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雨第1集 【东风雨】理查德·佐尔格和尾崎秀实，他们都是中国的朋友，可惜不为人所知！

【东风雨】理查德·佐尔格和尾崎秀实，他们都是中国的朋友，可惜不为人所知！  

（一）尾崎秀实

《东风雨》开场时，出现的一个场面，尾崎秀实被处以死刑。尾崎秀实是谁？他做过什么？为什么而死？这些问题，我们当中，有些人不知道，有些人知道，却不清楚。讲一讲尾崎秀实的故事，也连带的讲述，在那场战争时，为和平努力的日本人的样貌！

“尾崎，新闻记者，精通德语，知识广博，为人也可靠。”——这是鲁迅对尾崎秀实的印象。

尾崎秀实出生于一个汉学家家庭，曾长期随父亲居住在台湾，从小就对中国问题感兴趣，在台湾长大并读完中学理查德·佐尔格简介，少年时代对殖民地、对民族问题便有痛切的认识。从东京大学毕业后，他担任《朝日新闻》中国问题记者，1922年，他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名真诚的共产主义者。

1926年，他离开校园到朝日新闻社工作。从1928年11月到1932年2月，他任《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在上海3年多的时间里，除新闻报道之外，他撰写有《暴风雨中的中国人》、《现代中国论》等政论性著作。

作为《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尾崎秀实在上海结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并为“左联”活动提供帮助，在此期间他与鲁迅成为至交。

从1928年11月到1932年2月，尾崎秀实任《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记者。在上海3年多的时间里，除撰写新闻报道外，他还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考察、了解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撰写有《暴风雨中的中国人》、《现代中国论》等政论性著作。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尾崎秀实结识鲁迅并立即被鲁迅的人格魅力所深深吸引。他与陶晶孙、夏衍、山上正义等人合作，出版了日文版的鲁迅作品集，收入日本四六书院的《国际无产者丛书》，于1931年10月出版。

日文版的鲁迅作品集第一部作品是《阿Q正传》，译者就是山上正义（笔名林守仁）和尾崎秀实（笔名欧佐起）。尾崎秀实为《阿Q正传》撰写了《论中国左翼文化战线的现状》一文，展望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前景，描述了这场运动受到迫害的情况，并全文引用了“左联”的声明，以表示对反动势力的强烈反抗。

1931年2月7日，国丅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残酷杀害了殷夫等24位革命青年。对此，左联向反动当局发表了抗丅议声明。尾崎秀实默默地反复读着这个声明，他决定把这一声明译成日文，并满怀悲愤理查德·佐尔格简介，描述了这24位烈士壮烈牺牲的情形：“他们先被迫挖好自己的墓穴，然后一些士兵被命令将他们活埋，有五名革命青年就这样被活埋了，这种方法连行刑的士兵看了也觉得惨不忍睹。其余的牺牲者被枪杀，他们的尸体被扔在前面五个人的上面。据狱中的其他囚犯说：这二十四人是7日夜半前被押解出去的，当士兵来到时，男女同志都唱起了《国际歌》，歌声不断从牢房墙壁的对面传来，接着就响起了枪声，随着歌声稍停；又响起了六个人的歌声，这悲壮的歌声断断续续，消逝在最后的六声枪响中。”尾崎秀实还怀着满腔悲愤，用日语翻译了24烈士之一、诗人殷夫在牺牲前两年创作的诗歌《让死的死去吧》。

1930年经史沫特莱介绍认识佐尔格，并将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一书译成日语。这本书他曾送给鲁迅。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尾崎秀实以进步文化人士著称，他和朋友山上正义一起，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左联的工作。

从鲁迅说的有关尾崎秀实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视尾崎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尾崎充满了信任感。鲁迅与尾崎的个人交往，确实也发展到了这种程度，这在鲁迅1931年至1934年的日记中均有记载。

夏衍在他的《懒寻旧梦录》中，还专门介绍了尾崎秀实等日本友人在这方面的事迹，并且写道，他专门“补写了这一段，为的让中国读者不要忘记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还有那样热爱中国人民的日本朋友。”

尾崎秀实在上海期间接触和参加的另一个进步组织是日支反战同盟。1930年7月，以田中忠夫和王学文（中丅共党员）等人为核心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以后该读书会从最初进行研究活动逐渐转向实际斗争，其成员包括：小松重雄（日本满洲铁道有限公司职员）、西里龙夫（上海日报社记者）、杨柳青（中丅共党员）、川合贞吉（上海日报社记者）、王学文（中共党员）和侯朝宗（台湾人）等。

1931年夏，根据gcdzg的意见，川合贞吉、小松重雄等人开始向尾崎秀实学习怎样从事情报工作，并于同年10月接受尾崎秀实、理查德·佐尔格（共产国际重要间谍）、史沫特莱的领导，开始搜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情报。尾崎秀实、川合贞吉认为，这是他们当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惟一可行、有效的办法。

1933年9月，理查德·佐尔格奉命来到东京搜集日本战争动向情报。次年4月，他同尾崎秀实再次相聚并合作。尾崎把在上丅海一起工作的日本同仁又组织起来，潜伏到日本的一些重要军丄政部门。而他自己则在朝日新闻社的东亚问题调查会从事研究工作。

从1935年底到1936年初，尾崎秀实为了解华北局势而专程来到中国，耳闻目睹了抗战的新形势和gcdzg的抗战主张。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对事变因由、实质和解决方案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日本引起了轰动，从日本新闻界的一个“中国通”一跃成为社会各界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他的好友、日本著名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位对历史的发展具有远见卓识的人”。

东京法庭在宣判尾崎秀实及其同伴的“罪行”时称：“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及友邦胜负危害之大，令人战栗。”

