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也？命也！從政權內部矛盾分析永歷六年抗清高潮為何會曇花一現

時也？命也！從政權內部矛盾分析永歷六年抗清高潮為何會曇花一現  

引言

同年，劉文秀出擊四川，取得敘州大捷、停溪大捷，克復川南、川東，孫可望取得辰州大捷。永歷王朝的抗清進入最為輝煌的時刻，其政權控制的區域涵蓋了雲南、貴州、廣西三省全部，湖南、四川兩省大部，廣東、江西、福建、湖北四省一部，大有一舉光復中原的態勢。

永歷六年抗清高潮時期的形勢圖

然而好景不長，當年十月，劉文秀四川用兵失利，保寧戰役戰敗，孫可望又敗於寶慶戰役，鄭成功在漳州戰役中失利。明軍在四川、湖南、福建三個戰場上沒能擴大戰果，陷入了與清軍相持的局面。不久，南明內部發生內亂，孫可望的自立行為攪亂了本就脆弱的南明政權體系，永歷政權的高光時刻曇花一現後又恢復了四處逃竄的境地。

實際上，永歷王朝本就先天不足，永歷六年的高光時刻得益於新生力量大西軍余部的加入，才使得南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戰果。但永歷帝本身的性格缺陷、南明政權內部所固有的弊端，尤其是作為永歷朝廷支柱的大西軍內部孫李矛盾的激化使得永歷六年的抗清高潮注定只會是曇花一現，最終的失敗是必然的。

永歷帝的性格缺陷：怯儒、仁柔，非撥亂之才

永歷帝朱由榔是明神宗的孫子，「 ”豐頤偉干， 貌似神宗……不甚學”「 ”自幼失學，全未讀書”，未嘗受過正規皇室教育，加之性格怯儒， 無半點果毅、英邁之氣，其膽識、心胸與才能難堪中興之主，只是因為其為神宗嫡孫，父兄又相繼去世，所以成為朱家皇室子孫中僅存一線之可承繼大統的人選，因此在弘光、紹興、隆武、紹武等政權無法繼立的情況下，兩廣總督丁魁楚聯合湖廣總督何騰蛟、廣西巡撫瞿式耜、 巡按王化澄等人擁立其監國， 其嫡母王太妃深知其為不堪大用之才，固辭不讓：「 ”諸君子何患乎無君？吾兒仁柔，非撥亂才也。願更擇可者”。無奈「 ”魁楚等請之堅，遂以十月十四日於衰中監國肇慶”。

永歷影視形象

事實證明， 朱由榔確實如王太妃所說那樣是一個「 ”非撥亂才”，遇事優柔寡斷、毫無主見 且又貪生怕死、膽小如鼠，即位之後在清軍的追剿下輾轉流離於粵、桂、湘、黔、滇、緬之間，一有風吹草動，就聞風而逃。

永歷元年（1647年），由於戰局變化無常，他從肇慶到梧州、到桂林、全州，又到湖南武岡轉靖州、柳州、象州，流離奔波數千里。大臣瞿式耜多次勸戒他「 ”茲乃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 狐疑局促，勢如飛瓦， 翻手散而覆手合，誠不知皇上之何以為國也！皇上在粵而粵存，去粵而粵危。我退一步，則（敵）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敵）來亦速一日。”「 ”播遷無寧日，國勢愈弱，兵勢愈難振， 民心皇皇復何依？”永歷帝的回答卻令人哭笑不得：「 ”卿不過欲脫死社稷耳！”

1646年10月永歷初立時期南明形勢圖

因為未受過正規的皇儲教育，加之個人能力素養有限，所以永歷帝識人、用人的本事很是欠缺，且處處受制於人，根本無匡扶江山的能力。

永歷小朝廷雖四處流亡，但卻繼承了明末以來的所有政治弊端

永歷王朝本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大敵當前之際應把所有的精力用於抗清、收復失地，但是卻沿承晚明政治的弊政，小人得志、朋黨肆毒、閹豎固寵、紀綱倒置，「 ”在廷則門戶糾紛， 疆場則將驕卒惰。”

「 ”永明王以群臣水火甚， 令盟於太廟，而黨益固不可解。”

在永歷一朝，「 ”扈駕元勛 與「 ”反正功臣”之間的派系惡斗貫穿始終，「 ”如果說在弘光以前的東林、 魏黨之爭表面上還以‘君子’、‘小人’為分野，到永歷時期完全變成了爭奪朝廷權力的內部傾軋”，兩黨除了意氣之爭外，在對待農民軍余部的問題上，分歧巨大，「 ”楚黨實質上代表着崇禎以來明朝統治階級中的頑固勢力”，視農民軍為賊、 寇，極為排擠猜忌，給抗清斗爭帶來極大的損失和危害。

