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政体 二元政体是北魏逆转「 ”胡虏无百年之运”的关键所在

二元政体是北魏逆转「 ”胡虏无百年之运”的关键所在  

文/减水书生 图/来源网络 你好，我是减水书生，与您一同品味历史、感悟思辨。 1.战争塑造了北魏 代北起家的北魏，外部环境十分恶劣。 北面是蠢蠢欲动而要跨越长城的草原柔然，南面和东面是坐拥中原的慕容燕，西面是坐拥关中的姚氏后秦，而地接河套地区还有世仇铁弗匈奴。 好不容易熬垮了慕容燕，但刘裕两次北伐之后，北魏又迎来了东晋这个强大对手。 外部生态如此恶劣，而北魏还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其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战争。 能消灭的就消灭，能打服的就打服，消灭不了、也打不服的，就硬扛。 拓跋魏是一个韧性极强的政权。 战争具有恐怖的破坏力，但战争也具有强大的塑造力。 就是在战争的塑造下，北魏加速了内部整合，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2.北魏的二元政体 这种生命力，首先体现在战争能力上。 北魏不仅长期保有一支彪悍的草原骑兵，而且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军事将领，同时发展出了各种凌厉的战争手段。 战场武功是表象，而战争背后则是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 所以，是战争塑造了国家。 北魏的政权结构，既不同于中原政权，也不同于草原政权。 它是两种政权形态杂交而成的二元政权。 力量之元是游牧骑兵。 地域基础，以盛乐和平城为中心；权力代表，以鲜卑军事贵族为主；人口基础，主要是广布于代北长城沿线的游牧部落。 财富之元是中原农耕。 地域基础，主要是广袤的华北平原；权力代表，以中原士族大臣为主；人口基础，主要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百姓。 3.二元政体的形势渊源 北魏明元帝拓跋嗣计划迁都邺城。 但是，明元迁都却被汉族大臣崔浩给阻止了。 崔浩 崔浩谏阻迁都有两条立论： 一是平城与河北的关系。 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我轻骑南下，布濩林薄之间，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尘慑服，此国家所以威制诸夏也。 距离不仅产生美而且距离也产生权力，其根源都是信息不对称。 平城有权力而河北有财富，平城之所以制河北，很大的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 而迁都邺城就会丧失这种源自信息不对称的权力。 这还是其一，而更要命的则是胡汉杂居之后该怎么治理的问题。 无论是中原政权还是胡族政权，都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民族融合很瑰丽，但是，制不住这种瑰丽就会是祸事。 二是平城与草原的关系。 屈丐、柔然将有窥窬之心，举国而来，云中、平城必危，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险，难以赴救，此则声实俱损也。 赫连勃勃连年苦战才打下了堪为天下形胜的关中之地，但是他却没有定都长安，而是定都统万。 赫连勃勃 原因就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得服从外部约束，定都长安自保无虞，但河套之地便不为夏有；而定都统万，鲜卑骑兵就不敢渡过黄河。 这是大夏与北魏的关系，而北魏与草原的关系，也是如此。 4.二元政体与北魏汉化 拓跋家族在汉化问题上，从来都是宁左勿右。 为了彻底贯彻父死子继和皇帝集权，道武帝拓跋珪远比汉武，确立了杀母立子的百年血制。 别人汉化用诗书，而鲜卑汉化则用鲜血。 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是子贵母死之制的首当其冲者。 其父拓跋珪杀其母而立之，拓跋嗣痛哭流涕，任凭道武帝怎么劝都不行。 而拓跋嗣继位之后呢？ 他不仅坚定贯彻子贵母死之制，而且还筹谋迁都。 迁都是为了解决平城的财政窘境，但迁都邺城更是汉化的重要内容。 明元迁都未遂，却使北魏奠定了二元政体。 二元并非出于北魏的自觉设计，而是形势渊起、延续使然。 逆转胡虏无百年之运，拓跋珪的「 ”子立母死”之制只是徒有情怀而无意义，但胡汉分治的二元政体却大有意义。 拓跋珪 胡人汉化，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权形态而不是移风易俗，就是要建立皇帝政治和中原集权的复杂国家形态。 但是，这就必须得解决财税的问题。 战争而军队、军队而财税、财税而行政、行政而官僚、官僚而政权，而后才是国家。 中原是官僚而政权的国家，而草原则是军队而政权的联盟。 草原胡人不是不想建立国家，而是贫乏的草原支撑不起中央集权。 而坐拥中原之后，主要是河北之地，北魏就能够直接从农民手中攫取财富。 有了这个条件，北魏才能解决建立中原政权的问题。 汉化的关键是物质基础，没有物质基础的胡人只能退回游牧形态。 两宋时期，金人入住中原而后实现了汉化；但是，被赶回东北后，便又重新游牧，汉化还得从头再来。 所以，支撑胡人汉化的是中原财富，而不是胡人情怀。 在物质基础和社会形态的支持下，拓跋鲜卑就能够建立复杂的政权形态，汉化也就水到渠成。 5.二元政体与北魏的皇帝政治 皇帝政治是中央集权的核心。 但是，皇帝得有支柱人脉、皇帝政治得有支柱力量。 士族门阀形态下的南朝，始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无论是司马家的皇帝还是刘宋的皇帝，他们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支柱人脉、寻找皇帝的支柱力量。 但是，却始终也寻找不到，一直在士族门阀的觊觎中疲于奔命。 皇帝与朝臣、皇室与士族，在一种相互猜忌中亦步亦趋，而且彼此都是如履薄冰的胆战心惊。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无论孰强孰弱，最后的结果总是要回归原有的状态。 于是，南朝一直内乱，而且内乱不断。 但是，北魏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拓跋皇帝的支柱人脉，就是战力极强的鲜卑军事贵族。 面对中原征伐和柔然入侵，鲜卑军事贵族从来都是是拓跋皇室的坚定支持者。 而北魏皇帝政治的支柱力量，就是以平城为中心的游牧骑兵。 草原单于是靠垄断战利品的分配权来凝聚草原部落。 草原骑兵 而入住中原的拓跋皇室，却可以通过中原财税来凝聚鲜卑、高车、匈奴等胡人部落。 于是，北魏的二元政权便获得了两股力量的支持：一个是游牧骑兵；一个是中原财富。 武功，则有草原骑兵冲锋陷阵；文治，则有中原财富源源不断。 具体到北魏的社会形态，北方是以平城为中心的游牧部落，河北和中原则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百姓。 具体到北魏的朝堂之上，拓跋皇室居中，左有鲜卑军事贵族、右有汉族大臣和汉化的鲜卑贵族。 二元政体，使北魏政治实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于是，拓跋鲜卑这个最晚挺进中原、最晚实施汉化的胡人部族，不仅成功结束了十六国的百年乱世，而且打破了胡虏无百年之运的魔咒。 但是，鲜卑的二元政体不是拓跋皇室自觉设计的结果，它仅是出于一种形势上的偶然和名臣崔浩的临时权衡。 所以，北魏朝堂并没有将其制度化。 而拓跋皇帝们，仍旧宁左勿右地走在坚定汉化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