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苦难史 为什么说宋朝是山西人民的苦难史
为什么说宋朝是山西人民的苦难史
从山西省太原市市区出发,往西南行约25公里,有一处名叫晋祠的古迹。
根据信史记载,晋祠的修建不晚于南北朝时期,即便是从那时算起,距今也有上千年了。
晋祠不仅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古老的皇家园林,更珍贵的是她还保存着中国境内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完整、艺术价值最高的宋代建筑,她的主殿圣母殿,大气磅礴,华美端庄,殿内保存的宋代彩绘侍女雕像,多达四十余座,这些雕像动作姿态各不相同,神态性格栩栩如生,是中国美术史上极为罕有的珍品。
宋代出版的《营造法式》是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而符合营造法式的建筑,无论中原还是江南都已经消失殆尽,今天的中国境内幸存下来的仅有晋祠这一家。
中国建筑学界的泰斗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亲身考察晋祠建筑群之后,激动地视其为中国宋代建筑的经典之作。
几乎所有研究宋史的学者专家,都不约而同地考察过这座珍贵的园林,驻足凝望,亲身感受宋代艺术的发达。
太原,是一座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古城,是山西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其可信的建城史始于公元前497年,之后便成为战国时期赵国的都城,从那时起,先后有赵国、前赵、后燕、前燕、前秦、北齐、后唐、后晋、后汉、北汉等王朝在此建都。
在公元十世纪左右的五代十国时期,当长安和洛阳先后随着农民战争的烈火和唐王朝的覆灭化为废墟之后,太原就成为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商品经济最繁荣发的城市。
千百年来,无数过往的文人墨客都曾经对这座城市留下过衷心的赞美。
然而,在今天的太原,却根本找不到一个宋代以前的建筑,韩赵魏三家分晋、唐高祖太原起兵这些今天读来激动人心、荡气回肠的磅礴历史,仿佛压根儿就没有在这里发生过。
自然灾害与疫病、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是导致古文明灭绝的主要原因。
但这些可能性在山西都不成立。
根据史料记载,在公元十世纪之前,太原地区从来没有发生过大地震和大规模流行疫病,历史上多次改道,肆虐中原,淹死无数生灵的害河黄河,由于有吕梁山脉的阻挡,在山西境内是岁岁平安的。
曾经对中原文明造成巨大破坏的五胡乱华,蒙古入侵导致的大屠杀,几乎导致中原人口换种,但是史料中也没有显示他们在山西搞过大规模的屠杀和破坏。
即便是时隔千年之后,被刻画成最野蛮最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也没有在太原进行过大规模城市破坏和野蛮的大屠杀。
至于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发生的,诸如秦末大动乱、汉末大动乱、唐末大动乱那样导致文明倒退的大规模农民战争,由于有太行山脉和滚滚黄河的阻挡,更是和山西半点关系也没有。
在中国的历史上,当土匪、农民、官军在中国各地紧密合作,不断演出一幕幕掠夺与杀戮的悲剧时,山西大地始终可以保持相对的平静,犹如置身世外的桃花源一般。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正是由于有滔滔黄河和巍峨群山的保护与庇佑,山西保存着中国现存的最多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时至今日,中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地面古建筑,全部保存在山西境内。
在愚蠢的中国游客们争先恐后,如潮水般涌入那些遍布中国各地的油漆未干的伪景点,对着各路假古董和人造景观得意洋洋地拍照和留念时,大量深谙中华文化精髓的日本游客,却不畏跋涉,纷至沓来,来到这些隐藏在山西崇山峻岭中的佛塔下,香火不绝的寺庙前,如端详传世珍宝一样,仔细地品味着曾经润泽和启蒙了包括日本民族在内东亚各民族的伟大文明的遗产。
位于山西五台山的唐朝建筑南禅寺和佛光寺,游客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愚蠢无知的中国游客对这些外形土陋的建筑根本不屑一顾。
那么,太原地区本应该保存下来的,从春秋战国到五代十国的一千多年的历史文化遗产,都到哪里去了呢?
