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下降对经济的影响 中国人口过多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人口过多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人口过多对中国的影响

人口问题是指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数量与物质资料的生产不相适应，并且阻碍了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国人口问题主要表现在：
（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人均国民收入低。
（2）人口增长快，使得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低
（3）我国资源有的绝对量大，但人均相对量小
（4）劳动力过剩，劳动就业问题相当严重
（5）增加劳动就业与提高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矛盾突出。
（6）国家用语建设的资金积累困难，影响经济发展。
（7）学龄人口比重大，教育经费增长缓慢，从而影响教育的发展，人口素质的提高
（8）人口的消费水平增长缓慢
（9）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
于城市来讲，增加了建筑设施的压力，就是说，使住宿问题紧张。
于国家来说，增大了国家的必须抚养人口，有很多的资金用在的抚养人口上。
于家庭来说，增加的家庭负担。
我国的基本国情就是人口基数大，接近环境承受力的极限，导致一系列的生态污染，就业紧张，就业困难，也都是我国人口过多，需要面临和正在面临的问题。
而在这背后，接踵而来的甚至还有人口老龄化，一系列的问题都来源于人口基数过大。

城镇化对中国人口的影响

80年代以来，从不同学科研究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①的成果迅速涌现。作为经济和社会双重转型条件下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城市化以及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的迁移和流动，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等多方面正在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由此也决定了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和发展研究方面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
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在最近20年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但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不成熟的色彩。在经过早期以数量型为主的迅速发展后，现在是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本身进行回顾与总结的时候了。本文将对1978至1998年中国（大陆）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专题研究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的资料进行回顾和总结，资料来源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口学》专题②，根据标题中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另外也补充了一些《人口学》专题中没有收录的论文，由于迁移研究、特别是城市化研究散布于众多学科，以及检索手段的不完备，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指正。
一、关于人口迁移研究的简要回顾
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口科学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由宏观背景和政策需要等因素所决定，早期人口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人口再生产方面，有关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很少见，只有一些介绍国外人口迁移状况和政策的资料零星散布于各类期刊。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迁移特别是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迁移调配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口自由流动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有关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显化及其转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并逐步向相关问题和学科扩展，形成跨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格局。城市流动人口的剧增强化了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对人口流动问题的关注，从80年代中期起，我国东中部若干特大城市都相继开展了流动人口调查。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首次全面调查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为迁移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料支持。进入90年代以来，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继续对80年代后期开始对社会形成强烈冲击的“民工潮”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其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带有浓厚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特色。
仇为之（1981）发表的“对建国以来人口迁移的初步研究”，是可检索到首篇对当代中国人口迁移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从1981到1983年，检索到的迁移和流动研究论文仅有5项。从1984年开始，迁移和流动研究开始迅速发展：1984年检索到11篇论文，1985年为22篇，1988年成为迁移和流动研究的一个高潮，有41篇论文。1995年形成一个新高潮，论文达到65篇。由此大致形成三个阶段：1981至1987年为起步阶段，这一阶段迁移和流动方面的资料极其缺乏，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很薄弱，因此，论文主要是一般性分析或小规模的调查，但这一阶段为后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专著方面，田方等（1986）主编的《中国人口迁移》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后至80年代中期的主要迁移活动，包括边疆地区的开发型移民、水库移民、自流人口问题等。胡焕庸等（1984）编著的《中国人口地理》和孙敬之（1987）主编的《中国人口》丛书，都有专门章节讨论人口迁移，为之后的人口迁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资料基础。李德滨（1987）的《黑龙江移民概要》总结和分析了解放后至80年代初自发或组织迁入黑龙江的移民，也具有重要价值。1988到1995年为人口迁移研究大发展阶段，研究成果迅速涌现，初步确定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的框架地位。这一阶段的大发展，除了学科发展的自身要求外，还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一方面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加强，要求学术界对此问题开展专门研究；另一方面资料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主要如《中国人口》丛书，户籍迁移统计资料的整理和发布，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持的“74城镇迁移调查”，若干特大城市“流动人口调查”，以及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都为迁移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庄亚儿1995）。综合利用相关资料进行的研究如李梦白等（1991）对大城市流动人口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和分析；杨云彦（1994）主要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数据对人口迁移状况作了较详实的分析；彭勋等（1992）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口迁移的学科体系。1996年以来是人口迁移研究开始走向深入的阶段，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的扩张已经明显缓慢，而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国外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从研究内容上看，其覆盖的内容广泛。其中，主要可分为三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对迁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论文，约占总数的37%，包括全国或地区性人口迁移的状况、过程、流向及其结构特征，迁移的一般理论与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为对人口流动、暂住人口、“民工潮”等课题进行研究的成果，这一部分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47%，其中相当部分是对流动人口管理、包括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提出的设想和建议等；第三部分为专题研究，包括环境移民、开发移民、水库移民、婚姻迁移、跨国迁移和流动等，这一部分约占16%.
