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撞到人后车碾压 一直碾壓異族的我們，為什麼到了宋朝一下就輸了？

一直碾壓異族的我們，為什麼到了宋朝一下就輸了？  

中國的封建王朝自秦漢時期走來，一直都是碾壓異族的存在。秦始皇築長城拒匈奴於八百里之外，漢武帝時期的壯士飢餐胡人血肉，就算是動亂的三國時期，在與胡人的對抗中是旗鼓相當的。孟子曰「生於安樂，死於憂患」，中原士族的危機意識在對抗中不斷增強，使得華夏子民不敢輕視邊塞之地的異族。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中原子民和異族人士不斷進行交融，這種交融使得兩種勢力始終處於動態平衡之中，這種平衡的頂峰就是唐朝。
唐朝在嚴格意義上來講不是單一民族的政權，開朝的太原李氏一族就有著濃厚的鮮卑血統，而唐朝初年的臣子中更是不乏異族人士。唐朝可以說是胡漢交融的頂峰，它的起點是秦漢時期的胡漢勢不兩立，而它的終點則是北宋以後的胡強我弱。唐代以後的胡人徹底扭轉了被碾壓的局勢，逐漸分庭抗禮甚至是反客為主。五代十國時期崛起的遼國、宋仁宗時期建立的西夏乃至南宋時期的金國，無論大小，都使得宋朝低頭求和。
可以說，宋朝就是一部被打壓的屈辱史，即便是當時的經濟和文化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峰，也無法掩蓋整體戰鬥力下降的事實。宋朝漢人士兵戰鬥力的下降，不能簡單地歸結於宋太宗趙匡胤制定的「重文輕武」政策，更不能盲目地責怪宋朝歷代皇帝求和的態度。宋朝之所以在400年間都被異族欺辱，其背後有著更為深刻的歷史原因。當然了，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文人至上的風氣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不容忽視的。
宋朝幾百年來戰鬥力低迷的歷史原因，和宋朝的騎兵不強有著重要的關係。馬這種動物在古代是相當重要的，早在漢武帝時期就有關於它的記載：《史記》裡面曾經記述了衛青將軍的話：「漢朝人不愛惜自己的馬，漢朝是沒有希望的。」可見馬在漢朝就成為衡量國家實力的標準之一，而馬匹的背後體現的正是騎兵的力量。從汗血寶馬到赤兔馬，中國人從來都不掩飾對於駿馬的熱愛，而這事實上也是胡漢兩家鬥爭的重要砝碼。
中原的騎兵文化從漢代開始一直在弱化，而邊陲異族本身就善於騎射，在經歷了無數次對抗之後更是把騎射作為根本。反觀中原地區，從最早的「伯樂相馬」、「九方皋相馬」演變到杜甫的「胡馬大宛名，鋒棱瘦骨成」，馬匹資源在中原逐漸失去了優良品種。農耕文明立身的我們，註定走得是一條安土守居的道路，而邊陲荒漠的游牧民族在惡劣的條件之下只能選擇四處遊走掠奪，這種差異註定了騎兵文化最終會成為他們的武器。
中原雖然經歷了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然而作用畢竟有限，絕大多數的中原人還是「溫良恭儉，以和為貴」，機動性極強的游牧民族一旦打開了邊關的缺口，就將長驅直入，一往無前。唐朝的胡漢雜居是中原抵禦異族的最後一道防線，在宋太祖趙匡胤建立了宋朝之後，這道防線便蕩然無存了。「攘外必先安內」是趙普提出的建議，這是宋朝初年的無奈之舉，正是這一點使得北方的遼國有了發展的機會，而後成長為宋朝不可控的勢力。
中央集權的逐步加強使得民間的尚武精神不斷弱化，漢武帝時期那些痛飲敵血的壯士消失在中原大地，留下的只是咿咿呀呀的文人。這些人再也無力抗擊異族的襲擾，哪怕是他們咬緊牙關拿起武器，也無法抵禦強大的騎兵，最終只能走上議和這條道路。宋真宗簽訂的澶淵之盟是中原弱化的標誌，仁宗一朝更是墨守祖宗之法，任由西疆的党項人吞併回鶻、吐蕃而後一家獨大，最終成為了遼國之後第二個與宋朝分庭抗禮的異族。
崖山之後徹底無華夏，蒙古人的鐵蹄最終踏碎了中原的山河，靖康之年的仇恨不能再報。在經歷了三百五十年後，女真人再一次從白山黑水的東北走出來，從突破山海關的那一刻起，明太祖朱元璋打下的江山就此覆滅。異族又一次踏上了中原大地，這一次他們徹底征服了我們，在三百多年的光陰里，始終無人和大澤鄉的陳勝吳廣一樣，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宋朝以後，到達了頂端的漢人就此消亡；清朝以後，到達了頂端的異族也就此覆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