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一个人约翰洛克 约翰·洛克其人其思 (1)

约翰·洛克其人其思 (1)  

约翰·洛克其人其思 (1)

盛邦和，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首席教授

1、故乡与生平

从伦敦出发，西行不远，有一个美丽的城市巴斯。这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人们常是不懂，像英国这样的老牌资本帝国，著名城市星罗棋布，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却寥若晨星，也许正因为此，英国人对这座古老小城分外珍视。

巴斯距离伦敦约160公里，巴士一路往东奔驰于乡村原野，从车窗向外看去，近处的一马平川与远处绵延起伏的丘陵，清一色地被开辟成牧场。车行几个小时，绿草茵茵，牛羊成群，没有工厂，看不到一支烟囱。田园风格，美如锦绣，像是一幅幅摩西老太太的风景水彩画。

这就让人确信英国人，无论是英格兰人还是苏格兰、爱尔兰人，他们的祖先原是畜牧民族。只不过后来迫于生存，又觉悟到自己的国土恰似一艘大船，停泊在欧陆边缘，这才下定决心，靠海吃海，作文化转型，让英伦列岛化作巨舶，扬帆出海，转变为海洋商业民族。

虽然如此，英国人没有丢弃老本行，寸土寸金，植草放牧。偶尔在草地的边缘另外辟出土地，种植庄稼约翰·洛克简介，其种类远不及中国，一般是土豆与小麦，这是英国人获取淀粉营养的基本来源。

游览巴斯之后，又驱车继续往西，一会儿就到达英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布里斯托尔。这是中世纪以来就著称于世的重要贸易港口。站在海湾沿岸，只见爱尔兰海碧波荡漾，景色迷人。一条清澈明丽的大河从城市中心蜿蜒穿过，给这座历史名城平添了几分秀色。

来到这里的人们，不仅深深缅怀英国工商发展的非凡历程，而且也心怀敬意地联想到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约翰·洛克（John·Locke，1632－1704年），他是英国近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

他与贝克莱、休谟等三人被列为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而经验主义，正是人类走向现代唯物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他是欧洲先进政治学术的举旗人与主要代表，他的著作影响了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从而造就完整的自由主义体系。他的思想传播到美国，美国独立宣言的字里行间，闪烁着洛克思想的光辉。他一生勤奋挥笔，留下多部重要著作，最有名的是《论宗教宽容》、《人类理解论》与《政府论》。

1632年8月29日，洛克诞生于布里斯托尔市郊威灵顿村。不久，洛克家移居布里斯托尔以南的一个小镇彭斯佛特，洛克在那里长大。洛克父亲名字也叫约翰·洛克。这有点奇怪，但在英国却是常有的事情。他在萨默塞特郡任律师，英国内战时期，加入过反对国王的议会派军队，成为一名军官。洛克的母亲艾妮丝·金恩出生在一个制革工匠的家庭。洛克的父母都信奉基督教新教。

1647年，15岁的洛克在父亲的好朋友，一名国会议员的资助下，前往伦敦就读西敏中学。毕业后，考入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学习。洛克天赋聪慧，学业优秀，在求知的旅途中是一个不安分的探求者。他喜欢上了图书馆,站在一排排灌木丛般的书架前，兴奋喜悦，像一头饥饿的小牛踏进了菜园。他精读笛卡尔等人的著作，迷上了实验哲学。

此外他还花大量精力研究医学，并与罗伯特·波义耳、罗伯特·胡克等不少科学家相识，虚心求教于他们。1656年洛克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又在1674年获得医学学士学位。他还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

1666年洛克34岁那年，认识沙夫茨伯里伯爵，这成为他一生道路的转折点。伯爵抱恙，洛克日夕在侧，悉心治疗，使伯爵的病情得到好转，同时也获得伯爵的信任。因伯爵的热诚邀清，洛克成为伯爵的秘书兼私人医生。