二、迁移研究的主要进展
经过近20年的研究和探讨，我们基本上弄清了建国以来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过程、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的机制等。对迁移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开始较深入的探讨，在引入并改进国外研究理论和分析方法方面有初步的尝试。对迁移和流动的管理和战略进行了较广泛的探讨，其主要进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基本状况：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人口分布起着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由于缺乏直接的资料，对一些情况只能根据间接的推算来判断，特别在早期的研究中更是如此。仇为之（1981）根据各省、区1949至1979年人口增长速度和比重的变化，考察了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的迁移状况，总结了省际迁移的两种方式，即组织移民和自发迁移，认为主要的迁出区有3个，即黄河、长江下游地区、四川与湖南。文中还首次绘出迁移流向（示意）图。在当时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该文较准确地刻划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殊属不易。魏津生（1984）、张庆五（1988）对中国人口迁移的概念界定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迁移”和“流动”的定义问题。魏津生将迁移定义为“发生在国内不同省区或县（市、市辖区）之间的各类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以及发生在各经济类型地区之间的和各自然类型地区之间的具有人口学意义的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这种划分在其后我国迁移与流动的统计、调查及研究中被较普遍采用。马侠（1987）利用户籍迁移统计资料，首次通过数据反映了1954至1984年的迁移状况，是总量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但该文所用1966至1968年的数据是不完整的（杨云彦1994）。杨云彦（1992）利用1987年1%人口抽样资料和1990年普查资料推算了改革开放以来迁移规模的变化，认为改革开放后迁移流向、机制及类型都发生了重大逆转。
但时至今日，关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这种混乱首先反映在人口迁移流动的概念界定和统计口径上，如把人口迁移仅仅局限于完成了户口迁移的那一部分人，而将没有完成户口迁移手续的所有移动人口全部称之为“流动人口”；把城镇功能性的短期驻留或过境人口与就业型、定居性的常住人口也统称为“流动人口”等等。由于界定上的混乱，导致调查和统计工作的困难，一方面取得了有关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深入细致的资料，另一方面却连最基本的总量指标至今都无法确定。虽然有关部门发布了一些资料，但这些资料的质量不高、口径不一，往往不具备可比性，无法由其整理出连续资料。公安部门公布的有关人口迁移的资料，不仅存在统计质量上的问题，而且其覆盖面有限，它所包括的只是有户口迁移的那部分人口，其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呈下降趋势，这和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流动性大大提高的现实是不相符的（于蜀等1998）。关于暂住人口，公安部门公布的城镇暂住人口数字统计口径过宽，而且漏报现象比较严重。各次普查和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得到的多是存量指标，口径也多有变化，影响到资料的可比性。
2.流动人口与“民工潮”：一般来说，流动人口特指那些临时性的人口移动，而在目前情况下，通常使用的“流动
人口“概念包括了所有没有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人口移动，无论这种移动是短暂的或长期的。资料表明，目前急剧增加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城市功能型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滞留的时间一般较短，这类流动人口的流向由城市功能、城市辐射范围所决定，时间和空间分布相对平衡；另一类就是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劳动力，这类”流动人口“规模大，在城市滞留时间长，且流向相对集中，因而产生的社会震荡也更大。后者通常依其户口登记状况被称之为”暂住人口“或”外来人口“，由于这一特殊群体符合人口学研究中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于是他们也被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迁移，即相对于”计划迁移“而言的”非正式迁移“，其与计划内迁移的不同主要通过户口登记状况的差异反映出来。由于户口至今仍然在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非正式迁移“人口无法享受和城镇”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机会和权力，于是形成不同户口状况的移民在就业机会、行业和职业流向、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多方面迥然各异的移民群体（杨云彦1996）。
“非正式迁移”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存在。李德滨（1983）探讨了计划经济时期向黑龙江的自流人口问题。陈郁（1984）首次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对“人户分离”①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郑桂珍（1985）首次对上海市1984年时点流动人口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估计流动人口规模为70万。之后有关城镇流动人口的调查分析和文章急速涌现，李梦白等（1991）对此有全面的总结，陈贤寿等（1996）指出近年来流动人口“移民化”、“家庭化”的趋势。
