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冷战结束对东亚经济，特别是对中国和日本有何影响

论冷战结束对东亚经济，特别是对中国和日本有何影响  

论冷战结束对东亚经济，特别是对中国和日本有何影响

1989年冷战结束，在欧洲以柏林墙的倒塌为标志，在亚洲以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和马来西亚共产党与泰国政府签署条约为标志。尽管冷战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遗产依然存在，但共产主义已不再被认为是本地区的威胁，就像冷战是东亚经济奇蹟的一大动力一样，冷战的结束也同样对东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地区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又会对本地区内部的经济产生动态效应。冷战期间建立的政治、经济制度与冷战后出现的新制度以及过去的旧制度和新的环境之间产生的矛盾都会对东亚经济产生影响。
一、冷战后东亚的自由化与危机
冷战时期美国出于反共的地缘安全考虑，向东亚提供大量的援助、支援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开放本国市场，长期与本地区保持着贸易赤字。但随着冷战结束特别是美国将重心转向经济，美国在东亚政策中意识形态的因素逐步淡出。长期以来美国与新兴工业体和东盟之间巨大的贸易赤字就更使得美国国内的新保护主义者坚决要求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实行经济自由、开放本地区的市场。美国则采取措施如威胁提高国内进口关税等手段强压韩国、台湾和其他经济体更快更广泛地向美国产品开放本地区市场。在美国的压力下，对美国产品在本地区的贸易限制部分地或者全部地被取消。美国则又采取措施限制对其本国市场的渗透，美国终止了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进入美国市场的零关税优惠政策，采取自动出口限制（VERS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迫使台湾美元和韩国韩元货币升值。除美国的压力外，全球化也鼓励著亚太地区的政府抓住机会以获得最大利润。[1] 在国内，东亚地区持续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工业扩张，并造就了一批新的商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社会内部变得更复杂和多样化，他们也自然要求政府实施经济改革甚至政治自由化。冷战后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下，东亚地区相继实行经济改革特别是金融自由化。如泰国政府为将曼谷打造成地区金融中心，采取了一些金融自由化的方案，取消了各种银行储蓄的优惠政策，减少了对资本投资的限制，改变了向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规定，取消了对外国贸易的限制，并允许外国银行向本地区购买、发行美元贷款。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金融改革措施。东南亚地区的中央银行利率普遍较高，这就使得投资者难以偿还贷款，生产者难以维持市场的竞争力，消费者也难以维持较高的消费水平。国内利率过高同时也导致本地区金融机构向国外贷款大量利率相对较低的资金。然后再以高利率贷款给国内企业以获取高利息回报。这样，一旦资产泡沫爆发，银行和其他租借机构的不良贷款就会急剧膨胀，也就会导致它们的轰然倒塌。在韩国，到1991年6月底仅有6.1亿美元的贷款被官方列为不良贷款，但实际上来自独立机构的调查估计已超过这一数字的15%。[2] 到1995年泰国的短期债务上升至410亿美元，到1997年韩国公司的不良贷款估计500亿美元，大财阀也卷入债务之中，前十个债务利率最高的在359%和1214.7%之间。[3] 另外，本地区的国家外债也急剧增加，据统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外国的贷款就达到了泰国外汇储备的120%、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外汇储备的几乎200%。[4] 在政府缺少有效的监督和控制背景下，国内经济的发展就会因外部资本的流动和不良贷款的日渐增多而变得脆弱。这样，在冷战后旧机制（如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机制）被取消，而新制度（如有效的监督干预制度）未建立，或冷战时期的旧制度被保留而又不适应经济自由化的新环境，不足以解决新自由化的经济问题，这就使得冷战后经济的发展面临危机。冷战后政府失控的金融自由化导致泡沫经济破产，最终引发1997年7月自曼谷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
冷战时期，美国为对抗东亚的共产主义，向该地区提供大量的军事经济援助、开放本国市场，甚至不惜牺牲部分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来促进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并积极推动日本和东南亚的经济体系的形成。冷战结束后美国不再有地缘冷战的顾虑，于是要求本地区经济自由化，更大程度地向美国产品开放，美国再也不会将所有的好处都让与东亚了，而主要考虑自身在本地区的经济利益。可以说在缺少对经济活动监督的情况下，经济活动自由化无疑是导致危机的一个最重要因素。[2] 在危机即将来临前向泰国和其他经济体未发出足够的警告，当危机袭击本地区时美国也没有像两年前帮助墨西哥那样向东亚地区提供及时的援助，而只是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助泰国和其他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摆脱经济困境，而IMF坚持预算平衡、高利率和减少政府开支就使得东亚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并加深了社会的动荡。短短几个月内IMF的“疗方”就导致了泰国、印尼的失业率翻了一倍。韩国的失业率也从1997年的2.3%上升至1998年3月的6.7%。[5]
从冷战前、冷战后以及危机前、危机后美国对东亚经济的态度变化可见，美国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冷战使美国为了维护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利益，不惜牺牲部分美国利益来支援东亚经济的发展，一旦冷战结束，美国在追求国家利益方面就再无安全考虑，而放手要求经济自由化以使美国产品尽可能地打入本地区。东亚金融危机如同冷战突然结束一样猛然爆发给东亚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当然，这并不是说冷战结束东亚繁荣也就结束了，对东亚经济的发展要从长远、动态而非短期静止的眼光来看待，毕竟亚太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特别是又有了崛起后的日本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出现。 二、冷战后东亚地缘经济的一体化
冷战时期东亚地区有着相同的经历，东亚资本主义阵营都充满了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美国以冷战为借口支配着亚太经济的发展，之后日本的投资又横扫整个东亚。本地区也大都形成了中央集权式的政府，实行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并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共同的经历意味着它们在应对未来经济问题上有着很多相同的挑战。[2] 这就加强了本地区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也就推动了地区主义的发展。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冷战掩盖了东亚地区主义的出现，尤其是美国通过与东亚盟友签订的一系列双边条约，倾向于禁止东亚内部之间的直接联络，但是一旦冷战结束，多边主义开始成为东亚的主流后，东亚经济发展的地区主义思想就会出现。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就是在1989年冷战结束的年代成立的，尽管该组织是将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和地区联络在一起，但反映了冷战年代曾潜伏着地区主义的发展这一事实。
20世纪90年代早期，东亚地区对于政府主导的地区一体化缺少兴趣，多数国家和地区不主张通过地区合作的方式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此时，东亚地区主义主要是基于市场引导下的经济合作，其中主要是中国和日本公司在本地区的投资和贸易来推动。本地区缺少对政府主导地区主义的热情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最明显地表现出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组织集团（EAEG）遭到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冷淡反应，当然，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美国担心被排除于本地区所致，最后在美国的同意下，EAEC成了在APEC框架下的一个分支机构。
与欧洲和北美洲相比，东亚地区在经济合作、地区一体化方面相形见绌，自然就更不用说政治方面的合作了。历史的因素、亚太地区内部的巨大差异以及本地区与外部程度不同的纽带都阻碍了它们在国际协谈中采取一个共同的声音，也阻碍了本地区内部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在东亚走向地区一体化方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它更像是一个辩论的俱乐部而非代表一方利益的谈判主体，其决议难以对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其成员包括美国、加拿大甚至南美洲一些国家，它们自然强调自身利益而非为亚洲考虑。因此，APEC也就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亚太经济共同体。[6] 再如东盟在1967年成立后就演变为一个反共组织，主要在安全问题上发挥作用。尽管也努力促进东盟内部的贸易和投资，但东盟国家一直主要是与其他地区从事经贸往来，内部彼此之间的经济互动很少，如果将新加坡排除在外，那么东盟国家内部的贸易仅占东盟总贸易额的5%。冷战后东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发展较快，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本地区多数国家的最重要出口市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可能仍是如此。东亚与欧洲的经济规模仍然超过本地区内部的贸易和投资。日本在本地区的经济活动对亚太多数国家和地区至关重要，但日本在对外出口和投资上仍主要以美国为目的地，依赖本地区相对较少。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三角贸易和投资的增长都会导致东亚内部经济互动的增长，但实际上这只是毗连地区性一体化而非代表整个东亚。同样，香港与大陆之间的贸易发展也会导致外贸数字的上升，但实际上这也只是意味着香港更加与中国内地经济融为一体。
