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商法上商的含义 商法的历史发展

商法的历史发展  

1.商法产生的历史

商法的历史发展与独立成因

商法，又称商事法，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中商事交易主体及商事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关于商法的起源，现代大多数民商法学者通常认为，近代商法实际上形成于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自治城市，其最早的形成是商人习惯法，即商人法。

（一）中世纪的商法

商人习惯法是商法的最初形式，但这一制度的形成有着特定的社会根源④。中世纪的欧洲（约395—1500）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商品经济极为潺弱，主要表现为自已自足的手工业经济，同时也是农业社会。11世纪后期，以农为本的欧洲进入了发展时期，伴随着十字军东征的胜利，使欧洲大量的剩余商品涌向东方市场，商品经济开始迅速发展活跃。这种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地中海海上贸易的发展和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新兴城市的商业贸易的繁荣，随着地中海沿岸城市的成长，行业分工细化和商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调整商人内部经济关系的自律组织——商会。此间，数个单一的商人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关系已成为众多阶层中的一个独立阶层，他们迫切需要对其利益给以法律上的保护，以实现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的自由。然而，中世纪的欧洲大陆实际上仍是处在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很多商业城市的贸易状况与封建法制的实际状况，极端的不协调，有关保护商业活动的一系列条件均缺少必要的法律反映，许多国家的法律甚至对商人还加以种种歧视。正是贸易发展与封建法制处于尖锐的矛盾斗争之中，商会不得不另立规范以求发展。在商会自身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自治权和裁判权，有条件的利用商事生活习惯订立自治规范，并实施于本商会内，于是该种规范经11世纪至14世纪实行数百年后，终于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即商人习惯法。

（二）近代商法

近代商法是以中世纪商人习惯法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进入16世纪后，孕育已久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开始萌芽，并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机，与此相比，欧洲一些国家的封建割据势力日渐衰落，这促使统一的民族国家逐步形成。与此相适应，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开始被废弃，这就形成了民族国家制定统一法律和商人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变条件，新生资产阶级必然首先要关心制定自己的法典，以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在这一形势下，欧洲的德国、法国率先开始了本国商事法律统一运动。与此同时，同处欧洲的英国和其他欧陆国家也制定了商事法，由此推动了国家公力干涉促使“商法国民化”的过程。

（三）现代商法

18世纪末期，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如火如荼并逐个成功，封建专制的社会关系被彻底粉碎，整个社会随之发生了根本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完整的商品市场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19世纪初，欧洲大陆国家相继开始了大规模的法典制定活动，至此以后，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⑤。

可以看出，商法的产生，决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产生的根据原因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掌握了一定经济基础、积累相当物质资料的商人形成一种势力，他们要求脱离封建领主的司法管辖及宗教势力的支配，对商品生产交换用一个统一的社会规则进行概括，以保护和发展自由贸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使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必然发展成为国家制定的统一的商事法律。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地中海海上贸易随之遍及世界角落，各国政府为了发展本国经济，大力推行促使经济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导致了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商业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各国纷纷制定了商法。由此可见，商法只所以迅速在各国法典法，只不过是各国重商主义政策的法律化。

法国学者丹尼斯·特伦曾指出：商法的形成实际上来自于实践，它们的系统化过程不是民法学者的传播，而是由于推行者的努力⑥。

参考资料：

2.商法产生的历史

商法的历史发展与独立成因 商法，又称商事法，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中商事交易主体及商事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关于商法的起源，现代大多数民商法学者通常认为，近代商法实际上形成于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自治城市，其最早的形成是商人习惯法，即商人法。 （一）中世纪的商法 商人习惯法是商法的最初形式，但这一制度的形成有着特定的社会根源④。

中世纪的欧洲（约395—1500）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商品经济极为潺弱，主要表现为自已自足的手工业经济，同时也是农业社会。11世纪后期，以农为本的欧洲进入了发展时期，伴随着十字军东征的胜利，使欧洲大量的剩余商品涌向东方市场，商品经济开始迅速发展活跃。