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即“民工潮”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暂住人口”问题；一是从跨区域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外来劳动力”或“民工潮”问题（中央政研室1994）。这方面的研究，已从早期关注的流向、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分布、职业状况、婚姻、家庭等一些静态的人口学特征，逐步深入到流动的过程、在流入地的收入与消费状况、行为方式的变化、社会冲突与整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性（韩晓耘1995），以及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资金、信息、技术回馈，乃至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影响（秦德文1994）。
3.迁移选择性、迁移模式与机制：移民和非移民之间一般存在规律性或普遍性的结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认为是迁
移对移民进行“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迁移的选择性。境外曾有学者对中国计划经济环境下的迁移是否存在选择性提出置疑。事实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选择性可能更加突出，但选择机制会有所不同。由于中国长期坚持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和控制非农业人口增长的政策，国家对迁入农村、包括城镇郊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在政策上基本不予限制，因而比较容易落户并完成户口迁移手续。对迁入城镇的人口实行严格的选择，将迁移权优先给与城市经济发展急需的专门人才和技术人员。在迁移途径上，主要是计划内的干部调配，高等院校招生和分配。因此，计划迁移政策在迁移人口的来源、结构和去向上都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计划内迁移的主要是高文化程度的专门人才和国家干部，流入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和高层次的服务业，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或技术性职业等。在所有的迁移选择性中，在年龄上存在最为普遍的选择性。在一般情况下，青年人有着明显的迁移倾向，迁移人口明显集中于15～35岁年龄区间内。早在80年代初，有关调查即证实了这一现象。吉平（1983）调查发现迁入北京市的人口中有74%是在劳动年龄段内迁入北京的，其中绝大部分在30岁以下。李豫等（1984）发现1980～1982年间北京市迁出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达93.2%.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是随迁移的性质而变化，某些类型的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很明显，如婚姻迁移受历史、传统等多方面影响，婚姻迁移以女性占绝大多数。根据1987年全国1%抽样调查的情况，在婚姻迁移中女性占93.3%，性别比低至7.2，基本是女性一统天下。正是这类迁移在性别构成上的高度选择性，使不平衡的婚姻迁移有可能对迁入、迁出地产生深远影响（杨云彦，1994）。移民文化程度与迁移的关系，也是迁移选择性中的重要方面。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移民平均文化程度一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中国高等院校的招生、分配，干部调配等计划迁移密切相关，但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发现相反的情况（赵耀辉1997）。
王桂新（1993）、刘启明（1992）、丁金宏（1994）等对省际迁移的空间模式进行了探讨，其中特别讨论了距离在迁移流向中的重要作用；严善平（1998）用地区间迁移模型检验了省际迁移中迁移存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劳动力流动的机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蔡方1997）。
4.关于迁移效应：人口移动以其所具有的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和结构上的选择性对迁入、迁出地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人口移动直接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总量，并通过转移生育间接影响两地的人口数量对比；其次，人口移动所可能引起的生育行为变化将改变两地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由此，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发展模式都将发生变化；另外，人口移动将改变两地的人口结构。人口移动导致的人口空间结构变化有两种情况：集聚性的迁移将会强化人口分布的不均衡状况，而扩散性迁移则使人口分布趋于平均。人口和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还可对地区差距产生影响（蔡方1998）。
人口移动对生态环境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在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的入迁可能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在农业移民中对环境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但也有少量因人口入迁后对生态环境加以科学治理而使其得到改善的情况。
