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与二大神的关系 历史上的刘墉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求大神帮助

历史上的刘墉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求大神帮助  

历史上的刘墉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求大神帮助

刘墉（１７１９－１８０５），字崇如，号石庵，清朝官吏，书法家，金石家，出身于当时的名门望族山东诸城刘氏家族。大学士刘统勋之子。 １７５１年（乾隆十六年）中进士，入仕途。１７５５年（乾隆二十年），其父（时任陕甘总督）以办理军务失宜下狱，他时任翰林院侍讲，亦遭逮治，逾月获释，降为编修。次年，提安徽学政，任职３年，调任江苏学政。１７６２年（乾隆二十七年），任山西太原府知府。１７６５年（乾隆三十年）升任冀宁道台。次年因在太原知府任内失察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公帑，坐罪革职拟死。诏免，发军台清廷设在边疆的邮驿效力赎罪。次年赦回，仍授编修。１７７０年（乾隆三十五年），迁江西盐驿道。１７７２年（乾隆三十七年）擢陕西按察使。翌年，因父逝世，归籍丁忧。 １７７６年（乾隆四十一年）初还京，授内阁学士。１０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翌年，复任江苏学政。在此任内，他劾举徐述夔著作悖逆有功及督学政绩显著，擢湖南巡抚。时值该省多处受灾，哀鸿遍野，贪官污吏猖獗，民怨载道。他严劾贪官，勘修城垣，革除陋习，抚卹灾民，颇有政绩，升都察院左都御史。 １７８２年４月，充任三通馆总裁，５月，为吏部尚书，奉旨审理山东巡抚国泰（皇妃伯父）结党营私、贪脏舞弊案。他至山东境内，化装道人，步行私访，查明事实。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太邀功请赏，以荒报丰，开征时，凡无力完纳者，一律查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９名。及至济南，经审问查清，国泰已知贪赃案发，遂凑集银两妄图掩饰罪行。他如实报奏朝廷，奉旨拿国泰回京，并开仓赈济百姓。时皇妃已为国泰说情，有的御史从旁附合。他遂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罪行，据理力争，终使国泰伏法。 １７９７年，他升任东阁大学士。１７９９年（嘉庆四年），奉嘉庆皇帝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结党营私、勒索纳贿一案。他不畏权势，立即查明和珅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２０条，回奏朝廷。皇帝处死和珅，并没收其家财三分之二（白银二亿三千万两）入官。不久，嘉庆皇帝加赐他太子少保，后命其充任会典馆正总裁。 他外娴政术，内通掌故，博通经史，长于古文考辨。曾三次兼署国子监，数任乡试、会试正考官。又筹办编撰过《四库全书》、《西域图志》和《日下旧闻考》。并擅长书法，其书貌丰骨劲，味厚神藏，有“棉里裹针”之妙，与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铁保等齐名。其中部分墨迹以《清爱堂石刻》刊行。著有《刘文清公遗集》１７卷及《刘文清公应制诗》１部。

历史上的元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元稹简介：
元稹(779～831)唐代文学家。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今属河南）人。为北魏鲜卑族拓跋部后裔。8岁丧父后,受异母兄排挤，随生母郑氏远赴凤翔，依倚舅族。家贫无师，由母课读，并从姨兄、姐丈学诗诵经,贞元九年(793)以明两经擢第。次年得陈子昂《感遇》诗及杜甫诗数百首读之，始作诗。贞元十五年，初仕于河中府。十九年登书判拔萃科，授祕书省校书郎，娶名门女韦丛。数年后，妻亡。元和元年(806),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左拾遗，后得宰相裴提拔为监察御史，出使剑南东川，劾奏不法官吏。为此得罪宦宫权贵。元和五年，宦官与元稹争宿驿舍正厅，击伤元稹，反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这一时期，元稹年少气盛,在政治上较有作为,私生活上则有过类似《莺莺传》中的张生那样一段经历。《莺莺传》、《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及一部分艳诗、悼亡诗作于此时。元和六年，裴去世，元稹政治上失去倚靠，转而依附藩镇严绶和监军宦官崔潭峻，为时论所薄。元和十年一度回朝，不久出为通州司马，转虢州长史。这一时期作诗甚多，与白居易等酬唱频繁，其古题乐府十九首、《连昌宫词》作于此时。元和十四年，再度回朝任膳部员外郎。次年得崔潭峻援引，擢祠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承旨。长庆二年(822),拜平章事、居相位三月。为依附另一派宦官的李逢吉所倾轧，出为同州刺史，改浙东观察使。大和三年(829)，入为尚书左丞,又出为武昌军节度使，逝世于镇。这一时期作制诰甚多，并有多种诗文结集。元稹的创作,以诗的成就最大。他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认为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对杜诗推崇备至。元诗学杜而又能变杜，力求平浅明快，便于读者接受，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乐府诗在元稹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元和四年，他看到李绅所作《乐府新题》20首，认为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于是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和作《上阳白发人》等12首（《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其内容有一定现实意义，但往往主题不够集中，形象不够鲜明，不及白居易后来所作的《新乐府》50首。元和十二年，他看到刘猛、李余的《古乐府诗》数十首，感到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于是又和了古题乐府19首，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者,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者（《乐府古题序》）。如《田家词》、《织妇词》、《采珠行》、《估客乐》、《捉捕歌》诸篇，或叙写劳动人民的痛苦，或反映社会现实的不平，或揭露朝廷政治的黑暗，内容充实，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元稹集中也被列为乐府类。全诗借宫边老翁之口，追叙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兴衰征象及其原因，旨含讽喻。此诗与白居易《长恨歌》齐名,曾被后人赞为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但也有写得分散的缺点，人物形象不及《长恨歌》鲜明。元稹另有一些小诗颇为出色。如《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可谓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洪迈《容斋随笔》）。