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厚兰，为什么文革时期的“五虎上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

谭厚兰，为什么文革时期的“五虎上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  

为什么文革时期的“五虎上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到了平反的时候平均仅仅被判了14年

平心而论，这些人的犯罪属于被教唆犯罪，真正的教唆者是文革的发动者。文革之初这几个人都是青年学生，他们不谐世事，与全国99%的青年学生一样都受了文革发动者欺骗，虽然他们犯下的严重的罪行，但却罪不至极，我想这是对这几个人量刑时考虑的因素之一。

其实，文革的发动者才是罪魁祸首。既然文革发动者都动没有彻底被清算罪行，只是说在文革中有 “错误” ，其它方面还是光荣正确，那么如果把奉旨行事的人判了重罪在逻辑上就说不通了，我想这一点是对这几个人量刑时考虑的因素之二。因此我认为对这几个人的量刑基本合理。 总之，是教唆人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导致这些人的犯罪，责任不能完全归于他/她们本身的品质，虽然有不可推销的责任。就拿蒯大富来说，当初在文革的环境下，打砸抢一马当先。而在改革开放出狱以后，蒯自谋生意，不但没有了身上的恶习，还为国家经济做出了贡献。同样一个人，变化有天壤之别。

孔林孔庙文革时被毁了吗

被摧毁了，现在人们看到的孔林孔庙是重建的。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通过《红旗》杂志负责人林杰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因为孔子是万世师表，刨孔子坟的历史使命理应由未来的教师们承包。

11月10日，谭厚兰一行二百多人到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联合成立讨孔联络站。砸孔坟前，他们请示了戚本禹，戚又请示陈伯达。12日，陈批示孔坟可以挖掉。砸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查封孔府，扫荡了孔子及其后裔安息的孔林。

扩展资料：

三孔的文化价值

曲阜孔庙始建于公元前478年，是我国封建王朝为祭祀孔子而修建的庙宇，依附孔庙而建的孔府是孔子嫡系长孙世代居住的府第，孔林是孔子及孔氏家族的专用墓地。

孔庙、孔府、孔林被世人合称为“三孔”，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集祭祀孔子的祀庙，孔子嫡系后裔的府第和孔氏家族墓地为一体的建筑群。

1994年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三孔”建筑群凝聚了历代建筑的精华，也反映出儒家思想的精髓。

历经2500多年的社会变迁，它在不断地修建与扩建中发展，今天展现给世人一幅优美的人文景观画卷。“三孔”景观涵盖了儒家文化，物质文脉，精神文脉，天人合一等精神内涵。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三孔

