重，正待收容整理，陈诚遂对所部兵力重新调整。保卫石牌要塞的重任，陈诚把它交给了第18军第11师。这是陈诚的发家部队，嫡系中的嫡系，时任师长胡琏。
　　由于石牌要塞周围峰峦叠嶂，高耸入云，日本人需要在陡峭悬崖中觅路前行，因而他们所能携行的武器仅为有限的75毫米的山炮，这自然难抵第11师轻重火力的交叉打击。因此，敌军被压制在沟壑山崖下动弹不得。一筹莫展的日军将领澄田只好借助空中力量来代替炮击，每天以9架飞机轮回低飞助战。石牌要塞背靠的虎头山阵地是其轰炸的重点，澄田部不便于大部队运动，就以小股势力趁飞机袭击的间隙向虎头山阵地作锥形深入，仅5月30日午后至31日早上，他们在此地的进攻就达30多次，除去晚间短暂消停了几个钟头，他们的攻击频率平均为每20分钟一次。
　　在石牌保卫战中，发生过一场二战期间最大的白刃战，那就是八斗方战役。
　　有人说，八斗方一战是二战中反法西斯军队和法西斯军队所展开的最大的一场白刃战
　　八斗方是一块呈漏斗状的冲积平地，入口开阔、平坦，便于大部队展开行动，出口则为两山收夹的通道，最窄处仅容四五人并排通过，因而，整个地形有如风箱般狭长，又有如咽喉般扼要。
　　作为一名熟知中国《孙子兵法》的老军人，日军第39师师团长澄田睐四郎率部抵达这里后，见这里地形如此险要，而四周空寂无声，料想此中必有诈伏，于是在进攻八斗方之前，先派搜索队侦察了一番。所部步兵第233联队（联队长吉武安正大佐），野炮兵第39联队（联队长黑泽盛大佐）和辎重兵第39联队（联队长田中鼎三中佐），则成梯队排列候进。
　　早在日军攻占偏岩后，胡琏即断定朱家坪为其下一阶段要攻取的要地。朱家坪有多条溪流直通石牌，因此胡琏认为此处当为日军攻略的重点。八斗方作为通往朱家坪的主要关隘，胡琏就将32团的主力布防在了这里。
　　第32团团长张涤瑕率领第2营、第3营到达八斗方后，依托山上的岩石和树林，修筑了一批隐蔽工事，他要求部下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暴露自己，不得上级命令，决不擅自开枪，以期最大限度地诱敌至"风箱"深处，予以歼灭。他自己则守在电话机旁，眼睛盯着山下的敌人，随时准备下达命令。这也是澄田的步兵侦察和炮兵没有发现第32团踪迹的主要原因。
　　日军的行进始终是较为谨慎的，他们从开阔处前进到"风箱"中部时，大约花了一顿饭的工夫。张涤瑕等得满头大汗，他想，凭借自己手中的两营人马吃掉六七倍于己的敌人，几乎不可能，但打掉敌人的前锋，阻滞敌人于狭地之中，等待援军一起来收拾敌人，则完全有可能。
　　于是，见日军第233联队大部分进入"风箱"后，张涤瑕对着手中的话筒大吼一声："给我打！"已在两侧山上等候多时的官兵们早就盼着这一声命令。眨眼间，无数支枪管好像从岩石里蹦出来似的，直接将枪弹倾泻到山下，一批日军很快就躺在了地上。
　　联队长吉武安正大佐先是一阵惊愕，待反应过来后，马上组织轻重武器对山上展开反击。但以下攻上，谈何容易？结果，山上的火力越来越猛，山下的死尸也越积越多，吉武安正虽然急得如暴怒的斗牛，也只能躲在山脚一块巨石下指挥作战。
　　澄田一看大事不妙，急忙下令野炮兵联队组织炮火压制中方火力，同时要求军部派飞机支援。
　　日军第39野炮兵联队拥有3个野炮中队和1个山炮中队，共有75毫米的野炮36门，150毫米的山炮12门。黑泽大佐像是输光了钱的赌徒，急于扳回本钱似的，将其所有的家底全部派上了用场，两侧山梁顿时被打得石飞尘扬，烟雾腾腾，树木、荆棘、草丛燃起了团团火焰。一会儿，6架敌机也飞临八斗方的上空，对山上又肆虐了一番。
　　眼见中国军人的火力渐渐弱了下来，吉武安从巨石下钻出来，挥舞着战刀，向他的部下发出了抢占两侧高地的命令。