人称乐天《长恨歌》，凡120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才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瞿佑《归田诗话》）。元稹诗中最有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他擅长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于一般泛写的艳诗。《赠双文》、《春晓》、《莺莺诗》、《杂忆五首》、《会真诗三十韵》等，都是追念少时情人之作。《梦游春七十韵》兼及其妻韦丛。今人陈寅恪评此诗实非寻常游戏之偶作，乃心仪浣花草堂之钜制，而为元和体之上乘，且可视作此类诗最佳之代表者也(《元白诗笺证稿》)。但这些诗往往也含有轻薄庸俗的成分，《唐国史补》说元诗淫靡，主要即指这类作品。至于其悼亡诗，则为悼念韦丛而作，多述韦丛安贫治家之事，眼前景，口头语,情真意挚,颇能感人。流传最广的《遣悲怀三首》，一往情深，如话家常，在悼亡诗中可称翘楚。此外，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他在《上令狐相公诗启》中说：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小生自审不能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辞，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他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都是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元稹自己就曾提出，当时的仿效者力或不足,便造成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等现象。所以严羽认为和韵最害人诗，指出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沧浪诗话》）。元稹在散文和传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而朝廷制诰仍沿用骈体。元稹始创新体,以古文作制诰，格高词美，为人仿效,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制诰序》）。《旧唐书》说：元之制策，白之奏仪，极文章之奥,尽治乱之根,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元稹所作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也是唐人传奇中的名篇。后世戏曲作者用它的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见《董解元西厢记》）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关于元稹的评价，后世多与白居易并论，大抵有褒有贬。赵翼认为：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此元、白较胜于韩、孟。至于元、白相较，则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瓯北诗话》)。持论较为公允。元稹生前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之合集多种。其本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诔、论议等共100卷，题为《元氏长庆集》。宋时只存60卷,有三种刻本:闽本（建本）,宣和六年刘麟刻蜀本,刻者不详浙本（越本），乾道四年洪适据刘麟本复刻。明嘉靖三十一年，董氏曾据洪适本翻刻，《四部丛刊》又据董刻本影印。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另据杨循吉从陆士修借钞刊行影印本。事蹟见新、旧《唐书》本传。今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卞孝萱有《元稹年谱》可参看。
读过王实甫《西厢记》或欣赏过《西厢记》戏曲的人，大约总会对剧中那位年少风流的男主人公张生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而元杂剧《西厢记》是根据唐人传奇《莺莺传》改编创作的，传奇的男主人公张生，其实就是小说作者元稹本人。这位把自己描绘得如此多情而蕴藉的元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元稹（779一831）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人。其先世是鲜卑族拓跋氏，汉化后以元为姓，从北魏至隋，地位均极显赫，不过到元稹父、祖一辈时已渐趋没落。元稹八岁丧父，由母亲携往舅家抚养，少年时代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但他因此早知发愤，十五岁应明经科考试，一举及第。这以后，他益发苦，心为文勇于为诗，诗文创作渐得社会名流好评，并开始了最初的政治活动。二十一岁时，元稹在河中府（治蒲州，在今山西永济县）任职。就在那里，发生了他在《莺莺传》中所描述的爱情故事。那是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十二月，河中节度使浑瑊刚死，驻军骚动，蒲州大乱。元稹请人保护了旅居此地的一门远亲，因此结识了这家的女儿——我们姑且也称她为崔莺莺吧。崔莺莺是个十七岁的少女，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元稹一见就热烈地爱上了她。通过她的一个侍婢，元稹以艳诗相试，竟深深打动了情窦初开的崔莺莺的心。他们的爱情艰难曲折然而不可遏止地发展起来，终于大胆冲破封建礼教自由结合了。这是故事充满浪漫情味的前半截。后来元稹为谋求官职而进京应试。这对情人只得匆匆分手。谁知元稹在长安一留数载，这其间他们曾互通书问，互致礼物，崔驾莺的书信婉曲地表现出对元稹的一片深情。然而元稹还是变心了。贞元十九年（803）元稹二十五岁，因登书判拔萃科而被授祕书省校书郎。不久以后，他便忍心地抛弃了痴等着他的崔莺莺，在长安做了朝廷显贵韦夏卿的东床。不但如此，元稹还在《莺莺传》中极力为自己辩解，称崔莺莺为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尤物，怀疑她在自己离蒲之后另有私爱（参元稹《古决绝词》），却把自己始乱终弃的行径说成是什么善补过云云。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评论《莺驾传》：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这是十分严正而公允的。爱情婚姻属于个人生活之事，但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往往能深刻细微地反映一个人的品德与人格。元稹对崔莺莺的背叛，说明他性格中存在着见利忘义和缺乏操守的一面。他的这个劣点，后来在政治生涯中又一再表现出来，以致造成个人历史上更大的瑕疵。《旧唐书元稹传》说：稹性锋锐，见事风生。这话显然带有贬意，意思是说他为人聪颖敏锐，善观风色，一遇机会便要寻找事端以突出自己。若按元稹一生表现，用这话加以概括并非全然无理，可是还应作些具体分析。凡从政之人，如能纯然无私，固然最为可贵但历史评价的根本关键还在于其所作所为在当时是否具有进步性，是否于国于民有利。如这样来看，那么元稹早期的政治活动就不可用见事风生一词轻轻否定，应该批判的主要是后期的表现。元稹从政初期是以刚直闻名的。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元稹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名列第一，被授为左拾遗。