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电影 白求恩:传奇英雄,改变中国的加拿大医生
白求恩:传奇英雄,改变中国的加拿大医生
原标题:白求恩:传奇英雄,改变中国的加拿大医生

白求恩,在中国家喻户晓。他的知名度要归功于在他过世之后,md写了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但谁是白求恩?他跟md又有什么关系呢?
白求恩其实是加拿大人 Norman Bethune 的中文名字。1890 年,他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Gravenhurst)一个苏格兰裔的家庭,父亲是基督教长老会牧师,母亲也是同属于长老会的传教士,家中宗教气氛可谓十分浓厚。不过,大概是物极必反的关系,白求恩后来不仅成为一名无神论者,而且他选择和祖父相同的道路,进入多伦多大学修读医学。
白求恩毕业照
在他就读医学院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爱国心切的白求恩立刻休学,加入加拿大陆军医疗队,1914 年 9 月前往英国,隔年再赴法国参战。而后由于在战况激烈的比利时伊普尔(Ypres)城不幸负伤,他被紧急送往英国接受三个月的治疗。痊愈后他回到多伦多完成学业,最终取得医学士学位。
一般而言,刚踏出校门的毕业生会忙于求职,或是全心投入新工作,但白求恩或许有憾于他先前从军时间过于短暂,便再度加入加拿大皇家海军,担任中尉军医。战后,他先在加拿大行医,没多久又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进一步受训为外科医生。
从云端跌到谷底
1923 年,33 岁的白求恩娶了 22 岁的苏格兰女孩,法兰西丝・潘妮(Frances Campbell Penney)。小俩口在欧洲蜜月旅行半年之后,选择在美国底特律落脚,白求恩也再度开业。对此时的他来说,未来似乎一片光明。
可惜,白求恩是十足的工作狂,常常把老婆晾在家中,而且据说他脾气暴躁,极难相处。他跟法兰西丝的婚姻因而仅仅三年就宣告破裂。但他的霉运还没走到尽头,肺结核很快就找上了他。虽然这种病在当时并非不治之症,却有极高的死亡率。因此也难怪,在得病后的住院疗养期间,他一度万念俱灰,以为死神将近。
在偶然的机会下,他读到一篇关于人工气胸的文章,尽管风险很高,白求恩却深信这可能是治愈肺结核的好方法,于是极力说服医生为他动手术。果然,他的判断与赌注是对的。手术后他的身体大有起色,1927 年年底就顺利出院。
富人的结核病,穷人的结核病
罹患肺结核的经验影响白求恩的人生相当深远。他决定要尽全力救助更多的结核病患,于是,他前往蒙特娄,跟随在肺外科领域数一数二的爱德华・亚奇博德(Edward William Archibald)教授学习。后者在麦基尔大学执教鞭,也在隶属于麦基尔大学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Royal Victoria Hospital)担任外科医生,而身为亚奇博德教授第一助手的白求恩也同样在教学、研究与临床之间忙得不亦乐乎。精力充沛的他还抽空发明了像是肋骨截断器等数项外科器材。1933 年,白求恩协助亚奇博德教授进行手术
1920 年代后期的蒙特娄,确实是个学习如何治疗结核病的好地方,有着世界知名的肺外科专家,但讽刺的是,魁北克省的肺结核致死率也高居全加拿大之冠,而大多数病例就集中在蒙特娄。此外,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作为加拿大第一大城的蒙特娄也遭到重创,失业率节节攀升,许多人不是被迫同挤一间狭小公寓中,就是流浪街头。在这种情况下,就别提如何负担得起当时「按服务收费」(fee for service)的医疗服务。
白求恩曾感叹地说,他常常面临要不要让病患出院的两难。因为他深知,病人即使痊愈出院,也只是回到最初让他生病的地方。
他还说过,结核病有两种,一种是富人的结核病,一种是穷人的结核病。富人得了结核病可以治愈,穷人得了结核病却是死路一条。
原因无他,只因为穷人没有活下去的本钱。
正式加入共产党
从以上这段话就可以看出,白求恩已经注意到阶级问题。他对医疗制度的社会层面开始感兴趣,并主张肺结核不仅仅是生理疾病,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可是,他的观点并未获得同事的认同。而他在穿着上、教学态度上不拘小节的态度也与保守拘谨的同事格格不入。更糟的是,他跟亚奇博德教授的关系日渐恶化。1932 年秋天,他被迫离开皇家维多利亚医院。
幸好,蒙特娄圣心医院(Sacré Coeur Hospital)新成立了结核病科,正需要人接下主任一职。1932 年 11 月,他便转往圣心医院工作。在那里,白求恩依旧不改初衷。他发现他对于结核病的认知以及对社会变革的企求,都可以在新兴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找到共鸣。
或许就因如此,1935 年,他前往苏联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亲眼见证到苏联全民医疗福利制度的优点。深受启发的他返国后便大力鼓吹社会主义的医疗制度,也成立蒙特娄保障人民健康团体(Montreal Group for the Security of the People’s Health),收集资料研究贫穷与疾病之间的关联。1936 年,白求恩更进一步成为加拿大共产党的一员。
中国的英雄
虽然白求恩一心想为人民服务,加拿大人民却普遍对他的提议兴趣缺缺,某些他的同行也大肆抨击他对于医疗制度改革的看法。心灰意冷之余,白求恩辞去圣心医院的工作,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行动。
当他再度返回加拿大时,正值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坚信「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役」的他,1938 年1 月前往中国。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加拿大,也是他参与的最后一场战争。
他一抵达武汉,首先见到的共产党代表是ze,接着在 3 月底他到达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跟时任军委主席的md会面。两人数小时的交谈给白求恩留下很深的印象。不过,白求恩并未留在延安太久,一个月后,他反而深入战况更加激烈的晋察冀边区。因为有md的背书,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便聘请白求恩担任军区卫生顾问。
尽管白求恩拥有丰富的战地医疗经验,他依旧震惊于晋察冀边区医疗环境的恶劣。其中最严重的是,专业医护人才的不足。因此,尽管语言不通、必须仰赖翻译的困难,他还是快速地训练出一批年轻人接手急救和基本外科手术,再让他们把所学到的知识传播出去。
强调「医生不应该坐等病人来找他们,而是应该到病患身边去」的白求恩,也亲自带领一支流动医疗队,主动到前线去医治伤员。而他的出现也大大提振了八路军的士气。
据说,白求恩曾在 69 个小时之内连续进行 115 次手术,如此庞大的工作量,加上伙食不好,使他的免疫力逐渐下降。他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感叹,他的视力变差,牙齿也不太好,有一边耳朵也听不到。他越来越疲惫,以致于在一场手术中,他一不小心就割伤了左手中指,他当时还不以为意,却在稍后治疗另一名严重感染的病人时,感染了败血症。1939 年11 月 12 日,白求恩病逝于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
白求恩在中国生活的时间非常短暂,但却是这个亚洲国家给了他历史上的定位。
当他过世的消息传到延安,共产党为他举行了长达四小时的纪念大会,陆续前去悼念他的人数也高达万人。然而,使白求恩声名远播的真正关键是md的文章《纪念白求恩》。在这篇文章中,md将白求恩塑造成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社会主义的榜样。
1940年《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
中国以白求恩命名的医院、学校接二连三地成立。中共还发行以白求恩为主题的电影,以及邮票、徽章、海报等多种纪念品。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白求恩从一名加拿大医生摇身一变为中国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