1667年，洛克住进伯爵于伦敦的住所。莎夫茨伯里是一位自由主义政治家，英国辉格党的创立者之一，曾因反对查理二世国王的专制统治坐过牢，其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对洛克影响很大。后来洛克追随伯爵，加入了辉格党。这段时期，他的宗教态度也从一个“非国教的新教徒”向“国教的新教徒”方向转化。关于这两种“教徒”有什么区别，本文还将作详细说明。

在伦敦，洛克遇上著名医师托马斯·西德纳姆，在西德纳姆的关心帮助下，洛克的医学知识日有长进。一切科学，在理论上都可从上升为哲学。人们说，洛克以后写作《人类理解论》，在自然哲学方面多有创见，与西德纳姆的指导具有密切关系。（邓嗣源《现代民主的奠基人——纪念洛克诞生三百八十年》）

成为沙夫茨伯里伯爵的私人医师的时期，洛克的生活有了着落，他开始撰写《人类理解论》约翰·洛克简介，有两份草稿至今还保存着。1672年伯爵被指派为英国大法官，作为伯爵的随从，洛克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为从事政治哲学研究，打下实践基础。1675年，伯爵政坛失势，这段时间，洛克前往法国旅行。

1679年洛克回到英国，伯爵的处境有所好转，在他的鼓励与帮助下，洛克起笔《政府论》。这本书写了近3年，至1682年基本完成。时间上早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看来并非专为光荣革命而写。然而此书在光荣革命后曾作大幅修订，因此又与这场革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对革命所持的赞成与支持态度明显而热烈。

1682年沙夫茨伯受迫害逃亡荷兰，第二年于荷兰逝世。此刻，洛克被人视为与沙夫茨伯里亲近的人，而受到监视。更有甚者，他被告发与刺杀查理二世的阴谋有关，处境危急。1683年他出走荷兰，在那里生活了五年。宗教改革使欧洲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分裂成天主教与新教两大阵营，壁垒分明，相互斗争十分残酷，而这时的荷兰已成为一个世俗国家，政治气氛比较宽松。在荷兰的日子里，洛克有机会静下心来将刚刚写成的《政府论》及《人类理解论》，从头再看一遍，仔细修订。

洛克这时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开始写作《论宗教宽容》。严格说来，本书不是论著而是写给朋友的信函，收信人是他的荷兰朋友菲力·范·林堡格。1685—1704年间，共写过四封，主要讨论宗教宽容问题。本书是信件中的第一封。（赵雪纲：《洛克论宽容》）

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继查理二世之后的詹姆斯二世政权被推翻。第二年洛克返回英国，此后一直住在伦敦。1689年洛克57岁，《论宗教宽容》的拉丁文版在荷兰匿名发表，同年英文版出版。

1690年《人性理解论》、《政府论》两书出版。在以后的岁月中，人们对洛克刮目而视，原本隐姓埋名的“流亡者”，一个“文人圈里的小人物”，被国内革命者接受与理解，受到热烈的欢迎。

2、《论宗教宽容》

1689年洛克《论宗教宽容》出版。书中洛克论证宽容是人性本质，对于异己的宗教，不应持侮辱、驱逐以至杀戳的态度，而应以宽容之心，化解矛盾，以致和谐。

欧洲中世纪时期，国家配备双重权力，即教权与王权，从精神与世俗两方面统治人民。从理论上说，宗教是“出世”的，无关人间烟火，而实际上直接干预国家政权、军权，执掌实际权力，超越王权，统治国家。这在旧教，即以天主教为国教的国家，表现尤其突出。

一个国家一旦设定某一宗教为国教，该国家的教权与政权总是结合起来，推崇一种宗教，反对、排斥另一种宗教，实施单一性宗教专制，对于信奉另一种宗教的人员，即异教徒，实施残酷打压政策，轻则捕捉与驱逐，重则用最残忍的刑罚如火刑、车裂作人身消灭。

