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師者馬一浮：陳獨秀稱他爲“大儒” 周恩來也曾專門拜訪

人師者馬一浮：陳獨秀稱他爲“大儒” 周恩來也曾專門拜訪  

三年前，浙江美術館辦了一場規模盛大的“馬一浮書法展”。記得在展館，我被六十多份詩稿複印件吸引，寫詩的是馬一浮學生，但見每份詩稿上都細細標註了馬一浮的眉批和閱評，字字句句看不到什麼大道理，就是一個老師對學生手把手地花心思教。不知這些詩稿是如何保存下來的，想必有學生對老師的念念不忘。看這樣的詩稿，不難體會這躍然紙上的已非書法藝術本身，而是一個無私幫助小輩的大師之手。中國自古就有關於“經師”和“人師”之論。經師者，“謂專門名家，教授有師法者”；人師者，“謂謹身修行，足以範俗者”。都說“經師易遇，人師難遭”，對人師者馬一浮，銘記是我們能做的最好的事了。

王梅

捨我其誰

梁漱溟在北京大學任教時，有一回到杭州特意拜望馬一浮。以梁漱溟的學識和脾氣，能入他眼的不多，對馬一浮他抱以了十二分的敬重。日記中，他道：“謁先生於延定巷。入門，長揖下拜。”馬一浮則以兩本木刻古籍相贈，這般往來，是兩個士人的惺惺相惜。軍閥孫傳芳也曾慕名去延定巷拜訪馬一浮，卻被拒之門外。家人怕事，勸他說，是否可以說不在家？馬一浮卻道：“告訴他，人在家，就是不見！”

延定巷，是杭州不起眼的一條小巷，如今早已不是當年的模樣了。對馬一浮來說，他並非生來就在陋巷。和同齡人一樣，爲尋救國之路，他也是剪掉長辮的熱血青年。1903年7月，“萬里來尋獨立碑”的馬一浮抵達美國，這期間，他閱讀了大量西方思想著作，此後又去了英國、日本。兩年多的出洋經歷，讓原本崇尚西方“新學”才能改造中國的馬一浮，思想卻漸漸發生了變化，他不覺得這樣的一種文明對中國即是福音。他寫信對舅舅說，自己雖不能像同鄉的秋瑾和徐錫麟報國，但也有爲國盡忠的操守，那就是完成“貫綴前典，整齊百家”的宏願。這年，馬一浮才23歲。

回國後，他爲遍讀杭州文瀾閣所藏的《四庫全書》，曾寄居在文瀾閣旁邊的廣化寺，自匿三年，“日與古人爲伍，不屑於世務。”他儼然成了與時代不相宜的人。當時的中國，對儒家文化的不容忍，是社會普遍的態度。“洋儒”莊士敦在《儒學與近代中國》直言不諱地說：“我強烈地意識到我所選擇的話題充滿爭議，……如果這是一所中國大學而不是英國大學的話，在我第一個字出口之前，我面對的可能早已是一片抗議的風潮了。”

身處新舊時代的夾隙中，有的人天生有種“捨我其誰”氣概，無論生逢其時，還是不得其時。當馬一浮的摯友陳獨秀離開江南北上，兩人曾經縱論國事的酣暢，驟然化爲了往事，而他顯然屬於後者，逆行而上，活得“孤例”。有時因埋頭書堆顧不上柴米，他便去買幾塊豆腐和佐料，晚上一邊伏案習書，一邊用文火燉豆腐。從前的爐子外表包着紫銅，裏面點盞油燈，豆腐放在爐上煨，油燈搖曳，豆腐慢慢便熟了。

算起來，除抗戰流亡九年，馬一浮大半生都蟄居在杭州，在這座城市留下了他的宏願和孤絕。延定巷未必是馬一浮惟一原點，不過它呈現了一個思想者涅槃重生的軌跡。正是在這裏，馬一浮經歷了一段痛苦的抉擇，由崇尚西學轉而“知西學之弊”，最終歸宗儒學。這般選擇，在青年時代未必深思熟慮過，只是愈到後來愈有了堅守的底氣和勇氣。一個民族若缺了文化定力，再怎麼學，也只是東施效顰罷了。馬一浮最讓我震動的是在那個全民西化的大潮中，忠於傳統，默然潛心體究，他用自己的實踐提醒世人，也許還有另一條通途。

馬一浮曾赴南洋，在新加坡見到當地華僑不忘故俗以儒學爲尊，他夢寐以求建“通儒院”理想竟在那裏成爲了現實。他在《新加坡道南學堂記》感慨說：“可謂能知本矣”。他寫詩：“已識乾坤大，猶憐草木青”，這樣的詩，是從千年傳承下來的血脈裏洗練出來的，能讓人讀出深情。這個從未放棄“知本”的人，心裏充盈着柔軟，儘管他表現出來的總是桀驁和狷介。 ?

