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组织的影响要素有 什么是课程“课程”一词始见于唐宋时期

什么是课程“课程”一词始见于唐宋时期  

什么是课程“课程”一词始见于唐宋时期

“课程”一词在我国始见于唐宋期间。唐朝孔颖达为《诗经·小雅·小弁 》中“奕奕寝庙，君子作之”句作疏：“维护课程，必君子监之，乃依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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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做课程在我国，“课程”一词始见于唐宋年间，用

很显然是孔颖达,他是唐朝人,朱熹是宋朝人.孔颖达为《诗经》作注,有“维护课程,必君子监之,乃依法制.”肯定比朱熹早啊.
“课程”一词在我国始见于唐宋期间.唐朝孔颖达为《诗经·小雅·小弁 》中“奕奕 寝庙,君子作之”句作疏：“维护课程,必君子监之,乃依法制.”但这里课程的含义与我们今天所用之意相去甚远.宋代朱熹在《朱子全书·论学》中多次提及课程,如“宽着期限,紧着课程”,“小立课程,大作工夫”等.虽然他对这里的“课程”没有明确界定,但含义是很清楚的,即指功课及其进程.这里的“课程”仅仅指学习内容的安排次序和规定,没有涉及教学方面的要求,因此称为“学程”更为准确.到了近代,由于班级制的施行,赫尔巴特学派“五段教学法”的引入,人们开始关注教学的程序及设计,于是课程的含义从“学程”变成了“教程”.解放以后,由于凯洛夫教育学的影响,到80年代中期以前,“课程”一词很少出现.
朱熹所用的文献中”课程“最接近于当今”课程“的意义！孔的文献中的”课程“与现今的”课程“意义大相径庭！

关于唐宋时期古钱币

具体情况要看钱币本身的属性，如果是一般的钱币，不存在收藏价值，因为市场价值很低，可自已赏玩，如果是稀有的钱币，就可以收藏起来，以待珍藏或升值，唐朝主要有开元通宝、乾元通宝，除此之外像乾封泉宝、建中元宝、大历元宝等皆是好钱，楼主说有20多种，应该其中包含有宋朝钱币，请仔细对照。古钱币学涉及面很广，小弟留下QQ110560541，如需要帮忙，小弟给您看看

