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史宬建于清朝 皇史宬

皇史宬  

皇史宬，位于东城区南池子大街16号，初名神御阁，又名表章库，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所谓“宬”，是指古代用来藏书的屋子，皇史宬是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库，用来收藏实录、圣训、玉牒以及《永乐大典》副本、《大清会典》、《朔汉方略》内阁副本等重要书籍和档案。皇史宬的建筑“以金为匮，以石为室”，对于档案“重缄封之”，以体现“保慎之义”，为研究我国汉代以来即有记载的“金匮石室”做法提供了实物依据。 一、皇史宬的建立与收藏 在皇史宬始建前的四十二年，即明弘治五年（1492年）五月，大学士邱濬曾上疏，奏请收集、整理历代“经籍图书”，“立为案卷，永远存照”，以备“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他建议仿照古代“石室金匮”之意修建一所“不用木植，专用砖石垒砌”的档案库房，具体而言： “自古帝王藏国史于金匮石室之中，盖以金石之为物坚固、耐久，非土木比，又能扞挌水火，使不为患。有天下者断石以为室，金以为匮，凡国家有秘密之记，精微之言，与凡典章事迹可以贻谋传远者，莫不收贮其中，以防意外之虞，其处心积虑，可谓深且远矣。后世徒有金匮石室之名，而无其实。典守虽设官，藏贮虽有所，然无御灾备急之具，不幸一旦有不测之事，出于常虑之外，遂使一代治体之功、人文国典因而散失，后之秉史笔者无所凭据，往往求之于草泽，访之于传闻，简牍无存，真赝莫辨，非但大功异政不得记载，而明君良臣为人所诬捏者亦多有矣。” 于是，邱濬提议“于文渊阁近便去处，别建重楼一所，不用木植，专用砖石垒砌为之，……收贮繁要文书，以防意外之虞”。他不仅对建筑地点、工具、收藏的范围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而且进一步具体提出，上层用钢柜保存累朝实录和国家大事文书，下层用铁柜保藏诏册、制诰、敕书以及内府衙门所藏“可备异日纂修一代全史之用”的文书。最后，邱濬强调了建立金匮室藏的重要性：“如此，则祖宗之功德，在万世永传，信而无疑，国家之典章，垂百王递沿，袭而有本矣。” 这项提议虽然被明孝宗“嘉纳”，但是并未付诸实施。直至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七月，嘉靖皇帝下令兴建“石室金匮”的藏书楼——皇史宬。在此之前，嘉靖皇帝曾谕示内阁修建一所收藏“御像、宝训、实录”的库房。上谕称：“祖宗神御像、宝训、实录，宜有尊崇之所，训录宜再以坚楮书，一总作石室藏之。”于是“乃议建阁尊藏之”，后因“郊建”而作罢。到了嘉靖十三年七月，嘉靖皇帝命令武定侯郭勋，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张孚敬等重修累朝实录和恭睿献皇帝实录、宝训，张孚敬于是重申前议。嘉靖皇帝允准，“命内阁同在工诸臣视建造神御阁地于南内”并“亲临定命制如南京斋官，内外用砖石团铁，阉上奉御制铜匣”。这月十七日开始动工，武定侯郎勋奉命“于工所行礼”，命吏部尚书汪鋐兼兵部尚书，“总督神御阁、启祥宫等处大工兼管军士”。 神御阁即皇史宬。皇史宬初建时，定名神御阁，建成后，更名为皇史宬。据《嘉靖实录》记载：“宬即神御阁也。初，上拟尊藏列圣御容、训录，命建阁；已乃更名皇史宬，藏训录，其列圣御容，别修饰景神殿以奉之。”嘉靖十五年（1536年）七月，皇史宬建成后，嘉靖皇帝曾颁诏升赏郎勋、李时、夏言及以下有关官员。八月丁酉，重书实录、圣训告成，李时等上疏请礼部“具仪择日子奉先殿进呈”。随后，礼部奉命具奏“进呈列圣宝训、实录仪注”。辛丑，“以尊藏重书列圣训录于皇史宬，祭告奉先殿、崇先殿”。壬寅，郭勋、李时等“恭进重录列圣宝训、实录于奉先殿”，十月，“奉安于皇史宬”。嘉靖帝亲自在谨身殿赐宴嘉奖参加重录宝训、实录的有关官员郭勋、李时、夏言等。以上部分引自袁碧荣《皇史宬：明清皇家藏书楼》。 皇史成座落在今北京南池子大街。南池子一带，明代称“东苑”，因其位于紫禁城东南而得名。这里当时建有重华宫、宜春宫、洪庆宫、崇质宫等宫苑建筑，与紫禁城等宫廷建筑构成一个整体，是当时帝王游玩的场所。“东苑”又称“小南城”，亦称“南内”。据《日下旧闻考》记载，“东苑久废，考其地当在今东华门外之东南，景泰间英宗居之，称曰小南城,盖东苑中之一区耳。