毕淑敏的一生

　　（内容详细，请仔细阅读，呵呵）

　　毕淑敏，女，1952年出生于新疆，中学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1969年入伍，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1980年转业回北京。 　　毕淑敏17岁便来到海拔5000米的西藏高原阿里当兵。在苍茫的高原上，她亲眼看到一些年轻人为了祖国的安全富强而永远长眠在冰层中的悲壮。那些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死亡"使她对生命有着特别的关注。 　　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共发表作品200万字。曾获庄重文文学、小说月报第四、五、六届百花奖、当代文学奖、陈伯吹文学大奖、北京文学奖、昆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青年文学奖、台湾第16届中国时报文学奖、台湾第17届联报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30余次。 　　毕淑敏真正取得全国性声誉是在短篇小说《预约死亡》发表后，这篇作品被誉为是“新体验小说”的代表作，它以作者在临终关怀医院的亲历为素材，对面对死亡的当事者及其身边人的内心进行了探索，十分精彩。 　　国家一级作家。内科主治医师。北师大文学硕士。 　　祖籍山东。曾在西藏高原阿里地区当兵，服役十年，历任卫生员、助理军医、军医。著有《毕淑敏文集》八卷，长篇小说《红处方》、《血玲珑》、《拯救乳房》等。国家一级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结业。内科主治医师，注册心理咨询师。 　　附1: 　　《毕淑敏作品精选》序----王蒙 　　如果她的署名是阿咪、狂姐、原水爆或者荷兰豆，也许我早就读过她的作品了。 　　然而她的名字是毕淑敏，这名字普通得如——对不起——任何一个街道妇女。 　　而且她说她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她的数学与语文是同样地好（总算找到了一个喜欢也学得好数学的同行了，王蒙大悦焉！），她的开始写作源于她父亲的建议，而她的戒骄戒躁是由于儿时的母亲的教导，为了写作她在完成了医学学业以后又去上广播电视大学的文学系并以“优”的成绩毕业，继而读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学位（有几个作家老老实实地这样学过文学？），再说，她同时是或者更加是一个医术精良的内科医生，她对此充满自信与自豪…… 　　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我本来以为新涌现出来的作家都可能是怀才不遇、牢骚满腹、刺头反骨、不敬父母（而且还要审父）、不服师长、不屑学业、嘲笑文凭。突破颠覆、艰深费解、与世难谐、大话爆破、呻吟颤抖、充满了智慧的痛苦天才的孤独哲人的憔悴冲锋队员的血性暴烈或者安定医院住院病人的忧郁兼躁狂的伟人枣怪物。 　　毕淑敏则不是这样。她太正常、太良善，甚至于是太听话了。即使做了小说，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普度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 　　所以就更显得毕淑敏的正常、善意、祥和、冷静乃至循规蹈矩的难能可贵。即使她写了像《昆仑殇》这样严峻的、撼人心魄的事件，她仍然保持着对于每一个当事人与责任者的善意与公平。善意与冷静，像孪生姐妹一样地时刻踉随着毕淑敏的笔端。惟其冷静才能公正，惟其公正才能好心，惟其好心世界才有希望，自己才有希望，而不至于使自己使读者使国家使社会陷于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里，也许她缺少了应有的批评与憎恨，但至少无愧于、其实是远远优于那些缺少应有的爱心与好意的志士。她正视死亡与血污，下笔常常令人战栗，如《紫色人形》《预约死亡》，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 她是要她的读者更好地活下去、爱下去、工作下去。她宁愿意忏悔“我”的多疑与戒备大过，歌颂普通人性（《翻浆》，而与泛恶论的咀咒与煽动迎迥异其趣。至于她的散文就更加明澈见底了。 　　她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医生，好医生，她会成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昆仑山上当兵的经历，医生的身分与心术，加上自幼大大的良民的自觉，使她成为文学圈内的一个新起的、别有特色的、新谐与健康的因子。 　　而另外的多得多的天才作家的另一面，实在是文学界的病友。我尊敬与同情我的病友，我知道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有病，他们太痛苦了，他们因痛苦而益发伟大了。但同时我也赞美与感谢大夫，为了全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我祝愿在大夫与病友的比例上不至于出现太大的失调。有病人也有医生，这才是世界，这才有各种写不完的故事。 　　不知道这是我的幸还是不幸，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被误解与被攻击的原因之一，我既觉得病人之可哀可叹，又觉得医生之可亲可信，特别是当我给一个比我年轻的作家作序写评的时候，我承认每一片树叶的价值。当然，我宁愿多称赞一点祥和与理性，我也许又发放了太多的苦口的良药，真对不起。 　　附2: 　　文学的白衣天使---柴福善 　　“文学的白衣天使”，是王蒙专门说给毕淑敏的。毕淑敏一方面文学，一方面大夫，几十年的人生经历，这几个字便太贴切不过地概括了。 　　1969年，北京的“文革”正轰轰烈烈，不满17岁的毕淑敏，却悄然穿上军装，告别北京，作为藏北第一批女兵，到达共和国这块最高的土地戍边了。这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五千米以上。前不久，我陪她考察京东丫髻山森林公园，毕竟是春天，天格外地蓝，阳光格外地暖，空气格外地清新，她深吸一口，仿佛要把这蓝天这阳光这空气，全吸进去，而后慨叹一声：藏北哪有啊，空气稀薄，缺氧使人简直难以生存。她不明白，那么高的山上，阳光照着，觉不出暖和。当时与她同去的共有5名女兵。那个部队从来没有女兵，破天荒了。及至今天，军区首长告诉她：现在也没有，她们是唯一的，后无来者了。三年后，她去新疆军区军医学校学习，原本要去军医大的，因受bl事件影响，重灾区的军医大迟迟未招生，又不能再等，只有先走为上。在校成绩优异，院方要她留校，想把她培养成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如果真的留校了，一心于救死扶伤的事业，或许真的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一名教授专家，那么是否还会有今天一位几乎家喻户晓的出色的女作家，一位国家一级作家？