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有哪些皇帝 辽朝皇帝耶律隆绪历史资料简介

辽朝皇帝耶律隆绪历史资料简介  

耶律隆绪(971—1031年)是辽王朝的盛世君主，年12岁继位，在位49年，享年61岁，是辽朝皇帝中统治时间最久的一个。耶律隆绪继位前27年，他母亲承天皇太后摄政。在承天皇太后摄政期间，辽朝便开始实行封建化改革，为辽王朝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耶律隆绪参预了皇太后所领导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也深受母亲摄政的教诲，受益甚多。耶律隆绪亲临国政后，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锐意改革，大力发展社会经济，接受汉族文化，加速了封建化进程，实现了辽王朝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经济文化繁荣，为实现辽王朝的盛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年少继位 母后摄政

辽圣宗名隆绪，小名文殊奴，生于辽保宁二年(970年)。他的父亲是景宗皇帝耶律贤，母亲是睿智皇后萧燕燕。他在兄弟中排行老大，是景宗皇帝的长子，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耶律隆绪自幼酷爱读书，精通汉文，喜欢阅读汉文书籍，10岁时能吟诗做赋，而且又通晓音律，喜好绘画;又精于射箭，骑马射猎是他的一大爱好。从少年时代起，耶律隆绪便受到母亲承天皇后的良好教育。

耶律隆绪的母亲承天皇后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隆绪的父亲在位时，身体多病，经常卧于病榻之上，国家大事多交给隆绪的母亲来处理。在景宗统治时期，凡“境内刑赏、政事、用兵追讨，皆皇后决之。”可见，当时的一些军国大政，包括重用汉官和对外用兵，都是由承天皇后全权处理、决断的。乾亨四年(982)年，秋九月，在隆绪12岁那年，父亲景宗病逝，他母亲及汉官韩德让及朝中元老耶律斜轸奉景宗皇帝临终遗诏，立皇太子耶律隆绪为帝，年少的隆绪在父亲的灵柩前即皇帝位，是为辽圣宗。圣宗即位时，年仅12岁，他的母亲奉遗诏总摄军国大政，被尊为承天皇太后。

承天后摄政伊始，所面临的社会局势是相当严峻的。当时，辽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守旧势力随时准备反扑。与此同时，宋太宗决定趁辽朝“契丹主幼，国事决于其母”的时机，兴兵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承天后摄政的当年，便对朝中军政大员重新调整任命。任命南院大王勃古哲总领山西诸州事，任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院大王耶律休哥为南面军都统，后改为南军留守，负责南面军事边防事务。任命耶律斜轸担任北院枢密使，负责决定朝中大政。这些新的军事大员上任之后，功绩卓著。与此同时，承天后又大胆地重用汉人，韩德让便是其一。韩德让，蓟州玉田人。他的祖父、父亲，曾分别在太祖、景宗时担任国家要职，掌据军政大权，享有很高的待遇，韩德让出生在这样显贵的家族中，加之“智谋超人”，使得他的官职不断晋升，由最初的补枢密院通事，直到升为南枢密院使。景宗临终时让他和耶律斜轸一起辅佑承天后和隆绪承天皇太后简介，主持朝中大政。圣宗对他也非常尊重，以父礼相待。承天后摄政后，任命他为总揽军政大权的宰相。承天后对韩德让的宠信和重用，主要是因为韩氏家族世代掌握军政大权，利用他的势力同统治集团内部的守旧派进行斗争。至于她同韩德让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则是次要因素。韩德让在任职期间，为契丹社会稳定及与宋朝战和等问题上曾起到过重要的积极作用。

