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的理论依据 李嘉图提出国际分工的基础是什么的差异

李嘉图提出国际分工的基础是什么的差异  

李嘉图提出国际分工的基础是什么的差异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他认为各国在生产相同的产品上 成本是不一样的，各国只要按照“有利取重”“无利取轻”的原则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商品，然后通过对外贸易，可以获得好处。
国际分工的基础应该就是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不一造成的

什么是李嘉图等价？

是指政府的财政收入形式的选择，不会引起人们经济行为的调整。 即政府选用征收一次性总付的税收，还是发行政府公债来为政府支出筹措资金。均既不会影响居民户的消费，也不会影响资本的生成。李嘉图指出：“如果为了一年的战费支出而以发行公债的方式征集2000万镑，这就是从国家的生产资本中取去了2000万镑，每年为偿付这种公债利息而课征的100万镑，只不过由付这100万镑的人手中转移到收这100万镑的人手中，也就是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实际的开支是那2000万镑，而不是为那2000万镑必须支付的利息。付不付利息都不会使国家增富或变穷。政府可以通过赋税的方式一次性征收2000万镑；在这种情形下，就不必每年课征100万镑。但这样做，并不会改变这一问题的性质。”

什么是李嘉图体系?

李嘉图学派的建立始于 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1817年 出版，从而以李嘉图为中心集结了一批坚持李嘉图经济学说的人， 终于1820年代李嘉图学派和当时其他的经济学派论战失败后。

李嘉图的代表作是什么？

1、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2、人物简介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04.18—1823.09.11）
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古典学派的最后一名代表，最有影响力的古典经济学家。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也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早期是交易所的证券经纪人，后受亚当斯密《国富论》一书的影响，激发了他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其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货币和价格，对税收问题也有一定的研究。李嘉图的主要经济学代表作是1817年完成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书中阐述了他的税收理论。1819年他曾被选为上院议员，极力主张议会改革，支援自由贸易。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他认为限制国家的活动范围、减轻税收负担是增长经济的最好办法。

