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尽管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我国任处于发展的什么时期？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尽管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我国任处于发展的什么时期？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尽管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我国任处于发展的什么时期？

处于发展的机遇期。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面临四大阵痛：

（1）钢铁、水泥、造船电解铝等制造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制造业要“去产能化”；（2）中国地方政府负债率较高，金融要“去杠杆化”；

（3）房地产调整阵痛；

（4）环境的要求，环境要“去污染化”。

当前的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进入了可控、相对平衡的执行区间；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的力量综合作用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剧。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六大问题、挑战：第一个是投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无论如何绕不过投资。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投资。但投资又带来了产能过剩、增长水分等很多问题，所以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剩”的悖论，在新常态下需要进一步解决好这个悖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用改革的方式，对投资进行一些新的处理。第二个挑战是债务率上升和杠杆率飙升。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是因为发达经济体杠杆率上升、债务上升导致的债务危机。在危机发生时，我国的杠杆率和负债率都不算高，但这几年都飙升了。我国的实体经济总负债杠杆率的占比目前还不高，但是企业的负债非常高，实际上与国际比较都是这样。第三个挑战是城镇化问题。原来城镇化是开发计划，买地、卖地、招商，现在需要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重新看城镇化，要从土地市场一体化的角度看城镇化。城市化是为了提高效率，城镇化的社会含义意味着公共服务均等化。第四个挑战是房地产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从体制上削弱了房地产价格上涨的经济社会基础。另外，城镇化战略的转型，终止了住房市场发展的传统动力。未来城镇化将不再主要体现为开发区化的城市规模扩张，所谓10-20年的刚性需求是否还存在，需要认真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当城乡土地一体化时，房价上不去了。再加上房地产市场供应量绝对大于需求量，居民的购房意愿急剧下降。第五个挑战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地方政府债务可能长期化，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理由有三点：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仍控制在40%以内，处于国际通行的60%债务率控制标准范围内，但是如果不加以处置，长此以往就会成为大问题；二是中国整体的资产负债表仍然健康，我们可在不对经济健康造成较大损失和对经济增长速度造成较大不利冲击的条件下处理地方政府债务，单一制的政体，使得我们也有此能力；三是中国可供选择的去杠杆空间仍然很大，包括政府资产的转卖、债转股，长、短期债务重组转换，拉长负债久期，降低期限错配风险等。以上使得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其实也是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方案。第六个挑战是金融问题。量宽、价高是金融的主要问题。量宽是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但利率很高，这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这一问题经常发生并且长期持续，导致我国金融结构中存在种种障碍。理论上说，这一现象阻碍了货币向信用的转移，货币向信用转移过程中，每转移一步就加一下价，最后到实体经济手中便贵了。

泡沫时期。
中国已持续多年货币增发以至超发，中国M2货币供应增长已持续多年在15%以上，在2009年更加冲高至近30%。从任何角度、标准分析都是不可持续的，也直接或间接促成经济泡沫。天下没有这样好的事情：你制造通胀，你不受惩罚。至少，事情不会永远这样美好。当印钞的速度受限于汇价而追不上债务增长，经济就会由盛入衰而进入了“新常态”，而人民币在需求下降时就会反影长期超发后的真实价值，可见在外资退走引至通缩后必然是恶性滞胀!

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是什么?

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增长。经济新常态是强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
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
长。经济新常态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
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