复辟后又增置三路宫殿, 因统谓之南城。”“南内在禁垣内之巽偶，……即景泰时锢英宗处,所称小南城者是也。”明朝晚期，东苑渐废；入清以来，这里逐被改建，原来旧宫遗址已基本不复存在，唯独皇史成屹然尚存，一直保留至今。这恐怕是当年东苑里“金碧娓熠、瑶石玉砌、奇石森耸、环植花卉”的宫殿楼阁中“硕果仅存” 的建筑物了。 明朝时，皇史宬内藏有明太祖以来的皇帝实录、宝训。实录内容包括起居注、时政记、日历、中央地方诸司章奏疏、抄存邸报、传记、先朝遗事等。每朝实录修成后，除正本外，誊一副本。经皇帝亲自审阅后正本藏于内府，副本藏于内阁。皇史宬就是为藏实录而建的，因此，皇史宬建成后，实录正本就藏于此。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重录《永乐大典》后，将《永乐大典》的副本藏在皇史宬。 一六四四年清朝取代明政权以后, 将皇史宬“旧存明实录移贮内阁书籍库” ，而以清实录、圣训、玉碟各一部存放在此（另于内阁和盛京各收藏一部函）。此外，皇史成正殿中，还曾存放过《大清会典》、《朔漠方略》及各将军印信等。将出征的大将军印信藏在皇史宬，是从乾隆十四年（1749年）开始的：“今择其克捷奏凯，底定迅速者，经略印一，大将军、将军印各七，分匣收贮。稽其事迹始末，刻诸文笥，足以传示奕禩。即仍其清、汉旧文，而配以今制清文篆书，如数重造。遇有应用，具奏请旨颁给。一并藏之皇史宬。其余悉交该部销毁。此后若遇请自皇史宬而用者，蒇事仍归之皇史宬。若因遇事特行颁给印信者，事完交部销毁。将此载入会典。”此外，嘉庆十二年（1807年）重修皇史宬后，将新编的《清高宗实录》三〇〇卷、《圣训》一五〇〇卷藏在皇史宬中，将皇史宬旧藏的玉牒移到景山的寿皇殿，所谓“诹吉恭奉圣训，实录全部分贮金匮，入室尊藏，而旧贮玉牒敬移到景山寿皇殿之东西室”是也。 皇史宬东配殿曾“内贮石刻法帖七十六块, 前明实录金匮十九座”，西配殿“内贮通政使送内阁副本”。题本的副本存贮皇史宬，《乾隆会典》和《茶余客话》中也有记述：“各部院及直省题疏到内阁，……大学士票拟进呈，得旨，转下六科，钞发各部院施行，以副本录旨送皇史宬存贮。”“内阁副本，每届年终，派汉本堂中书查封，送贮皇史宬内。辛巳之冬，祝宣诚前辈（维诰）应斯役,予偕往观，百数十年之章疏，积若崇山。” 随着时代的进展和实录、圣训的增加，皇史宬中的“金匮”也逐渐增多。天命至雍正五朝，只有三十一柜，到同治时，已增至一百四十一柜，较前增加了三倍半之多。时至清末，“金匮”已达一百五十二具。现存金匾仍为此数。 皇史宬原存的清实录、圣训，1933年迁置南京，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被国民党运往台湾一部份。原藏皇史宬之清代玉牒，嘉庆十二年移存景山寿皇殿，一九三三年亦运往南京。皇史宬正殿原藏的各将军印信，“系清代命将出师凯旋所缴者”，共有大将军印四十颗，将军印六十七颗。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进驻皇史宬；二十七年（1901年），洋兵从皇史宬撤退后，发现遗失一箱，“内贮印三十四颗”。以上部分引自pl年《皇史宬——我国古老的档案库》以及袁碧荣《皇史宬：明清皇家藏书楼》。 至于嘉靖年间入藏皇史宬的《永乐大典》副本，到清朝康熙年间才被发现，并已有若干残缺。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和1900年八国联军两次入侵北京，将《永乐大典》副本抢掠并烧毁。在全书22877卷中，现存于世者估计只有八百多卷。引自白化文《探查〈永乐大典〉正本的倡议》。 至于皇史宬设官情况, 明代不见记载；清代，据《皇史宬全图》和《光绪会典》记述：内阁“满本房，侍读学士满洲二人，侍读满洲四人，掌校阅清本……凡皇史成及大库之收藏皆掌焉”。“皇史宬额设守尉三人，守吏十六人，大库无专设员役，皆与典籍厅分司稽查扄鐍。” 实录、圣训、玉碟修成后，在送往皇史宬收藏，或者“启匮”查阅时，都要举行隆重而又繁琐的仪式。修成后，要命礼部具仪择日进呈；送藏前，要“祭告奉先殿、崇先殿”，并先“恭进”于奉先殿,然后按择定日期和仪节送皇史宬“奉安”。启匮查阅时，也要举行一套“焚香九叩首”等仪式，然后才能“恭启金匮展阅”。 对实录、圣训的保管也很重视。明代，皇史宬“每年六月初六日奏知晒晾，司礼监第一员监官提督，董其事而稽核之。看守则监工也。”清代，“每岁春季、秋季，恭奉大库尊藏实录及皇史宬尊藏实录，翻晾一次。各衙门及修书各馆有恭请实录者，验明卷帙及其日期，呈明大学士敬谨收发。”