他一到职立刻接二连三地上疏献表，先论教本（重视给皇子选择保傅），再论谏职、迁庙，一直论到西北边事这样的大政，同时旗帜鲜明地支援裴度（时任监察御史）对朝中权幸的抨击，从而引起了宪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见。元稹奉职勤恳，本应受到鼓励，可是因为锋芒太露，触犯权贵，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满，不久就遭到了贬谪。过了几年，元稹被任为监察御史，受委去剑南东川按狱。在出使过程中，他了解到许多民间的疾苦和官吏的不法行为。他写了《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状》，检举严砺擅没管内将士、官吏、百姓及前资寄住等庄宅、奴婢，今于两税外加征钱、米及草等，揭发了严砺总计数十万的赃罪。这时严砺已死，与之牵连的七个刺史都因此受到处罚。这是一个轰动一时的大案，不管元稹有无借此出风头之意，他的行为是正义的，但却开罪了朝中与严砺相好的人们。接着，他又纠弹山南西道枉法贪赃，使该道观察使和各位刺史都受到罚俸的处分。这一来，他惹恼的人更多，被调离长安，派到洛阳分务东台，也就是给了他一个闲差，一个警告。然而元稹在东台不但不思收敛，反而又一连弹奏数十事。虽然所纠的都不是大事，但其锋芒却是指向各地当权大僚的。元稹如此敢于碰硬，需要很大的勇气。这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但是打击终于来了。元和五年（810），河南尹房式不法事发，元稹一面向朝廷上表报告，一面命令房式暂停职务由其代摄。这本是御史行使职权的惯例，却被忌恨元稹的人当作了把柄，攻击他专达作威，朝廷罚他俸料一季并立即调回西台。在回长安途中，元稹与宦官争宿，被打伤脸面。回到朝廷后，宪宗不敢得罪宦官，几位宰相本来对元稹不快，于是加他一个少年后辈，务作威福的罪名，把他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元稹虽遭贬滴，却因此获得很大的声名。朝中正直之士纷纷为他抱不平，如翰林学士李绛、崔群均当面向宪宗陈述曲直，他的好友白居易更是累疏切谏（参《旧唐书白居易传》），还在诗中赞美道：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赠樊著作》）当时远在朗州贬所的刘禹锡特意给他寄去文石枕并赠诗奖之，后来为了酬谢元稹的回赠，又写了《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以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之句，赞扬元稹的品节。倘若元稹能够安于下位，矢志不渝，那他的形象也将象革新失败后屡遭贬逐而不肯屈服的刘禹锡、柳宗元那样光辉。可惜他经不起打击，也经不起官禄的引诱，就在江陵任上，他变了。以前他曾以擘肘回头项难转，人人共恶难回跋（《望云骓马歌》）的诗句表示过斗争意志，如今却变得情绪低沉颓丧，甚至发出远处从人须谨慎，少年为事要舒徐（《贻蜀五首》之四）的说教。以前他敢于纠弹藩镇、对抗宦官，如今他却变为处处依附江陵尹严绶、监军使崔潭峻。当然，严绶就对他恩顾偏厚（元稹《严公行状》），崔潭峻也对他特加青睐，后来和另一个宦官魏弘简一起援引他入朝做官，一直做到入相出将的地步。长庆元年（821），元稹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这时他已是一个和白居易齐名的诗人，穆宗皇帝也很喜欢他的诗，致使宫中人人都知道方今有个元才子。次年二月，元稹当上了宰相，这是他平生最得意的时候。可是，官位的升迁既是以他和宦官深相勾结为代价的，这就很为一般朝臣所轻。早先有一次中书省同僚一起食瓜，有蝇集于瓜上，中书舍人武儒衡一面挥扇驱蝇，一面弦外有音地斥叱：适从何处来，而遽集于此致使同僚失色（参《旧唐书武儒衡传》）。后来裴度也曾因为元稹对他的掣肘而一再上章。在《论元稹、魏弘简奸状第二疏》中，有这样的话：伏乞圣恩宣出，令文武百官于朝堂集议，必以臣表状虚谬，牴牾权幸，伏望更加谴责，以谢弘简、元稹如弘简、元稹等实为朋党、实蔽圣聪，实是奸邪，实作威福，伏望议事定刑，以谢天下。（《全唐文》卷五三七）可见裴度和元稹已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朋党之争是中晚唐朝政另一个痼疾，而这些朋党往往是由宦官作后盾或牵线的。由于宦官内部同样充满争夺，后来另一个依附宦官的奸人李逢吉利用元、裴不和，诬陷攻击，竟使二人同时罢相。元稹同平章事不过数月，就被外放到同州当刺史去了。这以后他还担任过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等职，于唐文宗大和五年（831）五十三岁时暴卒于武昌任所。应该说，元稹政治生涯的后一阶段因为勾结宦官，弄权营私，是不光彩的。不过也应该看到，他在地方官任上还是做了些革除弊端、减轻人民负担的好事。元稹虽然一生热心从政，可是他的实际成就和抱负却有很大距离。他的挚友白居易在为他所作的《墓志铭》中总结其一生，云：观其述作编纂之旨，岂止于文章刀笔哉实有心在于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耳。予尝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则坎而不偶。谪瘴乡凡十年，发斑白而归来。次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又龃龉而不安。居相位仅三月，席不暖而罢去。通介进退，卒不获心。是以法理之用，止于举一职，不布于庶官仁义之泽，止于惠一方，不周于四海。这里除所谓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是对元稹政治上变节的讳饰，其余所论颇能概括元稹一生特色。其实，元稹真正的伟业不在其政绩，而在于他的文学创作。只是因为后者，他才成为一个至今未被忘却的历史人物。提起唐朝的诗人，有谁不知李杜、韩柳和元白呢。元稹是白居易的挚友，诗名也与之相埒。他们共同创造了以清浅流畅为特色的元和体诗，共同掀起了一场新乐府运动，把诗歌创作同人民的苦难、朝政的得失以及社会的种种矛盾紧紧联络起来，使诗歌成为反映现实的利器，也成为他们手中的谏诤之具。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元稹是白居易的启发者。是元稹看到李绅的新题乐府而取其病时尤急者写出和作，这才触发了白居易的创作激情，写出《新乐府五十首》，从而把运动推向高潮。后来又是元稹读了刘猛、张余的古乐府诗，一面选而和之，一面便写出著名的《乐府古题序》。这篇文章既肯定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又大力提倡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这样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歌行。它同《叙诗寄乐天》和白居易的《与元九书》等都是新乐府运动的重要文献。至于元、白的友谊和诗文交往，也是文学史上的佳话。元稹被贬在江陵和通州的将近十年时间里，白居易的友谊是他重要的精神支柱。在通州，元稹染瘴大病，危惙之际，不暇他及，唯收数帙文章，封题其上曰：他日送达白二十二郎。（白居易《与元微之书》）就在这时，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的讯息传来，元稹扶疾吟诗一首云：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起坐，暗风吹雨入寒窗。一个重病之人被朋友左迁的讯息惊得猛然坐起，他们之间友谊之深、关怀之切也就可想而知了。除了乐府诗和同白居易等友人的唱酬诗以外，元稹一生还写了不少好作品，如著名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如悼亡之作《三遣悲怀》、《六年春遣怀八首》以及象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古行宫》）这样隽永的小诗，至今仍为读者所喜爱。元稹在古文写作方面也有很高造诣。不但《莺莺传》用简洁娴熟的古文写成，而且他在担任翰林学士起草制诰等政府文书时，也一改当时流行的骈俪体，用古文来写作。白居易在一首诗中说过诗到元和体变新，制从长庆辞高古（《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后一句就是指元稹的制诰而言。元稹对制诰文体的改革可以看作对韩柳古文运动的响应。在我们看来，元稹是这样一个人：政治上有抱负、有热情、也有能力，无论干什么都能干出个样子来。但是聪明过份，私心太重，因而在黑暗势力面前缺乏斗争的坚定性，甚至不免堕落。个人生活上多才多情，相当重视友谊，然而出于利害的考虑也能毫不犹豫地抛弃恋人另娶高门，而对早天的妻子的深切怀念，也并不影响他讨妾和再娶。这是封建时代一个性格复杂、优长和劣点奇妙地融于一身的文人。