这种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地中海海上贸易的发展和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新兴城市的商业贸易的繁荣，随着地中海沿岸城市的成长，行业分工细化和商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调整商人内部经济关系的自律组织——商会。此间，数个单一的商人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关系已成为众多阶层中的一个独立阶层，他们迫切需要对其利益给以法律上的保护，以实现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的自由。

然而，中世纪的欧洲大陆实际上仍是处在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很多商业城市的贸易状况与封建法制的实际状况，极端的不协调，有关保护商业活动的一系列条件均缺少必要的法律反映，许多国家的法律甚至对商人还加以种种歧视。正是贸易发展与封建法制处于尖锐的矛盾斗争之中，商会不得不另立规范以求发展。

在商会自身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自治权和裁判权，有条件的利用商事生活习惯订立自治规范，并实施于本商会内，于是该种规范经11世纪至14世纪实行数百年后，终于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即商人习惯法。 （二）近代商法 近代商法是以中世纪商人习惯法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进入16世纪后，孕育已久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开始萌芽，并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机，与此相比，欧洲一些国家的封建割据势力日渐衰落，这促使统一的民族国家逐步形成。与此相适应，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开始被废弃，这就形成了民族国家制定统一法律和商人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变条件，新生资产阶级必然首先要关心制定自己的法典，以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在这一形势下，欧洲的德国、法国率先开始了本国商事法律统一运动。

与此同时，同处欧洲的英国和其他欧陆国家也制定了商事法，由此推动了国家公力干涉促使“商法国民化”的过程。 （三）现代商法 18世纪末期，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如火如荼并逐个成功，封建专制的社会关系被彻底粉碎，整个社会随之发生了根本变革。

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完整的商品市场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19世纪初，欧洲大陆国家相继开始了大规模的法典制定活动，至此以后，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⑤。

可以看出，商法的产生，决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产生的根据原因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掌握了一定经济基础、积累相当物质资料的商人形成一种势力，他们要求脱离封建领主的司法管辖及宗教势力的支配，对商品生产交换用一个统一的社会规则进行概括，以保护和发展自由贸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使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必然发展成为国家制定的统一的商事法律。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

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地中海海上贸易随之遍及世界角落，各国政府为了发展本国经济，大力推行促使经济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导致了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商业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各国纷纷制定了商法。

由此可见，商法只所以迅速在各国法典法，只不过是各国重商主义政策的法律化。 法国学者丹尼斯·特伦曾指出：商法的形成实际上来自于实践，它们的系统化过程不是民法学者的传播，而是由于推行者的努力⑥。

参考资料：。

3.国际商法发展历程

国际商事关系是一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

相应地，作为调整这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范畴。只有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分析国际商法的演变，才能正确认识国际商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

国际商法是国家间商事交往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产生的。11世纪起，随着欧洲商业的复兴和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一些国际性的商业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中的商人从封建领主那里买得了自治权，组建商人法庭，适用他们在商事交往中形成的习惯规则调整商事交易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法律被称为“商人法”，以区别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等法律体系。

后来，随着欧洲航海贸易的发展，商人法逐步扩及到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实际上成了商人在欧洲各地港口或城市用以调整他们之间经济贸易活动的法律和国际惯例。商人法从产生之时起就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截然不同，以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成为一个特殊的、独立的法律部门。

这种打破地域限制的跨国界商事交易法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各国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为各国商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而国际商事交易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国际商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物质基础。 地位和体系 讨论国际商法的地位和体系，必须把国际商事法律规范与国际商法的渊源区分开。

国际商法的渊源，指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其与国际商事法律规范之间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我们说国际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基于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内容、性质进行的分类，而非就其表现形式进行的分类。

近代以来国际商法的渊源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并不影响国际商法的独立性。相反，法律渊源的丰富反映了国际商法体系在随着国际商事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在不同的法律渊源间的相互作用下，国际商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编辑本段]事业发展 具有国际性的商人法被纳入主权国家国内法体系后，使得各国国内商法成为调整本国对外商事关系的重要规则。从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直到19世纪末以前，在国际商事交易中，国内商事立法一直是国际商法主要的法律渊源。