“春秋晒晾实录，满本堂司之：送交副本，汉票签司之，典籍但司启闭封识而已。”可见,当时的保管制度和提调手续还是相当健全、严格的。 皇史成的官制、职掌和制度，在明清两代几百年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虽有程度不同的变更，细微末节有所异同，但总的轮廓仍如上述，变化不大。以上部分引自pl年《皇史宬——我国古老的档案库》。 二、皇史宬的建筑 皇史宬为一坐北朝南的长方形院落，主要建筑包括一座琉璃三券式大门、二座随墙琉璃门，正殿，东、西配殿及清代的御碑亭。 皇史宬的大门，包括中轴线上位于石须弥座上的三券式、顺向券组合的琉璃大门，以及两翼对称布置的过梁式的琉璃随墙门。大门琉璃构件上的花纹带有明显的明代嘉靖时期的风格特征，同时石须弥座和栏杆的设置也是明代皇家重要建筑前琉璃大门的典型形制。 皇史宬的东西配殿，形制相同，为前后封护檐的硬山建筑。二殿非无梁殿做法，虽然正面辟3券门，上安棋盘大门，但其内部实际是面阔5间，进深3间的大木结构。在配殿正立面屋檐下，设有石雕金钱气孔21个，南北山墙各设石砌方窗。采用这样的建筑形式处理方法，目的便是使整个院落的建筑取得和谐统一。配殿的室内也存放着一些雕琢精美的大木柜，内贮明、清两代有关皇家档案。 正殿“皇史宬”，建在石须弥座殿基上，殿前有月台，周围环以汉白玉石栏杆。殿身面阔九间，上覆单檐庑殿黄琉璃瓦顶，其檐下枋、柱、檩、斗栱、椽子及窗棂，全为石制，整个大殿均为砖石复合券结构，故堪称“石室”。该殿正面开五个券门，门分两层，外层为实踏大门，内层为朱红隔扇门。殿的顶部为进深方向拱券，不用梁架结构故又称“无梁殿”。正殿南墙厚达6米，东西墙各有对开的大窗户。殿内东西长42米多，南北进深10米多。地面铺设一高1.2米、几乎与殿同样大的汉白玉石须弥座，座上雕刻着精美的海水、行龙等图案。石座上陈设152个鎏金铜皮樟木柜，即“金匮”。柜高1.31米，宽1.34米，厚0.71米，铜皮表面有敲铜工艺錾成的云龙纹，旧称“鈶鈒”做法。该殿及柜合称“金匮石室”。 皇史宬正殿的东侧，有一重檐四角攒尖碑亭，面阔3间，是清代御碑亭的普通形制。亭内为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御制重修皇史宬碑一通，碑文记叙了皇史宬的兴建历史，建筑功能以及重修原因等内容。 皇史宬大门南为前院，由砖砌琉璃瓦顶的院墙围筑，东西两侧墙上开琉璃随墙门为前院门。以上部分引自《东华图志》。 皇史成的建筑和设备都非常适于保存档案文献。其突出特点：第一，大殿的砖石结构，不用木材，既可防火，又能经得起千百年的风雨考验，坚固耐久，有利于档案文献的安全保管；第二，厚厚的墙壁，可以使室内冬暖夏凉，保持适当温湿度，避免室内温度剧烈变化，有利于档案文献的安全保存；第三，高石台既可泄水，又能防潮，有利于档案文献的安全保护；第四，对开的窗子，容易通风，便于调节室内温度，有利于档案文献的保藏。引自pl年《皇史宬——我国古老的档案库》。 三、清亡后的皇史宬：修缮、利用以及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后，北洋军阀政府并没有接管皇史宬，仍归溥仪小朝廷的内务府管理。一九二五年溥仪被驱出紫禁城后，皇史宬于1926年由故宫博物院接管。在这个时期，皇史宬被一封了之，长期无人管理。从1935年北平市政府秘书处出版的《旧都文物略》刊载的照片和文字说明中可以看出，皇史宬已是一片荒凉,多处颓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皇史宬的产权在故宫博物院与国家档案局之间反复转移。它在故宫博物院刚建立时属该院档案馆管理，由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故宫博物院方面认为只有书画、陶瓷、青铜器等“古物”才属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因此在1955年12月26日将档案馆及其所属的皇史宬移交给该年建立的国家档案局管理，古建筑本身仍作为保存清代档案文献的重要库房之一。其后，国家档案局责成第一历史档案馆负责管理皇史宬，曾在这里举办过档案展览会，接待过外国档案代表团参观。1967年7月8日，明清档案馆从国家档案局回归故宫博物院；1980年3月28日，故宫博物院与国家档案局签订协议，从当年4月1日起，明清档案部划归国家档案局。