她真心地感谢母校对她的厚爱与挽留，她对我说：部队培养一个医生不容易，她不回去，以后所在的部队就没有名额了。她毅然回到阿里那个地方，谁料女兵们都调了，报道时干部科长翻出过去的名单，查出有个毕淑敏，性别中写的却是男性，因为这几年里部队已无女兵了。一干就是5年，直到1980年转业回北京进工厂，做医务所长、主治医师，1991年成为专业作家，前后行医22年，对医生职业，她是情有独钟，一往情深，尤其有几条生命就是在死亡边缘，她一把手拉回的。看到一个个生命的复活与重新焕发青春，那份情感非常人所能体味。 　　她父亲也是一位军人，官至师级，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好的天赋，只是由于那一代人所处的环境，老人家一生戎马，始终未能从事文学。一天，父亲突然对她说：我看你是可以写一点东西的。她也确实想把藏北的军旅生活表现出来，在父亲的鼓励下，悄然动笔了，一周内就完成处女作《昆仑殇》。这是1986年，她34岁时。对于一个从未写过东西的人来说，起手就中篇，难免没有底数与把握。可往往也有例外，这部中篇第二年在《昆仑》杂志发表，引起轰动，并获第四届“昆仑文学奖”，她从此步入中国文坛。这期间，她边做医生边写作，后来，发觉写作与医生是不可以同时做的。她十分敬重医生的职业，尽管她做基层医生，危在旦夕的病不多，但也要全心全意地做好，不能分心，这是一个务实的世界，不能随意夸张修改延误，更不能有丝毫失误，毕竟人命关天，责任感事业心要她必须这样想这样做。所以，她所在厂的一名下岗职工，恰到她朋友家做保姆，谈起她来，连连称赞好大夫，眉飞色舞地谈了半天，结果连该干的活都没干。她深知写作是一个想象的世界，虚拟的世界，可以夸张，不满意还可以修改，甚至推倒重来，即使写完了，发表了好，不发表也无所谓，毕竟是自己的事，与人无碍。她成天在这两个世界跳来跳去，总觉处一种两难境地。这时，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慧眼识才，调她去做专业作家，悬壶济世22年，要她从此脱下白大褂，离开医生岗位，内心很痛苦，实在难下决心，况且她已近不惑之年，对以后的创作没有把握。她手里足足攥了两个月的调令，一番痛苦的徘徊思考，最后还是脱下白大褂，放下手术刀，有所取有所舍，有所为有所不为，人生很难样样兼顾，鱼与熊掌全得。她自此一心一意写作了，写作，又深感底气不足，便想方设法弥补，先是自学广播电大中文系课程，而后又拿下文学硕士，现在正攻读心理学博士。王蒙说她“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她就是以这样坚实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到文坛的今天。 　　迄今为止，她已发表近四百万字作品，主要是小说和散文，其内容归拢来，一是反映藏北军旅生活，二是反映医生方面的生活，作品中始终关注关怀着人的生存状态，除去西藏生活与做医生的特殊经历，还有就是她做女人做母亲的天性使然。故此，几乎她每完成一部作品，总会造成文坛轰动，引起社会反响，虽没有大红大紫于一时，作品却可持久地一版再版，如散文集《素面朝天》，多次重印；厚厚地八卷本《毕淑敏文集》，2002年1月发行，2月即告脱销再版，在当今纯文学低迷的境况下，“毕淑敏现象”实在值得研究。她的小说，因是医生，笔下便从没忘记医生治病救人的宗旨，普渡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她将对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作一种集道德、文学与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及行为方式。她正视死亡与血污，下笔常常令人战栗，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根本是希望人们更好地活下去，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我们的世界更美好。可以说，她的小说携带着高原的严寒，青春的沉重，生命的厚实以及对死亡的冷静，足以震撼每一个人的灵魂，而冷静理智的叙述，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罕见的磅礴大气。确实，创作不仅需要作家对所写内容的熟悉，更需要作家真正刻骨铭心的体验，应当是她成功的基础。长篇《红处方》、《血玲珑》也好，中篇《昆仑殇》、《生生不已》、《预约死亡》也好，短篇《紫色人形》、《一 厘米》、《女人之约》也好，勿庸置疑，她的小说已风格独具，自成一家。至于她的散文，坦率地说，我更喜欢，倒不是因为我写散文就喜欢散文，她的散文实在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对那些矫情造做虚假一类的文章，我向来是不屑一顾的，我读过她的《婚姻鞋》、《素面朝天》、《大雁落脚的地方》等多本散文集，她认为，散文是蕴涵切肤之痛的标本。心的运行是透明的，它的脚印被语言固定下来，就成了散文。小说常常依心情而写，并无章法可言。散文看起来很随意，其实有着戒律，它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感情的追述。于是散文在某种意义上就有了史的品格。在小说里，她躲在人物背后窃窃私语。在散文里，她站在浮动的文学面前自言自语。正因为如此，读她的小说，读出的是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与形象的演绎。读她的散文，才真正读出一个活脱脱的毕淑敏来，我知道了她17岁生日，是在藏北高原过的，战友们把水果罐头汁倾倒在茶褐色的刷牙缸里，彼此碰得山响，向她祝贺，对于每月只有一筒半罐头的她们来说，这是一场盛大的庆典。知道了她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徒步跋涉在无人区，攀越六千多米高山时，心脏仿佛随着急遽的呼吸而迸出胸膛，仰望头上顶峰云雾缭绕，俯视脚下渊薮深不可测，年轻的她第一次想到了死。知道了她给20岁的班长换血染的尸衣，知道了她28岁转业回京，结婚、生子，操持家条，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干能干的事情，她都很认真地做了，贤妻良母，好大夫，优秀作家，这是人们众口一致的评价。 　　就创作而言，她是当今文坛最具实力和个性的女作家之一，获海内外文学奖30余次。而她依然很谦虚，无论何时何地，从不张扬自己。这种品格，应该说是来源于母亲。她出生新疆巴岩岱，半岁时母亲抱着她一路颠簸一路风尘地来到北京。当年王蒙下放落户新疆，也是巴岩岱，一次她母亲与王蒙相见，大谈巴岩岱，谈得她好感动，以至后来竟陪着母亲，专程赴巴岩岱寻根。这次来京东丫髻山，她母亲虽已72岁高龄，也来了，每遇坡坎，她总上前搀扶，有些地方，母亲去不了，她宁可不去也要陪伴母亲。有时我们光顾说什么了，她以为母亲落在了后边，忙喊着回身去找，不想母亲趁说话之机，先慢慢地到前边石头那儿等着了。看得出，她不但相夫教子，而且极孝顺母亲。贤惠善良，以这种品格与心境立身于世，并进而去创作，作品能不感人能不深受读者喜爱能不经受住时间的检验么？人品与文品毕竟是统一的。

