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 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

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  

一、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

精益求精是理所当然 改弦更张则似无必要——读《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后（文/尔雅图南）【摘 要】史学被普遍认为是未被后现代主义攻克的最后一个堡垒，但这并不等于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界没有丝毫影响。

《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一书即以中西比较的角度，给我们描述了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界的种种影响、冲击，作者通过探究后现代对历史学的影响，告诉我们，面对后现代主义我们应该采取这样一种态度：精益求精是理所当然，改弦更张则似无必要。如此，历史学才能在传统与后现代之间走出全新的未来。

【关键词】后现代； 历史学； 中西比较《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是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史学理论与比较史学专 家王晴佳先生和台湾大学教授、历史研究所所长古伟瀛先生合撰的以探究后现代与历史学之间关系、后现代在中西历史学界的具体表现等问题为主的学术著作，书成于2000年。这里引以论述的版本是由山东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1月出版发行的简体中文版，专供大陆史学学者参考。

一、主要内容概述王、古两位先生这本关于后现代与历史学的著作主要内容有九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后现代主义简介”，通过前三章的内容讲述了后现代主义的缘起、后现代向“大写历史”的挑战以及后现代与语言、文本、历史之间的内在关系；第二部分梳理了后现代史学的发展脉络，包括20世纪的西方史学、历史学的多样化与后现代主义史学三章；第三部分讲述的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包含了全书最后三章的内容，分别是传统史学受到的挑战、具有后现代意识的重要中国史著作举隅、中国史研究的后现代倾向。

此著的前两部分由王晴佳先生撰成，主要讲述的是后现代与西方历史学；第三部分则由古伟瀛先生编写，侧重谈论了后现代与中国史之间的种种关联。另外，该书序言后的“导论”部分和“后现代史学要理问答”部分是理解作者观点的重要依据；“参考阅读书目”则为我们了解和学习“后现代与历史学”这一知识体系提列了一系列可用以参考的经典论著。

二、后现代与西方历史学尽管“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已经渗入到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诸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对于我们来说真正是“如雷贯耳”，有人甚至认为在某些文化领域，“后现代”已经是一个过时的词汇了。但是对于历史学而言，后现代却是相对陌生的，而中国比西方更陌生。

陌生是现实，但这个现实已经在不知不觉开始了全方位的变化，就我国史学界来说，近年来关于后现代与历史学的话题，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就研究的现状看，论文与专著兼有，但论文多于专著；同时专著又是屈指可数的，而论文则相对多一些，仅中国知网（CNKI）上可检索的论文就有近百篇之多。“专著少而论文多”也说明了后现代与历史学之间关系的“难以捉摸”性，这确实是不好把握的一个问题。

基于这样的学术现状，这本《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正如作者在序言中讲的那样，其写作目的之一便是想弥补一下因空白而造成的缺憾。在书的导论部分，作者回顾了现代历史编撰学的缘起，目的显然是为了解“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的冲击”做前提铺垫；紧接着便简要分析了学术界是如何一步步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的。

作者认为现代历史编撰学的兴起与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遍理性和科学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正是由于普遍理性和科学主义主导了现代西方的崛起，所以才为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埋下了隐患（没有灾难之意）；依此理，也正是由于普遍理性和科学主义主导了现代历史编撰学的兴起与发展，所以才为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历史学的冲击与挑战埋下了伏笔。简单看来，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理性与科学并不能统摄所有的人类能够接触到的现实问题，就拿历史学来说，无论你如何力图追求历史的本相，由于语言本身的局限，这个目的是无法实现的，所以他们质疑理性，开始对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科学化提出了挑战。

继而，后现代主义者对风行于近现代西方史学界的所谓“大写历史”、“大叙述”或者“元叙述”等理论体系做出了解构性的批判，而且还提出了“文史不分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那个‘文史不分家’）”的观点，并按照此观点进行了颇为成功的实践。可以说这样的批判与重构实践要是进一步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后现代对历史学的影响将是“颠覆”性的。