冷战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程度相对较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虽有发展但基本上仍是一个松散的合作机构，但所有这些都随着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发生变化。多数东亚地区的政府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危机的不当表示愤恨，对于美国政府反对成立“亚洲货币基金”以应对未来危机的做法也表示痛恨。东亚地区的政府只有选择其他的方式方能更好地应付未来出现的危机，而推动本地区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应是解决本地区经济问题的最佳方案。冷战后至危机前，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得到较大发展，但它毕竟不是代表东亚地区的经济组织，东亚地区对于推动本地区一体化所扮演的角色有限，但危机后东亚政府则积极地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合作。另外，在全球区域经济竞争中来自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巨大压力也催生了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发展。
东盟10+3（APT）是本地区较为成功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战后东盟各国几乎都是从欧、美、日引进资本和技术，发展了本国的煤炭、石油化工、家用电器等传统产业，各国出口的产品种类也极为相似，致使东盟区域内部贸易长期没有大的扩充套件。经济日益兴起的中国、经济强大的日本和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必然为东盟带来无限的商机。1996年为参加当年3月份在曼谷召开的亚欧会议，东盟邀请中日韩三国加入作为亚洲的代表，1997年在吉隆坡东盟峰会上10+3政府首脑第一次非正式会议举行，之后每年都定期举办一次10+3政府首脑会议以及各种部长和官员参与的会议。东盟10+3（中日韩）为解决东亚经济问题、促进经济合作和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有利的平台。例如，东盟成立了亚洲证劵市场，这样，亚太地区的货币以公共或私人证劵的方式就可以进入其他本地区的经济体而无需再通过美国。同时，APT也为发展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东盟—日本以及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区提供了平台。目前，APT应是最好的亚太经济一体化形式，至少APT的领导人已表示此组织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东亚贸易自由区。[7] 由于受东亚地缘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东亚地区的一体化不可能很快达到欧盟一体化的程度，但从短期来看，人们期望东亚首先能对内取消关税，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对外则保留关税以应对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竞争；从长期来看，随着东亚内部生产网路的形成，内部贸易投资流动的增加以及面对来自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竞争压力，APT完全有可能会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组织，当然也有可能在未来会出现比APT更加统一的一体化组织，如东亚共同体。
三、冷战后美国在东亚的边缘化与地区经济的崛起
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长期保持对亚太的绝对经济霸权，左右著亚太各国经济体的走势。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越南战争的拖累，加之日本、韩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国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其在东亚地区的绝对经济霸权仍然不可撼动，在援助、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美国依然保持着较大的优势。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日本在东南亚经济的渗透，美日成为东盟最重要的进出口市场，但相比较而言，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比日本从东盟进口相对更多的工业制成品。[8] 而日本则更多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更多地从东盟进口原料和能源等初级产品。 冷战后的东亚地区除了原有资本主义阵营经济的发展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施，中国作为后期国家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东亚作为“太平洋世纪”核心区域的地位。东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贸易和投资机会的扩大令美国也就愈加依赖亚太市场。如1986年东亚大约36%的出口都进入美国市场而美国出口中只有23%进入东亚，但到1991年对美国的出口仅占东亚总出口的24%而美国对东亚市场的依赖则上升到了其世界总出口的27%。[9] 另外，由于美国国内储蓄难以满足基本的投资要求，美国亦愈发依赖此时期崛起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如美国向东亚的日本、台湾和本地区其他富裕投资者出售了大量美国国债，同时美国私人企业的投资也更多地来源于东亚地区。
可以说，冷战后东亚对美国的经济依赖性降低了，而美国则相对提升了对东亚地区经济的依赖性，美国在东亚地区经济中的角色在降低，美国的影响力在降低，美国作为太平洋东岸的旁观者的角色在上升。也正是由于这一点，随着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初从十年伊战的脱身，美国开始重返亚洲，将战略重心东移，在谈及亚洲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美国回来了”，明确表示美国将比过去更加重视亚太地区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投入。很明显，美国今后的战略重点将向亚洲转移。但美国向亚太的战略重心转移也主要侷限于地缘政治和军事方面。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加大了对亚太其他地区的重视。日本在东亚制造业的总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年均增长了10.8%，而从1985至1988年日本在亚洲的投资年均增长达到17%。[10]
另外，据最近一份调查资料显示，在亚洲的日资企业的产品返销日本的比例由1980年的9.6%上升到了1987年的16.7%，这一比例要远远高于日本海外投资9.1%的返销率。[11] 20世纪90年代东亚内部国家、地区间的经济互动在增强，“大中华经济圈（华南和整个东南亚的华人）”内部的直接投资也发展迅速，本地区内部新投资模式的发展自然会助推地区内部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东亚内部的投资和贸易互动的增强进一步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更容易创造一个经济自立、强大的次区域经济体。据相关研究机构公布的资料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增长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会相应使东亚经济产生1.6%的增长率，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每1%的增长率只能使东亚增长0.3%。东亚内部经济的互动性增强，也就减少了对美国经济体的依赖性。[9]
冷战后，尽管美国在东亚地区仍然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军事政治事务上依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其被经济边缘化却是不容忽视的现实，而东亚地区内部经济互动能力的增强减少了本地区对外部经济体特别是对美国经济的依赖，进一步提升了本地区经济的一体化。长期以来，受国家民族主义的影响，东亚地区一直因历史、语言、领土等问题而内部存在诸多的矛盾与不和谐，甚至本地区国家间的矛盾亦会冲击经济的合作和本地区经济的凝聚力。可以说，东亚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是一个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组成，被不同的历史、文化以及民族国家间的长期对立所分割的地区。然而，这种看法现在越来越不正确，尽管东亚不可能在短期内如同欧盟一样的统一，但现在东亚内部政府间增强了外交接触，而且也都意识到它们之间有着很多的共同利益。[9] 东亚地区经济的崛起，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增强，内部凝聚力的提升将进一步提升本地区在区域和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中的话语权，而且本地区势必在经济合作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合作的领域而转向政治和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从长远来看，东亚共同体也势必成为本地区的一种长久趋势。
本文摘自中国论文网，原文地址：:xzbu./4/view-4905944.htm