为什么李嘉图完全专业化强调部门分工

NO.1金融学
金融学是从经济学中分化出来的应用经济学科，是以融通货币和货币资金的经济活动为研究物件，具体研究个人、机构、政府如何获取、支出以及管理资金以及其他金融资产的学科。
金融学专业主要培养具有金融保险理论基础知识和掌握金融保险业务技术，能够运用经济学一般方法分析金融保险活动、处理金融保险业务，有一定综合判断和创新能力，能够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证券公司、人寿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公司、再保验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金融资产公司、集团财务公司、投资基金公司及金融教育部门工作的高阶专门人才。
金融学主要学习货币银行学，方向有货币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央银行、国际金融、国际结算、证券投资、投资专案评估、投资银行业务、公司金融等。
金融学专业毕业生总体上的就业方向有经济分析预测、对外贸易、市场营销、管理等，如果能获得一些资格认证，就业面会更广，就业层次也更高阶，待遇也更好，比如特许金融分析师(CFA)、特许财富管理师(CWM)、基金经理、精算师、证券经纪人、股票分析师等。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的整体实力最强，各个分科目实力平均;北京大学侧重金融管理;厦门大学侧重货币银行、金融工程;复旦大学是仅次于人大的金融综合性大学，尤其是国际金融表现突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实力强，十分注重抓英语;南开大学的保险精算全国最好;中央财经大学具有区位优势，有好的学校条件;湖南大学是全国最早引入保险精算的学校;西南财经大学该专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西安交通大学该专业为中国人民银行直属院校重点专业;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科在全国的金融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声望和较大的影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金融证券实力强大，是国内研究方向最齐全，专业最全的学科;清华大学金融工程、微观金融走在我国最前列。
NO.2土木工程
所谓的大土木。是指一切和水、土、文化有关的基础建设的计划、建造和维修。现时一般的土木工作专案包括：道路、水务、渠务、防洪工程及交通等。过去曾经将一切非军事用途的民用工程专案，归类入本类，但随着工程科学日益广阔，不少原来属于土木工程范围的内容都已经独立成科。目前，从狭义定义上来说，土木工程就等于civilengineering，即建筑工程(或称结构工程)这个小范围。
本专业培养掌握各类土木工程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能在房屋建筑、地下建筑(含矿井建筑)、道路、隧道、桥梁建筑、水电站、港口及近海结构与设施、给水排水和地基处理等领域从事规划、设计、施工、管理和研究工作的高阶工程技术人才。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工程力学、岩土工程、结构工程、市政工程、给水排水工程和水利工程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受到工程制图、工程测量、计算机应用、专业实验、结构设计及施工实践等方面的基本训练，以及具备从事建筑工程、交通土建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工程、海岸工程和给水排水：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及相关研究工作的能力。
木土工程专业大体可分为道路与桥梁工程与建筑工程两个不同的方向，在职业生涯中，这两个方向的职位既有大体上的统一性，又有细节上的具体区别。总体来说，土木工程专业的主要就业方向有以下几种：1，工程技术方向，代表职位：施工员、建筑工程师、结构工程师、技术经理、专案经理等。2，设计、规划及预算方向，代表职位：专案设计师、结构稽核、城市规划师、预算员、预算工程师等。3，质量监督及工程监理方向，代表职位：监理工程师。
NO.3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了解当代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现状，熟悉通行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法规，了解主要国家与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能在涉外经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及政府机构从事实际业务、管理、调研和宣传策划工作的高阶专门人才。
除了学习基础课，还要学习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特征，以及怎样分析和研究国外的经济理论。也需学习数学和统计学知识，对经济理论和现象进行更系统的分析、研究。
有一个很不规范的说法：由于各地开放程度有所差别，沿海和内地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特色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内地学校偏重理论，而沿海高校则多数实务比较强。中国人民大学强化外语教学;复旦大学部分专业课程用英语授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国内知名的财经类高校;上海财经大学国贸专业的特点是分三个专业方向学习;厦门大学着重对学生进行专业理论知识的培养;天津外国语学院将经济学与管理学融合，还为学生开设了第二外语，可以选修法语、日语等语种。当然，除了以上提到的高校外，上海外贸学院、广州外语外贸大学也都是不错的选择。
毕业后主要从事国际市场销售业务人员或研究管理工作。
NO.4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专业培养具备机械设计制造基础知识与应用能力，能在工业生产第一线从事机械制造领域内的设计制造、科技开发、应用研究、以机械设计与制造为基础，融入电脑科学、资讯科技、自动控制技术的交叉学科，主要任务是运用先进设计制造技术的理论与方法，解决现代工程领域中的复杂技术问题，以实现产品智慧化的设计与制造。执行管理和经营销售等方面工作的高阶工程技术人才。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机械设计与制造的基础理论，学习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资讯处理技术的基本知识，受到现代机械工程师的基本训练，具有进行机械产品设计、制造及装置控制、生产组织管理的基本能力。
它是以培养现代机械工程师为目的的专业，也是我国高校开设得最久的专业之一。多年来，它长盛不衰的奥祕就在于：无论一个社会的文明发展到何等程度，都离不开机械制造，它是人们物质生活用品供应的基本保障。就业前景：主要到工业生产第一线从事机械制造领域内的设计制造、科技开发、应用研究、执行管理和经营销售等方面的工作。
NO.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受到工程师基本训练，具备电机及其控制、电器及其控制、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建筑电气等工程技术领域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能够从事设计制造、研制开发、试验分析、系统执行、自动控制、电力电子技术、生产管理以及电子与计算机技术应用的应用型高阶工程技术人才。
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获得工程师基本训练，能理论联络实际、具备电工技术、电子技术、控制理论、自动检测与仪表、讯号处理、计算机技术与应用和网路技术等较宽广领域的工程技术基础和一定的专业知识，能在运动控制、工业过程控制、电力电子技术、检测与自动化仪表、电子与计算机技术、资讯处理、管理与决策等领域研究、分析、设计、制造和应用开发的应用型高阶工程技术人才。
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可以从事下列工作：1、电机电器设计、制造、控制、试验、执行维护、研制开发、生产管理工作;或电力系统与电气装备的执行、供电系统和高层建筑的电气设计与执行维护工作;或建筑电气领域电气设计、楼宇自动化、综合布线与智慧建筑的系统设计、系统执行、研制开发、试验分析、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2、电力电子、电气传动、自动化、仪表等技术领域的研制开发工作。
NO.6会计学
本专业培养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和会计学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会计实务以及教学、科研方面工作的工商管理学科高阶专门人才。
主要要学习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巨集观经济学、管理资讯系统、统计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经济法、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审计学。