唐宋时期府名唐宋时期府名

北京有据可查的第一个名称为“蓟”，是春秋战国时燕国的都城。辽金是将北京作为陪都，称为燕京。金灭辽后，迁都于此，称中都。元代改称大都。明成祖朱棣从南京迁都于此，改称“北京”。
唐宋以前，天津称为直沽。金代形成集市称“直沽寨”。元代设津海镇，这是天津建城的开始。明永乐2年（1404年）筑城设卫，始称天津卫，取“天子经过的渡口”之意。
重庆古称“巴”。秦时称江州。隋称渝州。北宋称恭州。重庆之名始于1190年，因南宋光宗赵敦先封恭王，后登帝位，遂将恭州升为重庆府。
蒙古原为部落名，始见于唐代记载。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国。元灭后，蒙古族退居塞北。明清形成内、外蒙古之称。晚清以后，泛指大漠以南、长城以北、东起哲里木盟、西至套西厄鲁特所以盟旗为内蒙古。
辖区古称西域。西汉设西域都护府。东汉魏晋改都护为长史。唐代设伊、西、庭三州和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17世纪中叶以后，清朝平定了准噶尔部叛乱，在天山南北设伊犁将军。清光绪10年（1884年），改为新疆省，意为“故土新归”。
元时称西藏地区为“乌思藏”。“乌思”是藏语“中央”的意思，“藏”是“圣洁”的意思。明代设立两个都指挥使司。清代称西藏东部为“康”（喀木），中部为“卫”，西部日喀则一带为“藏”（包括阿里），因其在中国西部，故称西藏。
公元5世纪处，匈奴贵族赫连勃勃自以为是夏后氏后裔，故将建立的割据政权定国号为“夏”。宋代，党项族拓拔氏首领李元昊称帝，定都兴庆府（今银川），立国号“夏”，创立文字，建西夏王朝。13世纪，元灭西夏，取“平定西夏永远安宁”之意，在这里设宁夏行省，始有宁夏之名。
宋设广南西路，简称广西路，“广西”一名产生。元设广西两江道。明设广西省。
名字最早记录于明朝史书，叫做“蚝镜”（濠镜），意为海湾如明镜，盛产“蚝”。后又称做“澳”，即船只停航寄泊的地方，故称“蚝镜澳”，因隶属广东香山，亦称“香山澳”。“门”字的来历有多种说法，一说是本地内港的妈祖庙，隔海同湾仔的银坑相望，形成的海峡象门；另一说是本地南面的氹仔、小横琴、路环、大横琴四岛离立对峙，海水贯流其中呈十字门状；再一说是本地南台山（妈阁庙山）和北台山（莲峰山）相封成门。总之，既是澳，又是门，故曰澳门。
、黑龙江省（黑）
1671年为抵御沙俄东侵，清政府在黑龙江沿岸修筑黑龙江城（黑河旧城），设置黑龙江将军，管辖黑龙江流域。1907年改为黑龙江省。
取全称中的“黑”字作为简称。一说简称源于河流黑龙江。
2、吉林省（吉）
吉林一名源于“吉林乌拉”，满语意为“沿松花江的城市”。1673年建城。1676年置吉林将军。1907年将其辖区改称吉林省。
取全称中的“吉”字作为简称。
3、辽宁省（辽）
秦汉魏晋时代，在辽河以东设辽东郡，以西设辽西郡。北宋时，在今河北、辽宁一带，契丹族建立辽国。辽金时代设置辽阳府。元设辽阳行省。明设辽东都司。清设辽东将军。后因辽河流域为清朝发源地，取“奉天承运”之意，改为奉天省。1929年，取“辽河流域永远安宁”之意，改称辽宁省。
取全称中的“辽”字作为简称。一说因境内有辽河，故简称“辽”。
4、河北省（冀）
战国时，黄河以北的齐国土地称为河北。汉设河北县。唐设河北道。辖区与今有出入。1928年设河北省。
辖区相当于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中的冀州，故简称“冀”。
5、山西省（晋）
6、青海省（青）
因境内有青海湖，故得名青海省。据《水经注》记载，早在公元前5世纪时，这里就称青海了，也有写作西海的。唐以后多以青海为正名。1928年设青海省。
取全称中的“青”字作为简称。一说认为因境内有青海湖故简称“青”。
7、山东省（鲁）
战国至秦汉时，崤山、函谷关以东的地区称为山东。金时，在开封以东地区设山东东路、山东西路，这是山东作为政区名称的开始。清初设山东省。
辖区为春秋时鲁国地，故简称“鲁”。
8、河南省（豫）古称
古称黄河以南地区为河南。汉设豫州部。唐置河南道。宋置河南路。元置河南江北行省。明初设河南省。