1912年，蔡元培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時，聘馬一浮爲祕書長，因在廢經意見上相左，他做了沒多久就掛職回了杭州。後來蔡元培執掌北大，再次邀請他去北大任教，他謝絕了。陳大齊接任北大校長後，又請馬一浮出山，他也謝絕了。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三次登門請馬一浮到浙大講國學，他還是謝絕了。看到這樣的舊聞舊事，我多少有些欣慰，欣慰無論社會怎樣變遷，仍有人清醒看到傳統文化對國家對民族的意義，他們的每一次“請”，都有一份懂得和敬重。

用他人評價馬一浮的一生也許再合適不過：陳獨秀稱他爲“大儒”，梁漱溟稱他爲“千年國粹，一代儒宗”；他的書法，篆隸草行無一不精，筆意自成一格，沙孟海推崇其爲“今世無第二人”；熊十力說他是“當今第一流詩人”，玄史禪義，拈來便用，連章太炎都自嘆僅能解得三成，雖然他並不以詩作彰名。

君子之守

1937年抗戰爆發，不久杭州也淪陷了。這年，馬一浮和相從的學生僮僕離開杭州，開始了逃難的日子。一個年過半百的長者爲避戰火一路長途跋涉，其艱難困頓已不是今天的我們所能想象的。也就在這年冬天，倉皇中帶着一大羣眷族同樣逃難的豐子愷與馬一浮在桐廬的陽山畈相遇。後來，豐子愷寫下了《桐廬負暄》一文。那是幾個風和日暖的日子，遠處是波瀾起伏的羣山，籬門口的竹林旁，銅炭爐上擱着茶壺，壺裏的普洱茶正在翻滾，馬一浮捧着水煙筒，和大家圍爐而坐，談禮樂，談舊聞，全然不忌前方炮火威懾。豐子愷感慨自己的憂愁與恐懼，被馬一浮“慈祥、安定而嚴肅的精神所克服了”。

取自《列子》裏的“負暄”，原本說的是宋國鄉下人，沒有供暖的房子和衣服，只能靠曬太陽取暖。豐子愷筆下的負暄，斷章之外取新義，人流離但未失所，精神家園還安在，早晚春秋，負暄談義，國破山河裏的這一幕，如今念及，依舊讓人有百感交集的滋味。

在桐廬避難的日子，對馬一浮來說是一條分水嶺，此後他終於破了“未嘗聚講”之規，走進了浙大，在和師生們西遷的流亡路上，先是在江西泰和，爾後在廣西宜山，他爲師生開設國學講座，留下了兩部重要的著作《泰和會語》和《宜山會語》。我從舊書店淘來的《泰和宜山會晤》還是二十年前版本，薄薄一本小冊子不足百頁，卻猶如一座高山。《泰和宜山會語》裏，馬一浮開門見山提出了於國學應具備的信念：“但願諸生亦當具一種信念。信吾國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信自己身心修養之深切而必要，信吾國學術之定可昌明……具此信念，然後可以講國學。”中國人總要回歸自己的東西，這信念不啻爲洪鐘大呂。他爲師生逐一講解的張載“四句教”又儼然學問的雷霆:“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儒者的襟懷，是最有器識的，馬一浮在炮火中傳授“橫渠四句”，在今天依然亦如雷霆。

樂山爾雅臺，我現在只記得模糊的影子了，當年和好友一起到過，那時我純屬遊玩而已，不知它於我今天的意義。烽火硝煙下，馬一浮仍沒放棄創辦一所儒家書院的願望，他最終如願以償，選址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匯流的樂山，創辦了復性書院，爾雅臺即是當年書院師生問答的地方。“復性”是馬一浮親定的書院之名，也是他創辦書院的教學宗旨。“復性”取意爲恢復人的本性、恢復“本然之善”，克除積習，踐履篤行，既有孔孟“克己復禮”的直承，也有王陽明“致良知”的延脈。憂思之愈深重，希望便愈真切。從桐廬負暄談義，到泰和宜山會語師生，最後落腳在書院求復性，他發乎內心的執念，一直未曾熄滅，在全民西化大潮中如此，在國家蒙難屈辱時亦如此。很多人說，馬一浮一生過於孤神獨逸，其實屬於他的時代未到來罷了。誰也不是天生理想主義者，可他似乎偏偏是，明知情勢不可爲，依然心懷光明相守。一想到抗戰時馬一浮的這段經歷，我猶似看見一人，——抑或是一羣人，他們是秉燭的夜行者，護着一簇光踽踽向前走，我看不清他們的面龐，他們的身影被黑夜吞沒了，唯有走向遠方的那束光點亮了無盡的長夜。