李嘉图等价定理是什么？

李嘉图等价命题是指，政府无论通过减税还是通过发行债券来为扩大政府支出筹资，家庭的消费都不会变化，因为现阶段的减税或债券的利息早晚会以未来增税的方式偿还。李嘉图等价命题成立的四个条件是：1，存在没有流动性制约的完全资本流动市场，否则减税之后家庭为达到效用最大化会增加消费支出；2，非搅乱的税制，比如人头税之类，如果有所得税之类的则不行；3，家庭对将来的财政政策和收入有完全的预测，即合理预期；4，个人和政府计划期间的一致性，即减税增税要针对同一代人。其中第四点是李嘉图等价命题和巴罗等价命题的区别所在，巴罗等价命题因为有利他主义遗产动机，所以只需123即可。

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成就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年）李嘉图是英国产业革命高潮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经济理论中的精华，使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最高峰。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
李嘉图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资产阶级犹太移民家庭，在十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三。童年所受教育不多，14岁时，随父亲从事证券交易活动，16岁时便成了英国金融界的知名人物。1793年21岁的李嘉图独立开展证券交易活动，很快便获得成功，25岁时他已拥有200万英镑财产。这时的李嘉图深感早年教育不足，因此在经济生活有了保障以后开始自学。1799年的一次乡村度假里，他偶然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经济学，从此，对政治经济学发生兴趣并开始研究经济问题。当时英国突出的经济问题是“黄金价格”和“谷物法”，他热心地参与这两个问题的辩论。
37岁的时候他完成了第一篇经济学论文，10年后他在这一领域获得了极高的声誉。
李嘉图在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使他非常富有，1814年42岁时便退休了。
1819年，李嘉图在英国议会上院购买了一个代表爱尔兰的席位。他占据这个席位直到去世。作为议员，李嘉图支援自由贸易和废除旨在保护英国国内农业的《谷物法》。
“金价论战”发生在18世纪末。英国由于对拿破仑的战争处于财政困境，政府利用大量发行银行券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引起金价上涨，银行券贬值。李嘉图在《晨报》上匿名发表了《黄金价格》引起了所谓“金价论战”的论战。论战分为“金属派”和“反金属派”两方，李嘉图是金属派的首领，他以货币数量论为依据，认为金价上涨的原因是银行券发行过多，从维护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出发，要求有一个稳定币值的货币制度。
李嘉图于1823年9月11日去世，年仅51岁。他死得很突然，小小一只耳朵的感染就夺取了这位天才的生命。

