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骑霸汉 從神話傳說、城市、鐵騎、文字、共同的文化認同到“中華”！

從神話傳說、城市、鐵騎、文字、共同的文化認同到“中華”！  

今天為你分享的是《從城市國家到中華：殷周、春秋戰國》。

本書是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叢書的第二卷。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了第一卷《從神話到歷史》，那本書更多講的是考古發掘在歷史研究中的應用，而本書正好可以承接前文，逐漸由神話時代，進入信史時代。

本卷講述的，是從商朝到春秋戰國的歷史，商朝是中國有確切文字記載和考古佐證的第一個世界公認的王朝，但商朝的國家結構和之後的中國朝代還有很大差異，作者把商周時代的中國稱為“城市國家"，同時認為，正是周朝和戰國時代的技術進步與文化認同，把之前城邦林立的中國統一為一個新的共同體：中華。作者指出，這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三大要素是：漢字的普及，鐵器取代青銅器，上古的歷史和傳說變成共同的文化遺產。這本將用八個問題的形式，為你掃清商朝到春秋戰國的八個知識盲區。

本書的作者平勢隆郎，東京大學博士，現任東京大學教授，從學術譜系上講，他屬於東京文獻學派的第五代學者，同時也有很強的個人學術風格。主要研究中國古代史，主要著作包括《新編史記東周年表》、《中國古代紀年的研究》、《左傳的史料批判性研究》《春秋和左傳》等等，

先說第一個問題，為什麼說從夏到商，中國歷史就由神話傳說時代進入了信史時代？

本書的標題裡沒有提到夏朝，但作者還是得從夏朝寫起。朝到商朝，正是從傳說和半信史，向信史的過渡期，那怎麼區分信史和非信史呢？主要的研究路徑有兩條，就是我們前一本書說的，考古研究，還有，文獻研究。平勢隆郎是歷史學家，他更偏重於文獻。從文獻研究的角度，他認為，關於夏朝的記載可信度不高，後世對“夏朝歷史"的記載，主要來自《竹書紀年》和《史記。夏本紀》，《史記》大家都熟悉，《竹紀年》，西晉時期出土的古代典籍，一般認為是創作於春秋時代，比《史記》要早很多，不過仍舊距離夏朝很遙遠。《竹書紀年》和《史記》裡都列舉了一夏朝君王的系譜，從禹到桀，一共十七人，對此，作者問道：夏朝並無漢字流傳，這份系譜究竟是怎麼保留下來的呢？最終，他也只能存疑，表示“夏王朝是否真實存在至今還沒有定論"比幻影般的夏朝，商朝就實在多了，這就是因為，關於商朝，有很多同時代的文字資料，可以作為鐵證。商朝有甲骨文；其次，有金文，也就是青銅器上的銘文，為數不多，不過意義重大。通過這些文字，我們就可以隱約窺見商朝的輪廓。

關於商朝，我們要先講講商和殷這兩個概念有什麼區別。本書的標題裡，作者為什麼寫“殷周"，而不寫“商周"呢？這得從商朝的起源說起。商朝的開國者叫成湯，傳說他曾經是夏朝的一位侯爵，封國在商國，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所以他的爵號就叫商侯，後來成湯把夏朝滅掉了，自己建國，就沿用了之前封國的名稱，把國號定為“商"。不過，商朝早期的君主大都不爭氣，內鬥不息，政局動盪，不斷地遷都，所統治的領土越來越小，等到第二十代君主盤庚繼位，決定遷都到殷，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陽，這就是著名的“盤庚遷殷"。打那之後，直到商朝滅亡，國都再也沒有變動過，由此，商朝又稱“殷"或“殷商"，像司馬遷寫《史記》，寫到商朝，不叫“商本紀"，而叫“殷本紀"。日本人做學問，喜歡從古，所以他們也學司馬遷，不叫“商"而叫“殷"。不過因為習慣，我們下面還是說商朝，不說殷朝。

關於商朝，作者指出兩點是商朝的祭祀，於癸日舉行，癸日就是中國傳統的天干地支法當中，十地支的最後一位，每十天一次，以此結合商朝的歷法，就可判定年代；二是通過祭祀，可以推斷商朝的國家構造，他把商朝判定為一個“城市國家"，就像本書的名裡寫的那樣，他認為商朝的國土並沒有後世想象的那麼大，他引用了日本甲骨文、金文學家鬆丸道雄的結論，鬆丸道雄研究甲骨文，發現商朝統治的二十一個地方，其中十八個地方，彼此之間的距離，最多三日內可往返，剩下三個地方，四天內可到達，按照當時最快的交通工具馬車的速度來算，馬車跑三、四天，能跑多遠呢，這麼一算，我們大概知道了商朝的國土面