人口移动的社会效应是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课题。人口移动在实现均衡的过程中不断地打破旧有的平衡，从而引发了多层面的摩擦。这一社会整合过程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从短期看则有可能带来社会问题，如文化冲突、犯罪等。移民行为调整是人口移动社会效应微观方面的重要内容。从一种文化背景和特定社区流入另一种行为方式和文化氛围中的移民，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差异迫使移民在冲突中进行着调整，同时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可能影响迁入地的土著居民。移民通过多种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形成富有生机的移民文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导致社会冲突。一般来看，处于少数地位或带有落后的文化背景的移民更有可能采取调整自身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途径主动或被动地适应迁入区的生活方式而被同化。在移民占多数地位的情况下，可能会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迁入区。在迁入地，土著居民对具有相对先进文化背景的移民可能采取较为友好或是倾慕的态度，而对由落后文化区迁入的移民多采取歧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在这方面较受关注的是对女性婚育行为变化的研究（林富德等1998），这些研究若能结合与迁出地的对比将更有价值。
当前，“外来人口”对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既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担心“外来人口”影响本地就业，一些地区特别是特大城市纷纷出台了干预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法规。丁金宏（1995）、赵敏（1995）等分析了外来人口就业及其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结论认为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就业的影响是有限的。陈浩（1996）探讨了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发展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5.关于政策与评价：《人口研究》编辑部组织了专题讨论外来人口问题（该刊1997）。从整体上看，学术界和社会
对流动人口的态度，已经由比较排斥走向比较宽容。对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刘世定（1995）对政府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对与迁移相关的政策评价，主要集中在移民、户籍管理制度与城镇化政策方面。
在开发性移民与环境移民方面，建国后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移民、环境移民及水库移民。向边远地区移民的主张一直占主流地位。如仇为之（1981）文中即提出应继续向西部移民，王勋（1984）更提出具体规模。但向西北移民的主张受到来自人口地理学界的批评（原华荣1985），其中关于水资源约束的证据是最有说服力的。有关评价西北组织移民也间接支持了这些批评（陈伯敏等1988）。80年代后期，有关向西北移民的关注被环境移民所取代（解书森等1988；张善余1995；张志良1995）。水库移民作为一类重要的组织移民，也一直为有关研究所重视（张思平1983）。尤其是三峡工程移民更是倍受关注（朱农1995）。1998年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特大洪水，对移民安置提出了新的课题。
关于所谓“外来人口”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方面需要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如外来人口的法律地位问题。劳动者的平等劳动权力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力，而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无疑侵犯了这种平等权力。“外来劳动力”字面本身就含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甚至是歧视性的。我们限制非本地户口劳动力的劳动和就业，其法理依据和理论解释是什么？目前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待遇既无足够的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其次，我们对劳动力市场的了解十分有限，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供给状况、工资、整体经济运行及新就业机会的创造，影响相当复杂。目前在歧视性的政策环境中，“外来劳动力”大多只能在城镇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低收入和重体力的职业，其有限工资的一部分被作为补偿由政府收取后返回用于城市职工的补贴①，城市（本地）劳动力则利用其有利的制度性地位“寻租”②。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即使“外来人口”干得再好也无望融入城市社区中。长期对城市的倾斜和保护政策，限制了农村人口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改善福利的机会。户口制度作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性已经十分强烈和明显。
