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怎么成功的 莫言成功的原因?
莫言成功的原因?

莫言成功的原因?
一是题材独特。莫言的小说有很深的生活根基,他执著地描写中国北方农村底层,如同福克纳对于美国南方小镇的痴迷的刻画。莫言多部以高密乡为背景的小说连成一气,已经成形一个独立奇异的“文学世界”,那个对现代人(特别是外国人)来说遥远而又神祕的中国乡土世界。题材的独特性让莫言获得如此众多的读者,包括西方读者。不能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可以说越“土”的,越有欣赏距离,也越引发好奇心,产生美感。
二是文化体察。莫言迷醉民间文化,那种生生不息缭绕在一代又一代普通子民生活中的文化,并不是字面上或庙堂里张扬的那些文化,他对百年来民间文化的变异与坠落有锥心之痛,他几乎本能地呈现了这种文化之痛楚。这得益于莫言的土生土长,没有接受系统生硬的科班训练,却有丰富的见识(当过兵,入过党),他对文化的感觉几乎是原生态的。在他的文化的体认中又常伴随对人性的挖掘,包括对潜意识、集体无意识的挖掘。读莫言的小说,常常可以照见自己的脸色。中外读者都不喜欢说教,在莫言作品中有文化的体察,却毫不说教。
三,想象力。莫言自己说在现实中他软弱无力,但拿起笔便力大无穷。这种“白日梦”的心理素质非常适合当小说家。莫言天性就极富想象力,当他阅读和接纳了南美《百年孤独》式的魔幻现实主义写法,便找到火山喷发口,让自己的想象不顾一切,驰骋无边。他的小说早就在“玩穿越”,现实与历史,当今与传统常常扭结交错,形成色彩斑斓的炫目图景。那种带有现代派意味的图景,和传统的写法迥然不同,更能刺激阅读快感,是中外读者都乐于接受的。
四,莫言很会讲故事。讲法奇诡新异,外国人也能懂。和那种偏重语言魅力的作品相比,以故事情节想象力见长的小说更适合译成外文,莫言自然也就占了这个优势。比如贾平凹小说的语言功力不在莫言之下,但翻译成外文,那种特别的语感便不复存在。莫言主要靠讲故事征服读者,他的大部分小说都已经翻译成各种外文,包括瑞典文。莫言小说适合改编电影,早在20年前张艺谋就根据莫言作品改编《红高粱》,曾一度风靡西方世界,谁也没想到这无形中也给这次获奖奠基了。
五,为评审圈所熟悉。如马悦然教授等,对莫言早有了解,有好感。作品是否摆到评委的桌子上,能否进入评委的“法眼”,极其主要。诺奖毕竟是瑞典文学院十几个评委说了算,是评委的文学判断。莫言的成功也要靠运气。
六,地缘。虽说诺贝尔文学奖主要看文学性,但毫无疑问也会受其他非文学因素的影响。13亿中国人百年来始终与诺奖无关,那么诺奖的世界性也会有疑义。这些年连西方报刊也都抱怨诺奖老是“西方面孔”了。猜想评委的投票在考虑首要条件的前提下,总多少会受这些考虑左右吧。
七,修补关系。前年给在中国监狱服刑的一位异见人士授予和平奖,顿然惹恼了中国,瑞典与中国关系至今陷于僵局。西方现在不可能什么都和中国作对,情况变了。这是现实。这次给所谓“体制内”的作家颁发一次诺奖,无论如何也会被人想到有一种修补关系的作用。何况诺贝尔奖往往都想玩点玄的,出乎意料,以显示其独立性。前天释出把和平奖颁给欧盟,世界譁然,甚至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可是细想,欧洲经济衰退,困境重重,这时给它奖,正好为之打气,还可以引发全球关注,又何乐而不为?这也是出奇制胜。
莫言成功的祕诀是什么?
