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 唐曉峰：亞洲視野：「邊地」的主體性與多元性

唐曉峰：亞洲視野：「邊地」的主體性與多元性  

元大都城垣遺址
從兩邊看邊地，有一個有趣的事情是怎麼樣全面認識陰山，陰山在北部中國歷史中，在人文方面，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力？我們從中原文獻中讀到的對陰山的記載，大多是把陰山看作一個屏障，詩歌里常把陰山寫成是一個戰場，有很多英雄和將軍在這個地方立功。陰山的背後是一些強大的具有「侵擾性」的族群，他們總想要跨過陰山，進到中原地區來「搶掠」。陰山成為中原人和「侵擾」者之間的一條防線。這些幾乎成為古代中原人對陰山人文屬性的一個定位。但是，如果反過來看，從北部草原地區來看陰山，會有些什麼樣的想法？陰山北面的人怎樣認識陰山南面的人群和社會？陰山南面的人群社會和他們有什麼關係？陰山有什麼意義和價值？陰山的很大一部分原來是屬於匈奴人的地盤，《漢書》裡面記載過匈奴失陰山之後的悲傷心情。
幾年以前，我在北大上地理學思想史的課，有民族大學的同學來聽，其中一個同學（張新宇）要寫吐蕃人的「世界」觀，他寫出來以後我覺得很有意思。吐蕃人認為南面的印度是「教法之國」，東面的漢地為「卜算之國」，西面的大食為「財寶之國」，沖木格薩爾為「軍旅之國」，世界的文化內涵很豐富。當然他們對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也有一番解釋（有雪之國）。他們的「世界」觀是吐蕃歷史文化中一個基礎性的東西。
我很希望有人講解蒙古高原上人們的地理觀，草原上的牧民怎麼看待陰山，從草原上看陰山是不是也那麼高大？草原上的人們有沒有翻過陰山去的想法？翻過陰山以後對他們有什麼意義？等等。如果我們找到這些答案，對歷史地理學將是一個大的貢獻。這些地理上的人文觀念可能會幫助我們解釋一些社會行為、文化行為。
北方民族的歷史很複雜，這個歷史過程依託的是北方複雜的地理環境。反過來，歷史又給北方地理（山、水、大漠）賦予了特定的歷史文化屬性，成為歷史的一個部分，所以說地理不僅僅是舞台，也是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
這裡需要明確的一個問題是，將視角轉到另一方，並不意味著重心的轉換。用人類學的說法，是要做「互為主體」的對話。互為主體乃是一個你來我往的對話場域：不斷地透過言說、聆聽（或閱讀）、觀察、學習、實踐，甚至共做，不時修正，既關照自省，也拓展自身眼界。在人我對話的過程中，既能進入他者的世界，又不至因之消融自我，失去主體性。在往複遞進、相互啟發的動態過程中，達成「同理心」的認識。[7]
第三個問題是，即使是講中國北部邊疆的歷史，在地理觀察與敘述上，也不能把邊疆簡化為邊界，進而用現代的線性邊界概念想像古代的邊疆地理。線性邊界，特別是嚴格確定的國家邊界線是近代的產物，其標誌性創始事件是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亞和約。它有一個邊界線談判的國際法過程（包括勘測、談判、簽署、建立標誌等項）。中國最早出現類似的邊界談判是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
中俄《尼布楚條約》原件
現代邊界概念可以是一條一點寬度都沒有的經緯線，但現實當中哪有這樣的界線。一條線把兩個國家判然分開，這種觀念對於我們研究邊疆史來說非常糟糕。很多年前拉鐵摩爾寫書，就是強調邊疆不是一條線，邊疆是一個地帶，甚至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地帶來研究。邊疆地帶它自身的存在方式是什麼？它是怎麼發展的？怎麼樣和中國歷史，和整個亞洲的歷史結合起來，我覺得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為了這樣做，有必要給邊疆、邊地自身一份歷史。