聞歌以往

臨湖而築的蔣莊，現已闢爲馬一浮紀念館。沿着西湖的楊公堤走，只需三十來分鐘就到蔣莊。蔣莊如空谷幽蘭，不是熱鬧去處。我每次來到蔣莊，總覺得這裏有沉香嫋嫋生出歌來，放着聞歌似是故人來的異彩。有一次遇到三名北京遊客，他們告訴我說，到杭州專門爲尋蔣莊而來。物以類聚，人以羣分，這真是一句熨帖貼的話。於蔣國榜，又何嘗不是如此。

蔣莊的主人蔣國榜，原本是清末富甲金陵的商人，家族雖以豪富名世，卻有“遺子以經不以金”的家訓流傳後人。他本人平素好書畫、工詩文，師從馬一浮後，他將老師請至蔣莊，視之如父。看過很多他與馬一浮的合照，我驚歎他的好相貌，散發着詩書沉澱後的斯文通脫，全然沒有錢財萬貫的浮華輕狂。馬一浮於他，況味如同絃歌裏的夫子於童子，一個踏歌而來，一個聞聲沉醉。值得一提的是，去年離世的著名物理有機化學家蔣錫夔院士，即爲蔣國榜之子。

馬一浮在蔣莊住了整整十六年，終日讀書、寫字、刻書，過着隱居式的生活。他晚年最廣爲傳頌的莫過於周恩來的到訪。1957年，周恩來陪同前蘇聯伏羅希洛夫元帥在杭州訪問，專程陪同伏氏到蔣莊登門拜訪馬一浮。有回我到紹興拜謁周恩來祖居，看到當年馬一浮敬贈總理的詩聯鐫刻在楹柱上：“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體國經野輔世長民。””。這副詩聯爲馬一浮瞑書而作，他因患白內障，已無法揮墨自如了。雖視力近盲，寥寥數語卻帶出了火候內斂而蘊含深摯的明察，他心若洞火呢。

晚年的馬一浮把自己活成了一部大書，一副孤峯相、，金石相，、大師相。有張照片是他在西湖邊，扶杖而坐，鬚髮飄逸，身後湖岸垂柳依依。看馬一浮留下的老照片，我常有種錯愕感。他一身長衫，銀髯倉然，好像生來就是這副樣子。氣度全在儀容上，是周正，是溫雅，也是清寂，骨子裏透出的隱逸之氣，像草書的飛白枯乾，又像風吹湖面傳來的悠悠琴瑟，他似生於現時的古人，又似生於古時的今人。這是一個多一意孤行的人啊。

馬一浮去世後，後人寫文章懷念他：在復性書院，他除了講學，把精力都用在刻書上。他請來木刻師傅一版一版地刻，然後拼接在一起印刷。這種古法刻印典籍的做法令經費日益見絀拙。爲籌錢，他只得借一己書法聲望公開鬻字。當年孔祥熙曾以重金想請他爲其母寫墓誌銘，被他斷然拒絕：“我從不爲五斗米折腰，請回。”此時的馬一浮卻願爲刻書賣字折腰，傲氣也罷，迂闊也罷，他的想法很單純，很多書籍已被毀於戰火，能來書院學習的人畢竟是少數，但刻出來的書散出去，看的人就多了。“多刻一版，多印一書，即是使天地間能多留一粒種子。”我每想起他這話和他弓背刻字的模樣，老總在心上縈迴不已，這世間唯有情深最是難負矣。

蔣莊的園裏有兩棵廣玉蘭，已百年有餘，盤根錯節的老樹根從泥土裏冒出，鬱郁生機像忘了時光的流轉。館內大廳正中全文鐫刻着浙江大學校歌《大不自多》。八十多年前在浙大西遷路上，馬一浮因竺可楨之請，爲浙大作了此校歌。歌詞寫得辭雅意深，最後兩句是“樹我邦國，天下來同”。這一寫於戰火裏的期許，和他終其一生復興的夙願，如今都靜默在西湖邊。都說西湖美若西子，殊不知西湖邊有這樣的詞章做底子，這千年湖水便有了月印萬川的浩蕩氣象，誰說不是呢。

（原標題：馬一浮：聞歌似是故人來）

來源：北京晚報

編輯：TF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