参考资料： ://baike.baidu/view/40339.

浦安修为什么没孩子

浦安修（1918年－1991年5月2日），上海嘉定人，生于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ph原夫人。青年时就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曾参与“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参加妇女救国会，同年加入gcdzg。1938年10月10日在延安与ph结婚，1979—1987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8年3月任全国政协常委，1957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1991年5月2日在北京逝世。

ph和浦安修是二十多年的患难夫妻，从来都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如今却因为庐山会议的问题，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ph为民请命，犯颜直谏，使他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其中包括他与妻子的爱情。这还要从庐山会议说起。 　　浦安修和ph结婚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来不干预丈夫的工作。战争年代，两个人聚少离多，朝鲜战争结束后，他们才有了个家。ph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从来没有和妻子一起外出过。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正好浦安修有了几天假期，她听说有的中央领导家属乘送文件的专机上庐山，就心动了。她从来没有机会游览名山大川，“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匡庐实在对她有太大吸引力了。浦安修破例给ph挂电话，不料话筒里传来丈夫沉重的声音：“你不要来了！”“还是别来了……” 　　浦安修兴致颇高，坚持要去，最后，ph说了句：“噢，那你来吧。”电话就挂断了。 　　一上庐山，如临仙境，浦安修神采飞扬，跟着沉默不语的景希珍跨进了ph住的176号别墅。ph不在，屋子里空旷又安静。她环视一周，款款地走到办公桌旁坐下来，玻璃板桌面上空空荡荡，一尘不染，只有桌子正中间端放着一份红头文件。 　　那份文件好像是有人故意摆在那里的，专等浦安修来看。显眼的文件上似乎有她熟悉的文字，她情不自禁地挪挪身子去看那排粗黑体标题，真是太残酷了，体质文弱的浦安修好像遭受了一次电刑，她分明看到了：gcdzg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ph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讨论稿）。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浦安修在一个最不该来的时候，看到了一份最不该看到的文件。 　　晴天霹雳！浦安修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很快她清醒过来，一把抓住那份烫手的文件，低头细读，边看边哭。 　　庐山上狂风大作，乱云飞渡。那边，ph正在被康生、陈伯达和柯庆施等人围攻，舌战群“左派”；这边，浦安修自投罗网，胆战心惊，饮泣吞声。夫妻俩还没有见面，两颗心就同时在受煎熬。 　　ph很晚才回来，他默默地看着浦安修，妻子的双眼已哭得红肿。他只淡淡地说了句：“你都看到了吧。” 　　两天来，浦安修躲在屋里，以泪洗面，正在接受批判的丈夫没有时间向她多解释，只是表白道：“我这个人毛病很大，但我没有反党，没有反md，更没有组织什么俱乐部。” 3.2 感情裂痕 　　　　浦安修惶惑不安地跟ph回到北京。在永福堂，ph有了时间，就把给md写信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浦安修只是哭泣，她不相信丈夫会反党，可那是党说的呀，md说的呀，能错吗？她少不了要埋怨ph：“你是国防部长，为什么要管经济上的事？” 　　ph耐心地向她解释：“我是政治局委员，看到大跃进出了那么多的问题，我能不管吗？” 　　当时，ph正承受军委扩大会议的万炮齐轰，猛烈批斗，他的心情极度苦闷焦躁，虽然泰山压顶，但他那刚烈性格决定了他宁死也不折腰屈节的态度。他对妻子那种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的萎靡样子很不满意，不免把话说得重些：“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干吗那么紧张，天塌不下来！” 　　举家搬到吴家花园以后，浦安修上班太远，就住到北师大宿舍，隔一两周回家一次。