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不存在的证据 夏朝以前的尧帝存在的证据，原来就在山西陶寺

夏朝以前的尧帝存在的证据，原来就在山西陶寺  

中国传说中的「 ”帝尧”一般认为是黄帝之后。根据郭沫若的看法，帝尧一族所居之处靠近黄帝族所居的涿鹿，大致是在河北唐县一带，后来沿太行山南下，途径太原等地，最后迁徙到了汾水平阳地区。《汉书·地理志下》就说，「 ”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 ”唐尧”中的「 ”唐”，指的就是帝尧所出的陶唐氏。 陶寺遗址就坐落在山西的汾水流域，在地域上已经可以与古籍中提到的帝尧所居「 ”对号入座”。按照中国古籍的说法，「 ”尧帝”生活的时代，远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左传》里说：「 ”故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其中的「 ”虞”指的就是任命大禹去治水的中原部落联盟首领「 ”虞舜”，而尧更是虞的先任。在时代上，尧、舜生活在一个紧接夏代的时代。依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夏代大约始于前2070年。若从此说，则尧舜时代就应在公元前2070年之前的一二百年或二三百年的范围内。陶寺遗址早期至中期碳十四测定的年代大致为公元前2300-前2000年或公元前2400-前2100年，与尧舜时代大体是吻合的。 看来，「 ”尧都平阳”的说法在地望与时代方面都能找到依据。从2002年出土的陶寺中期王墓也能发现，墓主人的确是一位高居于陶寺社会金字塔之巅的显贵人物。这座出土大墓仍然残留随葬品几近百件，包括玉器、彩绘陶器、漆器、骨器以及20爿半扇整猪等。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在墓室东壁中央显著位置，立有一具完整的公猪下颌骨，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粗壮的獠牙，也就说《周易·大畜》所说的「 ”豮豕之牙”。以该下颌为对称两侧各排列倒置3件彩漆柄玉石兵器（「 ”钺”与「 ”戚”）。按照周代的理念，「 ”豮豕之牙”及围绕它布置的玉石兵器所表达的恰恰是「 ”其豕之牙，成（盛）而不用者也”，也就是「 ”修兵弗战”的和善理念。这也同样令人联想到帝尧——「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陶寺遗址出土的礼器，包括石磬、土鼓、鼍鼓这样的大型礼乐器。特别是「 ”石磬”，作为古代的礼乐重器，称得上是华夏文化最具特色的表征符号之一。在甲骨文中已出现了「 ”磐”字。左半像悬石，石半像是人用手槌敲击的样子。陶寺遗址出土的石磬也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石磐。考虑到《说文解字注》里说「 ”无句作磬”；而在古籍记载中，这位发明「 ”石磐”无句正好就是尧的臣子。「 ”石磬”在陶寺遗址的出土，不能不使人将墓主人的身份与帝尧联系起来。至于「 ”土鼓”与「 ”鼍鼓”是两种鼓。汉代的司马相如在《大人赋》里把「 ”灵鼍之鼓”与「 ”秦陶唐氏之舞”联系起来，而「 ”陶唐氏”指的偏偏也正是「 ”帝尧”。 石磬 看起来，陶寺文化时期确实已经存在某种约定俗成的、严格按照等级次序使用礼器的规则。《礼记》记载，孔子说过「 ”夫礼之初……蒉桴而土鼓”。而孔子同样说过「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称赞了帝尧制定的礼制。两相对照的话，陶寺的墓主人，莫非正是「 ”帝尧”乎？ 因此，2015年6月18日，中国社科院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遗址的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目前，没有哪个遗址像陶寺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等方面如此契合。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