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历史人物排名 我国历史上有哪四次有名的焚书

我国历史上有哪四次有名的焚书  

元帝在焚书时想赴火自杀，被左右阻止，于是准备投降。

谢答仁等劝他乘夜突围，只要渡过长江，就能得到驻在江南马头的一支梁军的救援，但元帝不惯骑马，认为“事必无成，徒增辱耳”。

在王褒的挑拨下，元帝还怀疑谢答仁的忠诚，因此在他建议收集内城残部五千余人固守后又拒绝与他见面，气得谢答仁吐血而去。

元帝换上白马素衣出东门投降，备受羞辱后，于一月二十七日被杀。

魏军从梁朝王公大臣和江陵百姓中选了数万人为奴婢，作为战利品押回长安，其余老弱幼小全部杀尽，得到赦免的只有三百余家。

当时天寒地冻，冰雪交加，又有二三成人沿途冻死或被人马踩死。

这场战争实际只进行了一个月，而且梁军根本没有什么有效的抵抗，最大的损失还是这十四万卷书和江陵城中的无辜百姓。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战争实在称不上“大战”，与秦汉之际、两汉之际、东汉末年、西晋末年、东晋十六国期间已经发生过的战争相比，江陵之战只是小巫而已，此后至今大小战争不知又发生了多少。

这些战争，无论是国内的农民暴动还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无论是民族、政权间的冲突还是外敌入侵，都曾造成文化积累的破坏和文明的倒退，书籍的损失只是其中之一。

但在印刷技术还没有形成或没有普及的情况下，大量书籍都只有稿本或少数抄本流传，无数杰出学者的毕生心血、千百年的学术文化结晶在铁血和烈火中毁于一旦。

《隋书·经籍志》中提到的几次书籍大灾，无一不是发生在战乱之中。

直到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的战乱还毁灭了大批珍贵典籍。

明永乐年间编成的二万多卷《永乐大典》，唯一还留下的一部近二万卷的副本在一八六○年英法联军和一九○○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焚烧或掠夺，目前所存仅八百卷。

乾隆五十八年编成的、多达近八万卷的《四库全书》，尽管在副本以外又抄成了七部，但副本与其中的三部分别毁于帝国主义对北京的入侵和太平天国战争。

人类文明所受的浩劫又何止于在中国？而其中为害最烈的也是战争，直到今天还在威胁着一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例如前南斯拉夫一座闻名世界的古桥，不久前毁于战火。

正因为如此，我在阅读史籍，写出江陵焚书的前因后果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今后的一千四百四十年间，在更长的未来以至永远，在中国，在世界，不要再有战争。

让和平永远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让我们的先人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永远保留在地球上，成为我们和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如果这善良的愿望被侵略者所破坏，那就应该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摧毁战争狂人。

当年的梁元帝只要稍有一点信心和勇气，在战略和战术上少犯一些错误，江陵之战或许根本不会发生，或许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同样，如果清政府能适应世界潮流，变法图强，或者能坚决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外国入侵者就不至于能如此猖狂肆虐，《永乐大典》的大部分或许能保存到今天。

在战争还无法完全避免的情况下，国际大家庭应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保护文化遗产，应该制定在战争中保护文化遗产的公约，将在战争中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确定为对全人类的罪行。

江陵焚书又是梁元帝主动犯下的罪行，因为魏军兵临城下时并没有焚书的必要，他要战要降也与是否焚书无关。

在他被俘后曾被问到焚书的原因，回答是：“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这固然说明他至死也不了解亡国的真正原因，或者知道了而不愿承认，但也证明了他一生爱书，爱读书，由极度的爱突变为极端的恨，要让这些书成为他的替罪羊或殉葬品。

据《梁书·元帝纪》所载，他五岁时就能背出《曲礼》的上半部.虽然自幼瞎了一眼，却异常好学，“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

这些话或许有所夸张溢美，但有几件事情却是不会作假的：元帝酷爱玄学，从五五四年十月十九日开始在龙光殿给大臣们讲解《老子》。

十一月二十三日，魏军已经到达襄阳，他才暂停讲课，宣布“内外戒严”。

二十七日，见边境没有什么动静，便又恢复讲课，百官只得穿着军装听讲。

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江陵已处于魏军合围之中，元帝上城巡视，还雅兴不减，随口作诗，群臣奉和。

他的著作有《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五十卷，《周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连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韬》三卷，《补阙子》十卷，《老子讲疏》四卷，《全德志》、《怀旧志》、《荆南志》、《江州记》、《贡职图》、《古今同姓名录》一卷，《筮经》十二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合计超过四百卷。

如此广博浩繁的成果，即使是专业学者也并非唾手可得，对于一位活了四十七岁、又经历了多年乱世的皇帝来说，实在是了不起的成绩。

他的诗文虽然不脱轻薄浮艳习气，但也不乏清新隽永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据有一席之地。

作为皇子，他先后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建康、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和荆州（治江陵）任职，要收罗七万卷图书，并最终汇集到十四万卷，也是煞费苦心的。

要说梁元帝爱书，爱读书，是毫无疑问的。

不仅梁元帝如此，历代帝王中爱书和爱读书的人还不在少数，如《隋书·经籍志》中提到的几次大规模征集图书，无不与当时帝王的爱好有关。

连昏庸无道以致亡国的隋炀帝，在保存古籍方面也做了一件好事。

要不是他下令将秘阁的三万卷书抄了五十份副本，说不定多数书会逃不过隋末唐初的战祸。

皇帝既有绝对的权力，又有取之不尽的钱财，还有普天之下的臣民可供驱使，在收集、整理和保藏图书方面的作用是任何其他个人都无法替代的。

但是历史的悲剧也正发生在皇帝身上。

一旦图书为皇帝所收藏，就成了他个人的私产，不仅从此与民间绝缘，而且随时有被纂改或销毁的可能，也会成为一位皇帝或一个朝代的殉葬品。

梁元帝焚书后，又把所佩宝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文武之道，今夜尽矣！”在他眼中，十四万册书与一把宝剑一样，不过是他的私产，有用时用之，无用时毁之，何罪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