三、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研究
相对于人口迁移问题，城市化问题更早受到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在人口科学被打入冷宫时，城市科学仍在艰难地生存，从而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科学的迅速发展积累了基础。但是，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样，仍然历经曲折。
新中国城市化走过的40余年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魏津1985）：1949到1957年是城市化迅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城镇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为9949万人，年均增长率达7.1%，大大超过了这一时期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使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10.6%上升到15.4%，从而显著缩短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先进国家之间在城镇化水平上的差距。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城市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口的迁入，尽管当时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平均高达3%，超过农村人口，但在城镇人口增长中只占44%，仍有56%的增长是由迁移取得的。
1958至1960年是城镇化超速发展阶段。由于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和主观臆断，使中国工业和城镇化在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到19.7%.1961到1965年，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逆城市化阶段。随着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城镇人口被大批精减，前后共动员了约3000万人返回农村。到1965年底城镇人口已接近于1957年的水平，但随着总人口的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反而降低了。这种逆城市化是对前一时期超速发展所作的纠正。
1966至1977年，是城乡人口大对流的阶段。一方面，这一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出现了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为特征的逆城市化运动，前后累计约有3000万城市知识青年、职工及其家属、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被强制性地迁往农村。另一方面，城镇企事业单位又大量从农村招收职工，而且由于管理上的混乱，使得很多农村人口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变成了城市人口，其总数累计亦达2000余万人。进出相抵后，城镇人口净迁出约500余万人。在工业建设方面，出于备战目的的“三线”建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宏观布局，但基建投资没有形成城镇对非农产业的吸收能力。这期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极为缓慢，城市化水平甚至下降。
总的来看，中国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在同一工业化水平时的城市化水平，也低于目前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与一般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国表现为“城市化不足”。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剧烈波动，与我们在城市化上认识的波动密切相关。关于城市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历来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城市化是发展带来的“病症”。长期以来，反城市化思想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中国的反城市化思想同西方又有不同的地方，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辜胜阻，1991）：
第一，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这一思想寄消灭城乡、工农和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希望于抑制城市发展、实现所谓城乡一体化上，形成反城市化的主要依据。
第二，自然经济思想。由于对物质资料生产的狭隘理解，城市第三产业的职能被大大弱化，城市化无法促进。
第三，城市化阶级性的思想。有观点认为“工业化导致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规律”，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不必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老路，中国应进行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