新常态下什么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李佐军谈中国大势·发展动力（24）
李佐军
中国经济正在寻求向新常态过渡的新动力。只要新动力找到，向新常态平稳过渡就基本无忧。长期以来，很多人根据巨集观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原理，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只是应对巨集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大发动机”是近年来笔者根据自己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或“五人理论”，即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对经济发展动力的新概括。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与新一届中央领导强调的释放改革红利、推进结构调整、强化创新驱动（简言之，改革、转型、创新）是基本吻合的。
制度变革即制度改革，这里的制度包括法律法规、标准规则、政府等组织、市场机制、巨集观政策等有形制度、文化制度等无形制度，以及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优化（新型工业化、产业转型升级等）、区域结构优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消费结构优化（消费结构升级）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资讯化等。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有区别，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投入只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要素升级则是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质的提升。
为什么“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首先，制度变革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经济发展依赖于企业、创业者、劳动力、地方政府等各个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各个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依赖于好的制度设计，好的制度表现为权责清晰、责权利对称、实施机制明确、各方共识度高。长期看，制度是各方反复博弈的结果，好的制度不会自动形成，需要通过社会主导群体良性博弈形成，特别是通过发挥执政者的长期理性和民众的首创精神形成。现实中的制度常常是不合理的，或者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或者是单纯追求GDP增长而忽视科学发展的，因此需要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以使其变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制度变革或制度改革可以通过三个方面释放红利或促进经济发展：一是通过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红利；二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民经济的执行效率释放红利；三是通过改善或提升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释放红利。
其次，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过程性动力。所谓“过程性动力”相当于经济发展的“随行加油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赋予发展动力。结构优化的实质是分工深化，分工深化是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源泉。对此，亚当·斯密已有充分论证，简单说就是发展取决于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取决于好的制度安排。在斯密看来，好的制度安排就是“看不见的手”，在我们现在看来，好的制度是“看不见的手”（市场）和“看得见的手”（政府）两只手的有效配合，即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结构优化是如何带来经济发展的呢？我们来看看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结构优化的表现。从分工角度看，工业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就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断从较低效率农业部门向较高效率工业部门转移、从较低效率工业部门向较高效率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其结果是国民经济效率的提高；城镇化就是人口和生产要素不断从较低效率农村向较高效率城镇转移、从较低效率城镇向较高效率城镇转移的过程，其结果也是经济执行效率的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区域内不同地区分工协作的深化，进而共同提高效率、实现共同发展。
再次，要素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要素从两个层面起作用：一个层面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带来经济发展，如大规模增加劳动力和资金投入带来经济发展，另一个层面是要素升级（或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或档次）带来经济发展。要素升级比较典型的表现是前面已提到的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资讯化等。技术进步、资讯化，一方面可以大限度地降低各种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显著提高附加值，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只要想想网际网路技术是如何极大地降低资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如何显著地增加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就可以感受到技术进步和资讯化的威力。人力资本既包括一般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也包括企业家才能，人力资本提升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和企业家综合能力的提高上，能力的提高无疑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发展。
上面分别对“三大发动机”为何是经济发展根本动力进行了简要分析，这还不够，还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分析。从最简化的生产函式关系式Q＝f（L、K）中，我们也能看到“三大发动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生产函式关系式左边是产量Q或GDP，相当于衡量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右边是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表面看，在这个关系式中找不到“三驾马车”的影子，但细一想就会发现，产量中不能被劳动和资本投入解释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隐含在f中，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就是“三大发动机”。而且，要素投入也受“三大发动机”制约，如资本既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作为结果必受制度变革、技术进步等的影响。
这里必须特别强调的是，“三大发动机”并非是完全并行的，其中制度变革是根源性发动机，因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两大发动机都要受其制约和影响。在好的制度下，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都能得到顺利地推进，反之在不好的制度下，则不能得到顺利地推进。因此，发动“三大发动机”的关键是抓住制度变革这个“牛鼻子”，纲举则目张。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时期，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如何找准新动力又是寻找新动力的关键。找准新动力不能想当然拍脑袋，或仅根据经验进行判断，还要将找新动力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分析基础上。过去一段时期，我们囿于既有的部分理论，将视野侷限在需求边短期动力——“三驾马车”上，外需不行了，就扩大内需，投资不行了，就扩大消费，结果是过度依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财税政策、投资政策等来拉动经济增长，虽然带来了短期立竿见影的增长，但也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以至于现在不得不花较长的时间对前期刺激政策进行消化，不得不全力应对高房价、高负债、高产能过剩等经济风险。鉴此，当前和今后我们要优先推进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转型，从主要依靠“三驾马车”转向主要依靠“三大发动机”，特别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部署，紧紧抓住全面改革这个“牛鼻子”，推进经济全面转型，强化创新驱动，努力使中国经济较快地进入到一个好的新常态中。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社 作者：李佐军 编辑：曹阳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小城镇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是啥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小城镇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一是农民收入提高带来机遇，二是产业转移和农民工回乡创业带来机遇，三是高铁、公路、桥梁、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成和完善带来机遇，四是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变化带来机遇。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特色小城镇建设理当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突破口。
远景 设计研究院基于多年的实践经验，认为特色小城镇的规划设计，要根据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和自身核心竞争力进行规划设计，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游则游是根本原则。