什么是李嘉图等价定理?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启示
征税和发行公债是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两种主要方式。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的第17章中表述了这样的论点：政府无论选用一次性总付税（lump-sum tax)，还是发行公债，来为政府筹措资金，均不会影响消费和投资。
20世纪70年代，这一原理重新被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Robert J. Barro）所揭示。他发表于1974年的著名论文《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一理论因而成为新古典巨集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嘉图等价定理之所以引起现代经济学家的瞩目，其原因在于对举债的巨集观经济影响的重视。在政府举债的情况下，社会总需求发生何种变化，将直接影响到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本文将透过李嘉图等价定理，分析举债的经济影响。
一、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内容和意义
“李嘉图等价定理”（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1976年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发表的题为《巴罗的〈论李嘉图等价定理〉》的评论中。
李嘉图等价定理认为，征税和政府借款在逻辑上是相同的。这一原理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假定人口不随时间而变化，政府决定对每个人减少现行税收（一次性总付税）100元，由此造成的财政收入的减少，通过向每个人发行100元政府债券的形式来弥补（再假定债券期限为一年，年利息率为5％），以保证政府支出规模不会发生变化。减税后的第二年，为偿付国债本息，政府必须向每个人增课105元的税收。
面对税负在时间上的调整，纳税人可以用增加储蓄的方式来应付下一期增加的税收。实际上，完全可以将政府因减税而发行的100元的债券加上5％的利息，作为应付政府为偿付国俩本息而增课税收105元的支出。这样，纳税人原有的消费方式并不会发生变化。
如果政府债券的期限为N年，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政府债券的持有者可以一手从政府手中获得债券利息，另一手又将这些债券的本金和利息用以支付为偿还债券本息而征收的更高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用举债替代税收，不会影响即期和未来的消费，等价定理是成立的。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意义在于，公众是否将政府发行的债券视为财富的一部分，关系动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帕廷金（Patinkin,D）在其1965年的著作《货币，利息和价格》（Money. In-terest and Prices）中指出，公开发行并已出售的政府债券，有比重为K的部分被视为财富。按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含义，即如果人们意识到，手中持有的政府债券要通过将来的税收来偿还，政府债券就不会被看作总财富的一部分。于是，举债同课税一样，不会引起人们消费水平的变化，即K＝0；如果人们并不将手中的政府债券同未来的税收负担联络起来，政府债券就会被全部或部分地看作总财富的一部分，则0＜K≤1。其结果是，公众会因总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当前和未来的消费。总之，如果政府以公债替代税收，公众将以K倍的速度增加即期的消费数量。由此可见。面对征税和发行公债，公众是否会采取不同的行为，对政府财政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巴罗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坚持
从上面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解释可以看到，无论用发行短期还是长期债券的方式来实现当前的减税，等价定理都能成立。然而，李嘉图等价定理却无法解释下面的现象：假如一些或全部消费者在政府偿还公债之前去世，这些人既享受了政府因举债替代征税而带来的减税的好处，又无须承担由此而发生的未来的税收，那么，他们生前的消费行为同样不会发生变化吗？
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对于那些减税期间活着，却在政府偿还公债前已经死去的消费者来说，他们负担税款的现值下降了，由于他们不必用公债去支付政府为偿还公债而增加的税收，他们当前和未来的消费会随其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假如消费者是完全利己的，则上述答案将使李嘉图等价定理失效。
1974年，罗伯特·巴罗（Robert J. Barro）在他的著名论文《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中，坚持和发展了李嘉图等价定理。他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论点：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会将其财产的一部分，以遗产的形式留给他的后代。其原因在于，他不仅从自身的消费中获得效用，而且也从他的后代的消费中获得效用，即U[,i]＝U[,i]（C[y][,i]?C[o][,i]，U[*][,i+1]?。公式中U[,i]表示第i代人的效用，C[y][,i]表示第i代人年轻时的消费，C[o][,i]表示其年老时的消费，U[*][,i+1]表示第i十1代人的最佳效用。由于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的效用不仅取决于他自己一生的消费，也取决于他的后代的效用，因而他会像关心自己的消费一样去关心其后代的消费。
巴图认为，代际之间的所有消费者都关心自身及其后代的消费。当政府用发行100元债券来替代100元税收，由此使即期税负减少100元时，消费者知道这意味着未来的税收将增加100元，因而面对即期税负的减少，他的反应将不是增加自身的消费，而是将购买的100元政府债券储存起来。如果他在债券到期之前去世，这100元政府债券将作为遗产留给他的后代，以支付政府因债券本息负担的增加而增加的税收。假设在他的后代的有生之年政府债券仍未到期，便可以继续留给他们的后代，以便用以支付债券到期时的税收。
对于任何一个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来说，政府为偿付新发行的国债本息而增课的税收，由他还是他的后代来偿付，是没有区别的。在巴罗看来，消费者是否死于债券到期之前，这对于他的即期消费不会产生影响。购买债券与缴纳税收一样，会减少即期的个人消费。巴罗的见解，使李嘉图等价定理在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即使死于债券到期之前，仍能成立。