　　按照张涤瑕不服输的性格，他原本想凭借地势之利，在这里多拖住日军一些时间，因为他很清楚，现在石牌附近战火遍燃，哪个地方都在激战，调出哪部分力量来支援八斗方都有困难。但经过日军炮火、飞机的打击之后，他身边的部下接二连三地倒下，部队伤亡严重，就连他的警卫班也有一人被炸死，一人被烧伤。现在日军又像马蜂似的向山上攻来，形势万分危急。不得已，他只好向师长胡琏报告战况，请求紧急增援。
　　胡琏打仗有如下棋布子，善于算计，走一步，想十步，所以后来md说他"狡如狐"
原因就在于此。对八斗方方面的战情，其实胡琏心中早就有预案，因而得到张涤瑕的报告后，他一方面命令第33团团长刘声鹤带领1营机动兵力迅即驰援，一方面请求军长方天调集友军就近支援。方天随即指令在土城寺一带备战的暂编第34师抽出一团人马，一小时以内赶往八斗方地区。
　　这两支部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到达八斗方两侧的山梁。巧合的是，这时候，日军也已端着上了枪刺的三八大盖，嗷嗷大叫着冲到第32团的核心阵地前。张涤瑕握着一挺轻机枪，虎视眈眈地站在指挥所门外，他周围的官兵或托着枪，或上好刺刀准备和日军作最后的搏杀。
　　来不及和守军打一下商量，刘声鹤与暂编第34师那位尚不知姓名的团长，一见情况危急，便不约而同地命令部队安好枪刺，呼啦啦地齐声呐喊，如山崩地裂一般冲入敌阵，与日军噼里啪啦地格杀起来。两面山坡上，悬崖下，近万柄刺刀在上下翻舞，数千双人影在捉对厮杀：有枪刀相向，伺机而动的；有互掼胸膛，挺立不倒的；有扭抱一团，扳手掐脖咬耳的。喊杀声、叫骂声、刺刀碰击声、哭爹骂娘声，以及不时发出的枪声，在空中飘荡，四下喷溅的血珠与光芒把这一片山地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屠宰场。
　　几个小时之后，当胡琏带人气喘吁吁地赶到八斗方时，只见夕阳残照之中，满山满坡遍躺着血肉模糊的尸体，到处都是血，像下了红雨。那些倒下的战士身上也全是血，有的血已风干，成了黑红色，有的尸身还汩汩地向外冒着殷红的鲜血。
　　5月30日，第六战区发现日军撤退迹象，随即下达追击命令。至6月12日，各部队先后返回原驻地。第六战区部队收复了曾一度被日军侵占的地方，双方恢复到会战开始前的态势，鄂西会战以中方胜利而结束。日本人想占领石牌，窥视巴东，进而谋取重庆的企图最终彻底破灭。
　　在国际上，对中国抗日战争取得的胜利，同盟国方面也给予了高度评价。6月5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雷诺尔斯发表评论说："中国军队在鄂西之大捷，足以表现中国军事力量，乃盟国制胜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外赞扬，民心提振，这让蒋介石在世人面前赚足了面子，他的高兴不言而喻。6月29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白崇禧、林蔚等人到达恩施，祝贺鄂西会战的胜利，对陈诚自然也是给了十足的褒奖和面子。
　　1943年7月中旬，陈诚在处理完他手上事务后，取道重庆，转赴云南。得知他要离开恩施的官吏军民，约有3万人前来机场为他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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