當我們把邊疆看作一個獨立的地帶，具備主體性的時候，其多元性、結構性就很值得關注了，因為多元性、結構性乃是講主體性時必然涉及的連帶特性。地理學研究的前提判斷是：任何區域、地帶都不是均質的，而呈現多元性與結構性。所謂的整體史也不是將一個區域看成簡單的一塊，而是要觀察其複雜的內部勾連的結構，只有找出內部多元的特徵，才是真正的整體史。現在學者坐在家裡想像邊疆，不能被古人牽著鼻子，把邊疆想像成一種單一的地帶，單一的僅供穿行的地帶，以為在那樣狹窄的邊疆地帶，很難有穩定的發展，很難形成可觀的社會積累，沒有多少歷史內涵。
我們的很多邊疆研究，往往是研究中原王朝的邊疆政策，這不是真正的邊疆研究，邊疆研究應該以邊疆自身為主體，站在邊疆的主體位置上，意識到那是一個有自身生命的區域。邊疆地帶不是有待於兩邊談判才能出現「結果」的地方，邊疆的歷史發展不是追求一條邊界線，這是我們今天的概念，古代未必是這樣。一條線是現代政治強加給邊疆地區的。
研究邊疆政策，只是一種「從上到下」的眼光，而「從上到下」是不夠的，也要「從下到上」。北大歷史地理學中心有一個博士生（孔源）研究呼倫貝爾地區，他的研究核心不是邊疆政策，而是呼倫貝爾基層社會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人群組織之間的互動關係，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經濟、文化傳統下，包括俄羅斯的一些因素，怎麼樣在這個地區一步步發展，形成了一個特定的歷史地理局面，這個結果局面不是上層邊疆政策導致的（當然邊疆政策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而主要是自身的社會生態使然。從基層、從社會自身各要素的相互關係講述這個歷史地理過程，使我們對於邊疆的理解更加有血有肉。
邊疆、邊地的多元性在地理上有充分的體現，即使我們稱地理為「舞台」，我覺得對邊地這個「舞台」還缺乏足夠的認識，比如對陰山南北地區我們認識就不夠細化。例如，我們常常籠統地描述北疆的長城，但如果細緻觀察，可以發現，戰國——秦——漢長城對於陰山的利用，或者說與陰山的關係，各不相同。戰國趙長城在陰山南坡腳下，陰山山地盡在長城之外。秦朝長城則改到了山上，在山巔的北坡，而西漢長城遠跨山外，將陰山西部囊括其內。這一系列的變化說明了長城建設者什麼樣的戰略意圖？很值得從歷史地理的角度做細緻討論。
戰國秦長城遺址
我的一個碩士生（陳峰）寫過南匈奴的歷史地理論文，裡面就涉及了另一類細節問題。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正式分裂為南北兩部，其中一部歸附東漢，史稱南匈奴。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正式設立單于庭帳（南單于庭）於五原（今內蒙古包頭市西）西部塞八十里處，隨後又令其入居雲中郡（其治所在今內蒙古托克托縣東北），不久再遷至西河郡的美稷縣（今內蒙古准格爾旗西北）。南匈奴單于庭在陰山以南地區的橫向空間位置的三次選擇，應該各有思路（這是南單于庭的沿革史），反映了這一地區複雜的政治地理格局，應該從地理環境和政治環境的角度做細緻分析。
陰山從東到西跨度大，其各個地段的發展是不同的。比如陰山西段的狼山與烏拉山，在早期歷史中，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自成一個單元。當趙國向北面發展，並沿陰山南面的平原向西拓地時，僅到烏拉山為止，烏拉山以西（今天所說的河套地區）仍為匈奴人的家園。過去以為趙國長城「西至高闕」，可以到達狼山一線。後來李逸友先生做細緻田野考察，沒有在烏拉山以西發現戰國長城遺址，從而否定了原來的老看法。因為趙長城止於烏拉山以東，所以高闕塞的位置也應該在這一帶，這又引起了對高闕塞的討論。《水經注》說高闕塞在狼山石蘭計，在烏拉山以西，而李逸友提出應在烏拉山的某個山口。辛德勇綜合兩家，提出高闕塞「徙關」說，即戰國時期的高闕塞在烏拉山，由於漢代徙關，高闕塞搬到了狼山，所以北魏酈道元所見也不錯。[8]