日元剧烈贬值 对中国和世界经济有何影响

首先，日元贬值影响我国总需求。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我国对日出口仅次于对美国和香港地区出口，日本也是我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2000年，我国对日出口占出口总额的16.7％，从日进口占进口总额的18.4％。日元贬值直接减少我国对日出口，扩大我国从日进口，从而贸易逆差扩大。考虑到中国的出口结构与日本直接竞争性不大，那么日元贬值更多的是间接影响我国的外需。日元贬值引发亚洲其他货币贬值，我国人民币相对这些国家升值，一方面不利于我国对亚洲地区出口；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因其货币贬值而提高，从而使我国对亚洲以外地区出口也受到较大冲击。另外，日元贬值会影响日本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从而影响我国的投资需求。因此，日元贬值抑制我国外需的效应不可低估。
其次，日元贬值引起国际财富再分配。
与我国有关的有两点：一是我国的外汇储备中，日元资产的价值缩水，造成损失；二是从外债角度说，我国政府和企业负担的日元外债减轻，从而受益。例如1994年财政部发行了600亿日元为期7年和10年的武士债，1995年发行100亿日元20年期的武士债，日元贬值降低了我国的外债负担。但日元贬值对再分配的净影响，取决于我国的日元资产和日元外债的对比。
第三，日元贬值产生人民币贬值压力。目前，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还不是真正的浮动汇率制，加上我国外汇储备充足，吸引较多国际资本流入，经济增长在世界上仍是一枝独秀，日元贬值不会直接冲击人民币汇率。但我国加入WTO后要逐步开放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动性加强，汇率波动的幅度逐渐放宽，日元贬值及其引发的亚洲货币贬值可能加剧我国汇率的波动。当前，我国保持人民币汇率不变，维持亚洲经济的稳定，是一种政治上负责任的做法，但我国的承受是有限度的。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政府向美日两国表明，1∶135的美元兑日元汇价是不能接受的，迫使两国干预汇市，支援日元回升。这次如果日元贬值过度，超过我们的容忍限度，例如140日元对1美元的汇价，将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这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也极为不利，那时不排除人民币被迫贬值的可能。