以上部分引自pl年《皇史宬——我国古老的档案库》以及《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姚冬琴《故宫新院长：将办公单位请出去把殿宇还给游客》（2012年5月2日）。 国家虽然对皇史宬的保护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例如：1956年，国家拨款重新修缮了皇史宬，并于室内外安装了电灯；1957年和1982年，皇史宬先后被列为第一批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产权的变更不定亦导致文物保护上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目前，皇史宬被分割为南院和北院两个部分，南院即皇史宬门以南的前院，归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以及故宫博物院共同使用；北院包括皇史宬的主体建筑——正殿、配殿以及碑亭等，归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使用。前者面临的是保护问题，而后者面临的则是利用问题，以下分而述之。 皇史宬北院作为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的展览场地，可以追溯至1958年六、七月间。当时这里举办了历史档案展览，主要介绍新中国档案工作的情况以及明清档案馆、南京史料整理处的情况，展品包括洪秀全的亲笔诏书原本、对三门峡水库的设计起了重要作用的道光年间关于黄河水情的奏折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以及周扬、邓拓等文宣部门的领导人均曾参观过该展览。引自《记在北京“皇史宬”举办的历史档案展览》。皇史宬作为展览场地的功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得到了延续，笔者查到这期间在皇史宬举办的展览有： 《辛亥革命档案史料展览》：1981年10月9日开幕； 《皇史宬展览》：1982年3月8日开幕，历时近三个月； 《清宫秘档真迹展览》：1985年12月5日闭幕； 《清代帝后活动档案展览》：1986年夏； 《南斯拉夫各民族统一史——从理想到实现一九一八》档案展览，1989年11月15日至17日； 《中国档案事业成就展览》：1991年8月1日至9月10日； 《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档案史料展览》：1991年10月25日至11月10日； 《清宫佛事活动秘藏档案史料展览》：1992年9月23日开幕； 《中国佛教文化艺术展》，1994年5月16日至10月。 其中《皇史宬展览》反响尤为热烈，据称展览开幕才一个多月，观众就有两万多人次，最多时每天近两千人，这在以往的同类展览中是少见的。引自周经《来自参观者的答案——“皇史宬展览”侧记》。而皇史宬作为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的展览馆，也曾接待过不少外宾前来参观，包括瑞典王国卡尔松首相夫人（1987年4月4日参观），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访华团（1982年春参观《皇史宬展览》）等，曾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黄文欢以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分别于1986年6月12日和16日参观了《清代帝后活动档案展览》。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皇史宬开始走向商业化。1992年3月25日，为了贯彻党的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精神，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所属的皇史宬文宝公司在北京天伦王朝酒店成立，该公司的目的是“依托馆内珍藏，开发清宫文化宝藏，繁荣文化市场，服务经济建设”，并“将逐步开发清宫医药、保健、美容、饮食、服饰、文献复制、文化性珍藏等系列化产品，打入国内、外市场”。引自尹淑梅、程力平《一史馆改革有新举措皇史宬文宝公司在京成立》。