历史上的刘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电视剧误人不浅，首先刘墉的出身和形象就与事实大不相符，他并不是个短褐穿结的穷哈哈，而至少是个大官三代（不算做过员外郎的曾祖父）
关于刘墉大兴文字狱，正史里有评价。刘墉因为参与甚至主导了数起杀鸡儆猴的文字狱，而“风声甚峻,人望而畏之”。看过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人，都会记得那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这句话就是刘墉揭发出来的，发生在被史学家称为“清代四大文字狱”之一的徐述夔诗祸案中。
乾隆二十六年，江苏沛县57岁监生阎大镛抗拒苛捐杂税时大骂官吏扰民。本来这件事因为朝廷下令减免，地方官不执行，先就有罪了，民众抗捐事出有因。也就是抓几个带头的，打一顿屁股了事。可是倒霉的阎大镛正撞到江苏学政刘墉手里。
刘墉知道阎大镛就是个抗粮不交，顶多坐几年牢。但是案子小了功劳自然小，刘墉又在文字狱上动开了脑筋。但要搞文字狱就得找到谋逆造反的罪证。于是刘墉亲自（这也算后人说的微服私访吧）到沛县阎大镛家和兄弟家细细搜查，但是想鸡蛋里挑骨头的刘墉却没找到什么违碍之语。连乾隆看了之后也说“不过愚贱无知，尚无悖逆之语”。但是还要命令总督和巡抚着力审讯访查，确认书中有无刘墉担忧的那些不法之言。刘墉的一个“担忧”就牵住了乾隆的鼻子。承办的总督巡抚害怕刘墉不同意结案（这事看着眼熟吧？眼熟就对了，《宰相刘罗锅》里演过，不过是反著演的），做出对他们俩不利的事，于是只好捏造罪名。阎大镛糊里糊涂地就做了第二个吕留良。
“浓墨宰相”血染成 刘罗锅才是文字狱刽子手

历史上的韩先楚是怎样一个人物？求大神帮助

打仗一流，为人也不好说，说他整叶飞还整的挺惨，有人说叶飞也不怎么地。。。。

历史上的刘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另有青原、香巖、东武、穆庵、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字号，清代书画家、政治家。山东省高密县逄戈庄人（原属诸城），祖籍江苏徐州丰县。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刘统勋子。官至内阁大学士，为官清廉，有乃父刘统勋之风。刘墉是乾隆十六年的进士，做过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工书，尤长小楷，传世书法作品以行书为多。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卒于京。諡文清。

历史上的李鸿章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呵呵，李鸿章的评价太多了，但从主体上的、一贯的评论是大功大于失误。以前有误会他的，主要是清朝 一些民 众及其后来一些民间不明真相的人说他不是的，但都来多数人还是明白了李中堂的不易，开始理解，甚至敬佩他了！
就说最主要的，也是争论最大的一件事吧，即关于辛 丑 条 约那事吧，唉，当时的时局真万分危急啊！八国联军坚决要瓜分 中 国。如果不签肯定玩完，就是大家说的 灭 亡！所以签约就是缓冲，保住了国土，一切还有希望和转机。否则全玩完.国 家分裂、瓜分了，辛亥革命等都更难成功。孙中山不仅要直面清朝，还正对超强八国联军，那成功太渺茫咯！
因此，李鸿章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还是以事实说话吧，呵呵，供您参考，谢谢！

正统历史上的刘备是怎样的一个人？求大神帮助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可见刘备是个有能力的正统之人！

历史上的独孤皇后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一谈到独孤皇后，大家的第一印象恐怕是一夫一妻，惧内，但事实是这样的吗？独孤皇后与杨坚是一夫一妻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古代的婚姻制度就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当然我明白，把他们说成是一夫一妻的意思是说杨坚除了独孤皇后外并无其它小妾，那事实是这样的吗？
《隋书。后妃传》里是这么记载的，“初，文献皇后功参历试，外预朝政，内擅宫闱，怀嫉妒之心，虚嫔妾之位，不设三妃，防其上逼。自嫔以下，置六十员。加又抑损服章，降其品秩。”看，尽管独孤好胜、忌妒心强，也不得不屈服在当时的礼法之下，给杨坚找了60员小妾。
看到这段，我丝毫没感觉杨坚惧内，看到只是独孤的不自信，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防止小妾上逼，不设三妃，就算帮丈夫找了小妾，也极尽克扣她们的待遇，“抑损服章、降其品秩”。
但即便独孤未雨绸缪、步步为营，（“上每临朝，后辄与上方辇而进，至阁乃止”，下朝后又“候上退朝而同反燕寝”），即便是把杨坚捌在自己的裤腰带上，也还是止不住丈夫好色的本性。
先是尉迟女：
“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上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此得幸。后伺上听朝，阴杀之。上由是大怒，单骑从苑中而出……..上意少解，驻马良久，中夜方始还宫。后俟上于阁内，及上至，后流涕拜谢，颎、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极欢，后自此意颇衰折。”
这一仗，表面上让我们看到独孤的狠、绝、强，把尉迟女趁著老公上朝的空隙，杀了，还把老公都气得离家出走了，但细看之下，这一役的胜利者明显是杨坚，独孤先是“流涕拜谢”，然后是“置酒极欢”，那么独孤得到的是什么呢，是“自此意颇衰折”。可见这一事件，对于独孤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而那置酒极欢的欢，看着后事的发展，应该是独孤的妥协，才达成了表面的欢。因为对于后来杨坚“唯陈氏有宠”的宣华夫人，在史书看不见独孤加害于她的记载，相反的，这个宣华夫人的地位，让那时处在夺嫡之中的杨广也不得不巴结，“晋王广之在籓也，阴有夺宗之计，规为内助，每致礼焉。进金蛇、金驼等物，以取媚于陈氏。皇太子废立之际，颇有力焉。”
真不知道自己的爱子拿着金银财宝去取媚于陈氏的时候，这对于把小妾当成是畜生看待的独孤是何感觉，我想还是那句“意颇衰折”。
我想看着丈夫为了尉迟女先怒于她，再有连儿子都巴结的宣华夫人，最后甚至还冒出个“希得进幸”的容华夫人，独孤的心一定碎了一地。
看到这里，这 对被网民大肆渲染的一夫一妻帝后，是不是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呢？最后，让我们看一下，独孤离世前后，这也许更能让我们体会到一个争强好胜的女人，在输掉爱情与誓言后的惨淡收场。
独孤临死前，杨坚并没有陪伴在身边，而独孤更是刻意避开了杨坚经常居住的仁寿宫与大兴宫。