巴罗认为，既然消费者具有关心其后代效用的利他动机，则消费者就不会将政府为替代征税而发行的债券作为财富的增加，因而即期的消费不会改变。
巴罗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维护和发展，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关注。在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支出日益依赖公债的发行，因此，公众在面对政府采用举债还是征税的不同决策时，是否会对消费采取不同的行动，将会对国民收入的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三、等价定理失效的原因分析
征税和举债是否等效，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极大兴趣。托宾（Tobin,J.）在其著作《财产积累与经济活动》（《Asset Aumulation and Economic Activity》）一书中，对李嘉图等价定理失效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失效，是由以下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等价定理的成立，不但要求各代消费者具有利他动机，而且还必须保证消费者遗留给后代的财产为正值。而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遗留给后代的财富并不总是正值。比如，虽然消费者关心其后代的效用，但如果后代比他本人更富裕，他便会认为即使从后代那里获得财富，也不会影响后代的效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留给后代的财富就不一定会是正值，这并不改变消费者的利他属性。
实际上，消费者也许并没有遗赠动机，因为可能他们没有子女，或许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他人的福利。因而，当政府采用公债替代征税时，消费者便不会将债券留给后代，让其用于应付未来税负的增加。相反，由于偿还公债本息所需增加的税收要在他死后才开征，因而他所要承担的税负的现值下降，财富会增加，因而消费者当期的消费支出完全可能会随之而增加。
其次，支撑等价定理的假设是政府对每个消费者减少税负的数额相同，并且每个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没有差异。这一假设很容易遭到攻击，因为现实生活中一次性总付的人头税并不存在，政府的财政政策常常会造成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
对每个消费者来说，税收减少的数额不可能相同，并且消费者之间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差异。为了方便说明，假定政府减税政策的受益者为消费者人数的一半，受益者当期税负减少200元。由于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要保持不变，因此，减税而引起的收入减少，政府将通过向所有的消费者发行100元的债券来筹措。假如政府债券利息为年息5％，人口不变，若政府在第二年偿还本息，采取向每个消费者征收105元的新税来实现。
公债持有者与税负承担者范围的不一致性，以及同为公债持有者、税负承担者，其公债持有比例与税负承担比例的不一致性，使社会资源从税负不变的消费者转移到了税负减少的消费者手中。其结果是，减税的受益者将会增加当期消费，受损者将会减少当期消费。消费结构的这一改变，是否会对总需求产生影响，取决于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边际消费倾向的对比。如果二者相等，不会影响社会总需求。如果二者不等，前者大于后者，社会总需求会增加；而前者小于后者，则社会总需求便会减少。消费者之间边际消费倾向存在的差异，使李嘉图等价定理不能成立。
四、李嘉图等价定理给我们的启示
1979年，我国结束了长达20年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历史，再度举借外债。1981年，又开始发行内债。从此，国债在中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政策中的影响日益显露出来。
截止1995年末，国债余额已达3300亿元。根据1994—1996年的国债发行速度和今后几年债务还本付息水平、赤字规模等因素推算，“九五”期间国债发行规模在12000亿元左右。1995年我国国家财政国债依存度（国债发行额／国家财政支出）为20.12％。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1980年为6.19％【债务收入43.01亿元／（中央本级支出666.81亿元＋债务支出28.58亿元）】，而1994—1996年则分别为52.14％、53.68％、55.61％。根据财政部长刘仲藜1997年的预算报告计算，此数已达57.77％，中央财政支出规模的维持已完全依赖于发行国债。
国债规模的扩大对我国社会总需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可以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分析得到证实。从表中可以看出，转移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9年的7.89％上升至1995年的17.64％。据统计，1978—1991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16.6％。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微观经济主体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62.8％增加到1992年的81.9％，增长19.1个百分点。与此对应，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2.99％上升到1995年的19.89％。
1979-1995年国家财政收支与公债的关系 （单位：亿元） 年份 财政总收入 其中:债务收入 占总收入的% 财政总支出 其中:转移性支出 占总支出的%
1979 1181.69 35.31 2.99 1281.79 101.13 7.89
1980 1202.94 43.01 3.57 1257.41 166.60 13.25
1981 1248.87 73.08 5.85 1201.30 244.02 20.31
1982 1296.19 83.86 6.47 1285.50 249.17 19.38
1983 1446.36 79.41 5.49 1451.99 263.88 18.17
1984 1720.20 77.34 4.50 1729.93 272.41 15.75
1985 2094.67 89.85 4.29 2043.81 332.50 16.27
1986 2260.26 138.25 6.12 2255.07 343.22 15.22
1987 2368.90 169.55 7.16 2342.01 411.83 17.85
1988 2628.02 270.78 10.30 2567.96 435.34 16.95
1989 2947.87 282.97 9.60 2896.14 495.51 17.11