为什么中央强调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常态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是新一届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实践相结
合、把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同中国经济新阶段特征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特征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2014年，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
环境中，面对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和“三期叠加”的阶段性特征，我省经济“稳中有进、进中向好”，延续了“高于全国、中部靠前”的发展势头。这一份成绩单，
是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良好开端，来之不易、难能可贵。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也是湖北做好今年乃
至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基本前提。
要准确把握新常态的必然性。新常态之“常”，不是平常之“常”，而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常”。新常态不仅是经济执行从高速增长转到了7%左
右的中高速增长，其实质是经济向形态更高阶、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过程，是对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创新驱动、节能环保的更高要求。从生产要
素供给的自然规律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我国经济在创造了30多年高速增长的纪录之后，一直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持
续的。现在，国内生产要素成本大幅上升，国际竞争优势相对减弱，资源环境条件难以承受以往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如果硬性推进高速增长，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
境，就是自杀式发展，是自然规律所不允许的。从经济发展和生态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我们已经从建国初期一个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体系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要追求新的目标，构建更高的发展形态，必须通过改革创新、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发展质量、提高产业科技含量，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保护的关系。
从世界发展形势来看，全球经济已经一体化，中国不是经济孤岛，一个省更不是经济孤岛。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在持续，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稳固。与此
同时，世界经济与政治、军事等因素也交织互动、相互影响。顺应经济规律之“常”，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是大势所趋，是必然要求。
要高度重视新常态的决定性。当前，我国人均GDP已总体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正处在与上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相似的发
展阶段。如果仍然追求过去的粗放型增长，就既不能在成本上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不能在高科技上与发达国家竞争，经济发展就会失去竞争力，就会陷入困境。到
目前为止，世界上真正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屈指可数。经济发展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新常态是一道坎、一座高山，如果迈不过、越不过，我们“两个一百
年”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难以实现。因此，适应新常态、应对新常态，具有决定性意义，是经济发展的攻坚战，必须决战决胜。改革开放发展
到今天，我们曾经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英雄，能不能在新常态下继续争当英雄，保证中国经济的航船行稳致远，这是对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领导经济工作能
力和水平的一次重大考验。
要清醒认识新常态的过程性。经济发展转型是一个动态执行的过程，不可能像电脑操作、机械操作那样，通过一项指令，一步完成、一瞬间实现；经济发
展转型也不可能在经济停顿的状态下进行，它是一个在行进中完成的过程，这就是新常态的过程性。对于湖北而言，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性特征更加明显。发展总量
不足、规模不大，是湖北最大的省情；要素成本、资源环境、交通区位、科教人才是湖北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既要强调科学发展一步到位，突出“三维纲要”，
又要做大经济总量、夯实发展底盘；既要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又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既要引进联想集团这样的高新技术产业，又要在鄂东鄂西等地发展虽然技术
含量不高、但符合绿色环保标准并有市场前景的产业，以此弥补经济总量的不足；既要调结构、转方式，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又要促进企业赢利，扩大就业规模，增
加财政收入，保障改善民生。适应新常态的过程，就是我们面对双重任务、奋力双重应对的过程。

什么是经济发展的上行和下行压力

上行压力就是经济上涨所带来了压力是一个新闻常用语,如股市中：就是往上走有压力，要动力足才能往上走。一旦后劲不足就被打压下来了。又比如某个货币对本来汇价有足够的上涨动力，但某些国家政府会适当的释出一些言论打压汇价的持续上涨等等。总之，上行有压力是指上涨的阻力了，比如连续几日的上涨之后，明显感觉上涨乏力，或者在高位震荡，就可理解为上行压力较为明显/ 经济下行就是指衡量经济增长的各项指标都在不断的降低，比如GDP、PPI、CPI等，也就是经济从一个增长趋势变成一个下降的经济趋势 。这种经济下行所带来的压力即是经济下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