《隋书·王劭列传》是这么说的，“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迁化不在仁寿大兴宫者，盖避至尊常居正处也。”独孤临死前都不愿意呆在杨坚经常出入的地方，大兴宫就是长安城内真正的皇宫，唐时称为太极宫。而仁寿宫则是皇家避暑用的宫殿，唐朝更名为九成宫。这里也许有着独孤年轻时与杨坚出入成双的美好的回忆，而到年老色衰、丈夫移情别恋后，她的骄傲与好胜，只能用这种近似控诉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郁闷与不甘。
有人说独孤刻意避开杨坚，是怕有病之人的晦气带给至尊杨坚，那么试问一下，假如杨坚对独孤情比金坚、情深意重，那岂会让妻子在孤独与绝望中孤零零的离开呢？
事实也证明，自从尉迟女事件，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在一步步地衰折。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八月，甲子（十九日），皇后独孤氏去世。而直到九月，丙戌（十一日），杨坚才从仁寿宫回来。而到了十月，甲申（初十），他才让大臣们选择独孤的下葬地，过了仅仅十八天后，“壬寅（二十八日），将独孤皇后埋葬在太陵”。
至此，独孤与杨坚这对所谓的一夫一妻帝后，就以这种方式落幕，让心唏嘘，也让人费解，为什么有人会如此宣传他们是一夫一妻呢？
可能是后人的误解，当初，新婚燕尔，杨坚答应独孤“誓无异生之子”，也许正是对这句誓言的误解，让独孤自以为是的杀了尉迟女，结果得到的是意衰折，甚至临死也不想见到杨坚。也许就是因为这句誓言，让后人误认为杨坚不会有别的小妾，但事实是，杨坚答应的只是没有异生子而已，他从来也没答应独孤没有别的女人。
历史上有这样一位皇后：靠她发迹的丈夫曾对她发誓这辈子绝不会和别的女人生孩子，却依旧当着她的面大肆宠幸了别的女人；一生生育了5个儿子，却依次遭遇不幸，竟没有一个得到善终。她就是大名鼎鼎的隋朝独孤皇后。
独孤后和杨坚一共生了5个儿子，长子即杨勇。原本贵为嫡长子，隋朝建立后杨勇的太子之位是妥妥的，奈何杨勇摊上的老妈不是别人，而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妒妇独孤皇后。
话说独孤后的善妒之心已经达到了世所罕见的程度，杨坚不过临幸了尉迟女一夜，独孤后就对她痛下杀手，杨坚喜爱容貌秀美的荣华夫人，独孤后也想方设法阻止她侍寝。但就算独孤后再悍妒，也无法阻止已经成为皇帝的丈夫移情别的女人，所以独孤对杨坚真正宠爱的陈朝公主宣华夫人束手无策，既不敢阻止杨坚宠爱她，也不敢下手暗算宣华夫人。
也正因为管不住自己的丈夫宠爱年轻貌美的宣华夫人，独孤后只能将满腔邪火撒到朝中大臣和自己的儿子身上。
比如开国重臣高颎，只因他的夫人死得早，宠爱的小妾又生了个儿子，便招致了独孤后的一番谗毁。又比如太子杨勇偏偏不喜欢正妻元妃，喜欢小妾云昭训，还一口气和云昭训生了3个儿子，于是也成功遭到了老妈的嫌恶。而独孤后看到儿媳元妃死后，东宫的各种内务竟然是由最看不惯的小妾云昭训掌管，心中自然愤愤难平，于是派人悄悄观察杨勇的举止，千方百计要抓亲儿子的小辫子。杨勇偏偏又不是个精细的人，能挑出毛病的地方可谓一抓一大把。这下可好，本来身为一个不那么靠谱的太子，杨勇就少不得被身为皇帝的老爹杨坚各种猜忌。
结果屋漏偏逢阴雨天，一时间杨勇不仅被老妈各种嫌弃，还被亲弟弟杨广各种算计，于是杨勇就彻底悲剧了，被废为庶人后囚禁在东宫。后来杨坚病重时撞见了杨广秽乱宫闱一幕，这才明白杨勇是被冤枉了，想要重新废立太子，只可惜为时已晚。杨坚一死，杨广立马就伪造老爹的诏书赐死自己的亲哥哥，而杨勇的10个儿子先是被废为庶人，后来也难逃一死，在流放的路上被杨广暗中下令全部杀死。
次子杨广虽然得偿所愿荣登大宝，但最终也难逃身死国灭的下场。
原本杨广作为嫡次子，封地是不错的，但皇位是没戏的，不过杨广胜在脑子活络，外加演技精湛，眼见阳光大道是走不了了，就开始耍些小手段。知道老妈善妒，于是表面上就装作只宠爱正妻萧妃一人，就算私底下和小妾们生了孩子也统统不养；知道老爸勤俭，于是车马侍从，都是省了又省；知道大臣们很重要，于是对那些能够在朝中说得上话的官员刻意结交。
不得不说杨广的这些手段还是很有用的，至少成功稳住了老妈，又趁老爹提防老哥杨勇的时候暗地里煽风点火了一番，眼看着太子之位就要手到擒来了，谁知半路居然杀出个宣华夫人。
说到这宣华夫人也是个人物，如此悍妒的独孤后只敢打杀那些无宠嫔妃，却对杨坚真正宠爱的宣华夫人吭都不敢吭一声。而能够成功迷住杨坚的宣华夫人自然也不是什么简单角色，不仅姿貌无双，而且聪慧非常。于是杨广就又动了脑筋，眼看自己的老妈已经不管用了，当机立断改去讨好年轻漂亮又得盛宠的小妈宣华夫人。于是金蛇、金驼各种奇珍异宝被杨广流水似的送到了宣华夫人处，宣华夫人自然投桃报李，软玉温香的枕边风那么一吹，让杨广魂牵梦绕日思夜想的太子宝座终于稳稳地落到了他的头上。
不过令杨广意想不到的是，争夺太子时宣华夫人出了大力，但同样是因为宣华夫人，杨广差点弄丢了太子之位甚至是身家性命。不过这也怪不得别人，谁让杨广以为老爹已经病得只剩最后一口气，没力气管自己了，于是就去调戏宣华夫人，结果被一状告到了老爹那儿。
而杨坚看着心爱的女人流了两滴眼泪，心疼之下连申诉的机会都不给杨广，直接将他定罪，不仅痛骂杨广是“畜生”，还迁怒已经入土为安的发妻独孤硬说是“独孤误我”，盛怒之下强撑著病体想要废太子。
没想到宣华夫人不过是一句话，就让老爹起了废太子之心，但镇定下来的杨广反而利用了这样的局面，等杨坚一死，杨广立马就把老爹生前的两位爱妃宣华夫人和荣华夫人通通据为己有。
杨广登基后再没了各种伪装，于是开始各种铺张浪费各种随意所欲，搞得民不聊生，在位仅仅12年，全国人口就由890万户剧降到仅剩200多万户。再也无法忍受的百姓揭竿而起，一时间隋朝各处烽火四起，而杨广索性躲在江都指望着能够偏安一隅，谁知手底下的那些臣子也不是省油的灯，杨广自己可以为了皇位弑父弑兄，他的手下同样也可以弑主。杨广死后被李唐安葬在雷塘，根据今人考古的发现，杨广与萧后的墓合在一起才50多㎡，这就是一代亡国之君的最终安息之地。
杨俊虽然排行第三，却是独孤后5个儿子中最先死于非命的。
杨俊算是五兄弟当中最倒霉的一个，因为他不仅有个悍妒的老妈，还有个同样善妒的老婆。也不知道独孤后究竟是出于什么心理，居然为儿子选了个跟自己一样善妒的媳妇，结果害惨了自己的儿子，因为杨俊最后不是死于别的原因，就是死于这个妒妇崔氏之手。
崔氏平日里最爱拈酸吃醋，偏偏杨俊又十分好色，虽有悍妻在侧，却还是纳了许多美女姬妾在身边，成天寻欢作乐，惹得崔氏妒火攻心，一怒之下竟在丈夫吃的瓜果中放了毒药，杨俊就此一病不起，拖了一段时间后还是一命呜呼了。
杨俊虽然死得窝囊，但杨坚并没有因此太伤心，眼见一个活生生的儿子就这么被自己的老婆毒死了，杨坚也就流了几滴眼泪而已。杨坚会对儿子这么薄情也是因为杨俊生前很喜欢铺张浪费，这让杨坚这个向来吝啬的人十分不喜欢，所以杨俊死后杨坚连个墓碑都不肯给他立，还冠冕堂皇地说什么：“想要留名于世，有史书的记载就够了，用墓碑只会便宜后人拿来做镇石用。”
独孤后和杨坚的第四个儿子杨秀也不是安分的人。
杨秀有一身的好武艺，让朝中的大臣颇为忌惮，所以杨坚很早以前就对独孤后说：“杨秀这个孩子一定会不得好死，我活着时不会出现纰漏，但等我一死，一定会跟他的兄弟反目成仇。”为此，杨坚特意将杨秀打发到蜀地去，希望他在那穷乡僻壤的地方能够安分守己。
不过杨秀还是没有吸取教训，身为亲王，各种车马服饰的规格却直追皇帝老爹，后来杨勇被废，杨秀对新上台的太子杨广根本就不服气，杨广也唯恐日后杨秀会成为自己登基的阻碍，于是先下手为强，陷害杨秀意欲图谋不轨。杨坚信以为真，将杨秀废为庶人并幽禁在内侍省，还不准他和自己的妻子儿女相见，就派了两个蛮地来的婢女供他使唤。
后来杨广登基后，一直囚禁著这个弟弟，直到杨广在江都被杀，宇文化及等人想要立杨秀为帝，但这个提议在商议过后还是被否决了，最后杨秀和自己的几个儿子一并被杀害。
五子杨谅，既是杨坚和独孤后最小的儿子，也是兄弟当中最受疼爱的一个。
杨谅先后担任的雍州牧、右卫大将军、左卫大将军等官职都是兄弟当中最好的，就连封地也是杨广这些哥哥难以望其项背的。杨谅身为幷州总管，封地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竟然多达52州。杨坚还特别下过旨意给杨谅，让他可以在自己的封地上便宜行事，不受法律规定的约束。
