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人士表示一个民族 乾隆帝的一个谎言，一个民族一段悲壮的史诗

乾隆帝的一个谎言，一个民族一段悲壮的史诗  

公元1764年5月，世代居住在辽河边的锡伯族在其家庙，现位于沈阳的太平寺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仪式后拉开了那个世纪最大一次的人口迁徙，也是一次催泪的亲人别离，他们的目的是万里之外的西北边陲，担负守护西北边疆的重任。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看成是，中国第一批进入新疆守土戍边的战士。 关于锡伯族的来源，众说纷纭，历史上或为鲜卑，或为女真的一支，明清时期，锡伯族归付建州女真，重新整编为65个 牛录，分别调往齐齐哈尔、乌拉吉林（今 吉林市）、伯都纳（今吉林省 扶余地区）等地驻防。这是锡伯族在清代史上的第一次南迁。此后，又移防到盛京所属的开原、辽阳、被派往顺天府，部分留驻京师，分配到满蒙八旗当差。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新疆平息准噶尔之乱后，兵源不足且条件异常艰苦，派谁去执行戍边任务令乾隆帝十分踌躇，时值清兵入关已有年头，曾经英勇的八旗铁骑已迷失在太平盛世的纸醉金迷中，不堪大任。而汉八旗又不能完全信任，于是，擅战且忠诚的锡伯族官兵便纳入了乾隆的视野，皇上与锡伯人相约，边疆戍边60年便可荣归故里。 正是带着这份希望，锡伯族官兵1020名，连同眷属4000余名（内有路途上降生350余人，跟随而来405人），分成两个队，分别于同年4月上旬和中旬自沈阳出发，沿北方 蒙古高原驿路，战风沙，抗洪水，忍饥挨饿，艰苦跋涉一年多时间，于1765年8月分别抵达伊犁惠远境内。伊犁将军随即将原编10个扎兰（队）缩编为6个旗（牛录）。1766年春，迁移到现察布查尔地区，将六个旗扩编为八旗，组建锡伯营，成为「 ”伊犁四营”（索伦营、锡伯营、察哈尔营和额鲁特营）之一。 锡伯营是集军事、行政、生产三项功能于一体的组织，在其经历的145年历史进程中，为建设边疆、抵御外侵，作了巨大的贡献。[2] 锡伯族军民迁驻 伊犁河南岸后，自耕自食,开始在 察布查尔各地修渠引水、开荒种地.其中有3个牛录的军民在伊犁河支流——绰霍尔河两岸安营扎寨，引该河水开垦土地1万亩,解决了锡伯营自身的口粮问题。同时，以清政府借予的马、牛为基础，创办了营办「 ”马厂”和「 ”牛厂”。 18世纪末19世纪初，锡伯族人口逐年增多。时任锡伯营总管的图伯特根据军民的意愿，决定在绰霍尔河南开凿一条引伊犁河水的新渠，以扩大耕地面积。经过6年时间的艰苦劳动，终于在1808年初竣工放水。该渠东西长100余公里，渠深1丈，宽1丈2尺，时称「 ”锡伯渠”或「 ”锡伯新渠”，后称为「 ”察布查尔布哈”（察布查尔渠，锡伯语，意为粮仓渠）。该渠一经凿通，自最东面之镶蓝旗至最西面的镶黄旗各牛录，增加新垦耕地78700多亩，自此，锡伯营军民的生活有了巨大的转机，察布查尔地区荒凉面貌开始改变，锡伯营成为伊犁八旗中最富庶的地区。 弹指一挥，而锡伯族一去新疆就是数百年，当年与乾隆帝的约定也云消云散，只有古老的结绳记事依稀但存着故乡东北的记忆，为了留住根的回忆，他们有了西迁节，为了让孩子们记住曾经的历史，他们建了纪念馆，但无论什么样的形式，都无法抹去亲人别离的悲壮 在长期的戍边过程中，锡伯族与当地各民族和谐共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天生具有翻译的技能，在锡伯族人群中，会三四种当地语言的人随处可见，会七八种语言的也不稀奇。这也算是适者生存的写照吧。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