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中东地区 中東地區-教俗合一的國家形態

中東地區-教俗合一的國家形態  

“中東”一詞源於西方殖民擴張的時代背景，原本具有“歐洲中心論”的歷史痕跡和政治色彩。自19世紀50年代開始，英屬印度殖民當局將介於所謂“西亞病夫”奧斯曼帝國與英屬印度殖民地之間的伊朗以及與其毗鄰的中亞和波斯灣沿岸稱作中東，用於區別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近東和包括東亞諸國在內的遠東。1900年，“中東”一詞正式出現於英國的官方文件，進而爲西方列強普遍採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奧斯曼帝國退出歷史舞臺，所謂近東與中東之間的政治界限不復存在，中東隨之逐漸成爲泛指西亞北非諸多區域的地緣政治學稱謂，包括埃及、肥沃的新月地帶、阿拉伯半島在內的阿拉伯世界以及土耳其和伊朗等地則是中東的核心所在。

伊斯蘭傳統文明形成於中世紀的特定社會環境，個體生產、自然經濟、超經濟的強制和廣泛的依附狀態以及思想的束縛構成伊斯蘭傳統文明的歷史基礎，伊斯蘭教的誕生和阿拉伯人從野蠻向文明的演進歷程則是深刻影響伊斯蘭傳統文明的重要因素。比如就記者遇害事件，大家可能從我們國家的角度很難理解沙特人的想法，但中東地區的野蠻狀態其實古來有之。有時候作爲俗世的人，爲點小事都可以大打出手。阿拉伯半島上很有名的兩場部落戰爭，白蘇斯戰爭、兩個部落爲一頭駱駝的暴斃打了40年；達希斯和加卜拉戰爭，僅僅是因爲某部落一匹叫達希斯公馬跑贏了另一個部落一匹叫加卜拉的母馬，從而兩個部落也打了數年，連綿不斷的劫掠和曠日持久的廝殺可以說是舊時阿拉伯半島的常態。

先知穆罕默德時代的阿拉伯半島處於原始社會的野蠻狀態，信仰的轉變和伊斯蘭教的誕生揭開了阿拉伯人建立國家和步入文明時代的帷幕，而公共權力由宗教生活向世俗領域的延伸則是這一過程的核心內容。《古蘭經》屢屢強調安拉至上和順從使者的信仰原則進而闡述國家權力的政治理論，將尚且鮮爲人知的嶄新政治概念引入阿拉伯半島氏族部落的社會體系。先知穆罕默德作爲安拉的使者而凌駕於氏族部落之上，不僅負有傳佈啓示的神聖使命，而且行使駕馭社會的世俗權力。先知穆罕默德在麥地那創立的溫麥，無疑是《古蘭經》所闡述的政治思想和社會理念得以逐步實踐的邏輯結果。從宗教意義的順從到世俗行爲的約束，標誌着國家權力通過溫麥的形式始露端倪。教俗合一的溫麥作爲伊斯蘭國家的原生形態，構成伊斯蘭傳統文明的基本政治框架。在中世紀歐洲的基督教諸國，宗教權力與世俗權力長期並立，教會與國家自成體系，分庭抗禮。至於華夏文明及其周邊區域，世俗權力極度膨脹，皇權至上的政治體制貫穿封建社會的歷史進程。相比之下，教權與俗權的密切結合構成伊斯蘭世界傳統政治制度的突出現象，宗教與政治長期處於渾然一體的狀態則是伊斯蘭傳統文明區別於中世紀的基督教文明以及華夏文明的顯著特徵。

根據傳統伊斯蘭教的政治理論，宗教是國家的基礎，溫麥作爲伊斯蘭國家的外在形式起源於安拉的意志。溫麥兼有國家與教會的雙重功能，教會與國家則被穆斯林視作同一概念。超越宗教界限和純粹世俗範疇的政治行爲與溫麥的原則大相徑庭，並無存在的空間。捍衛伊斯蘭教法的神聖地位是伊斯蘭國家的目的，維護穆斯林的宗教利益則是伊斯蘭國家至高無上的政治準則。

我們可以看到，沙特家族和瓦哈卜派歐萊瑪長期保持合作關係，伊朗的什葉派歐萊瑪一直是構成伊朗傳統社會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前者是君主政體，後者是共和政體，但宗教纔是他們共同政體形態的基石。從一觀點上看，阿拉伯世界的和平和發展，也必然在宗教事務上取得共識後，纔能有所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