杨坚可疼爱这个小儿子了，各种溺爱之举简直令人发指。比如杨谅20多岁才之藩，离京的时候，杨坚还特地送了他一程；突厥犯边的时候，杨谅担任元帅，但因为杨坚宠爱他，杨谅居然连战场都没去，空挂个最高指挥的头衔；杨勇被废后，杨谅为了自保，向老爹请求建造武器招募私人军队，杨坚居然也答应了。
不过这样的宠爱也为杨谅埋下了祸患，杨坚死后，杨广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备受宠爱的幼弟，杨谅对此也心知肚明，于是决定主动出击，谁知因为战略不当，杨谅节节败退，最后不得不向哥哥杨广乞降。
原本杨谅的行为按罪当死，但杨广却为了表现一番自己的仁慈，故意装模作样地对大臣们说道：“我的兄弟已经很少了，我实在是不忍心杀了杨谅。”然后将杨谅废为庶人，囚禁至死。而杨谅唯一的儿子也在杨广被杀后，被宇文化及一并杀

历史上的刘墉是“罗锅”吗？

是的
刘墉就是家喻户晓的“刘罗锅儿”，因为他为官“忠君、爱民、清廉”，深得百姓喜爱。有关他的事蹟广为流传。当代的影视剧作家也很了解民众这种渴盼清官的心理，于是，刘墉成了清代大臣中“上镜率”最高的大臣之一（其他两位是和珅和纪晓岚）。在剧作家的安排下，他和大贪官和珅成了死对头和欢喜冤家，和珅在他面前总是显得笨手笨脚，经常弄巧成拙，想算计人反遭算计。乾隆皇帝对他又爱又恨、又有点无可奈何。这个人物寄托了中国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愿望，他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正义的化身，甚至连他的罗锅儿也让人不惟不觉其丑陋，反成为他的标志性特征。其实，荧屏上的刘墉和历史上的刘墉并不完全重合，从形象到事蹟有许多地方源自剧作家的想像。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一下清代的取士、选官标准。
在封建社会，选官向来是以“身、言、书、判”作为首要条件的。所谓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否则难立官威。所谓言，即口齿清楚，语言明晰，否则有碍治事。所谓书，即字要写得工整漂亮，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所谓判，即思维敏捷，审判明断，不然便会误事害人。
在这四条标准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因为观瞻所系，不能不特别强调。
刘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身言书判”四方面合格，方可顺利过关。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刘墉不会是“罗锅儿”。姜纬堂先生早在1996年时，就曾在《北京晚报》上专门撰文《刘墉绰号“罗锅”考》，指出过这一点。
还有一个旁证，可以从侧面说明一定的问题。按照当时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不考文章，只论相貌，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以字形喻体形、相貌。“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肥瘦适中。以上这四个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选的可能；“身”指身体不正，“甲”指头大身子小，“气”指一肩高耸，“由”指头小身子大。这四个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个就会落选。可见，清代选官很重视被选者的相貌，所以，刘墉即使算不上仪表堂堂，总也不至于体有残疾。
当然，“刘罗锅”的称号，也事出有因。史书上记载，嘉庆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可见他确实有些驼背。不过，刘墉当时已经年届80岁，难免会驼背弯腰，这就很可以理解了。如果以此认定刘墉年轻时即为“罗锅”，那就不准确了。
可见，从形象言之，历史上的刘墉与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的刘墉并不一致。那么，从为官行事的角度看，历史上的刘墉是不是像剧作家描写的那样清廉干练，不畏权势，是不是真的能将大贪官和珅戏弄于股掌之中，在乾隆皇帝面前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刘墉出身于山东诸城刘氏家族，这个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为顺治年间进士，祖父刘棨（qǐ）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亲刘统勋更是一代名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为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说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复刚劲，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
刘墉生长在这样世代书香、以科举仕进为荣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后来他成为四库全书馆副总裁也证明了其学识的渊深。但不知什么原因，满腹经纶的刘墉却迟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至少目前尚未发现他在30岁之前参加科举考试的记录。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33岁的刘墉才因为父亲的关系，以恩荫举人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和殿试，并获进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预备资格，一般从科考成绩优异的进士中选拔，然后在庶常馆学习深造，期满考试合格者，授翰林院编修。清代翰林虽然薪俸较薄，但作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近臣，号称“清贵”，“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而且，大臣死后如果想得到皇帝赐諡的“文”字，则必须是翰林出身。所以，清代以科举仕进者尤重翰林出身。应当说，刘墉在仕途上开局良好。
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开始，刘墉被外放做地方官，此后20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主要做地方官，由学政、知府，直至一方面的督抚大员。在做地方官期间，他基本上还是秉承了乃父刘统勋的正直干练、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对科场积弊、官场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诸城县志》称赞他：“砥砺风节，正身率属，自为学政知府时，即谢绝馈贿，一介不取，遇事敢为，无所顾忌，所至官吏望风畏之。”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书，兴文字狱，捉拿会党，积极推行文化高压政策。
刘墉做过提督安徽学政和提督江苏学政。提督学政是一省的教育长官，类似于现在的教育厅长，但不同之处在于，学政不受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独立开展各项事务，督抚大员也不能侵其职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学政离任，督抚才可暂时代管其事。学政还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反映地方情况，吏治民风。