陰山以及邊地的這些事件的地理位置變化，不僅僅是簡單的地名的變化，而有著位置屬性的改變。這些不同位置的相關性構成了歷史事件的空間結構性。每一個歷史事件，都包含空間結構性的特點，這也是歷史地理學的一個前提判斷，它與空間的非均質性是一致的。非均質性，是多元性的基礎。在遼闊的北方邊地，對這一歷史地理特徵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歷史上，從謀生百姓到政治實踐家，都具有現實的地理知識，而掌握地理知識的目的是為了選擇。在歷史中，歷史事件有多少，地理選擇就有多少。在遼闊的中國——亞洲大地上，無數次的地理選擇，構成了這裡的文明史。
我們強調邊疆、邊地的多元性，即強調它們的現實性，因為邊疆、邊地都不是概念的、籠統的，而是具體的歷史存在，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功能與獨立的歷史價值。對問題的簡單化理解，是一種輕視。
總結起來，我的基本想法是，東亞大陸似乎有一個絕對的自然地理分界，即歷史上所謂的「大漠」，這個自然地理界線深深地影響了東亞大陸的歷史。歐洲的阿爾卑斯山、多瑙河都沒有像亞洲大漠這麼厲害的分界作用。這個中國邊地的地理基礎我們必須承認。但是，如果它也成為人們視野的界限，就有些遺憾了。亞洲的歷史地理是複雜的，有些國家在強調海洋中心，我們過去強調大陸中心，這些都是解釋亞洲歷史的重要視角。海洋地區有琉球、日本、菲律賓等。亞洲內陸要複雜得多，草原地區、中亞地區等等。就中國歷史來說，拉鐵摩爾講，中國各面的邊疆屬性不同，要分別研究。中國就是處於這樣一個宏觀地理位置上，這是中國擁有的非常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但我們的學術並沒有適應這個地位，並沒有把這麼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很好地發掘出來，成為我們國家真正的一個知識學術基礎。提倡亞洲視野，正是要改變這種情況，其意義不僅僅是範圍的擴大，更重要的是問題的深化。
提倡亞洲視野也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亞洲整體眼光的缺乏，不光對學術不利，對於處理現實社會、政治、外交的問題也不利。在一般中國人的知識結構上，比較缺乏亞洲方面的基本文史知識。問問中國的大學生，知道多少關於印度的事、關於尼泊爾的事、關於阿富汗的事，這都是我們的鄰國，但我們對鄰國的文史知識很缺乏了解。現在中國周邊的問題很多，有些學者開始突破過去的視野來研究這些問題，有很多重要發現。在亞洲問題上我們變被動為主動，變糊塗為清醒，在今天的發展很重要。
以上所說，是自己的一些粗淺認識，我對邊疆邊地問題的研究很不夠，說錯的地方請大家指正。
注釋：
[1] 唐曉峰：山地對於匈奴的重要意義，《侯仁之師九十壽辰紀念文集》，學苑出版社，2003年，第187-198頁。
[2] 馬健：《匈奴考古國際研討會會議紀要》，2009年7月13日，鳳凰資訊網.
[3] 孫喆：《康雍乾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
[4] 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五「形勝」，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7頁。
[5] 參見侯仁之：關於古代北京的幾個問題，載氏著：《北京城的生命印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12-28頁。
[6] 《日下舊聞考》卷五，第77頁。
[7] 參見劉斐玟、朱瑞玲主編：《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台北：中研院民族所，2014年。
[8] 辛德勇：陰山高闕與陽山高闕辨析，《文史》2005年第3期，中華書局，第5－64頁。唐曉峰：河套烏拉山在戰國時期的人文地理意義，武漢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編：《石泉先生九十誕辰紀念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6－330頁。
唐曉峰 /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