面对“作者已死”等一系列后现代主义观点对传统史学的挑战，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如何面对这一挑战。书中接下来的内容对这个问题作了全方位的分析与解答。

但作者一开始并没有直接讲述后现代与历史学的现象之种种，而是先从广义上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大体系入手，详谈了后现代主义的缘起。后现代主义这一思潮开始流行于艺术文化界真正意义上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的事，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后现代主义先后进入了“建筑学”、“语言学”、“文学”等领域，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对于历史学来说，由于西方现代历史哲学的兴起，渐而渐之，人们对传统的、兴起于启蒙运动时期的“大写历史”产生。

二、什么是后现代的历史

“后现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没有特别明确的边界，至今仍很难说清楚，连后现代自己也讲不清楚。

那么，什么是后现代历史学呢？“后现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没有特别明确的边界，至今仍很难说清楚，连后现代自己也讲不清楚。这里只能简单地说，后现代历史学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把历史看成语言的虚构、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

近年来，台湾翻译出版的两本书，英国历史学家詹京斯（Keith Jenkins）的《历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后现代历史学》（On“What is History”: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又出版了一本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这三本书比较清楚地介绍了后现代历史学，在詹京斯的书里面说，历史学到怀特，已经形成了后现代最重要的观念，即历史只不过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和叙事散文体的论述。 这里只能简单地说，后现代历史学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把历史看成语言的虚构、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

这可不得了。如果真像后现代史家所讲的那样，历史就变成了文学。

这是一个好大的转变！各位都知道，中国的历史学在清代就有过一次很大的变化机会，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说，大家都知道的，其中就包含着一些颠覆性的内容：因为按照这种说法，历史上的任何著作，包括“经”，都没有绝对的权威性，它们和“史”一样，只不过是记载了历史。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瓦解了“经”的地位。

但是，当时这个命题的意义并未被充分的展开，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先是打倒传统的儒家和经典的权威，后是“古史辨”对古经古史统统的怀疑，才真的确立了“史”的真实性权威，打倒了“经”的真理性权威。可是，章学诚也好，后来的古史辨派也好，还没有到极端的地步，像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的《方志略例》中就说，历史和文学还是不一样的，他说，“一切文士见解，不可与论史文”，为什么呢？因为“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

他说，文和史，“大本”首先是不同的，历史要言而有征，因为无征不信呀。可是，到了20世纪，怀特却说“史皆文也”这个观念，恐怕更厉害了，它进一步连“历史”也瓦解了，历史居然成了文学，也不是真实的了，那还有什么权威性？ 我这里重复说一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经典的权威是建立在真理之上的，经典为什么有权威性？因为经典拥有不容置疑的真理。

历史的权威是建立在真实之上的，历史为什么有权威性？因为真实而人们必须相信它。如果经典没有了真理的权威，历史也没有了真实的权威，那么，经典算什么？历史还会剩下什么？如果经典没有了真理的权威，历史也没有了真实的权威，那么，经典算什么？历史还会剩下什么？在这里，我们要简单区分一下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观念差异：第一，在传统社会里，真理和权威是在经典那里的，西方有《圣经》，穆斯林有《古兰经》，我们有四书五经。

第二，在现代社会里面，经典的权威不行了，真理要经过检验呀，所以要真实、准确，科学很重要。历史为什么有价值，是因为它确凿。

它为什么确凿？是因为有“科学”。这里面有西方从18世纪以后建立起来的一套历史学观念。

可是第三，到了后现代历史学，却认为这些历史学的看法暴露了“现代性”的误区。什么误区呢？后现代历史学家们说，首先，先前对历史的分期，比如把历史分为古代、中古、近代或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其实这种对历史因果关系的解释，是后来想像和设计的。

其次，后现代历史学认为，现代性的历史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使历史不仅在时间上、也在观念上趋向现代，比如，理性与科学逐渐战胜宗教理性与传统，市场交换的理性原则逐渐被合理化，个人权利和自由逐渐合理化，所以有历史目的论呀。后现代历史学认为，现代性的史学实际就是在这些先在的观念下，来清理和书写历史的，也是像文学写作一样的。