刘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见并赐诗，其中有“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刘墉能够不辱门楣、有所建树。在出任江苏学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诗相赠，可见对刘墉抱有厚望。刘墉也不辱使命，很是严肃认真。据清人笔记记载：“昔日刘石庵相国视学江苏，严肃峻厉，人多畏惮。”刘墉曾先后两次提督江苏学政，相隔近20年，为官处事风格也由峻厉刚急转为平和舒缓，但严肃认真则是一贯的。以刘墉第二次出任江苏学政时按试扬州为例，因为把关严格，使得许多想以作弊蒙混过关者最后不敢入场。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51岁的刘墉获授江宁知府。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时算起，到此时刘墉浮沉宦海已经整整18年。说来，刘墉的仕途并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编修时，其父刘统勋因事获罪，刘墉遭株连被革职，与诸兄弟一起下狱；后外放刘墉作安徽和江苏学政，因表现卓异得到乾隆皇帝赏识，擢山西太原府知府。刘墉之父刘统勋，曾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到山西查办布政使蒋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声誉颇佳。刘墉同样是不负重托，到任后不几天便将前任遗留下的疑难案件审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称赞。正当刘墉以政绩迁冀宁道时，前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段成功亏空案发，刘墉以失察罪差一点丢了性命，后来朝廷加恩命他赴军台效力赎罪长达一年，回北京后又在一个叫作“修书处”的闲散机构里蹉跎两年。由此可见，这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运并不怎么“亨通”。
刘墉能够在重罪之后出任江宁知府，说来还是沾了父亲的光。此时刘统勋圣眷正隆，先后以大学士之职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为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刘统勋七十寿辰之时，乾隆皇帝不仅亲书匾额志贺，还加恩刘墉以知府候补。第二年，刘墉获授江宁府知府。
刘墉也十分珍视这次机会，“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创作于嘉庆初年的弹词《刘公案》，就是主要以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决断疑案、为民做主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的，虽然其中必然夹杂着弹词艺人的想像夸张和道听途说的内容，未必都是实录，但说明刘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宁知府任上确实有政绩、有政声，是难得的贤能官吏。著名诗人袁枚也在一首诗中称赞刘墉说：“初闻领丹阳，官吏齐短脰（dòu)。光风吹一年，欢风极老幼。先声将人夺，苦志将人救。抗上耸强肩，覆下纡缓袖。”意思是说，刘墉到江宁后，对下属要求严格使其不敢耀武扬威，对百姓关爱拯其脱离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
此后，刘墉历迁江西、陕西、江苏，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刘墉被授湖南巡抚，其官职全称是巡抚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驻长沙，兼理军民事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在湖南任期内，刘墉继续以前的作风，盘查仓贮，勘修城垣，整顿吏治，镇压反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刘墉的政绩可谓斐然。《清史列传》上面说他：“在任年余，盘查仓库，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习，抚卹武冈等州县灾民，至筹办仓谷，开采峒硝，俱察例奏请，奉旨允行。”将其所办大事都列举出来了。《湖南通志》也赞扬刘墉抚湘期间，所行诸事“民以为便”。
乾隆四十七年，刘墉奉调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命在南书房行走。当时和珅炙手可热，刘墉遂“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这又表现了刘墉为人和为官的另一面。刘墉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同时也是官场中人，他也要按照官场的规则做事，包括应付上级和同僚的圆滑趋避之术。大体说来，他任地方官、能够独当一面的时期，主要表现了清勤刚正的一面，“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入京以后，正好碰上和珅专宠于乾隆，擅弄威权，排斥异己，刘墉只好以静默自守，以滑稽模棱取容。
刘墉刚入京的几年仕途还算顺利，做到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其间还处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国泰是山东巡抚，其父四川总督文绶是刘墉的老上级，更关键的是，国泰的后台就是乾隆皇帝的红人和珅。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钱沣参劾山东巡抚国泰专横，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历城、益都等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乾隆皇帝对此事十分重视，责成和珅、刘墉等同钱沣一起前往核查。
国泰，满洲镶白旗人，姓富察氏。国泰与和珅过从甚密，因此，和珅得到要查办国泰等的讯息后立即派家人通风报信，使得国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项填补亏空的时间。赴山东途中，和珅还以言辞威胁钱沣。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刘墉深知和珅与国泰的关系，因此常与钱沣密商对策。到山东历城县后，和珅说不用彻底核对，只要抽查几十个库就可以了，并且先起身回到住所。钱沣要求先封库，第二天彻底拆封。结果发现库里的银两“多系圆丝杂色银”，通过盘诘库吏得知，这些银两是从各商铺借来充数的。于是，出告示叫各商铺前来认领，“大呼曰：迟来即封贮入官矣”。于是商贾纷纷前来认领，库藏为之一空。
在这件事上，刘墉自始至终支援钱沣，他的态度对于案情最终水落石出起著至关重要的作用。很显然，刘墉支援钱沣，同时也就得罪了和珅。从这件事我们看到，刘墉仍不失其“刚正”。
此后的几年里，刘墉似乎总是在犯错误，受指责，乾隆对他显然并不满意。乾隆五十二年初，刘墉因为漏泄他和乾隆帝关于嵇璜、曹文埴（zhí）的谈话内容，不仅受到申饬，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因他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参劾。