官紳地主中的絕大多數對明朝氣數已盡心知肚明，所以趁機納賄受賂，搜刮民脂，敲骨吸髓。「 ”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兩廣總督丁楚魁有降清之意，被李成棟斬殺時，「 ”有大哨船四十，將三年宦囊悉載入……聞舟中精金八十四萬，皆三年中橫取者。 嗚呼！ 罔民、虐民，可以鑒矣！”。何吾駒「 ”富甲東南”，王化澄號稱「 ”富甲天下”，政治的腐敗使許多士大夫深感寒心。

「 ”自崇禎而後，成甚朝廷？成何天下？以一隅之正統，而亦位置多官，其宰相不過抵一庶僚，其部堂不過抵一雜職耳， 所謂存禮之汽羊也。”

「 ”其現在朝廷者，干濟則平常，爭官則犀銳，部曹則想科道，科道則想督撫，畢智盡能，朝營暮度，無非為一身功名之計，其意蓋謂世界不過此一刻，一刻錯過，便不可復得矣。”

內臣黨爭，威望盡失，外將不和，無人能輯，使好不容易打下的良好形勢淪喪。尤其是作為永歷朝此時的支柱，大西軍內部孫李之間矛盾的激化，更加沉重的打擊了本就脆弱的小朝廷。

矛盾重重的抗清統一戰線：大西軍內部孫李矛盾的激化

１、永歷政權無兵無民，受脅於孫可望

永歷王朝苟存15載，其間抗清之舉，主要憑借其明皇室後裔之精神旗號加之大西軍余部之軍事力量二者的結合，但是彼此之互不信任以及農民軍內部孫李二人之矛盾重重，械斗不休，終至抗清敗局。

南明與農民軍的抗清統一戰線內部矛盾重重，各自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盤，南明安撫農民軍的目的是想借抗清之名倚以自強，而孫可望目的是想挾天子以令同類，帶有強烈的個人野心。永歷元年（1647年）三月，孫可望部進入雲南，打出「 ”為黔國討賊”的旗號，借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天波與土司沙定洲交戰之際，拉攏沐天波，借沐氏之影響在雲南立足，號令土司，將雲南打造成為其抗清基地。但以沐天波為首的明朝殘余勢力對於農民軍始終是疑竇重重，只接受其「 ”月給俸優養”，但不接受其所授官爵；金滄道副使楊畏知在與孫可望談判過程中也堅持要求其不用農民軍大西政權的年號，而用干支紀年，否則不與所謂「 ”流寇”合作，孫可望接受了對方的意見，廢除了大西的年號。

永歷三年夏（1649年）孫可望修書一封，派楊畏知赴廣東肇慶，以求封王爵，出兵擊清的要求歸順是時定都肇慶的永歷朝廷，希冀利用其精神旗號來號令天下，擴大影響 但是當楊畏知帶着永歷朝廷冊封孫可望為「 ”平遼王”的敕令返滇之時，永歷朝廷慶國公陳邦傅等人卻先他一步，矯詔擅封孫可望為「 ”秦王”，孫可望明知「 ”秦王乃親藩上十王之首”，朝廷不會如此讓步與他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在給永歷帝奏疏稱秦王如故，並改雲南省為雲興省，雲南府為昆明府，自稱日「 ”孤”，「 ”不谷”，文書下行曰「 ”秦王令旨”，稱李定國、劉文秀日「 ”弟安西李”、「 ”弟撫南劉”，凡商討軍國大事， 李定國、劉文秀皆左、 右列位。 並且采取多種手段或是暗殺或是拘禁朝廷所派改封他為「 ”冀王”的使者，最終迫使朝廷屈服，正式冊封他為「 ”秦王”，之後僭稱天子之形，大造王府，「 ”用黃瓦，拆呈貢縣城磚石為牆，腳寬六尺。 大門外設通政司，立下馬牌，制天子儀仗。 ”

永歷六年（1652年）「 ”自扈從以外，無一卒一民為朝廷有矣”的殘明政權無法在兩廣立足，於是永歷帝移駕貴州安隆所（後升級為安龍府），以尋求農民軍的保護，永歷六年的抗清高潮也正是在這樣不可思議的背景下發生的。

永歷朝廷駐蹕安龍四年（1652—1656年），期間經濟上捉襟見肘、生存備艱：「 ”宮室卑陋，服御粗惡”，每年得膳銀八千兩，食米六百石，安龍知府范應旭在簿冊上直書「 ”皇帝一員、 後妃幾口，月支銀米若干”，朱由榔感嘆說：「 ”可望待朕無復人臣禮”；臣工告艱，永歷帝不得已毀金銀器皿，以濟諸臣；政治上也處處受挾孫可望，孫大權獨攬，假天子號令行中外，「 ”調兵催餉，皆不上聞，生殺予奪，任意恣肆”。大臣們攻擊孫可望「 ”挾天子以令諸侯”，應「 ”立斃杖下”。引孫可望針鋒相對駁斥道：「 ”挾天子以令諸侯，不知當時尚有諸侯，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 臣更挾天子以令於何地，令於何人？”