再次，后现代史学嘲笑现代历史学说，你们总觉得可以通过文物和文献，借助语言、文字、图像建筑和构造历史的真实性，而做到这点是不可能的。 这很麻烦了。

过去兰克史学觉得，把往事如何如何写出来，就是历史学。这种观念被后现代主义批判得很厉害，他们说，你这么说，就先假定我们可以了解往事，然后假定往事可以写出来，再后假定写出来就对现在和未来有用，这只是盲目自信。

其实，文学是在创造故事，而历史只是在发掘故事；文学在想像中写，历史在资料里编。现代的进步、理性、客观的观念，在后现代学者看来，恰恰都是弊病所在。

所以，它对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都持了一种怀疑的态度。 文学是在创造故事，而历史只是在发掘故事；文学在想像中写，历史在资料里编。

现代的进步、理性、客观的观念，在后现代学者看来，恰恰都是弊病所在。所以，它对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都持了一种怀疑的态度。

这让我想起了1900年第一次世界历史学家大会上的一个发言。当时一个叫莫诺的法国史家致开幕词时，讲了一段话：我们再也不想牵涉假设的近似推论、无用的体系和什么理论，它们看上去堂而皇之，其实徒。

三、什么是后现代的历史

“后现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没有特别明确的边界，至今仍很难说清楚，连后现代自己也讲不清楚。

那么，什么是后现代历史学呢？“后现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没有特别明确的边界，至今仍很难说清楚，连后现代自己也讲不清楚。这里只能简单地说，后现代历史学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把历史看成语言的虚构、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

近年来，台湾翻译出版的两本书，英国历史学家詹京斯（Keith Jenkins）的《历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后现代历史学》（On“What is History”: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又出版了一本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这三本书比较清楚地介绍了后现代历史学，在詹京斯的书里面说，历史学到怀特，已经形成了后现代最重要的观念，即历史只不过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和叙事散文体的论述。 这里只能简单地说，后现代历史学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把历史看成语言的虚构、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

这可不得了。如果真像后现代史家所讲的那样，历史就变成了文学。

这是一个好大的转变！各位都知道，中国的历史学在清代就有过一次很大的变化机会，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说，大家都知道的，其中就包含着一些颠覆性的内容：因为按照这种说法，历史上的任何著作，包括“经”，都没有绝对的权威性，它们和“史”一样，只不过是记载了历史。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瓦解了“经”的地位。

但是，当时这个命题的意义并未被充分的展开，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先是打倒传统的儒家和经典的权威，后是“古史辨”对古经古史统统的怀疑，才真的确立了“史”的真实性权威，打倒了“经”的真理性权威。可是，章学诚也好，后来的古史辨派也好，还没有到极端的地步，像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的《方志略例》中就说，历史和文学还是不一样的，他说，“一切文士见解，不可与论史文”，为什么呢？因为“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

他说，文和史，“大本”首先是不同的，历史要言而有征，因为无征不信呀。可是，到了20世纪，怀特却说“史皆文也”这个观念，恐怕更厉害了，它进一步连“历史”也瓦解了，历史居然成了文学，也不是真实的了，那还有什么权威性？ 我这里重复说一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经典的权威是建立在真理之上的，经典为什么有权威性？因为经典拥有不容置疑的真理。

历史的权威是建立在真实之上的，历史为什么有权威性？因为真实而人们必须相信它。如果经典没有了真理的权威，历史也没有了真实的权威，那么，经典算什么？历史还会剩下什么？如果经典没有了真理的权威，历史也没有了真实的权威，那么，经典算什么？历史还会剩下什么？在这里，我们要简单区分一下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观念差异：第一，在传统社会里，真理和权威是在经典那里的，西方有《圣经》，穆斯林有《古兰经》，我们有四书五经。

第二，在现代社会里面，经典的权威不行了，真理要经过检验呀，所以要真实、准确，科学很重要。历史为什么有价值，是因为它确凿。

它为什么确凿？是因为有“科学”。这里面有西方从18世纪以后建立起来的一套历史学观念。

可是第三，到了后现代历史学，却认为这些历史学的看法暴露了“现代性”的误区。什么误区呢？后现代历史学家们说，首先，先前对历史的分期，比如把历史分为古代、中古、近代或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其实这种对历史因果关系的解释，是后来想像和设计的。