英国曾长期以天主教为国教，后来新教势力崛起，两教派呈现拉锯式冲突。洛克生活的年代，天主教与新教斗争趋于白热化。1679年，因约克公爵詹姆斯（后来的詹姆斯二世）具有天主教背景，围绕詹姆斯能否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中发生激烈争论。部分信奉新教的议员反对詹姆斯继承王位，被政敌讥称为“辉格”（苏格兰语：马贼，强盗），形成“辉格党”。

英国新教内部又分成多个教派，占主导地位的是英国国教会。洛克信奉新教，但又不属于“国教会”，这在当时被称为“非国教徒的新教徒”，处境特殊与尴尬，因此对英国错综复杂、激烈残酷的教派斗争尤为敏感。回看洛克一生，作为“非国教徒的新教徒”的洛克，逐渐对“非国教派”的做法不满，最终向英国国教会转向。其著作也折射出辉格党的思想光泽。

这使人想到卢梭，他在新教与天主教之间有过“转向”与“改宗”的经历。有过这样经历的人，会受到指责，被认为心神不定与意志不坚。然而，事实证明正是那些不畏信仰改宗的人，才最容易产生或接受宗教宽容的思想。

卢梭终其一生是一个宗教信徒，没有在唯物论的道路上跨出较大的步伐，然而他的经历与著作都证明他是一名宗教宽容论者。把洛克与卢梭思想稍作比较，即可发觉：洛克与卢梭都具有宗教改宗的经历，两人思想趋近，都具备宗教宽容与思想多元的可贵特质。

洛克在《论宗教宽容》一书中指出：真正的宗教不在于浮华的仪式，也不去攫取教会的权力, 而是依据德性和虔诚的准则, 规范人们的生活。教会应当对所有持不同信仰的人实行宽容, 因为这与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人类的理智完全一致。对于如此清晰明白的道理, 有人愚盲, 倒行逆施, 真是令人吃惊！1

他责问：难道因为是教会，就可以去迫害别人, 就可以用火和剑强迫别人接受它的信仰和教义吗？洛克声称：这是我在《圣经》的任何章节里永远无法找到的。教会的真正宗旨是团结教友，共同礼拜上帝, 以求永生。任何教会无权管辖其它教会，所有教会应遵守自由、平等的原则, 和睦相处。2

洛克大声呼吁：无论是谁, 都不应当因为他的宗教信仰而剥夺他今生的世俗幸福。“日常生活中自由可做的事, 所有教会不得阻止。教会权威在民事方面没有管辖权, 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强制权。” 即使是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 也不应当因为他们信仰不同而被剥夺其公民权利。一切宗教刑罚必须停止，“火和剑不是用以说服人们领悟真理、改正错误的恰当手段。” 3

他劝导人们，不要害怕社会的不满与骚乱，社会发生不安的现象，原因在于教会“良心”上出现问题，居心叵测乃至险恶。教会失去良心，说话必然虚伪，做事必然不公，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

洛克为教会开出转危为安的药方，他说：确立一件事，即宽容，就可以消除因为良心问题而引起的不满与骚乱的全部根源。这些引起不满和仇恨的原因一经消除,社会就会重归平静。基督教世界之所以发生以宗教为借口的纷乱和战争, 并非因为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不同意见, 而是因为拒绝对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实行宽容。4

在《论宗教宽容》中，洛克提出政教分离的观点。他指出，谁也没有把宗教的事交给行政长官去管，这不是行政长官份内的事。政府的全部权力仅与公民利益有关，仅限于掌管今生的事情，而与来世毫不相干，来世的事由宗教去管。行政长官的权力属于外部管束的力量，而纯真与救世的宗教存在于心灵的内部。行政长官的权力再大，也无法到达人的心灵，无法在那里达到世俗管制的作用。

政府和行政长官所操纵的法律和刑罚，固然威力巨大，凭这样的威力，可以改变人的世俗念想，但无法改变人的信仰理念。宗教的本质为“内在悟性”，即坚强的内在心志，任何外在的因素都无法消除“悟性”，即使是监禁、酷刑和没收财产，也难以动摇心志。5