中韩FTA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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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重要转折，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屈辱史，历史也证明了中国人民能够在“灭种亡国”的最危险时刻开辟救亡图存的新出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是无限的。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列强之一。中国作为一个百年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去独自抗击如狼似虎的日本军队，胜算几率有多少，显然令人怀疑。日本军阀甚至扬言只要一个星期就可以灭亡全中国。当时的欧美舆论预测，中国海军只能抵挡一周，中国空军只能消耗一个月，中国陆军至多坚持六个月。我国内部的亡国论者，也认为抗战断无胜利的可能。 但是，中国的爱国者和有识之士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他们认为，虽然敌强我弱，但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md同志就曾打比方说，中国就像一口大缸，日本人想用半桶水就把大缸填满，那是不可能的。这种乐观与自信来自哪里？来自对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敏锐洞察。 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华民族开始觉醒，中国政治日益进步。特别是gcdzg登上政治舞台，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那种地广不足以为大、人多不足以为众、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衰弱局面，已经被民族觉醒和有效的政治动员所取代。 这种表面不起眼而实际影响深远的变化，使中华民族在面对帝国主义侵略时，能够组织起全民族的抵抗。这就有效地弱化了不利于我的“敌强我弱”的一面，而强化了有利于我的“敌小我大”的一面。因此，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候，才吃惊地发现，自己所面对的已经不是甲午战争时的中国，不是八国联军入侵时的中国，也不是他们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中国了。这种由民族觉醒和政治进步而累积的精神能量，在民族危亡之际迸射出无比耀眼的光芒，并凝聚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坚定力量。这正是中华民族能够结束屡战屡败的屈辱历史，夺取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全面胜利的深刻背景。 经过十四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军民最终把日本侵略者逐出了国土，并使中国初步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但抗战胜利带给中国的不仅于此，还有更加内在的收获，那就是一扫百年来中华民族屡战屡败的精神积弊和悲观阴霾，鼓舞着我们这个民族走出了屈辱幽暗的历史低谷，重新找回了自尊与自信。这种久违了的自尊与自信，使中华民族获得了足够的信心去重新缔造一个崭新的国家。 抗日战争的胜利说明，觉醒了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古老民族，并不畏惧战斗和牺牲，她有决心有能力在“亡国灭种”的“最危险的时候”救祖国于危亡，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并在救亡图存的基础上迈向伟大的复兴。从此以后，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不敢再像近代列强那样把中国视为一个欺压的对象，中华民族开始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日战争的确堪称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点。

政治：一战、二战基本上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一战是的老欧洲迅速衰败，同时促成苏联的诞生，是的世界政治体制发生了变革，同时为二战埋下了种子；二战客观上促进了世界前进的脚步，同时生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抗——冷战的形成，确立了美、苏世界两级争霸的局面，同时也打破了旧有的殖民体系。
经济：世界一体化近程加快，全球的金融联系越来越紧密，但是同样以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造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脆弱和不稳定。
军事：声纳、雷达、导弹等等着一系列划时代的武器装备从此改变了人类的战争进程，尤其是原子弹的出现，人类向毁灭自己更近了一步，但是原子弹的出现也从客观是制止了世界性战争的进一步爆发，打成了“危险的平衡”
科技：战后一系列战争的武器、技术在战后，被科学家们发现了更加和平和宽广的用途，汽车、飞机、电子、电磁，甚至是核，不够科学技术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麻烦”，切尔诺贝利、福岛、电脑垃圾、环境污染等等

1.客观讲给共产党带来发展的契机，毕竟从陕北的活动空间扩大到全国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2.结束全国性的军阀割据，让国民党统一中国
3。从一个人见人欺的弱国摇身一变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4.收回台湾，一雪前耻
5.终结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6.使国民党从亲日亲德的水平线上完全倒向亲美，为日后反共产主义埋下自己的墓碑

世贸对中国的影响？

影响有好有坏，但是好处肯定是大于坏处的。

台湾对中国的影响