其次，后现代历史学认为，现代性的历史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使历史不仅在时间上、也在观念上趋向现代，比如，理性与科学逐渐战胜宗教理性与传统，市场交换的理性原则逐渐被合理化，个人权利和自由逐渐合理化，所以有历史目的论呀。后现代历史学认为，现代性的史学实际就是在这些先在的观念下，来清理和书写历史的，也是像文学写作一样的。

再次，后现代史学嘲笑现代历史学说，你们总觉得可以通过文物和文献，借助语言、文字、图像建筑和构造历史的真实性，而做到这点是不可能的。 这很麻烦了。

过去兰克史学觉得，把往事如何如何写出来，就是历史学。这种观念被后现代主义批判得很厉害，他们说，你这么说，就先假定我们可以了解往事，然后假定往事可以写出来，再后假定写出来就对现在和未来有用，这只是盲目自信。

其实，文学是在创造故事，而历史只是在发掘故事；文学在想像中写，历史在资料里编。现代的进步、理性、客观的观念，在后现代学者看来，恰恰都是弊病所在。

所以，它对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都持了一种怀疑的态度。 文学是在创造故事，而历史只是在发掘故事；文学在想像中写，历史在资料里编。

现代的进步、理性、客观的观念，在后现代学者看来，恰恰都是弊病所在。所以，它对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都持了一种怀疑的态度。

这让我想起了1900年第一次世界历史学家大会上的一个发言。当时一个叫莫诺的法国史家致开幕词时，讲了一段话：我们再也不想牵涉假设的近似推论、无用的体系和什么理论，它们看上去堂而皇之，其实徒有其表，只。

四、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性

后现代主义坚持了哲学的批判性，哲学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对现成的反思。批判性是哲学的基本性格。而后现主义恰恰是高举了哲学的批判精神这面大旗，对以往的一切以及不同于自己的一切都进行了无情而残酷的批判、解构。如本体论、二元论、现代化、科技、理性等。

后现代主义关注时代、关注现实，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必须面对现实，紧跟时代，唯如此才能从现实中吸取养分；哲学的批判精神也要求哲学直面现实、直面生活。而后现代主义正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实和流行的现代主义的观念进行关注和反思的产物。

后现代主义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反对包罗万象的近现代世界观。形而上学一方面坚持僵死的的“二分”或“二元”，另一方面又因双方的不相容而走向极端——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而正是这一思维方式才使西方社会对现代化、现代性和科学的作用等问题的理解出现偏差。

后现代主义看重被现代性所忽视的一切，看重现代性之后和之外的一切。例如不确定性、异质性、无序、平面化等，而对于被现代性所看重的一切如原则、整体性、确定性、权威、统一性、规律等都加以拒绝。应该说，是对现代主义的一次深刻的理论反省，抓住了现代主义的问题，击中了现代主义哲学的要害，有利于西方哲学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和鞭（biān）笞（chī），对科技理性和工业文明进行质疑和解剖， 有利于人们看清资本主义的真面目，能够促使资本主义正视自己的弊端。对于正在从前现代化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具有启示和警示作用，避免重犯错误。

后现代主义的失误

一怀疑主义、虚无化。

形而上学强调同一性、整体性，但是却抹杀了同一和整体内部的差异性，使同一和整体变成了僵死的、封闭的、毫无生机的“城堡”。但是，形而上学的错误不在于它承认同一性、整体性、事物的本质、基础及“二分”，而在于它把这一切绝对化、僵死化、封闭化了。纠正这一错误，只需在封闭的“城堡”上凿出一个窗口就可以了，可是，后现代主义却彻彻底底地摧毁了这一“城堡”，使这一城堡变成了一堆碎片和一个瓦砾场，以碎片、差异和多样性代替了形而上学的本质、基础和“二分”，以解构一切、摧毁一切的态势以及“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这样，后现代主义在使被形而上学僵死化、凝固化的世界重新动荡起来的同时，又震碎了、虚无化了这个世界。人们在面对这个虚无的、瓦砾般的世界时变得无所适从，几乎也成为了一种虚无。后现代主义用绝对的否定的态度对待形而上学的绝对的肯定的态度，其实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二反对理性，消解主体性