日本3.5万亿经济刺激对中国股市有何影响

去问总理吧 日A本不和中A国合作就是死路A一条 我劝他还是和中国合作吧 和美A国合作还想重来一次1998吗？

美日与东南亚经济新同盟对中国有何影响 2015

　美日新同盟改变了亚洲地缘政治生态，也引发区域形势的危险态势。
　美日新同盟在西太平洋对华形成了地缘战略压逼之势，但这改变不了中国海洋利益的正常诉求，只会让周边各国陷入更为窘迫的二难抉择中。以亚投行为例，即便是菲律宾也成为这个组织中的一员。而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则困于美日之间的谈判，12国新贸易体制短期内难以构建。何况，还有中国力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得到东南亚诸国的相应。
这个世界不需要可能产生战争风险的结盟和连横合纵，而是靠经贸层面的合作共赢来纾解双边或多边矛盾。美日新同盟就是要靠强化安保来威慑遏制中国，而且疏离了韩国这个盟国。
美日新同盟改变了亚洲地缘政治生态，也引发区域形势的危险态势。

南海战争对中国经济影响 对房价 股票 有何影响

看战争的时间，程序及结果来判断。如果能够在短时间内结束。对中国经济不会有大的影响。毕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庞大，区域性战争对其影响不大。如果耗时长，同时程序不乐观，可能在短时间内会引起国民的心理层面恐慌或者投资者的看空因素。那样，会造成暂时的经济发展暂缓，房价股票会下降，军工类企业股票及相关产业反而会上升。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是与否的问题，而是根据不同行业及层面有不同的发展走势的复杂问题。