如果把歷史比作照片，商朝的畫素比夏朝高多少，周朝的畫素就比商朝高多少。拿文獻來說。研究商朝，可用的文獻只有《史記》和《竹書紀年》，研究周朝，除了這兩本，還有被古人低估的《逸周書》，一般認為，《逸周書》的年代比孔子還要早。比較起來，《逸周》的可信度遠過於《竹書紀年》。

比對這些史料，就引出了我們的第二個問題：那些我們耳熟能詳的歷史典故，比如“共和元年”、“烽火戲諸侯"真的是史實嗎？

其實啊，通過研究這些文獻，我們可以發現很多我們以為的“歷史知識"其實是錯誤的。比如“共和"這個詞，它是怎麼來的？對《史記》比較熟悉的朋友可能馬上就能答出來：話說西周天子周厲王暴虐無比，並且還非常嚴格地壓制反對意見，搞得大家“道路以目"，就是大家走在路上，都不敢相互說話，只能交換一下眼神，不過眼神的含義，大家也都是心照不宣，你懂的。這種情況下，西周首都鎬京的人民終於怎不了，發起暴動，趕走了周厲王時代，這就是有名的“國人暴動"，國人就是指首都居民。這件事發生在公元前841年，這也是中國最早的一個確切的歷史年份。國人暴動之後，由兩位大臣召公和周公出來收拾殘局，他們聯合執掌，史稱“共和執政"，這就是共和的由來

《史記》上就是這麼說的，所以很長時間以來我們也都信以為真。不過，根據《竹書紀年》的記載，共和並不是這麼回事，其實一個人的人名，他是一位周王室成員，共伯和這三個字得拆開來講，共，是他的封國，他所在的那個地方叫共；伯，是他的時號，也就是說，他是一位伯爵；和，才是他的名字。《竹書紀年》上說，國人暴動周厲王被趕走之後，出來執政的不是周公和召公，而是這位共伯和

那《史記》和《竹書紀年》的這兩個說法，哪個更可信呢？這就得依賴更多的“文字記載"，平勢隆郎提到西周時代的青銅器銘文中，出現了共伯和的名字，金文（就是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裡，他的名字被寫作“子龢（hé）父'這個“龢"字很難寫，就是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的那個“龢"。我們還可以補充一點：2011年，中國的歷史學者從戰國中期的竹簡當中整理出一部叫《系莉》的史書（系是譜系的系），這部書記載的共和執政跟《竹書紀年》完全一致，就是“共伯和代行天子之政"的意思。所以說，司馬遷的《史記》錯了，中國人人都隨之錯了兩千多年。

再比如，《史記》裡另一個關於周朝的著名故事，“烽火戲諸侯"。這個故事我們應該也不陌生，說的是周幽王，寵愛一位叫褒姒的美女，這個褒姒是個冰美人，不愛笑，周幽王為了逗她笑，別出心裁，點燃烽火，諸侯以為敵人入侵，紛紛率兵趕來救援，到達鎬京之後，發現並沒有敵人，他們驚慌失措的樣子，被褒姒看到，果然哈哈大笑。周幽王非常後來屢屢點火，用於取樂，這就像那個“狼來了"的童話，一而再，再而三，導致諸侯漸漸不再信任周幽王和烽火。公元前771年申國聯合繒國、還有西方的遊牧民族犬戎，一起攻打鎬京，周幽王點燃烽火，請求救援，但這一次已經沒有諸侯再相信他了，最終孤立無援的周幽王，在驪山腳下慘死於犬戎之手，褒姒被俘，西周滅亡。

這個故事，我們大都信以為真。作者卻表示質疑，他認為“烽火戲諸侯"的故事跟西周時代的社會結構不符合，如果一個國君可以為了取悅女人，而這麼隨意折騰諸侯，那需一個前提，就是：君主的權力發展到了足夠強大的階段。西周時代君主的權力遠沒有這麼大，到是戰國時代，君權得到了空前的加強。所以作者推測，烽火戲諸侯與褒姒的傳說，應該是出自戰國之後的人的虛構，反映的是當時的社會狀況。

