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我抬起了头600 史诺登 / 上TED的那一刻：他的头安在机器人身上

史诺登 / 上TED的那一刻：他的头安在机器人身上  

在TED三十周年研讨会上，没有肉体的史诺登（Edward Snowden）忽然现身，震撼了群聚在现场的科技业巨头们。一个仔细裁切过的史诺登脸部影像，被放映在一个小萤幕上，这个小萤幕则贴在一个能行走的「网真」（telepresence） 机器人上。但是，并不是这种科技巫术让现场满座的一千二百位来宾大呼惊讶，而是他们事前完全不知道，付了七千五百美元，坐在普通座位区，竟然能听到让当今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蒙羞的间谍现身说法。

在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这一天，史诺登真实的身体还安全地隐藏在莫斯科，因为如果他真的以肉体形式现身在温哥华，很可能马上就被引渡到美国，面对欧巴马政府对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起诉。因为他披露了政府机密档案，大量由美国间谍机构和科技大厂与电信公司合作，联手主导的全球监控计画，因此公诸于世。不过，他的脸部影像讯号很清晰，显然也让采访他的人，也就是TED的策画人与数位先驱安德森（Chris Anderson） 感到欣慰。

安德森之前是新闻从业人员，他的非营利基金会种子基金会（Sapling Foundation）在二○○一年接管TED。在花了数个月的时间，努力完成全世界最知名（或最声名狼藉，端视你的角度）告密者的虚拟外观后，安德森看到史诺登的脸时，一定放下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安德森事前先找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的一个人帮忙，而史诺登也花了点心思学习如何使用这部机器。这部机器让他可以听、可以看，还能投射他的影像与声音，甚至还能启动「聚会模式」，以开启更多环绕麦克风，而进行这些训练的场所就在ACLU的纽约办公室。当史诺登第一次能掌控这部机器时，安德森告诉新闻部落格Mashable的威尔斯（Amanda Wills）：「他让机器人走到窗边看自由女神像。」

现在，这个受过牛津教育的安德森，以一身极具个人风格的轻松穿着，身着蓝色格子长袖衬衫、黑色长裤，没打领带，对着观众正式宣布此刻要探讨的主题：「公民权利与网路的未来」。这些人都知道史诺登批露政府监控个资的恐怖事实，也知道其他人正威胁到网路文化中的消费者信心，最终将影响到在网网相连的世界中，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跨国公司其优异的获利能力。

「所以，我非常欢迎揭发这件消息的幕后人士来到TED讲台上，」安德森继续说著，观众也报以热烈的掌声。「艾德（按：史诺登的暱称）此刻正在俄罗斯某个遥远的地方，从他的笔电遥控这部机器，所以他可以看见这部机器能看见的任何东西。艾德，欢迎你来到TED，你现在到底能看到什么呢？」

史诺登的声音从音响系统播放出来，他回答：「哈，我可以看见每一个人，这真是太神奇了！」现场观众也跟着大笑。安德森稍早问过观众，是否认为史诺登「其实是英雄」，只有半数观众举手同意。但稍后，当史诺登遥控的机器人在整个大厅走动时，很多人都要求要和「史诺机器人」一起玩自拍。

安德森发了一则推特讯息：「你永远不会知道在TED会遇见谁。」并附上谷歌共同创办人布林（Sergey Brin）的照片，布林的手臂还环抱着这部机器。

在喧闹的气氛中，让人很容易忘记，史诺登其实和他的科技同业置身于非常不同的处境。他们可以随意自由来去，还可以把他们和也许是全世界最想寻获的人虚拟相遇的有趣经验，说给其他人听。但史诺登本人则无从选择，只能继续躲藏，他的人身安全完全仰赖俄罗斯领导人普丁（Vladimir Putin）的保护。普丁此刻也面临与美国作对的极大压力，且因为他当时正在入侵克里米亚，而必须同时面对西方强权的愤怒。