日本核电站爆炸对中国有何影响？

在这个季节由于西南太平洋季风的影响日本的核辐射尘埃应该飘到阿拉斯加加拿大那一片了对中国影响很有限

美国亚洲战略对日本有何影响

今年1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新国防战略，把着力点转移至亚太地区，并表示将加强美军在该地区的战力。美国新军事报告一经公布，便在亚太各国中普遍引起反响。其中，日本作为美国长期以来的军事同盟，对于美国新的亚洲战略立即表示欢迎，认为美国的战略调整将有助于加强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
其实，日本政府早在2010年12月17日的安全保障会议及内阁会议上就通过了新《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新《防卫计划大纲》首次提出中国的军事动向“是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关切事项”，明确表示日本要将以往的“基础防卫”转向“机动防卫”，以应对恐怖袭击、朝鲜导弹等各种事态。新大纲决定要加强应对能力，以防备冲绳县西南诸岛的岛屿被“侵犯”。新大纲的一个重大转变是防卫战略重点从过去的日本东北针对前苏联转向西南针对中国，提出要加强西南诸岛的防卫能力。不言而喻，美国新的亚洲战略正中日本下怀。
试图乘机主导亚洲
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新国防战略后，日本当时的防卫相一川保夫6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对美国的新军事战略表示欢迎。对于美国新战略有可能出现的削减国防费用，他认为不会对日本的安全产生影响。同时他表示，日美将通过各层次的磋商讨论今后的安保体制。而日本媒体表示，日本将在美国的新战略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日美的军事合作上。并且认为，美国是在面对中国崛起，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把军事重点转移到亚太的。《日本经济新闻》评论说：“在对华军事战略上，日本西南岛屿是重要据点，只要强化这里的防卫能力，就是为亚洲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日本自卫队拥有大量的侦察巡逻机，能活用这些军备资源，就可代替美国在周边海域进行监视活动。”《读卖新闻》说：“美国的新国防战略期待的是盟国做出贡献并发挥作用。日本不但要给予正面肯定，还必须在防卫上做出贡献。去年，美国防长帕内塔访问日本时，日美双方就联合监视、军演及共同使用基地等加强合作进行了协商。为了维持日美的遏制能力，就必须深化这一合作并使之具体实施。”该报呼吁日本政府“应以重整军备作为要务”。
而就在美国刚一提出新亚洲战略后，日本《产经新闻》透露说，1月17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提出了名为“太平洋宪章”的新外交战略，要使日本与盟国美国共同承担地区主导的作用，试图将中国及俄罗斯纳入多边机制。据透露，该战略的基础是，基于美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更加重视亚洲的新动向，灵活运用已包括21个国家和地区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机制，通过经济和安全这两个支点，加强地区整体关系，并将于9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呼吁国际社会予以支援。
日本首相野田提出的“太平洋宪章”新外交战略的主要目的是：首先，日本名曰为与盟国美国共同承担地区主导作用，其实是想取得亚洲的主导权。美国宣布新的亚洲战略，日本试图乘机借美国势力抬高自己在亚洲的地位，与美国共同主导亚洲。这也是战后多年来日本梦寐以求的。其次，矛头直指中国，与美国一起围堵中国。日本面对中国的日益强大，采取了种种手段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这次美国新的亚洲战略明确了要将中国作为主要对手，意在围堵中国。这与日本的想法完全一致，这不仅能够制衡中国，而且也能发挥牵制俄罗斯的作用。第三，日本可借与美国共同主导亚洲的机会，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美梦。近20年来，日本一次次地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向海外派兵，参与军事行动，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修改和平宪法，放弃专守防卫政策等。日本一旦实现与美国共同主导亚洲，势必将有机会大力发展军事，实施向海外扩张。
但是，日本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未必能得到美国的真正认可。事实上，战后以来的日美同盟关系是不对等的。美国一向不让别国分享其领导权，更何况日本是战败国呢？一直以来，美国既想利用日本，又要控制日本。同时，亚洲国家对日本都有警惕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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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野田佳彦3月18日上午在横须贺出席日本防卫大学毕业典礼对毕业生发表训示时称，自卫队必须加强和深化日美同盟关系，以切实应对日本周边日益严峻复杂的安保形势。（资料图片）
将战略目标转向中国
在美国政府新的亚洲战略正式公布的两年前，日本政府于2010年12月17日的安全保障会议及内阁会议上通过了新《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2011至15年度）。美国政府新的亚洲战略完全有利于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的实施。