从经济地缘的角度开篇论述：众所周知，台湾对于祖国大陆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是目前中国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做为中国的第一大岛屿，台湾若是统一了，大伙儿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包括了目前排名世界经济总量第四的中国大陆和排名第二十的台湾以及排名三十四的香港以及澳门所组成的“大中华经济圈”的前景无论如何夸张地说都是不过分的。更为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它对于中国沿海经济重心的拱卫作用。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心现在还是集中于东南沿海至内陆两百公里，高度集中于环西太平洋海岸线，整体呈现为扇贝型的这样一个地缘经济结构，其中犹以上海为核心我们姑且称之为是这扇贝中之珍珠，向内则依托长三角经济带沿长江流域向内地辐射，向外则经海运通道辐射整个亚太地区，然而从地缘经济角度来讲，这样一个“一头重”的经济结构是个非常不明智的选择。当然这也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而进行的必然选择。然而，将来一旦发生战事，沿海的这些经济重心必然遭到攻击，中国经济就必将遭受重大打击，而这打击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使我们的经济要倒退十几甚至几十年。所以，我们才有了进行“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的重大经济改革措施，一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完善经济结构。再就是出于这种经济地缘上的考虑，中国经济的战略重心也必将要向西部或者西南甚或东北部寻找“可持续发展的基地”。台湾统一了，，如果东南一旦有战事，台湾就将成为拱卫福建、江苏、浙江和上海的第一道防线，成为任何侵略者都势必要顾忌的一把尖刀；而台湾一旦“独立”出去，大陆的经济门户就将洞开，随时处于外来势力的打击之下，台湾就会成为外来势力进攻大陆的基地或者跳板。所以，仅为了经济安全这一条，收复台湾带来的地缘利益就是不可估量的。
下面接着从战略地缘的角度来说，台湾对于中国沿海地区的重要性可以说是生死攸关的。美国为遏制中国的崛起所构筑的太平洋第一岛链战略封锁线中（北起阿留申群岛，中经日本、琉球、台湾，南至菲律宾、澳大利亚、新加坡的环线），台湾是这条封锁线中至关重要的“腰”，这条封锁线的缺陷就在于这个链条太长，一旦台湾被中国统一了，他这个“腰”也就断了，而这个至关重要的“腰”就将成为我们的一个楔子，老美苦心经营了多年针对中国的这条封锁线就会彻底崩溃。中国要想在未来实现大的崛起，在印度洋方向需要解决的是印度问题，而在太平洋方向，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日本问题，日本地处第一和第二岛链的结合部，是美国在东亚最牢固、最重要的战略支撑点！以这个支点，借助于自身的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中国的台湾、琉球群岛、菲律宾群岛等，直接构成了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包围圈。通过占领日本，既牢牢控制了原来的死敌日本，又可北锁俄罗斯，西遏中国，南堵东南亚，再利用自身的领土关岛和夏威夷，整个太平洋几乎都被美国控制了，这是多么深远的战略谋划！所以，中国只有彻底解决了日本，把老美的这个支撑点给拔了，我们才能够控制大部分的西太平洋。退一步说，即使中国在未来不能完全彻底地解决日本问题，那也要收回琉球群岛。只有完全收回和控制了琉球群岛，中国才能最大幅度地压缩日本势力，取得在西太平洋上的主导权，并最大幅度地逼近第二岛链，取得与美国在太平洋上大体平等的战略地位，这样在海洋上我们也就有了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资格和具备军事对抗的相应能力。中国要是不能在海洋方向取得大的突破，实现崛起是不可能的，至少可以说是不长久的、不稳定的、时时处处受制于人的。要是中国不能彻底改变目前的被动局面，别说取得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地位，就连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都将成为问题。而解决日本问题，首先就是要就是要解决台湾问题，把这个极其重要的岛屿牢牢地攥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从战略上说，这就是个“跳板”。借着这个跳板我们才能最大限度的压缩日本本来就不大的战略空间，就可以从容地收拾小日本，既而使美国的战略支撑点彻底倾斜。总之一句话，只要台湾回归了祖国，对日本来说就将是灭顶之灾，这一点毫不夸张，稍微懂点军事常识就会明白，日本一旦失去台湾和琉球群岛这两个屏障，再加上它的北方四岛现在还捏在老毛子手里，小日本的生命线就被咱牢牢掐住了，对于他这样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屿国家来说，重要战略物资的进出口全在咱们的掌控之下了，它还有什么资本跟咱叫板啊？倒不是说咱要报当年的侵略之仇，归根结底是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真正崛起和民族复兴以及我们未来的全球利益，收拾日本都是早晚的事儿，除非它自己宣布弃美投中，自觉地把自己纳入大中华的势力范围内，要是那会儿还没“日本沉没”的话。这是从战略地缘角度上来说台湾对于祖国大陆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说，台湾都不可能独立出去。最后捎带着说说“台独”的问题，一提起“台独”很多人就自觉地把它和美国联系到一起，其实这样认为还真是冤枉人家老美了，在对台湾问题上，最符合美国全球化利益的局面就是维持“不独不统”，用台湾问题来牵制大陆，不能让咱们一门心思地奔小康，有时“台独”闹得过分了老美还出来敲打敲打它呢。“台独”势力的真正靠山在哪儿呢？其是日本才是“台独”势力的实际大本营。日本对咱们宝岛台湾的野心只要翻翻史书就一清二楚，在此就不赘述了。正是因为台湾这个岛屿对日本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日本的心态是惟恐“台独”势力不坐大。因为未来一旦中美之间发生冲突，它就能够借着台湾从中而“坐收渔利”，打破现在对它并不有利的战略均势，对小日本来说最好的结果就是中美两败俱伤，日本坐大。就算中美间不发生区域战争冲突，台湾独立出去也势必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内，直接对中国大陆沿海及内陆形成威胁。因此，日本对于台湾的狼子野心地最终目的就是称霸亚洲乃至称霸世界。