国内法本质上属于主权法的范畴，为法学理论中的“强制性规范”，即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范。从这一角度说，商人法的国内化实质上是从主权原则和民族主义出发的商人法的民族化。

从历史的观点看，这对促进本国商品交易和商品流通秩序的正常化起了积极作用，但以发展和未来的观点来看，却是与商事活动的国际性、跨国性相违背的。由于各国内商法主要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制定的，而不是从国际商事活动的需要出发。

因此，各国的商法不但很难充分涉及国际商事方面的问题，而且其中某些法律规定甚至与传统的国际商事惯例背道而驰。国家法越多，各国交往中的法律冲突也越多，在发展国际贸易方面的法律障碍也越多。

尽管这些法律冲突可以按照国际私法规则予以解决，但毕竟给顺利进行国际商事交往增添了麻烦和障碍。因此，从19世纪末起，随着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国际商事交易活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各国政府都积极介入了统一国际商事交易规则的工作，以双边条约或多边公约的方式推动着国际商事交易规则的国际统一化进程，使国家成为推动传统国际商法变革的最重要力量。

各国已在统一国际投资、国际货物、服务和资本交易、国际技术转让以及与这些活动密切相关的国际货币、金融和财政制度、国际民事诉讼和国际商事仲裁规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参与制定的条约、公约已取代国内立法和国际商事惯例成为国际商法最重要的渊源，正是在国家的推动下，各国之间涉外商法的差异日渐缩小，国际商法的内容也不断丰富和完善，国际商法统一化进程日益加快，为适应并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商事关系的主导因素。国际商法渊源结构的变革推动了传统法学的变革，正是在国家成为推动国际商法变革的最重要力量的历史背景下，二战后兴起了一门专门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中“重要而突出的法律关系，即以国家为主体的法律关系的新兴的学科———国际经济法学”。

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将会推动国际商法在更高水平上的变革与统一化进程。目前，国际商法在法律渊源方面已形成了国际条约、国际贸易惯例（两者我们可合称为国际法渊源）、国内法并存的局面。

具体讲，凡调整跨国界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不论它以国际公法规范、国际经济法规范表现出来，还是以当事人自愿接受的国际商事惯例、国内商法中的国际性规范形式表现出来，在本质上都属于国际商法的范畴。 国际商法渊源的丰富和发展，也开始了各种渊源间的互动机制。

上述国际商法渊源体系中，国际商事惯例规范、国际法规范、国内法规范并不是互不发生关系的三种并行的法律规范。而是彼此之间存在互相依赖、互相补充、互相转化、互相作用的互动机制。

首先，国际条约、公约调整和制约纯粹以国家或国际组织作为主体双方的商事法律关系，诸如国家政府之间或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

4.简述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历程

重农抑商下的古代商业：商朝人以善于经商著称。

春秋战国时期，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秦汉以来，统治者多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秦汉至隋唐，商人经商受到时间、地点的限制，商业总体水平还不高。隋唐时期，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大运河的开通，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除都市商业外，农村集市贸易也发展起来，为商业服务的柜坊和飞钱相继问世。两宋的商业经济空前繁荣，商业环境相对宽松。

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商税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元朝时，大都成为国际性的商业大都会。

明清时期，城镇商业呈现繁荣景象。大量农副产品成为商品，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较快，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即“商帮”，其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是徽商和晋商。

2.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宋朝以前，县治以上的城市，一般都在特定的位置设市，市与民居严格分开。官府设市令或市长，对市场交易进行严格的管理。

宋朝时，城市中坊和市的界限被打破，市分散在城中，城郊和乡村的“草市”也更加普遍。出现了汉口镇、佛山镇、景德镇、朱仙镇等四大商业名镇。

旧时日中为市的经营时间限制被打破，早市、夜市昼夜相接。古代的长安、洛阳、开封、临安、大都等大城市，既是政治中心、军事重镇，也是著名的商业中心。

扬州、成都等一批南方城市成为当时最繁荣的大都会，以至出现“扬一益二”的说法。 3.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西汉时，由于开通了陆地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中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

唐朝时，广州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政府在这里设有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海外贸易税收成为南宋国库重要财源。