新防卫大纲将成为今后10年日本防卫力量整备的指南。日本新防卫大纲的战略计划有三大要素：第一是确定了新的战略目标；第二是实施战略目标的途径与手段；第三是战略资源利用。随着战略目标的转变，日本开始由过去的“专守防卫”转为“机动防卫”。日本过去曾长期把战略矛头指向前苏联，而现在明显地转为针对中国。当然，这中间也隐藏着最终要摆脱美国的长远的战略目标。因为在日本朝野政党内为数不少的人都认为，美国国力在下降，日本必须“自觉认识到国防不能陷入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我国有必要采取自身的措施，并提议扩充‘日美联合作战计划’，将其作为应对中国的一环”。
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有以下五个要点：
一、有效发挥安全保障会议的作用以迅速作出决策；部署具有迅速反应能力、机动性强的部队。
二、要求政府采取立法措施，明确日本自卫队的“国际维和行动”，这意味着日本将把出兵海外正式列为日本自卫队的“核心任务”，这同时也意味着日本自卫队的作用发生了50年来最本质的变化。
三、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列举了日本自卫队将采取种种行动来协助美国反恐。日本将开展具有主题性的“战略对话”，内容包括日美任务分担以及驻日美军的兵力构成，维持美军威慑力。
四、将扩大与日美合作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有关的武器零部件的出口限制。至于其他的武器出口事例，日本政府将“逐案”处理。
五、改变日本过去的“基础防卫”，转为重视“机动防卫”，从军事的“吓阻力”，转向为“对应处理能力”的提升，以加强自卫队的机动性，随时对应日本“周边有事”的情况。
日本战后长期奉行的“专守防卫”以陆上自卫队兵力为主，以自己的攻击方向建立固定的防卫阵地。现在是机动地调遣部队，加强海空军力量，特别是加强海空军远端攻击能力，包括侦查、警戒、监视能力。
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
《防卫计划大纲》是日本中长期安全保障和防卫力量的基本方针。日本政府根据这一大纲确定的日本防卫战略重点，制定《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决定日本防卫费金额、自卫队的部队规模、部署和坦克、战机、军舰等装备。
迄今为止，这是日本战后公布的第四部《防卫计划大纲》。以往每逢制定新防卫大纲，日本国会和舆论总会出现关于“是要扩充军备，还是要发展经济”的激烈争论。但这次日本政界和舆论却异常一致，认为尽管日本经济长期不振，但防卫费只能增不能减。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在日本长期政局不稳，经济衰退，右翼民族主义势力抬头的大背景下，日本政客和舆论渲染“中国威胁”，鼓吹战争危机感，要求政府放弃“专守防卫”，将炮口对准中国、遏制中国发展。
新防卫大纲声称，日本将把防卫战略重点由冷战时期的最大威胁苏联转移到对日本南方岛屿构成威胁的中国。重视情报蒐集和“警戒监视”中国海军的“机动防卫”构想作为日本政府防御政策的新概念，首次写入防卫大纲中。新防卫大纲在内容中鲜明地将“重点”放在了中国，明确提出在增强日本西南海域海空防御的同时，在西南海域离岛部署陆上自卫队“沿岸监视队”，防御目标直指中国。
为应对中国海军在东海的“频繁活动”，日本政府在新防卫大纲中决定，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潜艇数量由16艘增至22艘，提高在日本西南海域周边的“监视能力”。日本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的战斗机师团(拥有战机数量18架)，也将由1个师团增加为2个师团，以预防别国战机对日本领空的“侵犯”。
新大纲中特别提到了加强“机动防卫”的内容。所谓“机动防卫”是将日本自卫队在全国进行平均部署，取代了以往防卫大纲中重视“基础防卫”的概念。新大纲中将重点放在了“实战运用”上。把强化日常情报蒐集、监视、侦查等方面的工作，转变为强调“突发事态，立即应对”。与日本以往的防卫大纲不同的是，新防卫大纲强调了对“突发事态”做出迅速反应的重要性。声称一旦发生“中国渔民作为海上民兵抢占钓鱼岛”等，日本政府可依据新防卫大纲的有关内容做出迅速“反应”。
在日美同盟方面，新防卫大纲中特别指出，日本应联合与其有“共同价值观”的韩国、澳大利亚，东盟有关成员国以及印度进行合作，在与中国存在争议的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
驻日美军整编计划难以顺利推进
最近，驻日美军整编计划的修改成为日美关系的热点，显示出新形势下美国战略意图与冲绳民众矛盾的扩大。
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力图巩固、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制海、制空权。因此，位居第一、第二岛链中枢位置的冲绳、关岛的战略地位更显重要。美国要求日本尽快落实2006年“日美安保磋商委员会会议”达成的驻日美军整编计划，将驻冲绳美军普天间机场自冲绳县宜野湾市迁移至冲绳县名护市边野古地区；将驻冲绳的1.8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中的8000人移驻关岛，将嘉手纳美军基地以南多处设施返还日本，并将两者捆绑，以前者的实现为后者的先决条件。
但是，冲绳民众却不接受。美方对日本政府的协调能力也大为失望，提出将普天间机场搬迁与海军陆战队移师关岛分别处理，同时要求将原定移驻关岛的部分美军转移至山口县巖国市等美军基地。美国方面之所以要这样做，首先是要维持普天间机场现状；其次是要配合美国新亚洲战略的需要，尽快实现冲绳部分海军陆战队移师关岛等地，从地理上分散美军部署，使作战运用更加灵活。但是，这一方案一经媒体报道，立刻引起了日本相关地区的强烈反对。
美战略意图与冲绳民众矛盾的扩大还表现在整编计划的经费分担问题上。美国新亚洲战略是在财政赤字有增无减，军事预算被迫削减的情况下出笼的，这使美国更为迫切地要求日本为其分担经费。为落实整编计划，原商定日本负担约3万亿日元的费用。但据美国国防部2013财年预算案，美国负担的驻冲绳海军陆战队移驻关岛的相关费用，由2012财年的1.56亿美元大幅缩减为2600万美元。也就是说，为了落实该计划，日本必须负担更多经费。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只能含糊表示，“为减轻冲绳负担，努力实现美国海军陆战队移驻关岛的方针不改变”，相关预算中日方负担的部分“将视情况在适当时期作出判断”。对于日本政府方面的含糊其辞，冲绳县名护市市长稻岭指出，想以替冲绳减负的姿态赢得对普天间搬迁的支援，冲绳县民是不会上当的。这再次说明，美国新的亚洲战略针对的是对其构成“威胁”的国家，但首先实际感到压力的却是日本等美国的盟国。