辖区相当于《禹贡》中的豫州，故简称“豫”。
9、江苏省（苏）
清康熙6年（1667年）设江苏省，取两江总督驻所江宁（今南京市）和巡抚驻所苏州（今苏州市）两府首字组成江苏省。
取全称中的“苏”字作为简称。
10、安徽省（皖）
1667年，取当时的政治中心安庆（今安庆市）和经济都会徽州（今歙县）二府首字组成安徽省。
安庆府是春秋时皖国故地，别称为皖，故安徽简称“皖”。一说认为因境内最早的名山天桂山古称皖公山，故简称“皖”。
11、浙江省（浙）
浙江即江流盘回曲折之意。战国时浙江指今天的富春江、钱塘江和新安江。东汉将浙江分为浙东、浙西两个地区。唐以后这两个地区转化为政区名称。明初设浙江省。
取全称中的“浙”字作为简称。一说认为因富春江、钱塘江和新安江古称浙江，故简称“浙”。
12、福建省（闽）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此设闽中郡。汉时称福建为闽越国。唐开元年间设福建节度使，管辖福、建、泉、漳、汀五州，福建是前两州的名字组成的。元设福建行省。明设福建省至今。辖区古为闽越族聚居地，故简称“闽”。一说因境内有闽江，故简称“闽”。
13、江西省（赣）
唐代设江南西道，简称江西道，江西由此得名。宋设江南西路。元设江西行省。后皆设江西省。
因赣江纵贯全省，故简称“赣”。
14、湖南省（湘）
唐代在洞庭湖以南，包括湘姿二水流域设湖南节度使，始出现湖南一名。宋置荆湖南路，简称湖南路。元明两代设湖南道。清代设置湖南省。
因湘江纵贯全省，故简称“湘”。
15、湖北省（鄂）
宋代自洞庭湖以北至荆山，西包沅澧二水流域设荆湖北路，简称湖北路，湖北一名产生。元明两代设湖北道。清代设置湖北省。
清代湖北的行政中心宜昌，为隋以后鄂州的治所，故湖北简称“鄂”。
16、广东省（粤）
宋置广南东路，简称广东路，由此出现广东一名。元设广东道。明设广东省。
辖区汉初为南粤之地，故简称“粤”。
17、台湾省（台）
台湾一名源于西拉雅族的台窝湾支族。台湾在秦汉时称“东鳀”。三国时称“东夷”。元时称“瑠求”。明万历年间正式在公文上使用台湾一名。清光绪11年（1885年）设台湾省。
取全称中的“台”字作为简称。
18、海南省（琼）
因其位于南中国海域，境内最大岛屿又称海南岛，故名海南省。1988年建省。
因秦以后称这一带为琼台、琼州或琼崖，故简称“琼”。
19、甘肃省（甘或陇）
甘肃一名始于11世纪西夏王朝设置的十二监军之一，治所在甘州（今张掖县），辖甘州、肃州（今酒泉）二州，取二州首字组成甘肃。元设甘肃行省，明代并入陕西省，清代恢复省治。
取全称中的“甘”字作为简称。一说认为西夏时行政中心在甘州，故简称“甘”。
由于甘、陕两省间有陇山，甘肃古时别称陇西，故又简称“陇”。
20、陕西省（陕或秦）
陕西一名，源于周代周、召二公“分陕而治”，今陕县张汴塬一带古称陕塬，当时的陕西就是陕塬以西的泾渭平原。唐安史之乱后设陕西节度使，陕西始转化为政区名称。宋设陕西路。元设陕西行省。清设陕西省。
取全称中的“陕”字作为简称。
又因辖区春秋时为秦国地，故又简称“秦”。
21、四川省（川或蜀）
辖区秦时设蜀郡。汉设益州部。唐设剑南道，又分剑南东川、剑南西川两节度使。宋设西川路和峡路，后将西川、峡二路分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四路，合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路”，四川一名由此产生。元时合并四路，设为四川行省。自此，四川省治沿用至今。
取全称中的“川”字作为简称。
又因辖区西部古为蜀国地，故又简称“蜀”。
22、贵州省（贵或黔）
宋代以前设矩州，因当地语音“贵”“矩”难分，故也写做贵州，元初正式命名为贵州。明设贵州布政使司。清设贵州省。
取全称中的“贵”字作为简称。一说认为因境内有贵山，故简称“贵”。
辖区东北部秦时属黔中郡，唐属黔中道，故又简称“黔”。一说认为境内有黔灵山、黔灵河，故简称“黔”。
23、云南省（云或滇）
因在云岭以南，故名云南。西汉时设云南县。三国蜀汉时设云南郡。元设云南行省。明设云南布政使司。清设云南省。