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刘墉兼理国子监，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诸生馈送堂官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弹劾，结果刘墉受到处分。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这个情况十分恼怒，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被责处得尤其严厉，降为侍郎衔，不再兼职南书房。乾隆皇帝还专门为此下了一道上谕，大意是说因为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念及统勋为朝廷效力多年，才对刘墉加恩擢用。而刘墉在府道任上还算勤勉，及至出任学政就不再认真办事，在湖南巡抚任上官声也平常。入京为尚书，办事情更是一味模棱两可。我曲意优容，未加谴责，原以为他会感激圣恩，勤勉办事，不想竟然发生上书房诸师傅旷工七日之久而刘墉置若罔闻之事。并说刘墉这样事事不能尽职，于国则为不忠，于父则为不孝，其过失甚大，实在不能宽恕。应当说，措辞相当严厉。
乾隆五十八年，刘墉为当年会试主考官。因为安排失当，阅卷草率，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规定，刘墉等至少要罚俸10余年。乾隆皇帝虽然作了宽大处理，刘墉还是被“严行申饬（chì）”。
嘉庆元年，因为大学士一职空缺多时，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而资历更深的刘墉被排斥在外。而且在上谕中又一次批评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并举例说，皇帝曾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结果刘墉对以“尚可”。而戴本来十分庸劣，断难胜任。可见刘墉平日里对于铨选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棱两可之词敷衍塞责。要他“扪心内省，益加愧励”。
嘉庆二年，授刘墉体仁阁大学士，但仍旧指责他“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并说“兹以无人，擢升此任”，可见其评价。当然，以上两条嘉庆初年的上谕，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见。
刘墉像是变了一个人，做人的棱角看不到了，做事的勤谨也看不到了，此期间的刘墉更多表现出的是滑稽和圆滑世故。清人笔记记载，一次在军机处吃饭，有同僚提起唐宋时宰相吃堂餐的故事，刘墉马上介面说：“但使下民无殿粪，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座为之喷饭。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刘墉入朝为官期间的种种“劣迹”，是想探讨同样一个人，为什么前后差别如此之大？
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讲，是当时朝廷上的政治气候决定的。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李保田版）中有一个颇具意味的细节：乾隆（张国立饰）问和珅（王刚饰），你是做忠臣呢，还是作奸臣？和珅答，我不做忠臣，也不作奸臣，我要做的是让您高兴、逗您开心的弄臣。结果乾隆对和珅的回答很满意。这个情节很可能只是出于编剧的一种想像，但应当说，剧作家对乾隆心态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
乾隆皇帝有一个“本朝无名臣”的理论，他说，因为朝廷纲纪整肃，本朝没有名臣，也没有奸臣。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把所有荣誉归于圣主，大臣们所做的一切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都是出于圣主的旨意。所以，他下令禁绝为地方官建德政碑、送万民伞之类为官员扬名的活动。老年乾隆更是志得意满，炫耀自己的“十全武功”，权力欲和虚荣心越发膨胀，此时他的身边更不需要名臣，而只需要忠心办事、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的奴才。
再加上当时朝堂上宵小环绕，和珅弄权，勾结党羽，把持朝政，排斥异己，正直之士很难有所作为。御史曹锡宝曾经想通过参劾和珅家奴刘全以达到惩办和珅的目的，结果反遭陷害，被革职。所以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当刘墉为地方官时还做了一些兴利除弊的事情，而到了皇帝的身边却反而无所建树，唯唯诺诺。也许从适应官场规则、保全自己的角度看，刘墉这样小错不断、屡遭申饬、弄得自己名誉扫地，未必不是聪明之举。
在当时以滑稽方式为官的还大有人在。比如嘉庆帝的老师朱珪，也是如此。据说他晚年每逢门生、旧吏来看望，他所言皆不关政治，全为诙谐之语。
这些以清正刚直著称的官员尚且如此，当时官场风气可见一斑。乾隆皇帝聪明太过，使得大臣们只好装糊涂；乾隆皇帝好名太甚，使得大臣们只得“平庸”。这使人不禁联想到汉高祖刘邦与承相萧何之间的关系。萧何作为大汉第一功臣协助刘邦夺取天下后，继续兢兢业业地办事，清正廉洁地为官，因而在百姓中口碑极好。这使得刘邦很不放心，于是找借口将萧何抓了起来，虽然念及旧情最终又释放了萧何，但萧何出狱后汲取了教训，不再顾及名声，圈地、贪渎之事也颇做了几件。老百姓意见很大，也有人向刘邦告状，这下刘邦却一笑了之，不再追究。
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刘墉于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6岁。去世的当天，他还曾到南书房当值，晚上还开宴会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啸亭杂录》记载，刘墉死时，说他“鼻注下垂一寸有余”，暗合佛语中的善于解脱之意。不管怎样，刘墉可算得上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功德圆满。
刘墉书法】
在乾隆之际，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刘墉并享书法声誉。当时人们称翁、梁、王、刘“四大家”。其书法艺术成就，当推刘墉最高。亦有以来其与翁方纲、成亲王永瑆、铁保并称“翁刘成铁”。包世臣《艺舟双楫》称：“文清少习香光，壮迁坡志，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然尘外。”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石庵亦出董（其昌），然大厚思沉，筋摇脉聚，近世行草作浑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之范围者，吾故谓石庵集帖学之成也。流传书迹较多。著有《石庵诗集》，刻有《清爱堂帖》。《小楷册》，书于嘉庆元年（1796）。纸本墨迹。凡24行，共360字。各页均纵11.8厘米，横 6.9厘米。故宫博物院藏。刘墉的书法，初看圆润软滑，若团团棉花，细审则骨络分明，内含刚劲。刘墉精于小楷，其特色由此件作品可窥一斑。他书的蝇头小楷具有擘窠大字的恢巨集气象，结体丝毫不令人觉得拘紧，点画洁净讲究。尤其粗重与纤细交织在一起，加之偶尔揉入行草笔意，使得整个作品在规模的大效果中不乏生动活泼的情趣，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后世人们称许他的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风致，实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