随着科技理性的昂首阔步，为人们带来了充分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的破坏和人的自主性的完全丧失。所以，后现代主义要求反对理性，消解主体。但这显然不是科技理性的错误，而是运用科技理性的社会运作方式的错误。犹如原子能本身没有错误，错误的是运用原子能制造了原子弹一样。

事实上，理性也不可能被消解。其道理在于：其一，理性是人所特有的；其二，人们仍然只能依赖主体，用理性去纠正理性的偏差、恢复人的主体性。人们应该做的事情是，恢复人的本性，使理性健康的发挥作用。

就此而言，后现代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的把脉是准确的，只是开错了药方。

三相对主义

后现代主义认为，阅读就是一种误读。要摧毁一切标准，奉行“怎么都行”（费耶阿本德语）的主张。这必然会走向相对主义。

四局限于知识范围内的批判与解构。

后现代主义把现代性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归罪于现代性观念或西方几千年以来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于是乎，后现代主义就针对传统哲学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进行近乎“疯狂”的批判和解构，在尼采打倒上帝、福柯推倒“作者”和“人”之后，推倒了一切。以知识生活涵盖整个社会生活，或者说仅仅从知识状况出发思考当代社会，所以，后现代主义只是表征着对当代社会的一种知识态度而已。不能从根本上为当代社会医治创伤。

五一种反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

后现代主义一方面解构了真理、价值、本原、在场等传统哲学的主要概念，另一方面却又保留、借用了传统哲学的另一些概念；一方面消解或解构传统哲学的“基础”、“逻各斯”、“整体性”、“本质”以及“二元论”，颠覆了等级、结构、权威，赋予意义以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却又把非基础、非本质、边缘、碎片化、反理性等推崇为新的“神圣”，赋予了“意义的不确定性”、非中心等以确定性和权威，建构自己的“后现代”。所以，后现代主义只是以和传统哲学相对立的形而上学代替了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成了一种反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

五、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影响（考古学方面）

次重要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互文性”理论。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

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它突破了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具有既消解又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性。

[关键词]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比分析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一、一次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

新历史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尚不确定的概念。正因为这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很不相同。

从国别来说，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存在着差异。英国学派宣扬的“文化唯物论”虽然处于边缘，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

美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的新理论和新批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

有人认为，“历史”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叙述。有人主张“历史”是由各种声音讲述的包括处于边缘的势力和人物的权力故事。

有人把历史理解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还有人对新历史主义表示非议和反感，讥讽那些倾心“文化批评垃圾”的“追新族”们妄图通过颠覆伟大的文学经典，借助文学来改造社会，只能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人”的幻想。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伙伴，还有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及查理•勒翰与卡瑞•利伯特等人，他们的理论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像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

他的著作《元历史》、《话语转喻学》、《形式之内容》都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

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

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形式主义掩盖了理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权力和妇女权力问题，遮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学理优势。

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原先那种只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研究的文学观念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开放，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

文学理论的各种跨学科联系互渗、互融、互释、互动，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现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学研究的倾向。

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走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

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有正负两面性，既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和异化现象，同时又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只强调被压抑形成的“单面人”的痛苦，不承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

但这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语言文字层面对历史文本的改写同样带有明显。

六、后现代最先的起源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 如所周知，60年代是一个激进主义的年代。

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从北京、纽约到巴黎，都能感受到它的影响。这一激进主义也反映在西方学术界。

自那时以来，西方文化便开始为一股思潮所缠绕，其代表人物是极具批判性的福柯、德里达、布希亚等人，而他们的矛头则直指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化。到了70年代，人们开始将这一思潮统称为“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或post-modernism）， 其影响力也开始触及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