承天后摄政时期，在政治上知人善任，善于驾驭右左大臣，改革弊政，政绩卓著。在军事上，富有军事指挥才能，智谋双全，突出地表现在对宋战争上。统和四年(986年)三月，宋太宗在经过几年的准备之后，亲自指挥大军，分兵三路，由杨业、潘美等大将率领，向辽朝发动大规模进攻，企图收复燕云地区。承天太后针对宋军的进攻，在战略上做了周密的部署，和隆绪一起亲自到南京(今河北卢龙)督战，并调集各路精锐部队，由著名军事统帅耶律休哥带军抵御宋军的主力曹彬部;由耶律斜轸率所部抵御潘美部;承天皇后和圣宗率领一部分军队随时准备增援。辽朝对敌采取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避开敌人主力，打击侧翼、各个击灭。五月，在涿州西南四十里的岐沟关，辽军和宋军主力大战，宋军大败。辽军乘胜追击，直至宋军主力全部被歼。宋将杨业被流箭射中，兵败被擒，辽军大获全胜。宋军主力全线溃败后，宋太宗将战略进攻改为战略防御，制定了“守内虚外”的政策。对外采取守势，暴露出宋朝统治者的软弱。以承天太后为主的辽朝统治者，决定趁机向宋朝大举发动进攻。

统和十七年(999)年九月，承天皇太后和圣宗一起挥师南下。十月，辽军进攻遂城(今河北徐水西)，未能攻下。转而派萧继远率军攻下狼山镇(今河北易县)。然后军队进驻瀛州(今河北河间)，与宋军交战，宋军大败，活捉宋将康昭裔、宋顺，缴获兵器无数。辽军随后乘胜追击，又攻下乐寿山，再次进攻遂城，遭到宋军的顽强抵抗，没有得逞。辽军被迫撤回南京。此后的三年时间里，辽军又三次南下与宋军交战，双方各有胜负。

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闰九月，圣宗和承天皇后率兵20万大举南下，围攻宋的北方重镇定州。紧接着辽军大将肖达在遂城又大败宋军。随后，辽军又攻下祁州(河北固定)、洺州(河北永年)等城。十一月，辽攻破德清军，达到澶州(河南濮阳)北城。在辽朝大军兵临城下，形势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宋朝朝廷内部议和派以宰相王钦若、陈尧叟为首，主张迁都金陵、成都，而宰相寇准则主张由宋真宗率兵亲征，进行积极抵抗。当时，河北、河南的人民对辽军的大举入侵中原，大肆地抢掠表示非常愤慨，纷纷自发起来抗击辽兵的入侵，给辽军以一定的打击。辽军先锋肖挞凛到澶州城下察看地形，被埋伏的宋军暗箭射死，辽军退却，士气受挫。

在宋、辽双方交战的关键时刻，出现了双方势均力敌的趋势。辽军南下虽然在军事进攻上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是他们的入侵也遭到宋朝爱国将士及中原人民的顽强抵抗，迫使辽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并为此耗费巨大的财力和物力。辽朝虽然发动了澶渊战役，但是实际上也没有大举南下的能力。承天太后和圣宗隆绪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在军事进攻失利的情况下，主张与宋和谈。宋真宗在“守内虚外”的方针指导下，对辽采取消极防御，在辽朝大军压境的形势下，积极主张议和。实际上，早在辽军大举南下之时，辽与宋的议和就已经开始。辽朝利用宋朝降将王继忠写信给莫州守将石普，通过石普向宋真宗说明“议和”的打算。然后让宋朝派出使臣向辽请求议和，这样辽朝就处于讨价还价的有利地位。统和二十二年十二月，在双方力量处于均衡势力的形势下，宋朝派李继昌前往辽朝请求议和，与辽达成和议。和议规定：宋朝以承天太后为叔母，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每年向辽朝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两朝从此停止用兵，各守旧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两朝城池依旧修缮，不得擅自增筑城堡，改移河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的签订，结束了宋、辽双方长期以来的战争状态，使双方在以后120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没有战事，双方和平共处，正式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为南、北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南北方的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避免人民生命财产再遭损害。耶律隆绪充分利用这种稳定的社会环境，一心致力于国内封建化改革，促进辽朝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高度发展，辽朝国势大振，达到鼎盛时期。诚然，“澶渊之盟”规定：宋每年向辽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对宋朝人民来说也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宋朝统治者借机增加苛捐杂税，阶级矛盾激化。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澶渊之盟”在历史上所曾起到的积极作用。

二、亲临国政 锐意改革

耶律隆绪是以“锐意于治”而闻名于世的开明皇帝，他的一生主要致力于辽朝的封建化改革，为辽朝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繁荣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需要指出的是，圣宗在位的前27年中，辽王朝的社会改革是在承天太后的主持下进行的。承天太后死后，隆绪继续推行封建化改革，成效卓著，使辽王朝达到鼎盛时期。