史诺登的压力也不小，他能成功自国家安全体制叛逃，其实受益于他已经揭露的政府单位合约，而这些合约可能会转而流到这些看似支持的群众手中。谷歌的布林就是这样的情形，他看起来似乎很高兴能和史诺登有个人的接触机会，但他也知道，他自己与国安局和其他情报机关的关系已经开始被质疑。谷歌、微软（Microsoft）、苹果（Apple）、雅虎（Yahoo）与脸书（Facebook）等最高主管，在采访与社群媒体贴文以及联合声明中，都对国安局侵犯他们的消费者资料而表达愤怒，但他们心知肚明，跟国安单位的关系其实比表面上的嫌弃更紧密。

两天之后，安德森透过视频技术采访了另一位TED来宾，国安局副局长莱杰特（Richard Ledgett）。在史诺登确定现身之前，安德森其实邀请了国安局参加这场研讨会，但国安局拒绝参加，直到史诺登与他的机器人现身之后才答应，很显然此举震惊了国安局。

「我们不知道他会在这里出现。你们这群人实在太厉害了，可以安排这样的场合，实在令大家惊讶。」莱杰特冷冷地回应了安德森。

虽然这段话说得还算友善，但他对史诺登却没说一句好话。他认为，「把史诺登视为告密者，事实上是伤害了合法的告发活动。」但是，他在没有详细说明下也坦承，「我们必须更透明」，但不是对「坏人」更透明。 他也承认，国安局连带让美国科技公司名誉受损。

那么，史诺登揭露政府与企业合作进行大规模的隐私破坏行动，国安局首脑的主要辩词是什么？基本上就是：「大家都在做。」

「企业和我们的处境一样艰难。我们强迫企业提供资料，就像这世界的其他国家做的事一样。」莱杰特说，「每一个工业国家都有某种强迫企业提供资讯的合法拦截计画，而且企业也多半会配合计画，就像俄罗斯、英国、中国、印度或法国，你可以随便说一个国家，都是这样。这些泄密行为被广泛描述为『你不能信任A公司，因为他们可能会威胁到你的隐私』，但这种说法只对世界上那些与这类国家打交道的公司才成立。」

基本上，他说，美国科技公司因为协助政府的监控行动，而被全球谴责，因为这些公司刚好主导相关市场。「有些国家，包括我们的友邦，推出的行销语言是『你不能相信美国，但你可以相信我们（非美国）的电信公司，因为我们是安全的。』他们这种说词是为了反击美国公司在云端领域大规模的前卫技术。」

一天后，谷歌的另一位共同创办人佩吉（Larry Page）接受罗斯（Charlie Rose）采访，试图努力摆脱他与同事面对的责难。

「对我而言，政府祕密进行这些勾当却没告诉我们，真的很令人气馁，」佩吉说，「如果我们必须保护你，以及我们的使用者，让我们从未讨论过的资料免于受到政府的侵犯，那我认为，我们也就不会有民主了。」

佩吉认为，政府从谷歌与其他公司取得资料的方法，实在很不智，「政府祕密从事这些行为，事实上对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他说，「我们必须对这个做法公开辩论，否则我们就不会有一个机能完善的民主。那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政府的行动到底有多隐密？谷歌与其他科技集团，真的可以诚实地宣称自己很意外吗？

究竟谁知道什么，以及何时浮出台面的问题，六个星期之后揭晓了。曾经和史诺机器人看起来亲密互动的布林，将出现在媒体报告中，因为国安局局长亚历山大（General Keith Alexander）寄了一封耐人寻味的信函，对像是谷歌总裁舒密特。

半岛电视台美国频道的利奥波德（Jason Leopold），根据《资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提出要求，这封信才得以解密。写这封信的时间是二○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这是一封邀请函，邀请舒密特参加一场高度机密的合作会议，各方与会代表包括国防部（Defense Department）、国土安全部（Homeland Security）与国安局，以及十八位美国公司总裁。

在这封信中，这项合作行动被描述为「长期安全框架（Enduring Security Framework, ESF）工作，也就是在重要的（通常也是机密的）安全议题上，将协调政府与企业的行动。」 这封信邀请舒密特出席会议，因为谷歌创办人「布林已经出席过先前的会议，但是无法参加这次预定的会议。」舒密特也很遗憾，因为他在这场简报进行时，人并不在城里。