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二十一世纪初，由于皇史宬游人稀少，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索性将正殿关门谢客，两侧配殿用作画廊，销售油画、国画。引自钱江《皇史宬冷落的缘由》，《时代潮》2003年第5期。有案可查的是，皇史宬曾一度作为云峰画苑的所在地，1994年5月28日至6月6日，画苑曾用作题为《界域》的意大利摄影家米莫·约第切摄影艺术展的展览场地。2003年之后的不知哪一年，皇史宬北院不再开放给游人参观。 至于南院，因1967年皇史宬交予故宫博物院管理，且“文革”期间疏于文物保护，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被用作故宫员工宿舍，陆续有居民迁入，其中也包括一些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的职工。至2006年底，院内一共有26户居民居住。由于居民的迁入，导致院内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包括：文物建筑长期得不到修缮，地势低洼、排水不畅导致积水严重，直接威胁到文物建筑的安全；住户大量使用明火，私搭乱建棚屋，存在严重的火灾隐患，极不利于文物的保护等。然而，南院腾退问题却长期得不到解决。2005年11月22日，北京市文物局针对皇史宬等七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隐患，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在1年之内进行整改。2007年2月6日，北京市文物局向社会通报了皇史宬等文保单位的整改进度，据称使用方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与故宫博物院都表示正在或将要申请拆迁经费：第一历史档案馆已向其上级机关国家档案局递交了《关于申请皇史宬南院住户搬迁费的报告》，国家档案局同意并已积极协调申请专项资金解决第一历史档案馆10户居民的搬迁腾退问题。故宫博物院也答应在近日向有关部门申请经费。该年4月，市文物局称皇史宬南院将于年内完成腾退。可是，这一承诺并未兑现，只是2008年奥运会前后曾治理过这一片区域。此后数年，南院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反而遭到了更进一步的破坏。2009年，记者探访发现皇史宬南院仍旧作为职工宿舍使用，称其为“民宅错落、丝瓜架漫布的大杂院”，2014年的报道则称“近年来皇史宬南侧居民区出现了私搭乱建的现象，院墙受到污染和损坏”，北京市文物局则称“将尽快到现场查看处理，确定违建区域是否为市文物局保护范围，并将协调相关部门共同整治”。 皇史宬南院的腾退问题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是由于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与故宫博物院两单位对皇史宬产权一直争执不下，北京市文物局方面2006年称：“我们多次请两家单位坐在一起开协调会，希望两家单位把产权的争执放一放，先把院里的居民腾退出来，以保护文物为首要。但是两家单位都说要先请示各自的领导，致使这个问题一拖再拖，至今没有得到解决。北京市政府曾就此书面上报国务院，但中央认为应该按照属地原则由北京市解决。”2007年，两家单位表示先搁置产权争议，于年内解决腾退问题，但此后不了了之。据北京市文物局对文保单位整改情况的通报，皇史宬的产权单位为故宫博物院，但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对此持有异议。根据2005年国务院关于故宫整体保护规划的批复，皇史宬作为紫禁城的附属建筑，是明清皇家建筑群的一部分。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皇史宬的产权和使用权分离，保护规划很难实现。2015年6月，故宫博物院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合作编制的《故宫保护总体规划》正式面世，其中仍然将皇史宬等故宫产权归属单位作为保护对象。而该规划的目标的时间节点为2025年，即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之际。