自安史之乱后,唐朝就进入了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交相辉映的时代,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像两个巨大的恶性肿瘤,折磨了痛苦的唐王朝一百多年,直至唐朝灭亡,也没有消停过。
政治的腐败,终于引起了席卷全国的大动乱,公元874年,王仙芝和黄巢先后在河南、山东起兵造反,中国历史上长达十年的唐末大动乱开始了。
从875年开始,黄巢的军队两过黄河,四渡长江,战火遍及今天的河南、山东、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陕西等地,把大半个中国打得一塌糊涂。
这场战争是一群农民打的,从文明人的视角审视,他们完全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恶徒,在所有被农民洗劫的城市里,都是一幅幅“杀人满街,巢不能禁”的地狱景象,唐王朝的首都长安,被杀得只剩下寥寥数人,重要的商业和贸易中心广州和泉州,被杀成一片废墟,仅遇难的外国客商就有十多万。
晚唐诗人韦庄悲愤地写下了千古名篇《秦妇吟》,其中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两句,就是描绘这段恐怖历史的真实写照。
在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战争悲剧在中国各地轮番上演之时,东有太行山藩屏,西有吕梁山遮挡,南有黄河阻隔,素有“表里河山”之称的三晋大地,却呈现出一番截然不同的升平景象。
由于有黄河及境内崇山峻岭的阻隔,无论是一百年前的安史叛军,还是一百年后的黄巢乱匪,都没能祸乱这块土地。
在整个唐末大动乱期间,外省流民蜂拥而入,山西农业稳产,户口日增,百姓安居乐业,特别是汾河两岸的平原地区,更是人口稠密,牛马成群,鸡鸭遍地,猪羊满圈,一片繁荣、兴旺、富庶的盛况。
山西的统治者,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被唐王朝敕封为晋王,是当时最强大的藩镇节度使,公元881年,当黄巢的军队开始威胁到山西的安全时,李克用迅速率晋军进入关中,迫使黄巢退出长安;公元884年,李克用又率晋军大军南渡黄河,一举击溃黄巢主力,黄巢兵败自杀,祸乱中国长达十年的黄巢之乱终于被平息了。
由于独特的地理优势,在从黄巢之乱到北宋建国近百年间的动乱中,山西始终保持着经济上的繁荣。
在唐朝灭亡,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以后,这块土地上的军事集团,就成为了一股在当时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谁控制了这里,谁就有可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相比中原的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有高山大河为屏障的的山西军阀则拥有全方位的军事优势。
五代中的后梁,后唐和后晋王朝,都是被山西地方军阀灭亡的,当郭威灭掉后汉,建立五代中最后一个王朝后周时,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弟弟,太原留守刘崇仍然占据河东十二州称帝,并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在整个五代时期,山西的地方军阀都是中原王朝最大的敌人,中国统治者对山西几乎毫无办法。
中国的五代时期,实际上就是一部山西与中国的战争史,中国在这场博弈中吃尽了苦头,五代时期是山西历史上一个辉煌夺目的时代。
每当中国处于分裂、崩溃、动乱之际,都是山西走向繁荣、富裕、灿烂辉煌的开始。
可是,随着统一的中央王朝——宋朝的建立,山西的这种繁荣便迅速地被终结了。
宋朝是在后周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宋朝立国之前,境内所辖的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地,已经饱经数十年的战乱,经济凋敝,十室九空,在缺乏经济支撑的情况下,无论是后周王朝还是北宋王朝,都不具备消灭山西军阀的实力。
后周的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都曾经先后率大军进攻北汉,却死伤惨重,无功而返。