辽圣宗隆绪自幼受汉文化熏陶，从小精通汉文，喜欢阅读汉文典籍。《贞观政要》及太宗明皇帝《实录》都成为他案头经常阅读的书籍。他通过阅读这些书籍，从中学习到汉族统治阶级的统治经验、治国方略，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治世思想。“澶渊之盟”的签订，进一步促进了南北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隆绪在“澶渊之盟”以后亲临国政，一方面吸引汉族封建王朝的统治经验，模仿中原封建专治主义统治模式;另一方面适应辽朝社会发展趋势，继承承天太后和她早期统治时期的封建化改革，全面推行封建化改革。总结圣宗时期的封建化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整顿吏治 科举取士

圣宗即皇位之初，母亲承天太后摄政，在汉官韩德让等人的辅佐、支持下，曾针对时弊在内政上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就是整顿吏治。统和元年(983年)，诏令三京大小官员，“当执公方，毋得阿顺。诸县令佐如遇州官及朝使非理征求，毋或畏徇”。这项诏令的颁布，对当时各级官吏营私舞弊，阿��奉迎，不理政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时，南院大王勃古哲，在撑权期间，滥施刑法，残害无辜。有人检举勃古哲，圣宗立即派人察访，证明情况属实，立即关押了勃古哲，并给以严厉惩罚，在朝廷上下轰动一时，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

圣宗亲政之后，继续整顿吏治。他规定要对官吏的政绩定期考核，根据政绩的优劣决定官员的升免。太平六年(1027年)十二月，圣宗诏令天下说：“北南各部要廉察下属州县，以及石烈、弥里的官员，对不善于治理政务的，给予罢免。官员不论大小，只要有贪暴残害百姓的，立即罢免，并且终身不再录用。对为官清廉、政绩突出的官员给予晋升。皇族内部若有行贿受贿的，发现后与民同罪。”吏治经过这样一番整顿，“任贤去邪”，过去的“蠹弊”大大改变，形成了“法度修明，朝无异议”的大好局面。

圣宗善于发现人才，并大胆给予录用。当时，辽朝有一个旧制，即当皇帝外出巡视经过的地方，当地官员要对皇帝有所进献。一次，圣宗到云中去打猎，当地的节度使参拜皇帝说：“臣下所在的地方没有什么特产可献，只有幕僚张俭是一代之宝，愿意献给皇上”。圣宗一听非常高兴，马上召见张俭，张俭就有关朝政问题上奏30多条，条条都谈及要害。圣宗听后发现张俭是难得的人才，马上把张俭带回朝中委以重任。后来提升他为南院枢密使，又升为左丞相。圣宗不拘一格地选拔、任用人才及实行奖惩分明的政策，对澄清吏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圣宗改革官制还表现在对汉人的大胆任用上。在圣宗统治集团中，汉族官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圣宗依靠汉人的出谋划策，来进行封建化改革，一改前朝对汉族大臣任官的限制。辽朝初期只有契丹贵族才能担任的南府宰相、北府宰相，到圣宗时期才任用汉官担任。如：汉人刘慎行就由膳部员外郎提升为北府宰相、监修国史;又如张俭在太平六年(1026年)提升为南院枢密使，后又授予为左丞相，封为韩王。张俭在任职20多年里做了许多有益国家的事情，政绩显赫。他曾多次向圣宗上谏，力陈时弊，深得圣宗的信任和奖赏。当时汉官中受到重用的人很多，如马得臣、王继忠等人。圣宗时重用的诸多汉族大臣，都是一些富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出身于世宦家庭，具有治国的才能。他们到辽朝之后受到重用，为促进辽朝的封建化改革进程，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对辽朝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圣宗改革官员的选拔制度，随着汉官势力的增大，为适应辽朝社会封建化的需要，开始实行科举取士，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吏。在统和六年(988年)，正式下诏实行开科取士，统和七年三月，有17名宋朝的进士携带家眷前来归降辽朝。圣宗命令主管官员对他们进行考试，考中的第一名作为候补“国学官”，其余的授予州县的主簿官、县尉等职务。开始实行科举考试时，每年只录取二、三人。从统和二十年(1002年)以后，进士及第者的名额开始增加。到后来，为了各方面的需要，便扩大了科举考试的范围。从统和二十四年开始，进士人数猛增，当年就有23人之多。到了开泰(1012—1020年)和太平(1021—1030年)年间，更进一步扩大了进士名额，每年中进士的增至40到70多人。辽朝的科举考试分为乡、府、省三级考试。考试的科目开始只有词赋和法律，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到后来又增加了明经、茂才等科。考试的周期不定，通常每年一次，也有两年才考一次的。考试之后的录取、授官都按照唐代的科举制度进行。辽朝圣宗时期的科举考试只限于汉人和渤海人，不准契丹人应试。目的是要保持契丹人骑马驰骋的尚武旧习，籍以维护他们永远属于统治地位。这正是圣宗时期科举取士的局限性，也是封建化改革不彻底的表现之一。从总体上看，通过实行科举取士，在全国上下形成了崇尚汉文化的好风气，大批有才能的汉族知识分子加入到辽朝的统治机构内，充官任职，他们的主张日益受到契丹统治者的重视，从而提高了辽朝官员的文化素质。他们的参政议政对辽朝的封建化改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所以圣宗时的科举取士，从总体上是应该给予肯定的。随着契丹封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到了辽王朝的中后期，契丹人也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取进士，视为一种荣耀。