请教两个关于唐宋时期的历史问题．

1.杨贵妃未被立为皇后之谜
杨贵妃，名玉环，号太真，弘农华阳(今陕西华阳东)人。杨玉环出于世代官宦之家，从小没有衣食柴米之虞，可以无忧无虑地抚琴吟唱，尽情歌舞，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艺术熏陶。杨玉环天生丽质，被誉为我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深得唐玄宗李隆基的宠爱。为博得她的欢心，唐玄宗对其要求千方百计地加以满足，不仅让她享尽荣华，连她的家人也都地位显赫，真可谓“一人得道，仙及鸡犬”。
但是为什么如此宠爱她的唐玄宗，只封她为贵妃，而不册封她为皇后呢?这一点比较奇怪，而且皇后的位子已虚悬多年了。而杨贵妃又为什么不恃宠向唐玄宗提出册立皇后的要求呢?
对此，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唐玄宗看中的是自己儿子寿王瑁的妃子，唐玄宗为得到她，先让她做了一段时间的女道士，但毕竟是公公娶媳妇。在重视礼制的封建社会，这种败坏伦常的妇女哪有资格做“母仪天下”的皇后呢?唐玄宗不能封，杨也不好提。因而直到死，杨贵妃也未被立为皇后。
但也有学者持异议，认为这是宋朝以后的看法，思想较开放的唐朝并没有这种伦常观念，它的婚姻关系也比较自由随便。唐高宗李治便以唐太宗李世民的妃子武则天为皇后，他这是“儿子娶后娘”。儿子能娶后娘，公公当然也可以娶儿媳妇了。所以以上说法是不成立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唐玄宗之所以不封杨贵妃为皇后，是从寿王身上考虑的。杨贵妃被夺走，给寿王留下了感情上的创伤，同时也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再加上杨贵妃长期没有生子，皇后的位子很长时间没有人选，一旦发生重大变动，很可能引发宫廷政变，因而，考虑到多种因素，唐玄宗在过完61岁大寿的时候，就将册立杨玉环的诏书公布天下，立其为妃，而不是册立其为皇后。
尽管杨贵妃未被立为皇后，但宫中称她为“娘子”，礼仪与皇后相同。以其当时的地位来看，实际就是六宫之主，对于“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妃来说，恐怕立不立皇后都是一样的.
2.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坚持募兵制的王朝。世界上第一支雇佣军是宋军。宋以前、以后，中国一直到现在还实行的是强制性征兵政策。募兵制就是国家不强制你当兵，你当不当兵靠自愿。当然你当兵国家是给你钱的。宋朝的士兵都是招募的雇佣兵，而这些雇佣兵都有非常厚重的薪金，国家为此所付的军费是惊人的。政府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国家收入为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零五缗，支出为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缗，财政赤字为四百二十万缗。此举被现代一些学者讽刺的称为“冗兵”、“积贫”。“冗兵”、“积贫”是宋朝内定的民主开明的国策结果，不是外敌的压力造成的。过于民主的政策和长期的和平富足的生活也是使宋军战斗力弱的原因。宋朝在缺乏长城防御设施依靠情况下坚持国富民强三百余年，不能说宋朝太弱，宋军太弱。宋不是没有能力进攻只是国策问题。宋的总兵力远远超过辽、金、蒙等国。但宋的机动兵力、在一线的兵力却比不过它国。宋军兵分散。因为宋军有大片疆土、大量人民、大批财富要守。这些都是宋军的负担。而侵略军没有什么负担，想打哪就去哪。攻下了就有大批财富、美女。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长期的和平的国策使宋军丧失了进攻的能力。在冷兵器时代，越野蛮就越强大，越落后就越凶恶。
你落后就有动力掠夺比你富裕的人。辽国比宋野蛮，所以宋给辽献贡。金比辽野蛮，所以金灭了辽。蒙古人比金人野蛮，所以蒙古灭了金。蒙古人比宋人野蛮得多，所以宋当然打不过蒙古。
2.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坚持募兵制的王朝。世界上第一支雇佣军是宋军。宋以前、以后，中国一直到现在还实行的是强制性征兵政策。募兵制就是国家不强制你当兵，你当不当兵靠自愿。当然你当兵国家是给你钱的。宋朝的士兵都是招募的雇佣兵，而这些雇佣兵都有非常厚重的薪金，国家为此所付的军费是惊人的。政府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国家收入为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零五缗，支出为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缗，财政赤字为四百二十万缗。此举被现代一些学者讽刺的称为“冗兵”、“积贫”。“冗兵”、“积贫”是宋朝内定的民主开明的国策结果，不是外敌的压力造成的。过于民主的政策和长期的和平富足的生活也是使宋军战斗力弱的原因。宋朝在缺乏长城防御设施依靠情况下坚持国富民强三百余年，不能说宋朝太弱，宋军太弱。宋不是没有能力进攻只是国策问题。宋的总兵力远远超过辽、金、蒙等国。但宋的机动兵力、在一线的兵力却比不过它国。宋军兵分散。因为宋军有大片疆土、大量人民、大批财富要守。这些都是宋军的负担。而侵略军没有什么负担，想打哪就去哪。攻下了就有大批财富、美女。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长期的和平的国策使宋军丧失了进攻的能力。在冷兵器时代，越野蛮就越强大，越落后就越凶恶。
你落后就有动力掠夺比你富裕的人。辽国比宋野蛮，所以宋给辽献贡。金比辽野蛮，所以金灭了辽。蒙古人比金人野蛮，所以蒙古灭了金。蒙古人比宋人野蛮得多，所以宋当然打不过蒙古。
2.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以前、以后，中国一直到现在还实行的是强制性征兵政策。募兵制就是国家不强制你当兵，你当不当兵靠自愿。当然你当兵国家是给你钱的。宋朝的士兵都是招募的雇佣兵，而这些雇佣兵都有非常厚重的薪金，国家为此所付的军费是惊人的。政府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国家收入为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零五缗，支出为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缗，财政赤字为四百二十万缗。此举被现代一些学者讽刺的称为“冗兵”、“积贫”。“冗兵”、“积贫”是宋朝内定的民主开明的国策结果，不是外敌的压力造成的。过于民主的政策和长期的和平富足的生活也是使宋军战斗力弱的原因。
宋代在军制上有进步之处，把军政机关与指挥系统分离，将动员系统与指挥系统分离，这些都是现代军事的特征。宋朝在缺乏长城防御设施依靠情况下坚持国富民强三百余年，不能说宋朝太弱，宋军太弱。宋不是没有能力进攻只是国策问题。宋的总兵力远远超过辽、金、蒙等国。但宋的机动兵力、在一线的兵力及却比不过它国。宋的战争成本比落后的国家要高很多。宋军兵分散。因为宋军有大片疆土、大量人民、大批财富要守。这些都是宋军的负担。而侵略军没有什么负担，想打哪就去哪。攻下了就有大批财富、美女。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长期的和平的国策使宋军丧失了进攻的能力。