1990 3312.55 375.45 11.33 3273.99 626.24 19.13
1991 3610.88 461.40 12.78 3633.42 687.89 18.93
1992 4153.05 669.68 16.12 4180.77 826.66 19.77
1993 5088.17 739.22 14.53 4978.52 710.79 14.28
1994 6393.35 1175.25 18.38 6291.98 908.97 15.72
1995 7791.96 1549.76 19.89 7702.08 1358.71 17.64
* 资料来源：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表中财政收入和支出总额包括债务收支。转移性支出是抚卹和社会救济费、价格补贴支出、债务支出的合计。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以连年发行国债来换取减税让利的改革道路，国债规模呈现出持续扩大的局面。
公债的上升，使公众当期承受的税负减轻，客观上促成了总消费支出的膨胀。由我国十多年来国债发行的历史可以看出，国债对无偿性财政收入的替代，是企业和家庭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度上升的重要原因。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迅速增长的同时，虽然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呈现下降趋势，但除少数年份，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年的增加额仍有80％左右转化为消费。近年来，消费需求的膨胀与财政以国债发行支援减税让利不无联络。
在财政支出规模既定的条件下，国债与税收及其它财政收入形式之间必然是一种此消彼涨的关系。正是由于国债的连年发行，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才能在无偿财政收入相对下降的情况下得以扩张。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政府仍然坚持“既无内债，亦无外债”的原则，那么，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显然是不可能的。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争论和分歧并没有结束。这一问题之所以会引起经济学家们的重视，是因为对消费者在纳税与购买公债情况下，是否会有不同的经济行为感兴趣。如果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即消费者不会对征税和发行公债采取不同的行动，政府对财政收入形式的选择就没有后顾之忧。相反，如果消费者对征税和发行公债采取不同的行动，政府对财政收入形式的选择就必须慎重。因而，政府用公债替代税收而引起社会总需求膨胀时，政府就应该采取巨集观上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从制定政策的角度看，重要的并不在于李嘉图等价定理是否真的成立，而在于对举债与征税真实影响的分析。
尽管李嘉图等价定理的严格理论假设与现实生活有相当的距离，并且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援，但它从国债与税收之间的替代关系出发，将即期的政府债务同未来的税收联络起来，揭示了政府举债的实质，给我们以启迪。
第一，公债既同于税收又不同于税收。公债不同于税收，是因为公债会引起税负在时间上的移动。公债替代税收，政府支出计划所派生的纳税义务被推迟了，消费者的税负就会向后推移。消费者就可能因税收现值的下降，当期财富的增加而增加消费。因此，将税收和公债严格加以区别是非常重要的。用公债替代税收所产生的两种财政效果“交换”的分析，对政府制定财政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说税收与公债相同，是因为公债的清偿需要增加向公众征收税收才能实现，公债无非是以公众未来的税收替代了眼前的税收，消费者的纳税义务并没有消除，只是推迟了而已。
第二，公债在现代社会已成为各国政府进行巨集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政府获得财政收入的形式不同，将引起人们经济行为的调整。如果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是通过增加税收而不是发行公债来实现时，人们会减少当期的消费。但如果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不是通过税收来获得，而是依赖发行公债来维持时，则公众至少不会改变即期的消费水平。
政府债券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众的消费支出，进而影响国民收入水平，则取决于公众对举债与未来负税关系程度的认识。因此，政府债券在多大程度上被私人部门看作净财富，在政府债券市场转换的真实影响中起著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基于这一原理，当经济出现萧条时，政府采取发行公债而不是增加税收的作法，对总需求施加扩张性影响。
第三、由巴罗提出的当前和未来的每一个消费者都始终关心他自己及后代的消费的这一论点，引发出政府是否必须用增加税收的方式来偿还政府债务的问题。假如政府可以用发行新债来偿还旧债的方式滚动债务，而不需为偿还国债本息而增加税收，则政府以举债替代课税而产生的当期税负的下降，并不会引起未来税负的变化，消费者当前税负的必然降低，将导致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从而引起消费支出的增加。
如果政府能滚动债务，那么减税和发债同时进行，政府支出规模可以维持不变，但消费者所要负担的税款的现值会降低，因而会导致消费的增加。如果政府不能滚动债务，那么政府债债就必然依靠增税来实现，消费者即期和未来的消费水平就会发生变化。
第四，同样的支出规模，组织收入的形式不同，公众会采取不同的经济行为。因此，政府只有掌握了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在不同的财政收入形式下会发生何种变化，才能通过对公债发行的数量、期限、利率、应债来源等的确定，制定出正确的巨集观经济政策，对巨集观经济进行调控。

为什么说自然条件是国际分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没有一定的自然条件，进行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自然条件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也是国际分工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应当指出，自然条件对国际分工的确很重要，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然条件对国际分工的作用在逐渐减弱。因此， 自然条件只提供国际分工的可能性，不提供现实性，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还需要一定的生产力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