(二)更定法律 释放奴隶

辽朝建立伊始，太祖为了有效地进行统治，开始制定成文法。但是，辽初法律严苛，到穆宗时更加严酷，有炮烙铁梳之刑，裂口碎齿、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等惨无人道的刑罚。辽初法律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在制定法律上对汉人的处罚很重，对契丹人犯罪则处以轻刑。例如契丹人打死汉人，只赔偿给汉人家属牛马，算是抵罪;反之如果汉人打死了契丹人则处以重罚，不仅当事人要斩首，其家属也要沦为奴婢。这种不平等的法律不能起到维护社会统治秩序，保证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作用。随着辽代社会逐渐向封建化转变，对法律的修正、更定，实行封建制的法律已成为当务之急。

圣宗即位之后，在他父亲景宗修订法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更定法令，参照“唐律”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圣宗时对法律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修订。

承天皇太后在摄政时期，就留心对案件的处理，经常劝导圣宗实行宽松的法令，以免激化矛盾。圣宗亲政后，针对当时法律上的积弊，重新更定的法令共有十条，原则主张法律宜宽，不宜窄，每条都非常令人民满意，受到朝野上下和百姓的拥护和欢迎。在用刑定罪方面，他规定要谨慎从事，以防止冤案、错案的产生。

圣宗在更定法令时，明确地指出要公平对待契丹人和汉人，取缔贵贱之别。改变过去契丹人享有的与汉人“同罪异论”的特权承天皇太后简介，使令契丹人与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统和十二年(994年)，圣宗下诏令说：“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这就是说;此后契丹人犯十恶罪的 ，都要按照汉人法律制裁。圣宗又规定契丹贵族犯法与小民同罪，取消在法律上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不平等。圣宗明确指出：“若贵族异法，则怨必生。”以往宰相、节度使世宦之家的子孙犯罪，虽用刑与百姓相同，但免去在犯人脸上刺字。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圣宗下诏说：“今后若契丹贵族犯罪，当黥面，一律和百姓相同。”

圣宗时期为了整顿吏治，进一步严厉打击贪官污吏，并明确地用法律条文予以规定。太平六年，圣宗再次下诏说：“朕因国家内有契丹、汉人，因此分置南北二院治理，是想革除贪赃枉法的弊端。如果贵贱不同法，那么必激起民愤。而内族外戚依权仗势，妄图苟免罪责，这样就失去了法律的作用。从今以后，贵戚因事发被告，不论事情大小，都要让所在官司审察。南北院都要查处明白，如不按此条例办，以及受人请托为其说情者，按本犯人罪定其说情者罪。”这项诏令的规定，对惩治贪官污吏，整顿吏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观辽代法律的修订，是依照汉族的封建法律来进行的。通过法律改革，使辽朝社会进入封建制的法律统治时期。经过上述整顿，使辽代法律趋于宽平、完备，出现了“纲纪修举，吏多奉职，人重犯法”的局面。