关于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章

“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上丝路”）发轫于西汉，这就是《汉书·地理志》中所记载的由广东徐闻、合浦经南海驶抵黄支（印度东南岸）的航线。后经宋、元、明诸朝的发展，这条中西远洋航线不断西延，一直到达东非及红海。
唐宋时期，北方及沿海著名瓷窑大量涌现，中国的瓷业发展到了顶峰。唐德宗建中元年，朝廷下令禁止以丝绸与诸番贸易，于是，中国出口商品从以丝绸为主逐步过渡到以瓷器为大宗。这时，中西交往也由陆路干线为主，过渡到以海路为主。中国的称谓也由“丝绸国”（Serice）代之以“瓷器国”（China）。
唐宋元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海路基本上有三条，一是各地瓷器汇集明州（宁波），东渡日本、朝鲜半岛；二是陶瓷商品集中泉州、广州，出海西南行，经南海到达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再经马六甲海峡至缅甸、孟加拉、印度；三是瓷器汇集扬州，由运河经楚州（淮安）由海州入海北上，经密州、交州、登州（烟台）、莱州沿海岸航行至高丽与日本，此称为“东海北路”（黄海）。
唐宋是我国陶瓷生产大发展的时代，也是我国海上交通、海外贸易迅猛发展、全面开放的时代。现代世界性考古成果表明，不管是“陆上丝路”所到的西亚，还是“海上丝路”所经历的每一处古址，都发现了大量的唐宋时期的瓷器和瓷片。正是这些五彩缤纷的瓷片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日本陶瓷专家三上次男先生因此把海上航线称为“陶瓷之路”。
国内外众多的陶瓷史专家论及唐宋时期的陶瓷外销口岸主要是广州、交州、明州和扬州。
“唐时，由海上去新罗、日本，航船多从明州（宁波）出发”。日本冈奇教授的著作以及冯先铭先生的论著中皆提出浙江越窑青瓷和湖南长沙铜官窑器外销主要是通过海路由明州出港。三上次男先生在他的《冲绳出土的中世纪中国陶瓷———求证中世纪冲绳与中国陶瓷贸易的接点》论文中提出自己的观点：“陶瓷输入冲绳可追溯到唐代”。并提出“冲绳岛，作为转口贸易基地的作用”。但没有论及输入的口岸和线路。李知宴教授在其《论越窑和铜官窑瓷器的发展与外销》中明确指出：“登州、海州、扬州、明州等成为沟通日本和新罗的重要港口”。
在谈到中国陶瓷外销这一问题时，笔者认为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一是重视南方航路的研究而轻视北方航线；二是重视明州港和扬州港重要口岸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海州口岸的探讨。
事实是：建国六十年来，在古海州地区曾出土过一定数量的作为外销瓷的唐代越窑器和铜官窑器。宋代陶瓷的出土更为丰富。结合冲绳、朝鲜半岛和日本出土的中国中世纪陶瓷的标本，进行比勘，从而提出一个新观点：九世纪中叶的海州，由于瓷器大量由海路外销，而成为一个重要的转口贸易海港，是北路航线中的重要口岸。它的地位虽然远不及明州和扬州。但和楚州、交州的位置可以并驾齐驱，是“海上丝路”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但又不是我市许多人提出的“是‘海上丝路’的始发港”。
“东海丝路”上重要港口外销瓷的发现