很好地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结合在一起"。能够中西文化相结合这是他小说的亮点所在。还用心借鉴西方小说经验的同时,充分融入中国本土经验,并将这种世界性、本土性和个人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属于莫言的小说世界。
成功的游戏成功的原因
一、好游戏是改出来的! 毫无疑问,一款好游戏并不是天生的。即便《魔兽》这样的大作,在面市之前,各种反复的修改就已经不计其数,就算上市了,其不断升级~更新~维护,应该也是相当的频繁,这个频繁,其实就是开发商面对市场的反应效率和能力。遥想04年之前,由于国内N多游戏都是代理的“泡菜”,一个小小的BUG,就经常要等待漫长的至少3个月的煎熬,试想,这样的“修改”速度,何以面对国内数以万计的玩家意见和建议。当然,“好游戏是改出来的”并不就一定意味着“改改就能出好游戏”,甚至“乱改”就能出好游戏。围绕什么指导思想来改?围绕谁的意见去改?如何协调平衡的去改?如何说服公司高层(尤其是资本方)能够容忍一定的时间和金钱支援的去改?回想以前,金山的《剑侠》是改出来的,网易的《大话》也曾经是在别的基础上不断改进的。如果认为一款游戏做出来,不需要改就能成功的话,那几乎是痴人说梦,当然有例外——那就是千古不变的棋牌类游戏,什么双扣、斗地主,一般不需要去改游戏规则,然而营销思路不改,也有可能做不大。即便棋牌游戏中,也有连游戏规则都要改的——那就是成都麻将,据说什么“血战到底”已经不是新闻了。 二、坚持就是胜利! 坚持不懈!坚忍不拔!坚持就是胜利!做游戏,越来越需要坚持,浅尝则止,捞一票就走,已经不适合在网游行业里混,玩家之前追着产品,现在同时也期待着服务和更好更完善的平台。坚持需要勇气!坚持需要实力!没有这眼未来的长远眼光,就不会有打持久战的勇气!没有实力(技术实力、资金实力)就谈不上坚持。坚持谈谈很容易,做下来很不容易!无论是早期的盛大、网易;还是后来的完美、腾讯;还是现在新生代的朗玛、蓝港等公司。无不为了一个长远的网游梦,而坚持了很久。腾讯,先QQ平台,后门户社群,再网游运营,坚持了10年以上。没有坚持就没有积淀——积淀资金、积淀经验、积淀做网游最需要的开发基因和社群运营基因……笔者甚至可以说,当年九城进入网游,其MU也非偶然成功——远在九城做网游之前,其在华东市场相对知名的“第九城市”虚拟社群平台的开发和运营,就积累了最最原始的网游运营所需要的东西! 三、有理想才有未来! 有理想才有未来!在网游行业里,尽管有很多“无心插柳柳成阴”的佳话,然则这并不能说明,一个没有理想的公司,最终也能走很远!没有理想,就一定后继乏力!没有理想,就一定会短视!如果一款游戏的理想是3万人线上,如果一个游戏公司的老大就只想着挣点钱回家养老,如果一个企业就想着玩玩网游做点秀,那一定不会在网游领域有大的建树。 有了理想,就不会刻意的抄袭和模仿,因为“抄袭+模仿”的速食网游,一定做不到100万线上!有了理想,才会紧紧的围绕使用者的需求,才会长远的规划一个公司的商业模式,才会按部就班的、但力量源源不断的推进一个又一个的商业计划。 四、务实,敢于挑战不可能! 心存高远!脚踏实地!说的是“务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务实”就是实事求是的工作之中,不断的“创新”和“否定”,不妥协于权威,不盲从于经验。前者,已经有诸如史玉柱等权威所言的“没有N个亿别碰网游”,其实不然,国内也有很多公司,远没有N多个亿,也在网游行业里做得风生水起;后者,当年的“泡菜”网游,不可不谓经验大国,然而他们的经验就不见得可以“拿来”就用。笔者曾经经历过一个看似笑话的事情:某日,一韩国高管质问我,中国有多少城市?我回答:不知道,然后韩国高管说:不知道如何做营销?我只能回答:中国城市太多,我们是按照区域分为N大中心城市,然后是N大二级城市,N大三级城市。然后韩方高管无语,巨汗——因为韩国一定不会这样的划分,因为好几个HG版图加起来还没四川一个省大。 五、团队!团结! 做网游,没有一个好的团队,是危险的! 做成功的网游,没有一个团结的团队,是不可能的! 做一款100万人同时线上的网游,一个“团结”的“团队”,是必不可少的基础! 这个道理不多讲,只讲1点,足以让我这个漂泊多年于网游市场的老兵钦佩——朗玛公司成立10年有余,至今,该公司的几大创始人还紧紧的团结在一起!至今,公司的几大创始人还呆在办公大厅的一角,默默的编著程式或者写着程式码,保持着10年前的创业激情——即便他们按照常规的评价已经相当成功了! 以上,供参考和切磋!
成功的祕诀莫言作文
成功的祕诀莫言
莫言(1955年2月17日-),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著“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11年8月,莫言凭借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出的理由是“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莫言成为首个获此奖的中国人。
莫言的成功之路,是如何让炼成的呢?
