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别通翻译 《論衡》之“逢遇篇”（3）

《論衡》之“逢遇篇”（3）  

【原文之三】

　　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樑，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處也。夫以大才幹小才，小纔不能受，不遇固宜。

【拙解】

　　或有才智高、品行端的臣子，遇到有心治國之君王，卻仍有不被重用的，比如孔子、孟軻就是這樣。孔子身懷大才而周遊列國，均不得重用，甚至在從陳國到蔡國途中被困斷糧，七日不得一頓飽餐；孟子欲以才智遊說齊國、魏國，終遭拒而困於齊、魏之間。當時，並非各國君王不願意用高人良策，實爲諸君王受才智不高、淺薄學識所限，無能力使用具大才之人。所以，能駕御千里駿馬之人，必是王良。能任用禹、稷、皋陶爲臣的君王，必是堯、舜。駕御日跑百里車馬之人，卻讓其駕御千里之駒，定會有摧毀車轅橫木、折斷御馬軛具之隱患。只有使用低端臣子之才的人，卻讓其掌控有大才智之臣，必然會有良才受限、高策被阻的不期變數。所以會出現良言被棄、賢臣遭距的情況，此非君王憎惡良臣，是其不願理會中肯良言。聖賢所求理想至高，忠言良策施行困難。所以，大才之士欲求得低能之主的任用，低能的人不可能接受，不得機遇、賞識也是理所當然。

【小議】

　　君之爲君，御羣臣之人，未必需事事高於其臣，有治國之志、御人之能足矣。所謂大才之人不得賞識，未必都是君之錯。事君，也是學問。不知如何事君，不知如何使君王願採納所獻之策，此類人或只是偏才、專才，而非大才。孔子之纔在於理論、在於著書，故有《詩經》、《論語》等大作，後有歷代王侯將相尊其爲儒學聖人，然而身處春秋，遊列國而無一國納之、用之，或許只能說明其才不合時宜，時不堪用，用則廢國。孟軻亦然，故也退而著書立說，使儒學得以豐富和傳承。

　　再看當下，職場中競爭是常態，綜合素質高者往往前途光明，因爲競爭要看專業能力，但不只限於專業能力，情商智慧亦佔很大比重。團隊領頭人未必每一項專業的水平都要高於其成員，知人善任是必須具備的領導素質。成員或在某一領域確有專長，需要讓自己的所長得到認可、獲得發揮機會。恃才傲物者，還是去著書立說吧。

　　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東漢時期思想家，唯物主義者。

　　《論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僅存篇目，實存八十四篇，是東漢思想家王充重要的唯物主義著作。作者在著作中以當時少有的唯物主義思想，對皇朝統治集團崇尚的儒學、神學的虛僞性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批駁。

　　《論衡》的出現，在中華歷史文化發展進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視的。由於作者身處的時代使其世界觀存在一定的侷限性，但並不影響其著作的歷史重要性。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諸子百家各有千秋。品讀國學經典，從中汲取有益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