其實關於“烽火戲諸侯"的傳說，八十年前錢穆先生寫《國史大綱》的時候，就已“此委巷小人之經提出過質疑，他說：諸侯並不能見烽同至，至而聞無寇，亦必休兵信宿而去，此有何可笑？舉烽傳警，乃漢人備匈奴事耳。驪山一役，由幽王舉兵討申，更無需舉烽。”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諸侯的封地距離鎬京有遠有近，他們怎麼可能同時看到烽火，又幾乎同時趕到呢？再說烽火臺這種預警系統，那是漢朝防備匈奴的時候才採用的，西周人並不這麼做。說周幽王的驪山之戰，

是他主動進攻，也並不需要通過烽火來召集諸侯出兵。錢穆先生沒有依賴什麼文獻和考古成果，僅僅憑藉歷史常識與邏輯，便有這麼透徹的見解。那麼這個故事，真偽究竟如何呢？最新的文獻研究，又為“烽火戲諸侯"翻了案一2012年，華大學整理戰國竹簡，發現周幽王之死，純屬自找，他主動進攻申國，申國反擊，聯絡犬戎等，周幽王戰敗而死。這個問題上，司馬遷又錯了一西周的滅亡根本不關美女褒姒什麼事嘛。

所以說啊，雖然跟上一本書介紹的、沒有文字記錄的神話時代比起來，商周時期已經有很多文字資料了，但是，仍然要通過各種文獻的互相比對、驗證，才能搞清楚，歷史的真相。

那我們再繼續往下看，公元前771年，周幽王死，西周滅亡，歷史就進入了東周時代，東周始於公元前770年，止於公元前256年。那麼，東周與春秋戰國有什麼關係呢？簡單說來，應該是一種平行的關係。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將國都東遷雒邑，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陽，自此，西周滅亡，東周開始，一直到公元前256年，秦國攻破雒邑，殺死了周朝最後一個君主周赧（nän）王，東周才宣告終結，算起來，東周作為一個名義上的“天下共主"，在諸侯爭霸的殘酷年代裡，苟延殘喘，硬是堅挺了五百多年。與東周同時，從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稱作春秋時期；春秋和戰國的劃分，只是一個習慣問題，

春秋時代最大的諸侯國之一晉國，被韓趙魏三個新興諸侯瓜分，作為戰國的起始點從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六國，這段時間被稱為戰國，這麼一比，可見戰國持續的時間還沒有東周長。正是因為這些歷史既久遠又紛亂，流傳至今，很多歷史人物都已經走型，脫離原貌而被妖魔化或是神聖化，前面說的周幽王以及褒姒，就屬於被妖魔化的，而這個時代被神話的典型，那就要首推孔子了。

下面我們就來講第三個問題，在作者眼中，真實的孔子是個什麼形象？

在春秋戰國時代，雖然周王室還是名義上的天子，但他們本身的力量過於孱弱，已經沒什麼好說的了。這個時候，有兩種人，已經取代他們成為時代主角，力強大的諸侯，比如所謂春秋五霸；這個時代特別活躍的知識分子，也就是所謂諸子百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然就是孔子，春秋時代的命名，來自那本叫《春秋》的書，相傳《春秋》這本書就是孔子編訂的。作者寫春秋時代，重點不是春秋五霸，而是孔子，這本書寫孔子的時代與形象，

第一，他還原了孔子被神化的形象；第二，他開掘了孔子不為人注意的新形象。

先說孔子被後世神化，到了什麼地步呢，後世把各種“神異"，都加到孔子身上，比如《論語撰考》寫他的誕生：“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就是說，孔子的父親是一條黑龍；《孝經鉤命決》寫孔子的外貌：嘴巴如海，背如龜，掌如虎一這簡直就是怪物了。這種對大人物的神化，在中國文化中是數見不鮮的，比如傳說中商朝的始祖契，相傳他的母親吃了玄鳥的蛋，隨後就懷孕生了他；而《史記》上描寫劉邦的誕生更誇張，說劉邦是他母親和蛟龍生的。這種荒誕不經的記載，就是人試圖把一些超自然的元素，附加到某人身上，用來論證他的偉大和不凡。作為之後幾千年中國讀書人的偶像，孔子身上被附加了太多這種明顯不可信的光環，以至於，已經跟他真實的形象相去甚遠了。作者筆下的孔子，褪去了這種光環，他筆下的孔子，有兩個最突破常規的新形象：第一個是孔子的喪家犬形象，十年前中國學者李零寫過一本書解讀《論語》，書名叫作“喪家狗”，結果引起激烈爭議，其實孔子在他的時代，正是一個失敗者，他的神聖性完全來自後世塑造。第二個是孔子的遊俠形象，這個就更顛，不過仔細想想，孔子一生奔走於列國之間，正對應“遊"字，至於“俠"，只怕有些距離，不過作者所說的遊俠，不是指通過武力來行俠仗義，而主要是指通過輿論來表達對時事的不服從、不妥協，從這個意義上說，把孔子稱為遊俠，也未嘗不可，在孔子的時代，他和儒家的價值，恰恰在民間，而不在廟堂。