此时，北师大党委对浦安修施加了沉重的政治压力，要她揭发批判ph，和ph划清界限。身为校党委副书记的浦安修满脸愁云地回到家里，她试着“追查”丈夫的重点问题：“说你组织‘军事俱乐部’，这是怎么回事？” 　　ph不听还好，一听这个问题，就激愤地拍着桌子说：“什么‘军事俱乐部’？根本没有这回事！军委扩大会议上逼我交代，我怎么能交代出来？我宁愿毁灭自己，也不能干有损解放军的事，决不能随便瞎编。” 　　浦安修认为丈夫的厄运缘起于那封信，她几次问ph：“你为什么要写那封信呢？不写不行吗？” 　　ph沉默一阵才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这不是写不写的问题，是对不对的问题。共产党员不说真话，党中央怎么了解真实情况？多少次，老贫农拉着我的手，要我把问题带给md。我只有反映实际情况的义务，没有隐瞒事实真相的权利。阿谀奉承是可耻的，无益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且极端有害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ph长叹一声，刚毅的面容透出困惑不解的神情，他反问浦安修：“安修啊，我不过就是写了那么一封信，给md作参考，你说，为什么成了这么大的问题？” 　　ph真诚地望着浦安修，期待妻子的回答。浦安修转过脸去，抹掉涌出来的眼泪，心想：你问我，我去问谁呢？ 　　ph望着窗外，浓眉蹙起，凝思半晌，自言自语道：“我写了这么封信就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今后党内要多事喽！我们的党啊，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极度的紧张使浦安修的心理发生微妙的变化，她不仅爱哭，也爱抱怨和唠叨。她经常重复着相同的问题：“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经济上的事情呢？”“你骄傲自满，就你对，难道别的中央领导都错了吗？你要向md检讨认错！” 　　ph开始是默然置之，时间一长，实在不耐烦听她的抽泣和埋怨。有时他大声反问：“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去说话？” 　　有时ph也生气了：“你懂得什么！就知道怕事！” 　　二十多年的患难夫妻，从来都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如今竟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周末的见面常常是话不投机，不欢而别。 　　从1961年开始，浦安修很少回吴家花园。 3.3 夫妻“分梨” 　　这年暮秋，ph获准去湖南农村调查，浦安修也不来见ph，只通过侄女彭梅魁带信。 　　ph曾苦涩地对侄女说：“唉，你伯母怕成了这个样子呀……”。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攻势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线崩溃了，她决心与ph离婚。ph为了不再连累妻子，导演了一场令人肝肠寸断的“夫妻分梨” 　　七千人大会之后，浦安修陷入新一轮的矛盾和恐惧之中。“里通外国”成了ph第一大罪，巨大的阴影投在他们夫妻之间。北师大又对浦安修加温加压，在“彻底交代，放下包袱”、“无事不可对党言”、“忠于md要落实到行动上”这些标准化的政治攻势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线面临随时崩溃的可能。 　　回到吴家花园，浦安修好像中了邪，两眼直瞪瞪地盯着ph，追问“里通外国”是怎么一回事？ 　　正赶上ph怒火中烧，从来没有对妻子发过脾气的好丈夫也咆哮起来：“你不要再问了，这个‘里通外国’，莫须有的‘里通外国’哟，杀了我的头也没有！为什么要给我加上这个丑恶的罪名？为什么？” 　　素来温文尔雅的浦安修也失去常态，她朝丈夫大声喊道：“你究竟和赫鲁晓夫说了些什么？你说呀……” 　　“我连一句外国话也不会，我能和他说什么？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吗？我们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难道你是和一只大老虎睡在一起吗？” 　　这是少有的周末团聚啊，战争年代那种苦中有甜，温馨甘美的氛围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争吵和哭泣。浦安修一脸泪痕，低头紧走，到北京大学西门上32路公共汽车；ph默默地跟在后面送她，看到妻子上的车开走了，他才回转身，低头背手，怏怏而归，跨进那扇警卫森严的大门。 　　再次见面，ph先安慰妻子：“都是我连累了你，请你原谅。你很单纯，对党内的事情不清楚，还是不知道为好。” 　　