3、伏尔泰也有一本书论宗教宽容

洛克著《论宗教宽容》，房龙与伏尔泰也各有一本书论宽容的书。这里我们说说伏尔泰的《论宽容》。伏尔泰是法国启蒙思想家，著有《哲学通信》、《路易十四时代》等，他生活的年代是1694年至1778年，而洛克生活的年代1632年至1704年。在启蒙思想家中洛克是长辈，比伏尔泰年长62岁，是否可以设想伏尔泰读过洛克的《论宗教宽容》，且在洛克的影响下写作属于他的《论宽容》。

稍作对比，两篇著名大作的中心思想异曲同工，都主张精神和解、信仰自由。不同的地方也有，那就是伏尔泰的写作背景里，藏着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即所谓“让·卡拉斯事件”。伏尔泰写作《论宽容》的直接原因是为卡拉斯伸冤，将一段令人扼腕的冤情告白天下。

1761年10月的一个深夜，图卢兹市让·卡拉斯的家里出现了悲剧。让·卡拉斯的长子马克—安东尼悬梁自尽。城里法官既不取证调查，也无庭审程序，草草定案：马克—安东尼被其父亲杀害，原因是他的儿子选择了天主教。安东尼的父亲卡拉斯一头白发，年近古稀，怎么有力气吊死一个年轻人，更何况死者是他的亲生儿子。这样的“谋杀罪”何能成立？然而法官一意孤行，宣判卡拉斯死刑。一名检察官为卡拉斯辩护，被勒令停职，又有律师据理力争，也被责为无能。

其实，接手案子的法官，只要存一丝公心，就能让案情水落石出，也使卡拉斯免于一死。案情原委如下：卡拉斯之子安东尼，是一位28岁的年轻人，他刻苦学习法律，学业有成，想当一名律师，然而按照当时的规定，授予律师资格，必须是一名天主教徒。因为他的基督教新教徒家庭出身，无法从教会那里拿到信徒证书，因此十分悲伤，心灵受到刺激。无奈之余，他向父亲借钱，想以经商为生，而父亲又一时拿不出这笔钱。他负债在身，找不到出路，终因精神抑郁寻死。办案法官在没有弄清，也不想弄清安东尼真实死因的情况下，粗暴地判处卡拉斯车裂之刑。这是死刑中的极刑。法官还严刑逼供，要卡拉斯招出“同谋”，卡拉斯回答：“我没有犯罪，怎么有同谋？” 临刑前，卡拉斯喊冤叫屈：“我已经说明真相，我死得冤枉！”

伏尔泰《论宽容》一书揭示，安东尼死于精神抑郁，引发安东尼精神病症的沉重一击，是他拿不到天主教徒的证书而无法谋生。他的死，死于宗教歧視。而安东尼父亲卡拉丝的冤死，也与宗教有关。卡拉斯生前品行端正，受人尊敬。他不可能谋害自己的亲生儿子，他的死在于他不信天主教，而信基督教新教，是一个“异教徒”。部分教徒的宗教“热情”燃烧到狂热的地步，必然助长歧视、煽动仇恨、营造冤狱。卡拉斯之死，死于宗教迫害。

伏尔泰在书中反对歧视主张平等、反对仇恨主张宽容。他说：“宽容从未挑起内战烟火，偏执却能造成尸横遍野。”他甚至对中国古代经典中的宽容元素也表示出好感，引用孔子语录告诉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这样的话语，折射人类文明之光。他一面指责天主教部分教徒的狂热与偏执，也告诫基督教新教徒也必须克服罪恶的狂热，以恢复人类的理性与良心。

伏尔泰在著书论述宗教宽容的同时，又身体力行，为卡拉斯伸冤。他找到卡拉斯的两个儿子，详细了解案情经过，并把他们的口述整理成文，公开发表出来。又为卡拉斯太太提供全部费用，让她前来巴黎，向社会陈述真相。1763年2月3日，伏尔泰出头，责成枢密院下令重新审理此案，其结果冤案昭雪，公理获胜。（张徳玲：《卡拉斯案件研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