海州，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新兴的海港城市，在研究“海上丝路”中，没有引起专家们的注意。其实，海州作为一个古海港，它与海外的交往，随着赣榆金山徐福村的发现，至少可以上溯至秦汉时期。近几年地下考古材料的大量发现，可以断言：唐宋时期古海州是中国陶瓷输往朝鲜半岛、日本的重要中转港口。
1987年，随着新海电厂的扩建，在堆场、排洪道等工地上，大量的残破瓷器和堆集丰厚的瓷片俯首可拾。这里有柔润光滑的邢窑白瓷，也有莹润如玉的青白瓷，更有以“夹心饼干”誉称的龙泉青瓷……文物是历史的折光，我们根据这批残器和瓷片的工艺特征，可以断定这批瓷片的时代大致从唐到元初。那时的海州北门外包括今新海电厂区域是一个密集的居住区。这些遗存是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其中有不少是典型的外销瓷。
1986年，我市考古专家周锦屏先生在今墟沟龙门湾海水浴场的西侧，修建浴场更衣房的工地上发现了一大批瓷片堆集。经鉴定，有铜官窑、越窑、龙泉窑、邢窑以及景德镇窑等瓷片，大致是唐宋时期的遗存。根据这个发现，我们走访了许多老渔民，据他们讲，解放前在海棠村曾出过一条大木船并发现有宋钱，可惜当时被村民们瓜分而未能保存。
这里特别要谈及长沙窑在连云港市发现的意义。长沙窑的产品有三大特点：(1)釉下彩绘和釉下彩饰；(2)褐斑贴花；(3)白釉绿彩。1960年前后，湖南省博物馆在长沙市发掘了唐墓、五代墓800余座，出土器物425件，其中属于或相似于长沙窑系瓷器116件，不见长沙窑的典型器物。
1979年以来，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长沙市发掘了约300座唐墓、五代墓，没有出土一件长沙窑典型器物。而我市出土的长沙窑器，如釉下彩绘壶、褐斑贴花壶、釉下蓝褐点彩双耳罐、白釉绿彩壶和釉下点彩水盂等和长沙窑外销瓷典型器物属于同类产品。研究长沙窑瓷外销的许多专家曾断言：长沙窑器“除开窑址，扬州、宁波有较多出土外，其他各地均少见”。而海州长沙窑器的发现正弥补了海上陶瓷之路的空白点，从而论证了故宫李知宴教授所提出的论点：“登州、海州、扬州、明州等成为沟通日本和新罗的重要港口”。
浙江越窑青瓷的出口，许多研究文章认为：“起销于中唐晚期，大量行销应在晚唐、五代和北宋时期”。并认为抵达朝鲜、日本的越窑青瓷的“东亚航线”即从明州直通朝鲜和日本。而越窑青瓷外销的历史，根据已知的材料可上溯两晋，在南韩已知的有六件。这就是1969年从忠清南道天原郡出土的青瓷天鸡壶等。而连云港市从云台山出土的属于越窑的天鸡壶、黑釉天鸡壶等瓷器，至少可以说明早在六朝两晋时期早已存在着一条建康（南京）至云台山的海上运输线。而海州越窑瓷的发现则说明宁波不是惟一的唐代青瓷外销贸易口岸。
北宋景德镇窑烧制的“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青白瓷(亦称影青瓷)也是远销新罗、日本的瓷类。海州大量出土的北宋墓中影青瓷、高足盏、葵瓣碗、瓷盒等器物，即使在景德镇也较少发见。景德镇陶瓷博物馆研究青白瓷的专家黄云鹏先生对连云港出土的青白瓷赞不绝口：“精美极了”。并推论：“这是海州作为陶瓷之路一个节点的重要史证”。
由此可见，一、唐代中叶以降，中国和日本的交往频繁，陶瓷贸易形成的海上通道，十分繁荣。二、唐宋之际的陶瓷外销，其途径主要是通过广州、泉州、明州和扬州等口岸启运，但不可忽视北方线路上的楚州、海州、登州、交州诸港的重要作用。三、唐宋时期作为“海上丝路”重要组成部分的“东海丝路”，不仅仅是植桑养蚕、丝绸贸易的丝绸之路，也是一条重要的陶瓷之路和文化交流之路，也是日本圆仁和尚从海州回国的航路。
唐宋时期海州的经济发展与战略地位