然而，浦安修心中的迷惑、凄凉和痛苦好像疯狂生长的肿瘤，学校传达中央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文件，不许她这个老革命去听；不久，又取消她听所有中央文件的资格。这说明她已失去党的信任。人们都躲着她，用警惕的目光睨视她。浦安修知道自己变成了鲁迅笔下祥林嫂式的人，是个令人晦气的不祥物。 　　ph夙兴夜寐，赶写他的“八万言书”。浦安修回家时，ph请她看看，这一回浦安修没有说什么，默默读过后，帮助改了些错别字。她也从心里盼望这封长信能帮助中央澄清问题，为ph洗刷罪名。有一天，她忽然忘情地说了一句：“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问题，和ph的意见也差不多嘛。”这一下可坏了，她被学校批判了多次也过不了关。 　　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浦安修很少回家，被党和学校抛弃的她，在孤独中作出最后的抉择：要党还是要丈夫？要md还是要ph？青年时代就忠诚于共产党的浦安修，在无限崇拜伟大领袖md的红色天地间，她没有保持中立的立锥之地。 　　彭梅魁被伯母的信召到北师大。浦安修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彭梅魁落座，喘息稍定，她马上开门见山地说：“我要和你伯伯离婚。” 　　声音清晰，没有带哭腔，一句话就戛然而止。 　　彭梅魁好像被大黄蜂蜇了一口，她稳住神，看看对面端坐的伯母，知道她是下了决心的，这对她来说可真不容易。可她想过伯伯的感情了吗？二十多年的老夫老妻啊，伯伯正在危难之中，她这一击会让伯伯雪上加霜，伯伯能承受得了吗？ 　　“伯母，你听我说，”彭梅魁强作笑颜，“你还是不要离婚为好，你想，离了有什么用呢？他们照样会说你以前是ph的老婆……” 　　浦安修打断彭梅魁的话，扬了扬手里的信封说：“我给刘仁书记的信都写好了。你走吧，你走吧！” 　　ph听完侄女的叙述，紧闭着嘴唇，一声不吭。他终于慢慢地垂下花白的头颅，两滴混浊的泪珠夺眶而出，顺着眼角边密密的皱纹淌了下来。 　　沉默好久，ph才开口：“我有预感，浦安修早有准备。我前些天到她的卧室翻书，发现她的书柜差不多空了，凡是经她手买的书，她都像老鼠搬家一样地拿走了，平常回来是为了搬书的。她的用品也没了，钱也拿走了一半。唉，她的致命弱点就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她不会振作起来了，太脆弱了。” 　　彭梅魁不甘心地说：“伯伯，我明天晚上下班后再去劝劝伯母，她可能是一时糊涂，想明白了能回头的。” 　　ph说：“也好，我给她写封信，你顺便带给她。” 　　彭梅魁把伯伯的信默读了一下，大意是：你决心分离，我不反对，但相处二十四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算是生死与共，一旦离别，竟无一言相告，似不近情。你的被褥等物，特拣送给你，请查收。 　　第二天晚上，彭梅魁早早去见浦安修，她苦心婆口地劝说，还是慎重考虑，别离了，伯伯很难过啊。 　　浦安修不接受劝说，对ph的信也不满，她有点烦躁，不客气地撵彭梅魁：“你走吧，你走吧！” 　　几天以后，彭梅魁去看伯伯，两个人分析浦安修闹离婚的原因，彭梅魁说：“伯母怕受牵连，我每次去她那里，她都哭着说‘株连九族’，‘还不如在抗美援朝时死了’……” 　　ph知道破镜难圆，覆水难收，他说：“事已至此，梅魁，你再帮我跑一次，约她到我这里来一下，把问题说清楚了再走，不能一声不吭地走了呀。” 　　那是1962年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秋高气爽，碧空如洗。浦安修按约来到吴家花园，她和ph关起门谈了好久。ph安排了一餐不错的晚饭。饭后，ph拿来一个黄澄澄的鸭梨，小心翼翼地削了皮，再把梨子一切两半，放在盘子里。他看了看坐在饭桌对面的浦安修，她已吃完饭，似乎在想什么心事。 　　ph的声音亲切、温和、轻柔，宛若是一对情人间的贴心话：“安修，你要离婚，咱们今天就分梨，这个梨，你吃一半，我吃一半，好吗？” 　　ph拿起一半梨，三口两口就吃掉了。浦安修没有说话，拿起另一半梨，一口一口地慢慢吃了。 　　在场的彭梅魁看得好心酸，天底下还有这样温情脉脉、高雅文明的离婚仪式，伯伯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伟丈夫，他为了不再连累妻子，导演了这场令人肝肠寸断的“夫妻分梨”。 　　浦安修把她过去的学习和整风笔记整理好，又坐了一会儿，小声说：“我对你没有帮助，我们在一起也处不好，今后有机会每年来看你一两次吧。” 　　浦安修要回学校了，ph送她到北京大学西门32路车站前。夕阳下，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地开过来，ph紧紧握住浦安修的手，说声“再见”。他的目光一直跟着浦安修的身影上了车。他伤感地发现，那个身影背着他，没有回过头看他一眼。 　　在乡间的土路上，ph踽踽独行，他突然感到自己的两条腿十分的沉重…… 　　浦安修的离婚报告由北师大党委转北京市委，市委书记刘仁又转呈中共中央。杨尚昆闻讯叹道：“划清界限并不一定要离婚嘛！” 　　报告送给ze，ze说：“ph同志同意吗？