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罗马法 羅馬法的酷刑是如何烙印在歐洲刑事立法之上的

羅馬法的酷刑是如何烙印在歐洲刑事立法之上的  

在今天，很難確定靠酷刑獲得的證據的證明價值。
在中世紀，儘管奧古斯都宣稱它是最佳證據形式，但是其他的立法者和法學家們的想法卻不同。
羅馬五大法學家之一的莫德斯丁（Modestinus）申明，只有在別無他法查明真相時，它才會被採信。
哈德良告誡他的法官們，不要迷信對單單一位奴隸的刑訊，而要根據理性和論據來審查所有的案件。
根據烏爾比安的說法，帝國基本法規定，酷刑並非總能得到接受，卻也不是總被拒絕。
以他本人的見解，它是一種不可靠、危險和具有迷惑性的方法。因為，有些人的意志如此堅定，無論承受何等酷刑都不會屈服；而另外一些人則是如此儒弱，僅僅出於畏懼就會立刻陷害無辜之人。
從西塞羅（Cicero）時而褒揚時而批判的態度來看，我們可以放心大膽地推斷，律師們並不將其作為什麼普遍原則，而是習慣作為一種在個別案件中可能影響其當事人利益的規則。
昆體良（Quintilian）評價說，這是一種經常遭到反對的做法。
理由是：採用這一做法，相對一個人的堅強不屈而言，說謊反而比較輕鬆；而一個人的軟弱無能，使得說謊成了一種必須。
公眾對這些觀點的認同，從常被引用的帕布里鳥斯?西拉士（Publius Syrus）的箴言中可見一斑——「無辜之人亦會被屈打成招」。
在瓦萊里烏斯?馬克西姆斯的著作《問題論》（De Quaestionibus）中，記錄了三個案件。在這些案件中，刑訊取得的證據全都被錯誤地採信或摒棄了。
阿戈里烏斯的一個奴隸被指控謀殺了范尼烏斯的奴隸亞歷山大。
阿戈里烏斯對他嚴刑拷打，在他招認罪行後，將其交給范尼烏斯處以死刑。
但事後不久，那名失蹤的奴隸回到了家中。
這位名叫亞歷山大的奴隸，顯然身體構造更加堅韌，後來他被懷疑參與謀殺一位名叫弗拉維烏斯的羅馬騎士的陰謀，遭到6次酷刑，依然堅持否認自己的罪行。
不過，他最後還是招供了，並被依法釘死在十字架上。
提亞納的哲學家阿波洛尼烏斯（Apollonius of Tyana）在亞歷山大港看到12名罪犯正走在去刑場的路上，他宣稱其中一人是無辜的。
他要求劊子手將他保留到最後，甚至通過談話延緩了行刑時間。
其中8人被處死之後，一名信使火急火燎地趕來宣布，法尼翁（Phanion），也就是被阿波洛尼烏斯指出來的那一位是無辜的，儘管他本人曾為了免受酷刑而自認其罪。
更有甚者，一宗不算重大卻與這種取證方式息息相關的奇怪案例，是福爾維烏斯?弗拉庫斯（Fulvius Flaccus）一案，案中全部問題集中於他的奴隸菲利普的證詞。
事實上，這個人被嚴刑拷打了8次，並一直拒絕指證他主人的罪行。儘管如此，他的主人還是被定了罪。
聖哲羅姆記述的一個故事也是同樣的結局：義大利西北部城市維切利的一位婦女，因受通姦罪指控而遭到反覆拷打。儘管她一直堅稱自己無辜，最後還是被處以死刑。
針對她的唯一證據，就是那個所謂的姦夫在酷刑之下的供詞。
昆塔斯·柯提烏斯（Quintus Curtius）記述了菲洛塔斯因被指控參與謀害亞歷山大大帝的陰謀而遭受的可悲酷刑，文中很可能表達了公眾在這個問題上的普遍感受：
在默默承受了慘無人道的極端折磨之後，菲洛塔斯承諾若能停止酷刑便招供。
而當刑訊官們離開後，他對執行調查的姐（妹）夫克拉特魯斯說道：
「告訴我，你希望我說什麼。」
柯提烏斯還寫道，沒人知道到底該不該相信他最後的供詞，因為，酷刑會導致謊言淹沒真相。
從瓦勒里烏斯?馬克西莫斯提供的例子中，可以推斷出，對於酷刑的適用是沒有限制的。
進行嚴刑拷打的程度，似乎取決於法庭的自由裁量。除了一些籠統的限制性法令，我們在保存下來的羅馬法律中，沒有看到任何關於它的執行的規定。
除了關於數人被控共謀時的規則，在這種情況下，法官按規定先從最年輕和最孱弱的人著手。
從十六世紀義大利人文主義學者西古尼烏斯（Sigonius）的時代開始，許多文物研究被指定調查古羅馬人所採用的酷刑形式。
然而，他們並沒有詮釋什麼原則，而是列舉出拷問台、鞭刑、各種火刑以及鐵鉤撕肉，就足以說明法律普遍認可的審判模式了。
基督教史學家通過記述其宗教信仰的可怕迫害，讓我們對羅馬人刑訊室內的伎倆有了更廣泛的認識。
生活在4—5世紀的古羅馬著名詩人普魯登修斯（Prudentius）在他對聖文森特（St. Vincent）殉教的描述中，提到了若干種類的酷刑。
我們可以看到，其中一些後來被廣泛使用。看來，近現代的能工巧匠在酷刑發明方面，已無發揮的餘地。
有的學者說，羅馬法中的酷刑，是歐洲所有近代立法的基礎，並且將它烙印在了更加不人道的歐洲刑事司法之上，幾乎延續到我們所處的19世紀的今天。
然而，隨著羅馬帝國的衰亡，它似乎命中注定地從人們的視野中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