唐代，中新（罗）、中日间的商贸和文化交流达到了鼎盛时期。地处登、莱二州以南的海州，虽地处僻壤，由于扬州、楚州诸港的兴起和繁荣，又濒临北方航线中的重要位置，商业和外贸有了一定的发展。宋辽对峙时，中国东北及华北大部分地区成为辽的天下，位于山东半岛的登州和辽隔海相望，因宋王朝禁止“旅客于海路商贩者”“经登、莱州界”。由此海外活动中心南移，从而促进了胶西密州和海州口岸的崛起。
唐宋时期，海州经济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天宝年间人口达184900人之多。到北宋崇宁时期达54830户，人口l99750人。造船业和航海业有了发展。《太平广记·李邕》篇记载，李邕任海州刺史期间，不仅有一个能停靠10条大海船的码头，而且能在很短时间内造出远航日本的海船。
《太平广记》虽是小说，但不尽是妄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海州经济的状况。唐代海运的发展从敦煌文中可见一斑：“沧、瀛、贝、登、莱、海、泗等十州，共差水手5400人，3400海运，2000人平河……”两年一更替的水手、海师、舵师的徭役，海州每次征集参加海运的人数总在300人左右。
从近几年地下文物出土的情况分析，海州不仅是越窑青瓷和铜官窑瓷器重要的输出口岸。从墓葬中出土的唐宋瓷器中，还有邢窑白瓷、定窑白瓷、陕西耀州窑青瓷、江西景德镇青白瓷、浙江龙泉窑青瓷、河南巩县窑白瓷和三彩器以及安徽繁昌窑青白瓷和寿州窑黄釉瓷等。可谓“天下名瓷集海州”。
由于两淮盐业的发展，扬州成为船运要津、商族云集的大码头。宋代，海州有板浦、惠泽、洛要三场，年产量达47．7万余担。《宋史·食货志》记载：“海州为榷茶之所，景德二年诏：茶商须海州茶者入见缗五十、五千，后增至数万。时海州茶善而易售，商人愿之，故入钱之数厚于他州”。
海州成为东南半壁的茶、瓷集散地，活跃了海州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商业交往。海州地区的粮食、海产、山果、土布、药材、牲畜、家禽以及炭薪都是重要的输出物资。近几年来，在花果山、朝阳等多处发现了北宋至金的钱币窑藏。几十斤至几百斤不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州商业经济的繁荣和货币流通量之大。
南宋时，海州入金。金、宋间没有官方贸易往来，民间贸易主要通过边境榷场进行。“胶西当登、宁、海之冲，百货辐凑……时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海，价增十倍”。金人实行边境开放政策，“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两国之货”。海州设立了和南宋进行海上贸易的榷场。以高额的利润和确保生命财产的安全，诱使江淮、苏杭商人至山阳、海州，“浮其货中分之”，再自淮转海达于胶西。
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中，由于江北地区连年战乱，河运衰落，楚、扬二州的货物贩至海州再由海路转至胶西。“海、密等州米麦踊贵，通、泰、苏，秀有渔民船户，贪其厚利，兴贩前去板桥、草桥等处货卖”。在农民起义领袖李全及其子李璮据海州的十三年里，又以武装发展起海上走私至胶西贸易的海上通道，海州的商贩和贸易以及海运出现了一个畸形的繁荣时期。
公元七、八世纪，唐代和日本、朝鲜的往来，在黄海上也更趋活跃。日本16次派遣遣唐使。他们在完成学习唐代典章制度和文化技术的同时，还进行货物贸易。七世纪下半叶，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扬州、楚州、海州及山东半岛的莱州、密州等都设立了招待新罗商人的“新罗坊”或“高丽亭馆”。
海州的高丽亭馆建于海州“景疏楼”旧址，倍极辉煌，是海州地区最早设立的外事机构。唐代以前东西方交往中，是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但在东汉以后，“海上丝路”越来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了唐代，“海上丝路”实际上已超过了“陆上丝路”的发展，并在东西方交往中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关于唐宋时的政治制度？