在这种情形下,宋朝赵匡胤采取了赵普和薛化光的建议,暂时对北汉王朝采取守势,转而集中力量大举进攻南方诸国,先后吞并了后蜀、荆楚、南汉、南唐、吴越等国,宋朝统治者对这些国家进行了野蛮的经济掠夺,获取了大量的资源,国力迅速膨胀,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即公元979年,宋朝军队开始对十国中的最后一个政权——山西的北汉王朝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面对宋军的大举入侵,与南唐,吴越的束手就擒,屈膝投降不同,北汉军民同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搏斗。
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杨家将杨老令公杨继业,当时就是北汉军队的前敌总指挥,在北汉国主投降之后,杨继业还仍然率领部下和宋军苦战,直到北汉国主派亲信前去命令停止抵抗后,才放声大哭归降宋朝。
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在北宋王朝获取了中国大部分经济资源之后,山西的地方军阀是无力与其长期周旋的,但宋朝军队的确在山西遭到了有史以来最顽强的抵抗,死伤惨重,花费了极大的代价才征服了北汉政权。
此时,赵匡胤已经去世,他的弟弟赵匡义继承了皇位。
赵匡义是怎么登上皇位的,至今还是一个谜,有一种说法是他杀死了哥哥和侄子篡位的,这种说法毕竟是猜测,但赵光义的人品的卑劣,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最典型的就是北宋灭亡南唐之后,他不仅奸污了李煜美丽的妻子小周皇后,还命画师在一旁作画,把凌辱的全部细节一一画下来,并送给李煜本人观赏。
李煜那首著名的《虞美人》中的“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说的就是这时候的事。
赵匡义看到这首词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把李煜毒死,几个月后,饱受凌辱的小周皇后也自杀身亡,香消玉殒。
李煜不过发了几句牢骚,尚且得到如此的命运,山西军民的顽强抵抗,会遭到怎样的报复,也就不足为怪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宋朝统治者对山西军民进行了丧心病狂的报复,杨继业率部投降的第二天,赵匡义便下令对太原焚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开始了。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太原城“万炬皆发,官寺民舍,一日俱尽”。
宋朝军队关闭了城门,许多来不及逃走的老百姓全部被活活烧死。
当月,宋太宗赵匡义离开太原前,下诏将其行营改为“平晋寺”,并亲作《平晋记》,命人刻石立于寺中,大肆歌颂烧杀劫掠的丰功伟绩。
回到开封之后,赵匡义觉得仅仅用火烧破坏得不够干净,又下令决开汾河河堤,把太原彻底淹没,化做一片废墟。
就这样,一座先后经历了春秋战国、秦、两汉、魏、西晋、前汉、前秦、后赵、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汉,前后存在了近一千五百年,历经无数风霜雪雨,见证了多少城头变幻大王旗,经受了多少蛮族入侵而依然屹立不倒的太原城,却被地地道道的中国统治者彻底地毁灭了。
与此同时,宋朝统治者下令从山西大规模强制移民,以充实几近荒凉的中原地区,在宋太宗灭亡北汉之前,宋朝军队在同北汉作战时,已经开始从山西劫掠人口,到北汉灭亡之后达到了顶峰,先后从晋中平原和汾河平原一带掠夺百姓达数十万之多,后来的山西大诗人元好问的诗句“鬼役天财千万古,争教一炬成焦土。
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
”就是当时情形的真实写照,由于很多人不愿意离开故土,宋太宗只得命令潘美(潘仁美的原型)在晋祠附近,复建了一座小小的太原城安置难民,也就是今天太原的雏形。
宋代太原城的大体位置,南到今迎泽大街北侧,北到今后小河一带,西到今新建路东侧,东到今柳巷一带,这座没有包砖的土城周长不过十一里,只有四座城门,唐王朝经营了几百年,周长四十二里,共开二十四道城门的太原城,此时已成为后人梦中再也难以触摸的海市蜃楼。
在整个北宋王朝统治期间,山西经济始终不曾恢复到四百年前唐朝的水平,北宋仁宗年间,途经山西的欧阳修在描述其所见的山西风貌时曾说:“今河东路..….山荒甚多,及汾河之侧,草地亦广,见其不耕之地甚多。