别看现在岛内的台独势力又是“入联”又是“公投”闹得挺欢实，以我来看，这根本就是瞎折腾，他知道如果不能在今、明两年内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他就彻底没机会了，他觉着在明年一个“十七大”、一个“奥运会”，我们腾不出手来收拾他，所以这才上窜下跳地穷折腾，想借着这“两把火”把他这锅生米煮成熟饭。我自己的看法是他知道自己是根本独不出去，岛内号称文化狂人的李敖曾质问台“国防部长”李杰“共产党要打我们以我们现在的军力能抵抗多久”这个问题，最后李杰受逼不过，说“也就是一个星期吧”！由此可见，岛内的那些个“台独”分子们知道独立的后果是什么。但还不死心，借这个机会他一是要试探大陆的底线，二是要试探美国的底线（特别是美国明年也将迎来大选，新一届美国政府对台的政策尚未可知），再就是看国际舆论的风向。他知道以自己的家底儿想要硬独立，那是根本没戏。所以，我们根本就不必为“台独”而担着这份闲心。就一跳蚤，任它蹦跶它能蹦多高？《反分裂国家法》就是悬在“台独势力”头上的尚方宝剑！如果真要有闲心担心的话，我觉着倒不是担心所谓“台独势力”多么的嚣张，而是台独势力在岛内蓄意制造的“去中国化”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很值得去关注。说到根上，台湾问题的实质就是对“中国”的认同问题。解放初期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之时，外省去台的要员掌握着台湾的权力和主流，虽说是跟中共的政见不同，但基本上还是认同“中国”这个大的前提的。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个政界军界的元老们逐渐退出台湾政坛，台湾本土势力粉墨登场，其中的“台独”份子用心险恶的在下一代台湾青少年中灌输“台湾”概念，蓄意淡化、抹去“中国”意识，与日本的篡改教科书如出一辄。看看眼下台湾演艺圈里的那些个小星星们从对祖国大陆的公开言论中就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非是杞人忧天了，一个对祖国并不认同的台湾民意将在这种趋势的蓄意引导下越来越嚣张，后果也就是越来越危险！我认为这才是解决台湾问题刻不容缓的原因所在。现在看来，和平解决的希望越来越小几近渺茫，而指望他自己翻然悔悟认祖归宗的希望还不如上一个大呢，所以，剩下的只有以武力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了。这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最不希望看到的然而又是我们最后的选择了。谁都不希望看到战争，特别是自己人之间的战争，然而，有时战争却是必要的，因为只有战争才是打破旧秩序的最强有力的武器，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国家矛盾无法调和后的唯一手段。只要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不怕战争，敢于战争，牢牢把握主动权，紧紧控制住战争的规模和结局，是实现国家、民族崛起的最重要的依靠力量。正是眼下我们在台海问题上还没完全具备能“牢牢把握主动权，紧紧控制住战争的规模和结局”的能力，所以才一直引而不发。但并不是说我们因此就会放弃武力攻台，在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统一的大义下，中国人民历来不惧怕任何形式的战争！剩下的，就是“何时打？怎么打？”的问题了。（完）

儒学对中国的影响

首先文化与政治是分不开的!我们说的儒学主要是指孔孟之学..核心宗旨----仁!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的发展达到极致!被历代统治者所用.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封建统治.它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在中国封建社会奉为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延续千年.深入人心.直到今天.

中国谦敬词对中国的影响?

谦敬词对中国印象深远，几千年来谦敬词的实用是的中华民族人民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与和和平相处，达到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包容，增加互相之间的友情，做事能够低调，不傲慢，不骄傲。
谦敬词
【谦称】(1)表示谦逊的态度，用于自称。愚，谦称自己不聪明。鄙，谦称自己学识浅薄。敝，谦称自己或自己的事物不好。卑，谦称自己身份低微。窃，有私下、私自之意，使用它常有冒失、唐突的含义在内。臣，谦称自己不如对方的身份地位高。仆，谦称自己是对方的仆人，使用它含有为对方效劳之意。
【敬称】表示尊敬客气的态度，也叫“尊称”。
汉语中不少词是有明显的倾向性，有的用于自谦，称为谦词；有的用于对他人表示敬意，称为敬词，这一类词语要正确使用，否则会闹出笑话。谦词和敬词的正确使用是高考考查语言得体的重要内容，而且谦词和敬词都有其特定的使用对象和使用范围，不能随意更改。因此，必须辨识、牢记一些常用的谦词和敬词，才能在运用的过程中得心应手，言随旨遣。
谦敬词可归纳为“家大舍小令外人”一句话，即：对别人称比自己年龄大的家人时冠以“家”，如家父（家严）、家母（家慈）、家叔、家兄等；对别人称比自己小的家人时则冠以“舍”，如舍弟、舍妹、舍侄等；称别人家中的人，则冠以“令”，如令堂、令尊、令郎、令爱等。除了“家”、“舍”这两个谦词和“令”这一敬词外，“小”（小女）、“拙”（拙见、拙荆：自己的妻子）、“鄙”（鄙见）、“寒”（寒舍）、“愚”（愚见）、“浅”（浅见）等都是指自己的，属于谦词。常用敬词有“贵”（如贵校、贵公司）、“大”（如大作，用于称对方的作品），“高”（如高见）、“尊”（如尊姓大名）、“拜”（如拜托）、“赐”（如赐教，请别人指教）、“雅正”（如雅正，请对方指正）、“惠”（如惠顾）等。
面陈不仅仅是把内容讲清楚，关键是要学会使用谦称、敬称、谦词、敬词等。例如：一位款爷对他儿子的老师说：“为了令郎能够考上一所好学校，希望您一定尽绵薄之力，如果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支持，我一定鼎力相助。”这句话里“令郎”相当于“您的儿子”，是敬称，只能用于对方不能用于称呼自己的儿子，此处可改为“犬子”；“绵薄之力”是谦词，只能用于自己，“鼎力相助”是敬词，只能用于对方，两处调换方妥。
有些词语谦、敬的倾向似不太明显，但它是客观存在，也应留意。如“鼎力支持”中的“鼎力”用于对他人的帮助表示感谢，而不能用于说自己对别人的帮助。又如“略尽绵薄”，用于年长者的自谦，也是不能随意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