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分工明确：中书省掌决议，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诏令；门下省掌审议，负责审核政令；尚书省“事无不总”，负责执行政令。三省长官都是宰相，相权一分为三。三省相互牵制和监督，保证了君权的独尊，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创造。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宋朝实行“二府”制度。中书门下是最高行政机构，最高长官行使宰相职权。枢密院是最高军政机关，长官是枢密使，地位略低于宰相。这两个机构合称“二府”。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割宰相的行政权：设三司使管理财政，分割宰相的财权。
总之，中国古代官制是以宰相的权利不断被削弱（直至明太祖时被废除），皇权不断被加强演变的。

武术、一词始见于

《兵迹》中说：“民物相攫而有武矣。”“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礼记》）。当时把射御、角力、手搏、击剑、刺枪、打拳、使棒等。使用“武术”这一概念是近代的事，古代记载中如商代有“拳勇”、春秋有“技击”、汉代有“武艺”等提法。
汉代以后较广泛采用“武艺”一词。“武艺”在《辞源》中解释说：“指骑、射、击、刺等军事技术”。“武术”一词汇最早出现在南朝梁武帝长子萧统所编《文选》中，但不具有今天武术概念所具有的含义，文中有诗句为“偃闭武术，阐扬文令”（南朝宋·朱颜年《皇太子释奠会》），其意指停止武战，发扬文治，并非反映今之武术的概念。
后人将“武术”一词作为自卫强身之术的专门用语，清末明初时得以广泛应用。

哪项不属于唐宋时期国家软实力的表现A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获取材料信息的能力，软实力，指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实力,因此ABD项都属于软实力的范畴，排除；打破坊市界限属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属于题干中的硬实力，故C项符合题意。

唐宋时期

1.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晚唐诗歌又一变。中唐的那种改革锐气消失了，诗人们走向自我。这时出现了大量写得非常好的咏史诗，杜牧、许浑是代表。杜牧是写咏史诗的大手笔，对于历史的思索其实是对于现实的感慨，历史感和现实感在流丽自然的形象和感慨苍茫的叹息中融为一体，《江南春》都是咏史佳作。晚唐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是李商隐。唐诗的发展，到盛唐的意境创造，达到了意象玲珑、无迹可寻的纯美境界，是一个高峰。杜甫由写实而走向集大成，是又一个高峰。中唐诗人在盛极难继的情况下，另辟蹊径，或追求怪奇，或追求平易，别开天地，又是一个高峰。诗发展至此，大有山穷水尽之势。李商隐出来，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惊人的才华，开拓出一个充满朦胧、幽约的美，让人咀嚼回味的诗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峰。他是一位善于表现心灵历程的诗人，感情浓烈而细腻。他的爱情诗深情绵邈，隐约迷离，刻骨铭心而又不易索解。他的不少诗(特别是无题诗)情思流动是跳跃式的，意象组合是非逻辑的，意旨朦胧而情思可感，往往可作多种解释。他的艺术技巧，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极大地扩大了诗的感情容量，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最后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