”欧阳修的陈述基本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到宋神宗元丰年间,山西的耕地面积和当时尚未完全开发,几乎处于半荒蛮状态的福建处于同一水平,还不如一个开封府的耕地面积多。
宋朝统治者把山西视为同北方辽国的战略隔离带和缓冲区,长期对山西实施歧视性政策,不予重视,太原被焚毁以后,人民仍然不得自由迁徙,如果有人敢于回到太原旧城定居,那是了不得的重罪。
来自前北汉政权的官员,在官僚集团中长期得不到重用,比较有代表性的杨继业,生前在宋朝军队中倍受排挤,在后来的对辽战争中,他率领的山西子弟兵被占绝对优势的辽军包围,也没有一个宋朝将领发兵来援救他。
只是在死后才被宣传机器大书特书,树立成忠臣良将的楷模。
按照中国历史教科书里的说法,宋朝是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也曾经对宋朝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将来之发展,必定是宋学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
” 在无数爱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宋朝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是堪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时期。
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宋朝的繁荣是一种畸形的繁荣,而这种畸形的繁荣又是建立在周边各经济区的野蛮掠夺的基础之上的。
宋朝统治的核心地区是中原地区,在春秋时期,这一地区也称为“中国”,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国”一直是充满饥荒、战乱、恐怖的灾难集中之所,历史上绝大多数的饥荒、水患、蝗灾、战乱,都发生在这一地区。
在经历了唐末和五代的战乱之后,“中国”基本是一片废墟,宋太祖赵匡胤,自幼生长在洛阳,曾经打算把都城迁到洛阳,遭到了群臣的一致反对而作罢,群臣反对的理由就是洛阳地区经济凋敝,人口稀少,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经济的发展。
这种状况一直到北宋立国100多年后,都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
中原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依靠对外部的疯狂掠夺。
比如,宋朝在消灭了后蜀政权,征服了四川以后,就开始大肆劫掠,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四川是少有的几个未被唐末大动乱和五代战乱殃及的地区,也是当时少有的繁荣富裕的地区。
但被宋朝统治者纳入中国版图之后,富裕二字就与四川无缘了。
宋朝把后蜀府库里存放的金银财宝之类的“重货”和绢帛布匹等“轻货”全部运往京城开封,号称“日进纲”。
为此,强征了大量民夫,水陆兼运,化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勉强运完,使得在五代十国时期繁荣富裕的川蜀地区变得一贫如洗。
北宋政府在四川设立了“博买务”,垄断布帛贸易,禁止个体农民和小商贩自由买卖;豪强大地主则趁机“释贱贩贵”,投机倒把,敲剥百姓,从中渔利。
这就使得越来越贫困的农民不断丧失家业田产,许多小商贩被迫失业,农民的家庭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
北宋政府还把茶叶划入专卖体系,对茶农低价购茶,高价卖米,使广大茶农纷纷破产,生路断绝。
这种野蛮的经济掠夺导致了四川人民激烈的反抗,著名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他们的反抗遭到了“中国”统治者的残酷镇压。