在更早的时间，也就是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时，情报头子国安局局长亚历山大写电子邮件给布林：「感谢你的团队参与长期安全框架工作。我认为，长期安全框架对于国家反击网路的威胁，实在不可或缺，因此真的非常感激瑟夫（Vint Cerf，谷歌首席网路布道官，普遍被公认为「网路之父」之一。）、格罗斯（Eric Grosse，谷歌安全与隐私工程副总裁）与卢德维格（Adrian Ludwig，安卓安全系统首席工程师），在过去这一年，对这项工作的贡献。」

很显然，这些高层参与者以及来自其他十七家参与「长期安全框架」计画的同业，至少对国安局与其他情报机关入侵其他公司数据网路，有些基本的想法。而且，根据亚历山大的说法，这个计画从二○○九年就已经开始进行了。

数位民权组织电子前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律师卡多索（Nate Cardozo）评论这封亚历山大写给谷歌高层的邮件重要性时指出，其中隐含的矛盾是，国安局这只老狐狸假惺惺地扮演谷歌鸡舍网路的守卫。

「国安局从后门骇入网路，并接上连结谷歌基地中心的光纤网路时，才不会帮谷歌确保设施在中国的安全性。」卡多索说，「事实就是，同时做这两件事的机关，显然充满矛盾而荒谬。」

布林似乎一直是国安局的关键连络人，他也一定暗示过，与政府的关系可能会影响谷歌保护全球消费者隐私的职责。这封解密的邮件显示，他与国安局的关系非比寻常。

邮件中说，「你最近收到长期安全框架行政指导小组会议的邀请，会议将在二○一二年一月十九日举行。」、「这个会议是确认我们在二○一一年的成就，并为来年设定方向的机会。我们将会讨论长期安全框架在二○一二年的目标与特定对象，也会讨论我们看到的某些威胁，以及我们正在尝试削弱这些威胁的作法。很期待能看见你，并能参与讨论。你是国防工业基础（Defense Industrial Base）的关键成员，对于确保长期安全框架能做出可观成果，你的独特见解将极具价值。」

这倒是很坦率：国安局把谷歌与其他公司当成工具，让美国军方方便做事。根据国土安全部，「国防工业基础部门是遍布全球的工业综合体，不只研发，还设计、生产、运送，并维护军事武器系统、次系统与零件功能，以达到美国军方的要求……国防工业基础公司包括国内外的企业，在很多国家也有生产基地与资产。这个部门提供产品与服务，对于动员、部署与支撑军事行动，实在不可或缺。」

国安局局长亚历山大在邮件中提到布林时，称他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关键成员」，这实在是太有启发意义了。关于这个国防工业基础，美国前总统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的告别演说上，曾经警告美国：

最近数十年的科技革命是造成工业军事情势巨变的主因。在这场革命中，研究已经成为核心工作，同时也变得更制式、更复杂，也更昂贵。在联邦政府的指示下，已经稳定增加比例。今天，单打独斗的发明家在自己的店里胡搞瞎搞，已经因为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与实地测试的任务而相形失色。同样的，自由的大学，传统上是自由点子与科学发现的源头，也已经体验到研究的革命性变化。部分原因是因为牵涉到的金额太庞大，因此，政府的合约实际上已经变成一种追求知识好奇心的替代品。每一个旧黑板上，现在都换上了数百个新电脑。联邦政府雇用的学者、计画的配置与金钱的力量，前所未有地主导著未来，也很严肃地被看待。然而，就科学研究与发现而言，我们应该也必须警觉一种相对的危险，也就是公共政策本身可能会成为科学技术菁英的囊中物。

即使我们能从布林与其他谷歌领导人的各种采访与声明中，嗅出一点什么，但还是无法相当肯定，在军事工业综合体中，他们的参与到底承担了哪些工作。他们扮演的角色是首脑，还是尾巴，或者是完全独立的怪物？

事实上，借由聪明承接在电脑革命之后大量出现的军方资助计画，这些公司在股票市场与大众知名度上都冲到巅峰。在艾森豪总统任内，网路本身一开始就是一项军方资助的计画，军方的技术合约也流向湾区的大学，因而打造出矽谷的基础建设。这些新崛起的科技巨人，虽然很多人都相当年轻，但真的会天真到以为，他们可以真的可以与艾森豪激动描述的庞然大物划清界线，独立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