萬般無奈之下永歷帝把希望寄托在李定國身上，永歷七年（1653年）密賜李定國「 ”屏翰親臣”金印，孫可望聞之大怒，掀起大獄，將參與此次行動的朝廷內閣大臣吳貞毓等十八人處死，並於永歷八年（1654年）將安龍改為安籠，諷喻永歷帝為籠中之鳥，自己從貴州返回雲南准備登基大典。永歷十年（1656年）三月，李定國率部來到安籠將永歷帝接到昆明，協同在滇的沐天波、劉文秀等人，君臣共抗孫可望。

2、孫李交惡，導致小朝廷銳氣大喪

孫可望原為張獻忠部下，因作戰英勇，遇敵堅立不動，獲綽號「 ”一堵牆”，李定國「 ”更稱萬人敵”，二人皆驍勇超逸，1644年8月，張獻忠攻破成都後封孫可望為平東將軍監十九營，李定國為安西將軍監十六營，二人「 ”俱稱千歲”，深受張獻忠賞識。張犧牲後，在余部的領導人選擇問題上以及農民軍下一步的發展方向上二人矛盾尖銳， 孫可望「 ”性狡黠，稍識字”；故獻忠平日一切密謀，惟可旺獨參之。加之年長於眾兄弟，所以王尚禮、艾能奇等人皆認為「 ”自然應尊大哥為主。”於是「 ”始相與尊可望受約束”，李定國雖然服從眾議，但是也只是表面維持而「 ”非心服也”。

李定國起初並原本不想與南明有關聯，1649年，楊畏知說可望歸肇慶，朝永歷皇帝，請封王以鎮滇、黔。定國曰：「 ”我自為王，安用所請？”可望日：「 ”封爵出自朝廷為真，今皆假號耳。”定國日：「 ”果爾受封，便為朱家臣子。” 但是後來在其親信金維新竭力勸說下，才改變策略，歸明抗清。永歷十年（1656年），李定國接受了「 ”晉王”的封爵，與永歷王朝的關系由「 ”聯明”發展到「 ”君臣”的關系。李定國迎桂王人滇，「 ”事帝盡禮， 供帝極豐”，「 ”行軍進止，一以詔敕從事。”

永歷六年（1652年）七月，李定國在廣西桂林大敗清定南王孔有德，使其自焚而死，十一月，在湖南衡陽斬殺清敬謹親王尼堪，名聲大震。李定國桂林、衡州之戰，「 ”兩蹶名王，天下震動， 此自萬歷戊午（1618年）以來所未有也。”李定國的名聲大震引發孫可望更深的忌恨，二人也更難精誠合作，永歷七年（1653年）孫可望派馮雙禮、關有才率兵攻打李定國，二人行至廣西柳州遭至李定國伏擊反被擒獲，於是孫李二人的矛盾白熱化。

永歷十年（1656年）永歷帝成功移駕雲南昆明，之後將朝政「 ”兵馬事悉付定國主之”。孫可望忌恨李定國奪取自己挾天子詔令號召天下的權力，撕破臉皮，於永歷十一年（1657年）八月統帥６萬大軍從貴州進攻雲南，李定國得永歷帝所賜尚方劍，率３萬大軍奉命招討孫可望於曲靖交水，反清勢力正式分裂。九月，孫可望部將前鋒兵馬總統白文選投降李定國，另一部將馬進忠做定國內應，向孫可望軍駐地發動突襲，大敗孫可望，孫倉皇之中逃回貴州，其部將張勝所率軍被李定國及其部將靳統武前後夾擊，損失慘重，可望無路可走，帶領殘兵到長沙投降駐扎在此的清軍洪承疇部。

之後定國主政昆明，一方面「 ”論功行賞，設官設吏，率皆宴飲恬愉，爭功修怨，絕不以國事為念”，另一方面對原可望部屬進行了賞罰清洗，進一步擴大了農民軍分裂的不良影響，導致兵將失聯、邊警稗至，終至大潰的局面。

結語

與殘明政權的垂死掙扎不同， 新興的大清王朝則氣勢如虹，優勢明顯。他們擁有穩定而富有進取心的領導集團；而且整個社會正處在蓬勃發展的上升期，對反清勢力采取有效的策略：以漢制漢、各個擊破，重點打擊農民軍，分化瓦解南明反清力量；同時調整野蠻的民族高壓政策，禁止圈占土地和強制農民投充，采取各種措施竭力拉攏漢族官僚、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擴大其影響力。為崇禎帝舉行國葬，打出為漢人「 ”復君父仇”的旗號絞殺農民軍，影響極大；同時停止明末的三餉加派，實行「 ”輕徭薄賦”，鼓勵開墾荒地，減輕農民負擔，增加政府收入，為統一戰爭提供了強有力的經費支持；加之經過多年戰爭錘煉的驍勇善戰、斗志旺盛的八旗兵和收編自明朝官兵的綠營兵這兩大戰爭機器，對付一盤散沙的反清武裝，勝算不言而喻。

參考資料：

《李定國評傳》

《永歷實錄》

《明季南略》

《南明史》

《明末滇南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