离不离应由他们自己定。离婚是法院的事，党组织不要管。” 　　报告又转给dp，dp看也不看，摆摆手说：“我从来不管这种家务事！”于是，这份离婚报告就此搁浅，以后再无下文。 3.4 “文革”相见 　　“文革”中，qj决心整点新花样来折磨ph。ph在批斗会上看到浦安修被蹂躏，发疯似的呼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你们放开她吧！” 　　“文革”中，对ph的残酷批斗给qj一伙带来浑身通透的快感，她觉得还要弄出点新花样才够味儿，对了，浦安修不是在北师大吗？她乐得合不拢嘴，和戚本禹精心研究了一番后，再传来北师大的造反女首领谭厚兰面授妙计。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五大三粗的红卫兵从“牛棚”里押解到校内一栋教学楼前，她目光凄惶茫然，抬头望着眼前乱哄哄的人群。骤然间，她看到一个老人被押在一辆三轮车上，尽管那人衣貌全非，她却一眼就认出是分别两年的ph。ph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竟是咫尺天涯，两人都痛苦地低下头。 　　当晚7点半，ph和浦安修被几个彪形大汉反扭着双臂，以文革标准的“喷气式”押进会场。陪斗的还有张闻天和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等老干部。 　　在批斗台上相逢的老夫妻都想多看对方一眼，然而，“喷气式”使他们抬不起头来，浦安修只觉得眼前一片昏暗。只是在那些粗大胳膊松懈的片刻，浦安修才看到ph不屈的头颅。那是曾经被湖南军阀宣布要砍掉而砍不了的头，那是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派以万金重赏购买而买不去的头，那是在枪林弹雨中千百次冲杀而仍然高昂的头，如今竟以“革命的名义”被强按到地面。浦安修五内如焚，听不清批判者罗织的她和ph“狼狈为奸”的“罪状”是什么，突然，她热血上涌，惨叫一声，昏倒在地上。随即，几个红卫兵上来拳打脚踢，硬是把她脚不沾地地架了起来。 　　ph看到浦安修被蹂躏得失去形体，心如刀绞，发疯似的呼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你们放开她吧！” 　　ph的呼喊声淹没在“打倒ph”的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里，跟着背后飞来一脚，把他踹倒在地，几个人按住他，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ph挣扎着坚决不跪，他两眼通红，嘴唇咬出了血，殷红的血滴在胸前的大牌子上…… 　　这一幕“史无前例”、亘古未见的悲剧，成为ph和浦安修二十多年夫妻的最后一面。 3.5 最后时刻 　　1974年7月21日，ph已经病危。 　　有一天，专案组的人问：“彭梅魁，你们家还有什么人来看ph吗？” 　　彭梅魁摇摇头。 　　“不是有浦安修吗？”那人显然自视甚高，“彭去三线，浦安修不是到车站送行了吗？” 　　彭梅魁纠正说：“他们离婚了。她也没有去送行过。” 　　既然专案组有那个意思，当天晚上，彭梅魁还是跑了一次北师大，把专案组的原话转告了浦安修，让她有个思想准备。 　　很久以后，彭梅魁才听说，9月份伯伯病危的时候，专案组真的去过北师大，工宣队奉命来问浦安修：“ph病重住院，你是否去看他，由你自己决定。”这句话让浦安修心生疑虑，她又害怕了：为什么要我自己决定呢？什么意思呢？工宣队是不是又要考验我的立场问题？什么事情都要依靠“组织”拿主意，一日无“组织”就惶惶然的浦安修，想了又想，最后嗫嚅地说：“我还是不去吧。” 　　浦安修还没有意识到，她这个决定为自己铸成终身的悔恨。 　　11月29日中午，ph满怀冤屈地离开了人世。 　　犹豫了好半天，彭梅魁还是到北师大找到浦安修，告诉她伯伯的死讯，问她是否去看看伯伯的遗体。 　　浦安修沉默了一阵，面无表情地摇摇头。 3.6 晚年忏悔 　　“四人帮”垮台以后，浦安修开始反思自己和ph晚年的关系，她越想越深感内疚和羞愧。一天她去看望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大姐，刘英说：“彭老总临终时你应该去看看他，不去是不对的，夫妻一场，这点感情要有。你看我和闻天同志，要死要活都在一起，绝不分开。” 　　浦安修流下悔恨的泪水，在刘英大姐面前她感到无地自容。　 　　她想了解ph自谪居吴家花园到“文革”下狱以后的情况，就去找彭梅魁，让侄女写材料。后来听说彭梅魁手中有一批ph的手稿，她想要来看看。彭梅魁以沉默回绝了她，浦安修知道彭家的晚辈对她意见不小，回去痛哭了一场。 　　彭家的晚辈虽然对浦安修有意见，但念在她和伯伯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而且1959年以后，她一直遭受着种种精神折磨，“文革”中她备受摧残，却没有在高压下揭发过伯伯一个字，最后大家还是谅解了这位不幸的伯母。 　　浦安修与ph的离婚是在特殊年代里的人生悲剧，本来就没有任何正式法律手续，党中央自然会同意浦安修要求恢复ph夫人身份的请求。