受此影响，许多自文艺复兴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条、信仰和概念开始为人所怀疑。 到了目前，这一趋势似乎呈现一种淡化的趋势，有人甚至开始讨论所谓“后后现代”。

（注：举例来说，美国华裔哲学家成中英在最近的《文化中国》上，就谈到了新儒学与“后后现代”之间对话的问题。见成中英、梁燕城：《中国哲学的后现代建构——有关后后现代与本体诠释学的对话》，第五卷第1期（1998、3），第4—15页。

）但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的退却，正好表现出它的一些思想概念，已经开始潜移默化，逐渐在人们的态度（包括对待治学与生活）上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蔓延来看，也有一个过程，开始在人类学、社会学，然后到教育学、政治学，最后才到历史学。可以这样说，后现代主义疑问和挑战的最后堡垒，就是西方的现代历史学（原因详后）。

更确切一点说，后现代主义攻击的主要对象是西方现代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的理论和实践及它所阐明的一些重要的历史观念。虽然有一些关注史学理论的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有所关注，但西方历史学家开始注意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当在90年代中期左右。

（注：如荷兰历史思想家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在1989年便在美国的《历史与理论》（ History and Theory）上发表了历史学和后现代主义（“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的论文，见28:2(1989)，第137—153页。 但是有关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关系的专著则直至1990年代中期左右才出现，如托波尔斯基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历史学：对历史研究方法论的贡献》（Historiography between Modernism andPostmodernim: Contributions to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Research, ed., Jerzy Topolski,Amsterdam:Rodopi,1994）。

另外Joyce Applyby,LynnHunt, Margaret Jacob的《论历史学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New York:W.W.Norton,1994）也谈到后现代主义，并非专论。） 这一时期的中文学术界，特别是文学界，也已经开始注意后现代主义，出版了不少翻译和研究的著作。

如果要想作一个比较的话，可以发现这么一个不同：台湾学界更注意经典原著的翻译，而大陆学界则偏向于评述，并且多数持一种批判态度。”（注：台湾已经翻译了不少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著作和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如詹姆森：《后现代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Frederic Jameson"s 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r Capitalism）； 哈森：《后现代的转变》（Ihab Hassen"s The Postmodern Turn）；司马特：《后现代》（Barry Smart"s Postmodernity），贝斯特、凯纳尔：《后现代理论》（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s Postmodern Theory）。

简金：《历史的再思考》（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 其中简金的《历史的再思考》（台北麦田1996年版），出版后为不少大学用作教材，颇为流行。

另外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论证和译编有罗青《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版），路况《后/现代机器不满》（台北唐山1990年版）和唐维敏《后现代文化导论》（台北五南1999年版）。而大陆的学界有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然后有现居美国的唐小兵翻译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Frederic Jameson）（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有关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关系，Arif Dirlik和 ZhangXudong 编有一英文著作题为《后现代主义和中国》（“Postmodernism and China,”）,Boundary 2,special issue,24:3(fall,1997)。）

由于本文讨论的角度是后现代主义与现代历史研究的关系，因此便有一个侧重点和观点的问题。换言之，我们所描述的后现代主义，只是其在历史学上的表现，并不能代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全部。

依我们看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在西方能产生并发生影响，有其复杂、深远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因此我们不能将其孤立起来，仅仅抓住它的一些极端化的表现，如它所提倡的一些观念，攻击一番，然后弃之一旁，以为这样便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正好是现代世界目前所面临的、或者即将面临的关键所在。

譬如如何处理和面对种族、国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甚至国家内部各族裔的交融、汇合，两性之间的关系等，必将是21世纪人类历史发展所需要处理的问题。后现代主义的立场，看起来没有什么建设性，但却促使我们对这些问题，作出不同的思考。

七、新历史主义与革命历史主义的比较

看待历史的方法不同：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革命历史主义强调客观现实，认为历史是革命的历史。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出现，标志着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向。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互文性”理论。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它突破了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具有既消解又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性。

革命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由革命创造的，历史是革命的历史，革命推动社会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