元朝时，泉州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被誉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港。官府控制下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朝贡贸易占有重要地位，其目的不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而是要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各国的联系，满足统治者对异域珍宝特产的要求。

明清时期，统治者实施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对外贸易渐趋萎缩。只开广州一处对外通商，规定由政府特许的广州“十三行”统一经营对外贸易。

5.商法的起源问题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1、经济背景的原因。中国自古以来即是农业为主的经济和文化模式，农业经济文化的特征就是自给自足，有一定的自我封闭性，简单地讲就是中国完全可以实现自己生产、自己使用的消费模式。而欧洲各国自古以来就较少自我发展的模式，更多地是在一个欧洲的大环境下，多个国家互相影响、甚至相互统治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商业成为必然，也日益显得重要。

2、文化的原因。中国向来重农抑商，文化上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更重视自我修养的提升，不关注外物因素的影响。具体地表现就是欧洲各国均以扩张领土、争取各种国力资源作为主要国策，而中国除了历史上极个别的几个朝代外，多数都闭关锁国（其实也不完全是坏事，至少不会忙着去侵略别的国家）。最好的例子就是长城的修建，一个忙着侵略的国家何必要花费巨大的力量去修个防御性的设施呢？

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中国人可能不太重视商业，而更多地追求国库（主要是粮），“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客观地讲，中国也不太需要商业。

3、具体地历史条件的影响。除了我们熟悉的英、法、美等国家的商业发达（实际上也伴随着这些国家的军事强大、殖民地激增和贸易往来的兴盛），有几个国家对商法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是荷兰，据说在那儿出现了最早的借贷制度，另一个是威尼斯，就是《大航海》游戏里威尼斯炮舰的老家。据说在这儿出现了银行的雏形。（这里的几个信息我记不太清了，你可以参考黄仁宇的书《资本主义与21世纪》）

当时的中国则仍处于自我发展的模式之中，商业不仅不重要，甚至都有些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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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如果欧洲再拖几年，中国早晚会有自己的商法，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我的认识是历史上中国的自我发展的模式，不可能蕴育出商法这样的法律。

6.那位大大能说说《国际商法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前景》

就我个人看来，国际法专业第一个放弃，实用性微乎其微，如果不是致力于国际法学研究并专其一门的，学无用武之地。

其次，欧洲联盟法专业，前景是有的，但是我觉得需要考虑以下几点：1、我国与欧盟国家交易往来频繁，并且时常发生摩擦和争议，需要有专业知识的人来处理，但是设想一下楼主就读此专业到毕业、从毕业到进入相关工作单位，需要几年时间？进入工作单位后，因为这种国际贸易问题的处理一定是需要经验丰富、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人才能担此重任，所以，楼主在工作单位从积累经验到提升地位，乃至胜任又需多少年？

2、外语水平，想必不用多说了吧，如果楼主外语水平很优秀，此项不足为虑。

最后，我认为国际商法专业最具发展前景：1、如果学欧盟法专业，未来的工作对象无非是欧盟几个国家的公司而已；而学国际商法，工作对象比欧盟要广泛得多。

2、从课程安排分析，欧盟法专业所授课程多为宏大的公法、联邦法类，如不从事此行业，另辟蹊径时选择有限。但国际商法所授课程多为合同法、区域法类，实用性强，应用范围广，今后可选择的路也多。

3、国际商法与欧盟法相比，今后供职单位的范围也更为广泛

7.请简述法学的历史发展和重要贡献的人物

历史法学派的特征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德国形成了以胡果和萨维尼等为首的历史法学派，该学派诞生之初代表了德国封建贵族的利益，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步演变成为资产阶级的重要法学流派之一，并统治欧洲法学界长达近一个世纪。

在19世纪，历史法学派基本上代表了法学思想发展的主流。 胡果：胡果最先将历史性的实用主义批判引入法学领域，他在对“历史性的”自然法理论表示赞同的同时，反对纯理论的自然法学和法典化了的自然法思想。