1、酷爱阅读。
莫言在小学三年级时读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受到文学启蒙。12岁时读小学五年级,因“文革”爆发辍学回家,以放牛割草为业,闲暇时读《三国演义》、《水浒传》,无书可读时甚至读《新华字典》。为了换取别人的书看,莫言就去给别人家推磨,有时候整整推一天的磨才能换来一本书。一天下来,莫言脸色煞青,但只要能捧著书回来,他都是满脸春风。
2、书架上只剩经典。
莫言说:“我这两年一直在书房里做减法,每年会清理出一批书来送给一些学校,现在把书架清理得就剩100多本书,都是经典。比如说中国几部古典小说,比如说鲁迅、托尔斯泰的作品。我觉得这些书实际上就足够了,因为每次拿起一本书来,还没有读一半就被别的事情打断了,等你下一次拿起另外一本书来,又把前面的书忘掉了。我觉得越是经典的书越耐得住重读。”
3、孤独是一种财富。
莫言认为,饥饿与孤独是他创作的财富。其童年时候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饿得面黄肌瘦、痛苦不堪的人比比皆是,但是最后能饿成作家的,屈指可数。他的不幸,他的孤独,也是他的财富。
4、面向苍生,背对文坛。
莫言曾说:“背对文坛是我对自己精神上的一种提醒。不要被这些文坛上的名和利控制了自己、左右了自己。应该知道作家最神圣的东西是什么?作家应该追求的是什么?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并不代表一种行为。”也许正是背对文坛的“莫言姿态”,让他获得了更多的时间和更自由的空间沉浸到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去。
5、写作源于生活。
《蛙》是莫言的代表作。小说通过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既反映了乡土中国六十年的生育史,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这部作品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长篇力作。他说,“生活中一些人物感动了我,触动了我的心灵,引发了我的创作冲动。我是先被人物感动,然后才去关注事件的。”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姑姑”的人物原型,是莫言大爷爷的女儿。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由来已久,以前莫言也在一些中短篇里写到过一些,而这次的出手,莫言称之为“算总账”。
6、媒体上很少露面。
2011年“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名单出来,其他获奖者接受采访的时候,莫言正悄悄地待在山东高密老家的村子里,记者们几乎找不到他。他说自己不是低调,也不是不看重茅盾文学奖,只是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对作家来说,写作是最难的,但也是可控的,写完了之后读者买不买,能不能得奖,就不是作家能决定的了。”
7、当今为何没伟大作品?
莫言认为,作家应从自身找原因。在今天这个对立矛盾现象比比皆是的社会,“我们还要发现这个社会的主流”。这个时代到底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莫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和答案,但是总而言之确实是一个波澜壮阔的、空前绝后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作家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因为这样的时代为作家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因为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人的丰富性得到了最强烈、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说这个时代具备了产生伟大作品的物质基础或者资源基础,剩下的就是作家的胸襟、气度和才华。
8、谦虚使人进步。
莫言说:“不能因为名声大一点就目空一切,应该对别的作家、别人的作品持有尊敬的态度,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只有看到别人的长处,你才有可能进步。如果把自己的作品看得比谁都好,那这个作家也就到此为止了。”
9、获奖不能代表什么,将会继续努力创作。
莫言说:“听到获奖的讯息,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我认为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世界所认可。接下来我还是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我会继续努力。”
周庄成功的原因?
处是位于昆山境内的著名的水乡:
1、因为陈逸飞的油画《故乡的桥》而文明的江南第一水乡
2、江南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虽历经900多年的沧桑,仍完整地储存著原有的水乡古镇的风貌和格局,宛如一颗镶嵌在淀山湖畔的明珠。古镇区内河道呈井字型,民居依河筑屋,依水成街,河道上横跨14座建于元、明、清代的古桥梁,吴冠中撰文说“黄山集中国山川之美、周庄集中国水乡之美”,海外报刊称周庄为“中国第一水乡”。
3、商业推广不错,另外,对于古镇的保护开发做的比较好。
担心一点:1、过度的商业开发可能葬送了周庄味道
2、周庄没有进去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一个遗憾。
项羽成功的原因
1、秦暴政,不得民心,全民皆有反心,因为秦刚统一的是几个国家的;
2、名正言顺,名门之后,有号召力;
3、人才济济,民心所向,后失天下也因失去民心,人心涣散。
连横成功的原因
合纵连横(hezong lianheng)合纵连横简称纵横,战国时期纵横家所宣扬并推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苏秦曾经联合“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战国策·秦策》三),他游说六国诸侯,要六国联合起来西向抗秦。秦在西方,六国土地南北相连,故称合纵。与合纵政策针锋相对的是连横。
张仪曾经游说六国,让六国共同事奉秦国。 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立。战国中期,齐、秦两国最为强大,东西对峙,互相争取盟国,以图击败对方。其他五国也不甘示弱,与齐、秦两国时而对抗,时而联合。大国间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斗争。
合纵连横的实质是战国时期的各大国为拉拢与国而进行的外交、军事斗争。合纵就是南北纵列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国,阻止齐、秦两国兼并弱国;连横就是秦或齐拉拢一些国家,共同进攻另外一些国家。合纵的目的在于联合许多弱国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连横的目的在于事奉一个强国以为靠山从而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和扩充套件土地的目的。当时的最著名的纵横家除了苏秦、张仪之外,还有公孙衍。
最初,合纵与连横变化无常。公孙衍、张仪、苏秦等人游说于各个国家,合纵既可以对齐,又可以对秦;连横既可以联秦,也可以联齐,这就是所谓“朝秦暮楚”。后来,因为秦国的势力不断强大起来,成为东方六国的共同威胁,于是合纵成为六国合力抵抗强秦,连横则是六国分别与秦国联盟,以求苟安。秦国的连横活动,目的是为了破坏六国间的合纵,以便孤立各国,各个击破。