无数的金银,堆起了清明上河图中繁荣的假象,以宋朝手工业最杰出的代表瓷器为例,以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最为出名,“宋代五大名窑”,除了定窑之外,其余四窑全部为官方垄断经营,宋朝官方利用手中的权力,限制民间瓷器的发展,优质的原料产地,是绝不对民窑开放的,官窑的瓷器质量出类拔萃,远远优于民窑产品,烧制的瓷器“百中选十,十中选一”,主要供皇室和官僚集团使用,与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在当时另一个重要的经济区江南地区,宋朝统治者的方针如此一辙,他们不仅掠夺了南唐、吴越等国积累的大批金银财宝,更重要的掠夺集中的体现在“纲运”上,“纲运”即编纲分运,指物质运输的总称,“纲运”始创于唐、发展于宋,宋朝中叶之后最为辉煌。
宋代纲运分类详细,名目繁多, 有粮纲、盐纲、米纲、布纲、绢纲、钱纲、马纲、药纲等等等等,不计其数。
这些“纲”的存在,就是保障对中原地区的官僚统治集团的资源供给,维持他们的奢靡生活。
大量的物资从江南各地征调而来,沿大运河源源北上供给开封地区。
到北宋后期,甚至搞出了“花石纲”之类的腐败产物,很多并不出产奇花异石的地区,为了完成任务,层层加码,层层摊派,最后花重金到异地购买。
这种野蛮的经济掠夺,最终激起了席卷江浙的方腊大起义,方腊大起义也同样遭到了“中国”统治者的野蛮镇压,战争导致了江南经济的大倒退,苏南,浙北地区变得破败萧条,人口损失超过三分之一。
宋朝的这种经济政策,与今天的中国政府掠夺各地资源,满足京沪云集的官僚享乐需求的政策没有什么两样。
宋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的官僚体系,宋朝的官吏选拔制度比唐朝泛滥得多。
唐代每届取进士不过三四十人,宋朝动辄四五百人。
公元991年,北宋朝廷取士总计竟达一万七千三百人。
宋朝对宗室、亲信弟子特为优宠,随意授官,皇朝宗室男孩七岁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阶,并领取俸禄;宗室之外,其他旁支、异姓、门客,都可以得荫补官,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官僚队伍。
唐太宗时曾将中央政府官员减少到仅六百四十人,而宋仁宗时代仅中央政府的官员就已经膨胀至一万七千人,北宋所辖疆域只有唐朝疆域的二分之一。
宋朝的官僚体系是一个效率奇低,腐败透顶的集团。
大部分官员根本不管本职事务,宋代的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理朝政,侍郎、给事不领有职,左右谏议无言责,而起居郎、起居舍人不执记笔之事……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有七八。
宋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这是因为官与职是两回事,即官是虚名,宋朝称为寄禄官,用以表示一定级别与领薪俸,职才是管理具体事务的,宋朝称为职事官,类似于今天所说的有编制临时工。
后来因官员膨胀实在太迅速,连这些职事官也懒得管具体事务了。
只有特别差派负责某事时的官员才有事做和有实际职务,有点类似于今天所说的无编制临时工,例如“吏部郎中、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这一官号,吏部郎中是官,龙图阁学士是职,知开封府才是实际职务,前两项便为空头衔,而这样的高官充斥在宋朝的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多得不可胜数。
每一个科举考生,一旦有幸进入公务员队伍,就可以分得一份丰厚的福利,这样大的一个大官僚集团,腐败的规模自然也是惊人的,仅以吃喝为例,宋仁宗晚年,一顿饭动辄就吃掉十万钱,有次宫内宴会上一道蛤蜊,每盘二十八枚,每枚一千钱,一道菜就吃掉两万八千钱。
宋真宗的宰相吕蒙正每天要吃鸡舌汤,家里鸡毛堆积如山。
有名的大贪官蔡京喜吃鹌鹑羹,每羹杀鹌鹑数百。
有次他在家招下级开会后留饭,光是蟹黄馒头一道菜就吃掉一千三百多贯,家里厨师婢女多的惊人,甚至还有专门富责切葱丝的婢女。
即便是在被金兵赶得如丧考妣,“只把杭州作汴州”的南宋时期,宋朝官僚的这种排场也是没有削减的,南宋初年,宋高宗去大臣张俊家里吃了一顿便饭,光正宴大菜就有58道,整个宴会总计上菜196道。
相比宋朝时中国官僚的吃喝模式,今天人们诟病的公款吃喝简直就是渺沧海之一粟。
宋朝的文人士大夫们,很多都是思想怪异,人格扭曲的变态狂。
明清时期中国人奉如圭臬的程朱理学,就是在宋朝出现的,它始创于周敦颐,经程颐的发展,完成于朱熹。
朱熹提出一个口号,叫“存天理,灭人欲”,反对人追求财富、爱情和自由,朱熹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歪理邪说,并为后人所接受。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就是从宋朝开始的。