日本经济对外依赖严重对日本有何影响

受国外势力限制，本国经济抗风险力极差。如美国操纵升值日元，导致日本经济后退。

如果TPP谈判成功，对中国的经济有何影响

出口锐减，外汇枯竭。。。工人失业下岗，粮食，石油飞涨。。。。

美国在东亚经济，特别是中国和日本经济发展中发挥什么作用

【内容提要】经济模式是世界经齐学所研究的重要课题，公司治理模式又是当今学术界的热点问题。经济模式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基于一定的环境条件和文化传统而形成的经济执行的相对定式。本文对经济模式进行了界定，论述了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三种经济模式的不同特点，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对这三大模式进行比较研究。这对建立中国式市场经济执行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企业行为理性化。【关键词】经济模式/三大模式特点/企业理性化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某一经济执行主体如果在一定时间，并在国际经济领域能够取得突出的经济成就，占据显赫的竞争地位，其发展方法就必然引起人们的重视，措致处于竞争弱势各个不同的主体，予以研究甚至学习模仿。如战后，日本、德国的迅猛发展，导致人们对于日本、德国模式的重视。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因为学习日本模式并取得成功，并统称为东亚模式。欧洲的一些国家因为崇尚德国模式而纷纷要求加入欧洲经济联合矩阵。20世纪90年代，美国取得“新经济”创记录的繁荣，美国模式再度受到人们的青睐。随着美国高科技企业进入调整，股票市值大幅度缩水，又出现安然公司、世界通讯公司造假事件的冲击，一些人开始怀疑，甚至指责美国模式的弊端。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关于经济发展模式优劣之争。经济模式作为世界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需要予以重视并加强研究。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确立适宜的发展道路和执行方式。有必要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利用后发优势，有选择地借鉴发达国家发展模式中成功的运作方式。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效的，新的发展模式。一、经济模式概念辨析及层面确定孔夫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为使我们的研究具有科学性和实效性，我们需要“正名”，即对于文章所探讨的概念的本质特点、范围和层面，进行明确的阐述和规范。1.概念辨析为了清楚地认识和科学地把握经济模式的本质特征，我们把与经济模式概念相近的几个概念加以分析。(1)经济制度：又称“社会经济结构”，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即一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例如，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2)经济体制：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进行决策并执行有关生产、收入和消费决策的一组机制和制度，任何经济体制都是由决策结构、经营结构和动力结构组成的。[6](3)经济模型：对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各样关系进行抽象的、简化的表达。表达方式可以是一张图、一个统计表或数学方程式。因为所采用的基本上是数学方法，所以常称为“经济数学模型”。(4)经济模式：各种经济成份的构成形式和调节经济执行机制的一定式样，是撇开经济活动中的次要因素和细节，对现实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框架和原则所作的抽象；也可以是对国民经济基本执行规则、增长型别以及主要经济政策在理论上的一种设计和构造。前者属于实证研究范畴的经济模式，后者是规范研究范畴的经济模式。根据以上定义可以看出，经济制度决定一国的性质，是社会经济深层次的东西，与政治关系较为紧密，具有稳定性。因此，西方经济学家往往把经济制度看作象太阳系、河流系统、生物系统、机器系统等等一样的自然物质系统。[1]经济体制属于操作层次，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以及组织、管理、调节国民经济的体系、方式、方法的总称。经济体制受基本经济制度的决定和制约，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体现，因不同国情及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而异。经济模型是用数学方法对经济现象的解释。经济模式是建立在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介于经济体制与经济模型之间的一种经济发展定式，经济模式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对现行经济进行抽象而得到的比较特色的东西。经济模式的本质特征是形成于一定时空之中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形成鲜明特点的经济发展方式，常常称之为经济发展模式。如国外许多文献中，经济发展模式甚至被视为经济发展道路的同义词，如developmentmodel,developmentpattern,developmentpath或formofdevelopment，反映一国发展的轨迹。因此，经济发展模式就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条件下，以经济增长为前提和基础的经济发展基本特点，反映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发展模式的中心内容就是分析人均gdp的发展趋势和gnp内部的各种组成部分的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及其收入分配关系；经济发展模式也注重探索市场运作方式和手段；研究政府与企业及市场的关系。2.分类方法根据不同的标准，经济模式有不同的分类。按经济制度进行划分：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按地理位置进行划分：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和亚洲模式；按制度差别进行划分：银行体制和信用体制、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劳动市场调节的联合方式和非联合方式等；按经济发展水平划分：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发展中国家（地区）市场经济模式和转轨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法国人阿尔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主要分为两种：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包括法国、荷兰甚至日本在内）；根据“新制度学派”的观点，资本主义的模式划分为：市场导向资本主义、政府导向资本主义和谈判或协商资本主义。还有划分为国家需求管理型、福利国家型、社会市场型、强调公共管理的指示性计划型和国家发展导向型等等。我们在本文所采用的分类方法，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三分法。这样分类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认识和把握各种模式的特点，形成既定模式的历史文化原因，针对国际市场状况而取得的特定功效。3.层面确定模式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范畴，根据作者选择角度的差别，根据研究物件的状况，经济模式往往具有不同层面的具体意义。在经济学领域，可以指具体企业以及产品，如ge模式、戴尔模式等；也有的指产业或部门以及地区的发展模式，如资讯网路模式，矽谷模式等等；还有的指国家、地区或者合作体模式，如美国模式、东亚模式、莱茵模式等等；还有更广泛地从经济制度层面来论述模式的，如资本主义模式等等。关于经济发展模式，我们认为：首先是对于经济执行实践中，取得显著经济绩效的主体的成功运作方式的总结。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表明，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总是在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取得了突出的竞争力后，其模式才引起重视和模仿，也正是为了有效地提升国际竞争力，我们才重视研究、总结各个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次，既然是模式，势必要着眼经济发展中已经成型的一些特点和方法，表现为一定的发展定式，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经济发展模式最本质特点则是其动态性特点，它是对经济发展有效方式的总结，并且要对现行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具有示范和推动作用，如果不从发展的动态角度予以研究，模式趋于刚性，或者僵化，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再次，经济发展模式主要的是一个经济学范畴，它是对于经济过程某一主体成功运作方式的总结，但是该主体的构成，背后是人的设计和推导，任何一个经济模式都深深地打上文化的印记，是某一特定文化的经济表现，只有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的背景中分析，才能够透视该模式的本质特点和深层结构。最后，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比较的范畴，无论是处于同样的经济制度下，还是立足不同的制度背景，通过比较，才能更加显示出该模式的本质特征。当前，我们把经济发展模式都置于开放的全球经济的状态下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其在全球市场经济执行过程的成功方法，以便于我们在市场执行和国际竞争中，择优借鉴。我们在本文所使用的经济模式，主要是以国家巨集观层面为主体内容，也包含着国家关系方面的区域合作体。