文化大革命期间毁了多少文物?

百分之八十以上

①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声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② 1、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 2、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3、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4、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5、世界佛教第一至宝，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6、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子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7、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8、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9、颐和园佛香阁被砸，大佛被毁。 10、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中被平毁无遗。 11、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12、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3、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被捣毁，殿宇饰物被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被焚烧。 14、汉中勉县“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分子”而被砸毁。 15、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被毁，只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6、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17、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18、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19、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0、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 21、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22、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23、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24、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25、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 26、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文革”时《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 27、红卫兵掘开蒲松龄的坟，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尸体被捣毁。 28、建于1959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29、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0、张之洞的坟被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31、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踪。 32、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33、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34、宋代诗人林和靖(967-1028)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35、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做了牺牲品。 36、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像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37、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38、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39、杨虎城将军，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40、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贪婪商人盗割，卖到西方。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41、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文革”时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42、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革”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革”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43、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44、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观被毁。 45、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琅王牙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存世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1966年孔子墓被挖是怎么回事？孔子的尸体被挖了？

红卫兵们挖的，尸体是孔子第76代嫡孙、衍圣公孔令贻。

墓穴被挖开，孔子第76代嫡孙、衍圣公孔令贻的尸体跟着被拖了出来。孔令贻是孔林掩埋的最后一位“衍圣公”，这是孔子嫡系长子长孙的封号，自宋代起就世袭爵位。

尚未腐败的47年前的脸，以及身体，此刻被划破，在1966年冬日的空气中，迅速氧化，变黑。

围观者是一群青年，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标，他们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卫兵小将，在他们身后，拥挤着更多的穿着土布棉衣的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的农民。

刘亚伟此时只有13岁，他告诉记者，依旧清晰记得自己的感官系统沦陷在臭味中的无力感，“真是另一个世界来的气味”。刘亚伟感觉一只大手使劲地抓住自己的胃，不断地揉捏。

在红卫兵闯入孔林掘墓之前，他们已经光顾了孔庙和孔府，砸断历代碑刻，火烧孔子塑像，摧毁了一切“代表封建主义罪恶腐朽势力”的瓶瓶罐罐。

许多年后刘亚伟说，自己是个罪人。其实，他只是一个看热闹的孩子。

扩展资料

1966年11月11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从北京打来电报，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但“孔坟可以挖掉”。

同一天，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打来电话:“汉碑要保留，明代以前的碑，也要保留。清碑可以砸掉。对孔庙可以改造，可以像‘收租院’那样。孔坟可以挖掉。可以找懂文物的人去看一下。”

谭厚兰们制定了行动计划，起草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告全国人民书》，同时派出了两支“先遣队”，分别对山东省委、曲阜县委进行“火力侦察”。

为了阻止红卫兵破坏“三孔”，曲阜人用大木箱将孔府门前的石狮子整个罩起来，外面再贴上md像，还写上标语，以为如此一来，谁也不敢去动了，更别说砸了。

但这样的努力在反孔风潮中不堪一击。

11月12日下午，“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树立md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宣告成立，标志着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与曲阜当地红卫兵组织联合阵线的形成。

11月13日，孔府大门被迫打开，工人、干部、学生，从几十里外坐着毛驴车赶来的乡下老大娘一涌而入。

11月15日，孔府大门前举行“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国务院1962年立在孔府门前，写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被砸碎了。会后，红卫兵们分头冲进孔庙、孔林、周公庙，砸碑、拉匾、捣毁塑像。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 1966孔子墓蒙难：坟冢被掘 圣贤头颅被当球踢

上将(15)被判(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