尾崎秀实一直对日本侵略中国怀有反感，对反抗殖民侵略的中国人民充满同情。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并且坚信，只有制止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战争，才能使两国人民从毁灭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实现两国人民的和睦相处及世代友好，而这是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正是出于这种理念，尾崎秀实与帝国主义的间谍完全不同，提供情报完全出于信仰而从不要报酬，党组织困难时还以个人积蓄倾囊相助。

1944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27周年纪念日，尾崎秀实和理查德·佐尔格在日本东京巢鸭监狱先后罹难。

2003年，日本著名电影导演筱田正浩以他们的故事为蓝本自编自导其封镜之作《间谍佐尔格》，上映之后震动了日本电影界。

（二）理查德·佐尔格

理查德·佐尔格是二战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大名鼎鼎的二战谍王，被誉为“最有胆识的间谍”。

佐尔格搞情报的手段非常厉害。他曾这样形容自己的传奇情报生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为他打开。

在德军即将进攻苏联的前夕，佐尔格向苏联发出了战争警告：“进攻将在1941年6月22日拂晓全面展开。”但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不予理会，结果苏军被打得措手不及，丧师失地，一溃千里。在苏联危急的关头，佐尔格又向苏联发出了一份至关重要的情报：“日本政府决定不同苏联交战！”斯大林在获得这份无比宝贵的情报后，迅速抽调远东军队到欧洲方向，包括精锐的5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师。这些坦克师装备的都是有名的T-34坦克。这支生力军投入战场，向在莫斯科城下筋疲力尽、伤亡惨重的德军杀去。德军哪里还能招架得住，于是出现了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一幕：号称天下无敌的德军在苏军的凌厉反攻面前，从莫斯科城下踉跄败退，其常胜不败的神话有如泡沫一般地破灭了。

佐尔格就德国要发动对苏战争提出的警告和日本不会在西伯利亚采取行动作出的准确判断，已作为谍报活动的典范被载入史册，作为经典案例被载入了情报教材。

1895年10月，理查德·佐尔格出生在苏联高加索地区一个油田附近的小镇。他父亲是位工程师，为一家瑞典诺贝尔利息投资的石油公司工作。当理查德3岁时，全家迁往德国，在柏林郊区利奇特费尔德的一个大宅院里定居。在9个孩子当中理查德最小，在男孩子中排行第四。

1914年，佐尔格应征加入德国军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3次负伤。刘继兴考证，佐尔格1916年在医院养伤时与左翼社会党人多有接触，思想日益倾向进步。1916年10月，佐尔格就读于柏林大学经济系，他除了学习外，还参加了有组织的革命运动。1918年元月，佐尔格正式退伍而就读于基尔大学，攻读国家法和社会博士。大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和新闻工作。1919年，佐尔格加入德国共产党。

1933年9月，举止高雅，气度雍容的佐尔格受苏联情报机关之命来到日本东京，开始了其波诡云谲的间谍生涯。

到东京后，机智聪明的他很快成为德国陆军武官奥特的私人秘书，并建立了自己的“拉姆扎”小组。佐尔格和他的间谍小组获得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他们不仅获得了德国进攻苏联的确切时间，而且还大胆预测了日军的战略进攻方向是“南下”而不是“北上”。正是根据这一情报，苏联的武装力量得以重新部署，从西伯利亚将大批部队调往西线保卫莫斯科。

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令敌人恨之入骨而又无可奈何的小组以及其核心人物佐尔格，最后竟然会栽在一个小小的打火机上面……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佐尔格经常出入一家叫“浅仓舞”的酒吧。去得多了，他和酒吧的一位侍女熟识了起来。这位日本姑娘名叫石井花子。一天，当花子一个人待在佐尔格的房间里时，想抽支烟。花子打开了佐尔格办公桌上的一个抽屉，想找找看是否有火柴或打火机之类的东西。使她喜出望外的是，里面有一只极为漂亮的打火机。她点燃了香烟，顺手将打火机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事后，佐尔格追问起，她却不承认。

由于在佐尔格的住处附近经常出现发报机信号，日本警察组织特高课的特工们对这一片监视了很久。他们逐渐对佐尔格怀疑起来，但由于佐尔格是“友邦”德国公民，贸然动手可能会引起两国外交纠纷，于是决定首先从佐尔格的女友花子身上打开缺口。一天晚上，花子与佐尔格幽会后回家时，被特高课“请”进了警察局。她如实把与佐尔格认识的经过，佐尔格为她买钢琴、租房子的事情讲了出来。除了经济原因值得怀疑以外，别的没有什么构成间谍的罪证。搜查花子的房间警察们也几乎一无所获，但是他们发现了花子从佐尔格住处拿来的那只打火机。请反间谍专家拆开一看，这原来是一架微型照相机。特高课确信佐尔格是一名间谍无疑，于是马上逮捕了他，又根据他平时和别人来往的情况，将整个“拉姆扎”小组一网打尽了。

1944年9月，佐尔格被日本法庭判处死刑。在知道获救无望后，佐尔格向日本当局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在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对他执行死刑。

1944年11月7日，东京监狱对佐尔格执行了绞刑。在敌人的绞架下，佐尔格面不改色地高呼“苏联万岁！红军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而英勇就义。

1964年莫斯科当局公开了佐尔格的秘密，并于佐尔格逝世的忌日追认他为苏联的最高英雄。苏联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颂扬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的贡献。莫斯科一条大街、苏联的一艘油轮分别以佐尔格的名字命名。1965年春，苏联为纪念佐尔格发行了一枚面值为4戈比的纪念邮票。邮票的红色背景衬托着一枚苏联英雄勋章和佐尔格的肖像，以纪念这位在二战中作出特殊贡献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