公孙衍曾于前318年联合魏、赵、韩、燕、楚五国攻秦。时人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后来苏秦和赵的奉阳君李兑也曾于前287年联合五国攻秦,使秦被迫废除帝号,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张仪在秦推行的连横策略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使秦惠王“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散六国之从(纵),使之西面事秦”(《史记·李斯列传》),真正达到了通过连横政策的推行而兼并土地的目的。合纵连横的斗争适应了战国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各国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历史作用应当引起人们重视
典故:
公元前313年的一天,秦国的使臣张仪来到楚国,对楚怀王说:“秦王愿意和大王结成兄弟之国。大王如果能同齐国断交,秦国愿献地六百里,两国永远和好。”楚怀王听了非常高兴,便一口答应下来,并派使者同张仪一起来到秦国,打算接收土地。可是刚入秦国境内,张仪就假装从车上摔下来,称病不出,拒绝会见楚国的使者。楚怀王见秦王迟迟不肯献地,以为秦王担心楚与齐的断交不够彻底,于是又派人北上大骂齐王。齐王被惹怒了,坚决和楚国绝交,并且与秦国建立了联盟关系。当楚使再次向张仪索讨献地时,张仪却说:“哪有六百里地献给你们,一定是听错了,只有六里宽嘛。”楚怀王发觉上了当,决定发兵攻秦,结果受到秦、齐两国夹攻,楚国大败而归。接着,在蓝田交战中,楚国又被秦国打败,割给秦国两个城市。从此,楚国就一蹶不振。这就是张仪采用连横政策,帮助秦王离间敌国联盟,扩张秦国势力的典型例子。
曹操成功的原因
主观原因:曹操知人善用,智深虑远,饱读兵书!客观原因:曹操手下足智多谋之士极多,如郭嘉,程昱,荀阈,刘华等;能征惯战之士极多,如五子良将,两夏候和二曹等。以及控制东汉政府,坐拥当时中国经济中心--北方。
晋商成功的原因
晋商是指山西(中国中原地区的一个省)商人,山西的简称为"晋"。晋商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票号。"票号"是当时商人通商的一种方式,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著"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说法。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1368年-1644年)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1644年-1840年)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排程,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
当时中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
旧时曾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在商界以群体的形式活跃五个多世纪,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他们在清初即建立中国最早的银行---钱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今天,我们将他们统称为"晋商"。
山西晋商有着官商的特点,而皇商盛行也是在那一时期、那一地区得以发展起来的。山西离北京地理位置很近,当时进关出关都很方便,茶、私、盐、粮有着得天独厚的交易便利。也就是当时在山西得以实现便利的"物流"。山西商人也很有特点,就算再有钱、再惊天动地,他们也是这块泥土地上的人,他们诚信待人,有很多纯朴的特色。《乔家大院》主要人物身上有很多山西商人代表性的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再有钱他们也很土,很抠门,很简朴。他们遵循儒教精神,用以德服人的方式去处理经商的关系、家族内外部的关系。
晋商文化有许多值得表现的地方。晋商成功的根本在于儒商精神。当时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晋商,有着很进步的经商理念。儒商精神的根本在"诚信"二字,这可能也是现在社会上比较缺失的一种价值观念。晋商精神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他们的成功,令人注目。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一、进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钜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著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伕,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俱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二、敬业精神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着闻"。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物件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三、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O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路,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山西商人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
其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朋合营利就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而合伙经营是一个人出本,众伙而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合作经营,它与朋合经营不同之处是,一个财东可有许多伙计,故"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显然,伙计制比朋会制规模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就其规模组织而言,在中国商业史上实无前例。不过,无论朋合或伙计制,尚是比较松散的商人群体。
其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这一种形式是在朋合营利和伙计制基础上,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组成的群体。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这一地方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这种地域帮以山西商人来说,统为晋帮。但在山西内部又按省内各地区形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清季票号兴起,又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
其三是以联号制和股分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从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
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