孔子的時代，號稱百家爭鳴，是中國古代史上思想最繁盛的時代，第四個問題我們就來簡單講講，儒、法、道三家，在社會組織管理問題上的看法有什麼本質的不同？

諸子百家當中，孔子的儒家並不是唯一的代表，甚至儒家內部，也有很多彼此矛盾的看法，作者介紹這些學說的時候，援引了東漢學者王充的觀點，王充說，孟子說人性本善，這是根據中等以上素質的人得出的結論，另一位儒家大師荀子的觀點剛好相反，他認為人性本惡，這是根據中等和中等以下素質的人得出的結論。所以說，諸子百家的觀點和結論，其實是十對不同階層的不同情況得出的。荀子的觀點啟發了他的學生，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韓非、李斯，他們的理論眼於如何管理下人；而相對的，強調師法自然的道家，則更重視人的自覺，可以說他們的理論僅適用於上人。結果從著眼階層的不同來考慮，可以認、諸子的學說是互相補充的，可以並存，而不是對立。

春秋之後是戰國，戰國這個名稱是怎麼來的，戰國究竟是“六雄"還是“七雒"？這是我們要說的第五個問題。

有些人想當然，以為既然春秋時代出自〈春秋》一書，那麼戰國時代理當出自《戰國策》一書。事實上，《戰國策》成書甚晚，最早的編者是劉向，他把戰國時代流傳的《長短書》等文獻重新編排，編定三十三篇，命名為《戰國策》。劉向生活的年代，已經是西漢末年，所以《戰國策》顯然晚於《史記》。《史記》對戰國時代，稱之為“六國"，為什麼不是七國呢，漢朝人認為，他們繼承的是周朝的王統，秦朝對於周朝來說，屬於叛逆，於是故意抹煞了秦朝，連帶把秦國從七國之中除名。

此外，這裡也有漢朝取代秦朝之後，需貶低矮化秦朝的原因在裡邊。漢朝之後，秦朝不再被區別對待，“七國"取代了“六國"，成為主流。

戰國這個名字，自然與戰爭的密度、烈度有關。由此衍生了另一個誤區，人們會覺得，戰國之前，商朝、西周、春秋等等這些時代，都是和平年代。、實不是這樣。商朝、西周也充滿著戰亂，春秋的戰爭指數並不亞於戰國。區別在於戰爭的形式，前者屬於城邦之間的戰爭，後者屬於國家之爭的戰爭。

第六個問題，我們來說一說漢字。

前面講的這段歷史，跨度既長，又充滿了戰爭，那為什麼打來打去我們還打成一家人了呢？僅僅是因為武力的征服嗎？顯然不是，作者認為，文化的軟實力，構成了一個把這些所謂城市國家連線成一個整體的紐帶，而其中起最關鍵作用的，就是漢字。

直到西周時代，漢字的使用範圍都侷限於城市內部，它的用途，主要是祭祀和盟書，由此可知，當時的漢字及其運用，屬於中央政權的專利。等到東周，局面大，王室衰微，各地的諸侯，如秦國，陸續掌握了漢字的使用權，作者所謂的“廣域漢字圈"出現了，漢字漸漸普及開來，漢字的用途從祭祀擴充套件到行政，這便是書中常常提到的“文書行政"。文書行政的誕生，不僅改變了知識與權力的格局，還改變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從此，中央與地方，不再是城邦與城邦的關係，而是上與下的關係。這個基礎上，城邦構成的鬆散進一步轉型為有固定領土的統一國家。