他在《作为实定法哲学的自然法》中认为，由于法学家从事的是文科研究，并不进行任何实验，所以他们的一般性的思索对立法没有价值。他指出，一定民族的各种法规、法律，不会顾及一般性的自然法，如同医生在开处方时，总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会顾及医学的一般原则一样。

因此，历史主义的个别化的观察方法与一般化的认识方法是对立的。基于上述理由，胡果批判了启蒙主义立法者对法发展的僭越。

他指出，“将自己的意见提供给统治者的法学家，一般而言，并不比同时代的其他人贤明多少。”他们试图将法纳入各种法律之中的努力，完全是荒谬的，法的本质之源是习惯法。

从现存的历史和比较观察中，必然导致出将来应发生的事情。而与此相对，自然法并不是追求正确的、合目的的事物的标准。

当然，在这一点上，胡果还不是站在民族精神的意识上，而只是站在由孟德斯鸠在继承法国道德论过程中确立起来的经验主义立场上对自然法理论进行了批判。 萨维尼：系统论述历史法学派之基本观点的是萨维尼。

他通过对法的产生、法的本质和法的基础三个问题的阐述，表达了该学派的代表性理论。萨维尼认为，“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长和几乎是盲目地发展，不能通过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来创建。”

他指出：“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象艺术和音乐一样，都是他们的文化的自然体现，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他们”。“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由内部的力量推动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专断意志推动。”

法律如同语言一样，没有绝对停息的时候， 它同其他的民族意识一样，总是在运动和发展中。“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当这一民族丧失其个性时，法便趋于消逝。”

萨维尼认为，法的发展呈现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法直接存在于民族的共同意识之中，并表现为习惯法。第二阶段，法表现在法学家的意识中，出现了学术法。

此时，法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法学家手中一门特殊的科学。当然，能够促使该阶段法发展的法学家，必须是那种具有敏锐的历史眼光，又有渊博知识的人，而这样的法学家现在在德国还很少，所以，在德国还未具备开展统一立法的条件。

第三阶段就是编纂法典。但即使是到了此阶段，也要谨慎立法。

对法的本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有意创制的，而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识”，才是实在法的真正创造者。在《现代罗马法的体系》中，萨维尼指出，法律的存在与民族的存在以及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

在人类的早期阶段，法就已经有了其固有的特征，就如同他们的语言、风俗和建筑有自己的特征一样。“在所有每个人中同样地、生气勃勃地活动着的民族精神，是产生实定法的土壤。

因此，对各个人的意识而言，实定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一种同一的法。”这种同一的法，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共同意识和信念。

因此，立法者不能修改法律，正如他们不能修改语言和文法一样。立法者的任务只是帮助人们揭示了“民族精神”，帮助发现了“民族意识”中已经存在的东西。

最后，萨维尼对法的基础作了阐述。他指出，法的最好来源不是立法，而是习惯，只有在人民中活着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习惯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远远超过立法；只有 习惯法最容易达到法律规范的固定性和明确性。

它是体现民族意识的最好的法律。 在萨维尼看来，法律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和语言、风俗一样，是“民族精神”和“民族共同意识”的体现。

法律是民族意识的有机产物，是自然而然逐渐形成的。法律起源于习惯，习惯是法律最初的不成熟的表现形式。

法律是自发地渐进地演化而成的，而不是立法者有意识创造的产物。萨维尼这种法律观的哲学渊源是进化理性主义。

进化理性主义认为，社会、语言和法律都是按照演化的方式自然发展而成的，而不是由任何人依凭理性设计出来的，因而社会、经济、法律制度都不可能以演绎推理的方式加以重构。而建构理性主义基于对人类理性具有无限能力的盲目自信，主张一切社会、经济、法律制度都是由人类伟大的理性创造出来的，既然人类自身创造了各种制度和文明，那么人类也就能够按照理性设计随心所欲地对它们进行重构和改造。

萨维尼表面上主张一种消极立法论，认为法律犹如原野之草木，可以无需任何辛劳而生长，实质上其主旨在于反对古典自然法学派的那种急功近利式的立法观念，强调制度设计之前的成熟的理论探讨。在立法方面，萨维尼始终对人类僭妄的理性持高度的戒心。

萨维尼花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