从这个角度出发，德国模式，也可称为莱茵模式，扩展出来，也可以指以德国发展模式为核心的欧盟模式。二、三大经济模式的比较当今的多极世界中有美国、日本、欧洲三大经济为中心，它们的经济模式有较强的代表性。其中欧洲的发展已经有以德国经济为师的趋势，德国模式已经明显地成为新欧洲的典范。本文将德国模式作为欧洲的代表。1.三大模式的不同特点美国模式是商品经济发展模式的总结。有利于投资、高效和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它起源于英国，在美国达到顶峰。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戴维·柯茨认为：[4]这种模式中“积累的决策权主要在私人公司，它们可以自由地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利润目标，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资本；劳动者只能享有有限的和法律明文规定的劳动所得和社会权利；人们对社会政治和道德的总体认识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美国模式的主要优点有：弹性很强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低税，激烈的竞争和股东资本主义——股东对管理者施加压力，要求使他们利润最大化。缺点：收入差距悬殊，低福利救济，“公共物品”——例如初筹、中等教育——质量差，公共服务与其社会财富不成比例，低投资率和很低的储蓄率。这种模式又被称为“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或“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日本模式是20世纪60-70年代形成的，取得了震憾欧美的“世界奇蹟”。日本模式的主要特点：第一，核心是“追赶”欧美，成为重工业化的先进工业国。第二，关键是“后发效益”。第三，加强政府干预。第四，引进技术。第五，出口主导、“贸易立国”。第六，实行统制金融。戴维·柯茨认为：日本模式在“积累决策方面依靠私人公司，但决策最终采用与否，还必须要同公共机构进行紧密磋商之后才能决定下来，并且政府部门和银行在决策过程中起著间接的影响作用；倾向于削弱劳工的政治和社会权力，但对劳资关系的形式留有余地，主张通过公司的福利措施将劳工和私人公司的关系融洽起来；主流文化在内容上似乎是保守主义与国家主义”；日本政府具有远见的指导，日本企业与政府密切合作，日本银行与公司交叉持股，日本的股民力量相对较弱。日本模式曾经是“追赶型现代化”取得成功的经济模式，优点有：终身雇佣制促进了忠诚和高熟练度；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质量高；银行与其他工商业企业关系密切；公司交叉持股使管理者受到保护，免遭失去耐心的股东影响，从而使之得以对投资采取长期观点。缺点：受到保护、没有完全暴露在市场力量之下的公司受到的促使其高效率地利用资本的压力很小。这种模式又被称为政府导向资本主义、“亚洲资本主义”或“开发政府”。德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公开宜称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主要特征是银行和公司间关系密切，银行以股东和放款人的双重身份对公司实行监督。德国模式追求的是三个目标：创造高利润、利益分配平衡和较高的收入水平。戴维·柯茨认为：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对资本的积累的直接干预程度可能比较小，但政治体制严格地确立了一整套劳工权利和福利措施，使得有组织的劳工拥有了一个颇有影响的市场和直接参与劳资谈判的能力；主流文化是社会民主和基督教民主”[4]。德国模式的优点是：出色的教育和培训；慷慨的福利国家和工资差距较小，培养了社会的和谐；公司和银行的密切关系助长了高投资。缺点：劳务市场和产品市场的限制较多，权利过大的工会、高税率、过分慷慨的失业救济和对劳动力市场及产品市场的广泛限制等导致了失业率居高不下。这种模式又被称为谈判或协商资本主义“欧洲福利资本主义”，甚至是“莱茵模式”。2.三大经济模式比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探讨的永恒课题之一，三大经济模式对政府作为一个经济因素有不同的态度。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的主体，其发展水平可以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因而在经济模式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所以应从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对这三大模式进行比较。第一，三大经济模式中的政府因素：美国模式强调个人成功和短期金融利益，其市场模式就是自由开放；日本模式和德国模式强调集体成功与长期利益，其模式就是政府干预。美国模式中，美国政府对市场干预手段是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间接调控。政府在决定资本和劳动相互作用方式上仅起到极其有限的作用：政府的任务是创造优良的货币，防止垄断扭曲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危及自由开放的贸易，从而保证和便于市场充分发挥其功能；此外，政府的经济行为还包括提供公共产品（比如防务和社会基础设施）；政府（尤其在联邦水平上）对消费品制造业的政策带有浓重的自由主义思想，长期以来一直而且将继续是在有限的范围内，以塑造市场为中心。德国模式实质是国家调节下的市场经济模式，政府采取直接干预（对价格形成控制、各项政策规定和参与企业投资等）和间接干预两种手段调节市场执行中的偏差。作为后工业化国家（这里指19世纪英国和美国之后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德国政府充当经济现代化的实施者：德国政府在“推行各阶级合作主义模式的劳工法则中起了重要作用，实行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和福利政策；德国政府以一系列关键方式直接影响了当地的产业积累率”。但德国政府在经济中公共部门的介入和指导没有日本那么广泛。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家计划和指导所发挥的开发性作用。关于日本模式中的“开发政府”理论是指日本是一个建立在国家官僚和私人企业、产业界紧密细致合作关系之上的，是“国家指导的高速增长体系”。日本通产省及其作用是日本模式的鲜明特色和创举，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指导经济活动。特别是对企业决策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诱导，依靠财政、金融、税收等经济杠杆对经济活动进行巨集观间接有效的调控，并一直管到微观，落实到企业。总之，战后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活动不仅是种类和效果不同，实际上就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随着时间流逝也有所不同：现在各国所实行的政策重点之间的差别与五六十年代已有了很大的不同，都在不断地总结和学习其他模式的有效方式，调整和改革经济发展模式以提高国际竞争力。第二，三大经济模式中的企业因素。美国模式中企业格局是：核心500家大公司，周围是一大批中型企业，边缘是数以万计的小企业。私营工商企业是市场活动的主体。企业制度的典型是公司制。大公司依靠庞大多变的证券市场生存；由于股东对公司管理层施压，要求利润最大化，因而也有人称之为“股东资本主义”；强调个人作用，赞扬企业家的主动和创新精神；认为企业中股东出钱，企业家和经理出脑力，工人出劳力，三者平等结合，其中股东在企业管理方面有较大发言权，执行业务的经理绩效最为关键，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经营管理人员年薪视利润的多少而定。企业筹措资金的法，不外是靠自身积累，向银行贷款，向社会发行股票、债券集资等三种方式。美国企业筹措资金，比较侧重于发行股票、债券方式。美国模式中金融市场发育比较成熟，大多数居民手中都握有公司的股票债券，表现出较强的风险意识，追求获得丰厚的分红收益。美国证券公司种类很多，股票价格的升降，反映企业经营的好坏，推动企业必须讲究经济效益。日本模式中日本企业形成以大企业（母企业）为顶点，中坚企业（一般为子企业）为骨干，广大中小企业为基础的“垂直型”企业群体结构。公司和银行集团关系紧密，通过复杂的互相持股网联络在一起；由于银行和其它工商企业关系密切，公司管理者受到保护，从而使之能够不受股东影响进行长线投资；日本模式侧重企业的利益，它的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份额和获得尽量多的利润；日本企业强调集体作用，集体决策，一般先由下而上提出经营管理中的问题，然后请有关人员参加讨论，再由领导层集体做出决策，不强调个人的作用；提倡大家庭情感，劳资协调矛盾，工会不起作用，不允许独立活动，也无全国性统一工会组织。在日本企业股东只提供资本，董事会作用不大，实际管理公司者为经理阶层，因此有人称日本为法人资本主义。日本企业筹集资金，主要依靠储蓄和银行，据有关资料统计，战后日本企业资金筹措大约有60%以上是商业银行提供，25%产生于利润留存及资产折旧，只有10%-12%来自于股票和债券的发行。企业不急于追求短期利润而着眼于长期占有市场份额。日本公司之间竞争激烈，同时它们之间也很重视合作关系，尤其在国际市场上是“竞争加合作”关系。日本企业集团内部结构严密，大致包括综合商社—银行—生产厂家三部分，也就是说集资讯、销售、资金周转和生产开发为一体。德国模式中企业组织的法律形式主要有三类：个人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和公司制企业。公司的股权结构主要以法人持股为主。公司实行共同决策制度，吸收工人参与经营管理。德国与日本同样重视储蓄，企业普遍实行监事会制度，其职权是：选举董事会成员、决定企业方针、投资方向，审查预决算、讨论工资制度；银行在吸收居民存款和对企业放款中起关键作用，而对股票、债券市场、社会集资方面比较薄弱。德国银行对企业大力支援。作为中央银行的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独立性很强、执行严格的货币政策和监督商业银行的业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制造部门经历了空前的失业水平和低效益状态，在90年代的后5年gdp增长维持在每年2%的水平；日本企业在遭遇1990年东京股市崩溃后增势也不好，事实证明“日本企业系统”模式没有很强的适用性。同样，美国企业管理模式也是同本国内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完备的市场体系分不开的。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