關於漢字的巨大作用力，作者甚至認為，漢字定義了“漢族"，他理解的漢族就是，“把漢字漢文作為共同財產的民族"共同的文字，形成了文化上的凝聚力，使統一變成一種可能，但統一還需要更直接的促發條件，那就是要出現技術上的突破，來打破均衡的實力格局，從而使某一國擁有統一其他諸國的能力，而這項技術革命，就是鐵器的普及。

下面的第七個問題是我們就來說說鐵，鐵器的出現改寫了春秋戰國的實力格局。

我們都知道，夏商周三朝是“青銅時代“，青銅器是應用最廣的金屬，從祭祀的禮器到武器、農具，都會用到青銅。那春秋中期，鐵器開始大量生產，所帶來的改變，也許我們會想到兵器、戰鬥，其實最大的衝擊還是體現在農業上：鐵器的普及提高了伐木、墾荒和耕種能力，使得土地激增，城市隨之擴大，通過開荒建立起來的新的縣，數量遠遠高過了通過戰爭獲取的縣數量。說到底，真正的改變，還不是土地和農民，而是權力者與農民的關係、城市與農村的關係等，讓君權得以強化，更多的財富向城市集中。

必須說明，後來統一中國的秦國，並不是最早掌握鐵器技術的，更不是唯一擁有鐵器的，但他們最早適應了鐵器革命帶來的新形勢，這正構成了秦國商鞅變法的歷史，甚至指引了未來兩千年的皇權社會。

第八個問題，我們來說說作者眼中促使“中華"形成的最後一項必要條件，那就是，一千多年的歷史積澱，成了各國共

同的記憶和遺產，帶來了文化上的自我認同，而“中華"這個概念，就是在這種自我認同中醞釀出來的。

比如，春秋和戰國時代的人，都把自己看成是“夏商周"歷史的繼承者，從而認為，大家有一個共同的文化上的源頭。上古的神話與傳說，正是在戰國時代，逐漸成型，並且被各個諸侯國所認同，拿來作為自己祖先的故事。比如大禹，經作者考證，大禹治水乃是戰國時代編造的神話。這背後，有兩個元素，一是大禹的身份，在戰國，禹是行神，就是旅行者的保護神，他的工作就是巡行天下；二是各地的治水神話。戰國人把這兩大元素結合起來，於是成就了大禹治水的傳說。

這些神話傳說，除了在文化層面，造就了各個諸侯國共同的身份認同，在政治上，也被戰國的豪強拿來，作為自己的合法性依據，比如韓國特別借重《左傳》（當然這裡說的是戰國七雒的韓國，不是今天的韓國），《左傳》裡，把韓國的祖先韓宣子，說成是夏朝的後裔韓、趙、魏三家分晉，與韓國同出一脈的魏國，則認了商朝為祖先；秦國的地盤是西周的故地，所以秦國人理所當然宣稱自己是周朝的繼承人，不過他們並不滿足，還跟夏朝攀親戚；齊國原來的國君是姜氏，就是傳說中的姜子牙的後代，後來姜氏的統治被田氏取代，屬於下克上，臣子篡奪了君主的權力，來歷不正，所以田氏的齊國也急需一個拿得出手的血統關係，

所以齊桓公另闢蹊徑（注意，不是春秋五霸的齊桓公姜小白，而是田氏的齊桓公田午），這位“齊桓公"的妻子是宋國人，宋國則是商朝的後裔，藉此，齊國也與商朝攀上了關係；最絕的還是楚國，根本不把三代放在眼裡，越過夏商周，直接把眼光投向了三皇五帝，他們找來當祖先的大神，共計兩位，一位是火神祝融，楚王室的羋姓據說便是祝融八姓之一，這個羋字本來很生僻，但是隨著《羋月傳》，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另一位，是五帝之一的顓頊（zhuänxü），顓頊是高陽氏，所以屈原的《離騷》裡追溯家族歷史說，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就是說，我家本來是顓頊帝的後裔．從這我們可以看出，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雖然是一個小諸侯國林立的世界，但是技術進步、共同的文字，以及歷史和文化上共同的自我認同，讓這個世界有了合成一體、成長為“中華"的可能性。

這本書的一些觀點是有一定爭議的，比如平勢隆郎用“城市國家"來形容商周時代，這並不是學界的共識，只是他的一家之言，這個說法帶有一定的把古希臘聯邦社會套用到中國的傾向，很值得商榷。不過，和上一本書一樣，我們要看重的不是結論本身，而是研究方法，以及帶給我們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