以上两段参见《非文物建筑须拆除北京责令7文物保护单位整改》（//china/chinese/sy/1038337.htm）、《市文物局昨通报：京城16处文保单位整改进度》（//news.sohu/20070207/n248088798.shtml）、《故宫与第一档案馆争产权弃“文保”》（//culture.people/GB/22219/5096320.html）、《整改无用，旧患难除，皇史宬为何成了“老大难”》（《人民日报》2006年11月29日）、《皇史宬南院年内完成腾退和院内违章建筑拆除》（//news.sohu/20070405/n249215317.shtml）、《紫禁城里的大杂院》（//finance.ifeng/roll/20090819/1112062.shtml）、《皇史宬外私搭乱建重冒头》（《北京晨报》2014年9月3日）、《故宫：用十年换“旧”颜》（《北京青年报》2015年6月24日）。 皇史宬的利用近年来亦曾引起争议。2012年，网上公布的一组有关朱锫建筑设计事务所受邀设计的北京古根海姆博物馆设计方案引起了社会关注，该方案将北京古根海姆博物馆“植入”皇史宬，即基本保持古建筑原貌不变，而在南院新增一盒子式样的大型建筑。建筑设计师朱锫指出，2007年自己的事务所受邀设计北京古根海姆项目，“项目具体是由北京一家文化机构与古根海姆联系，并最后选址在皇史宬。”从2007年至2009年底，朱锫建筑设计事务所完成了设计方案。 针对该方案，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创办人何戍中指出，在朱锫所设计的北京古根海姆博物馆项目中，设计者设计了新的展览建筑，尽管该方案称对其周围的历史建筑没有产生任何侵犯，皇史宬的本体建筑也没有破坏掉，但整个皇史宬都被填满了，基调也变了，“中国的古建筑就像中国古画一样，有很多留白的地方。不要以为这些留白的地方是没用的。”同时，何戍中还指出，如果北京古根海姆博物馆真的“植入”皇史宬，还会给未来四合院的走向起了个头，大家都会依照这种新老建筑结合的方式去改造四合院。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认为，应当坚决和明确地废除北京古根海姆博物馆“植入”皇史宬的方案，并能早日将皇史宬对公众开放。 不过，古根海姆基金会则称，并没有计划在北京建分馆，没有做过任何此方面的发布，也没有与朱锫建筑事务所有过合作。以上三段引自《北京古根海姆设计方案曝光，“植入”皇史宬引非议》。 四、小结 皇史宬的状况反映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工作中较为普遍的几个问题：产权不清；因为被占用、私搭乱建而导致的安全隐患难以根除；腾退难度大。稍有不同的是：皇史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得到较好的保护，七十年代因为住户的迁入，才导致腾退以及安全隐患的问题。而产生这两个问题的根源，则是故宫博物院与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的产权纠纷，以及产权所有者与实际使用者的不统一。 从利用的角度来说，皇史宬也乏善足陈，甚至呈现出逐渐退步的态势。八、九十年代在皇史宬举办有关历史档案的展览，当然是利用古建筑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但显然也难以吸引更多的游人前来参观，这或许与展览形式、内容有关，或许亦是宣传不到位所致。将皇史宬出租给画廊作为售卖国画的场所，显然是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想必画廊最终也难以为继，因此皇史宬只能彻底关闭，不对外开放了。至于将古根海姆博物馆“植入”皇史宬的设计方案则提醒我们，能够将皇史宬重新对外开放，并做出适当的改造以适应现代的展览需要当然是好事，但对于古建筑应当秉持最小干预原则，不破坏其空间环境以及立面造型。 皇史宬的保护与利用问题如今仍未得到解决。这座古建筑何去何从，尚未可知。希望能够尽早解决产权纠纷，完成腾退，保证《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对皇史宬的保护方案在获批后能够得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