朱熹们认为,寡妇再嫁必须加以严禁,因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到这个寡妇老了,死了,就可以得到一块贞节牌坊。
丈夫死了,最高尚的行为,就是自杀殉情,儿女的婚姻,一定要由父母做主。
这些奇怪诡异的思想,都是宋朝人提出来的。
朱熹把儒家经典合并为四书,并为之作序,定名为《四书集注》,这部书成为后来中国文化界的唯一经典,为明清两代的八股取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朝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力量,仅中央禁军就高达80多万人,加上地方的厢军,总兵力达125万,军队数量之多仅次于明代。
虽有大量的财政收入,却因兵额增长太快和官员中饱私囊而总感军费不足,便允许军队经商。
此风一长,军队训练废弛,平日多从事“纲运”杂役,有的部队,士兵集体从事纺织业,还成了当地的经济支柱和税收来源。
这种武艺荒疏的军队,连对付西北的小国西夏也屡战屡败,为此宋廷又要增兵,经费不足让各军扩大经商,结果兵越多战斗力越差,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宋太宗灭亡北汉政权之后,宋朝军队的战斗力就每日俱下,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亲率大军进攻辽国,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州,结果被打得大败而逃,赵匡义本人险些中箭身亡,乘着驴车一路向南狂奔才侥幸逃脱。
在宋朝存在的几百年间,先后与北方的契丹、女真、党项和蒙古民族展开了多次战争,这些战争全部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哪个王朝能够连续几百年保持对外战争不胜的历史,只有宋朝做到了。
中国军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历史,绝不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的。

在后来的宋金战争中,金国的东路军势如破竹,从燕山脚下一口气直接攻到开封城下,但更加强大的西路军却被阻挡在太原前进不得,金朝开国功臣,后来的金国最高军事长官完颜宗翰,也就是《说岳全传》中的粘罕,亲自率领金军主力猛攻太原。
此时的太原,早已经没有了唐朝时修建的坚固城墙和防御工事,不仅如此,甚至没有宋朝的正规军——禁军驻扎,只有一些厢军,也就是主要由山西子弟兵组成的地方部队。
宋徽宗派亲信大太监童贯来太原视察战事,是为监军,得知金军即将进攻太原的消息后,童贯急忙准备逃离太原。
时任太原知府的张孝纯劝阻他道:“金人撕毁盟约,大人应当率领各路将士奋力抗敌,如果大人南归,军心必然动摇,这无异于把河东拱手送给金人呀,太原一旦失守,东京岂能保全?!请大人留下来与我们共同报效国家,更何况太原地势险要,人民劲悍,金兵未必能够攻取!”厚颜无耻的童贯居然说:“我的职责是宣抚,而不是守土,如果一定要我留下,还要你们做什么?!”几天后,童贯率部逃离太原前线,张孝纯长叹说:“童大人平日何等威风,怎么一旦风云突变就心惊胆战抱头鼠窜,他还有什么面目去见天子?!”
太原军民在孤立无援、艰苦卓绝的环境下,顽强坚守了太原孤城达八个多月,也没有盼到来自中央的禁军援军的影子,太原陷落后,金兵屠城报复,城中剩余的太原百姓被屠杀一空。
愚蠢而腐朽的中国统治者,不仅给不了山西人民丝毫的福祉,在面对外部强敌的入侵时,也不可能对他们实施有效的保护。
太原失守后,金军西路军长驱直入,南渡黄河,与早已陈兵在开封城下的东路军会师,完成了对开封的合围,几天后,开封城破,金军掳宋徽宗、钦宗、后妃、太子等数千人,将府库洗劫一空北去,北宋王朝灭亡了。
宋朝的历史,是一部山西人民的苦难史,清明上河图的繁华景象,和山西没有半点关系。
宋朝的历史还有力地证明,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中国,不可能给山西人民带来任何福祉,在外国侵略者野蛮入侵时,也不可能对山西人民实施有力的保护,站在山西人的视角,对于那个残暴而腐朽,灭绝了山西古代文明的宋王朝,应该给予坚决的否定。
那些时不时念叨什么“明亡以后无华夏,崖山以后无中国”的人,都是大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