圣宗在更定后的法令中明确规定奴主不得擅自杀死无罪的奴婢。在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圣宗下诏令：“奴主如果不是犯谋反不逆不道及流放死罪的，奴婢不得告发;若奴婢犯死罪，应该交付主管官员处理，其奴主不得擅自杀害。”这条法令的规定，虽然还没有改变奴婢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但是，奴仆对奴隶主的人身依服关系比过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圣宗为了缓和契丹贵族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维护辽王朝的统治，逐步改善奴隶的悲惨境地，并有步骤地释放奴隶，在辽朝统治区域内建立起封建制的生产关系。这具体表现在对部族的再编制上。

圣宗统治时期，把原来属于宫帐的俘虏奴隶改编为部族的平民。据《辽史·营卫志》记载：稍瓦部和曷术部，原来都是属于诸官及横帐大族的奴隶，从事捕鱼、狩猎和制铁业。圣宗时，随着他们人口的增殖，便改为稍瓦部、曷术部，节度使隶东京都部署司。这两部的奴隶经过改编后则变成为平民，从事戍守边疆的事务。同时，又把原来处于奴隶地位的旧部，改编为新部。当时新增置的部族有：女真部、室韦部、梅古悉部等等。原来旧部的俘虏奴隶成为新部族的平民，分别隶属南、北二府。

圣宗废除奴隶制生产关系，一方面是改善奴隶的悲惨地位，释放奴隶;另一方面，对新征服的各族人户不再编为宫户奴隶。统和七年(989年)二月，辽朝明文规定：“诏南征所俘有亲属隶诸帐者，给官钱赎之，使相从。”这项诏令的颁布是圣宗和他母亲承天皇太后针对辽朝初年南掠中原，俘虏大批奴隶并引起他们进行反抗的现实，采纳汉族大臣的建议：由契丹国家从掠夺来的钱物中划出一部分，向从征者们赎取骨肉离散的俘奴，使他们尽可能实现全家的团聚，这样能使他们比较安于现状。

辽朝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奴隶制生产关系形成巨大冲击。广大奴隶反抗奴隶主贵族的斗争此起彼伏。辽圣宗适应当时社会发展趋势，逐步释放奴隶，取消奴隶制剥削，用封建制生产关系取替奴隶制生产关系，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边疆各部族的广大奴隶被重新改编为部族的平民，使他们得以安居乐业、开发边疆、建设边疆、戍守边疆，为辽朝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三)改变赋税 发展农业

圣宗为了发展封建制经济，在政治、法律改革的同时，又在经济上改革赋税制度与大力发展农业。辽朝初期，从中原俘虏了大量的汉人，迁徙到契丹地区，从事农业生产。辽朝统治者对他们只能采取中原地区的赋税制度。从这时开始，契丹统治者才知道有课税之利。景宗时开始在汉人居住的地区采取封建的租税制度，因袭唐代的两税法，从统和十八年(1000年)的诏令中可得到说明，诏令曰：“北地节气颇晚，宜沿用后唐旧制：大小麦、豌豆，在六月十日开始征收，至九月交纳完毕;正税、匹帛钱、鞋、地、榷曲钱等，从六月二十日起开始征收，到十月交纳完。”这种税制，就是税钱折粟交纳，即“计亩出粟”，显然是一种封建的赋税制度。

辽朝的土地分国有土地和契丹贵族领地与皇庄。辽初契丹诸王贵族将所俘人口，变成自己私人奴隶设置投下州，仿照唐朝州县设城居住。当时把这些领地称作头下军州实际上就是契丹贵族的领地，它与皇庄一样是贵族们领地下的私庄。头下户在所属的头下军中内“分地耕地”，承担着对其主子的输税和服役等沉重的剥削和压迫，处于农奴地位。

圣宗改革赋税制度，开始向头下军州、县征收赋税。头下户既要向其头主纳课，又要向国家输租。这样头下户就演变成“二税户”。圣宗实行向头下军州县征收赋税，在经济上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在阶级关系上，由于朝廷加强对头下户的管理、控制，头下户和头下主的奴主关系日益松弛，头下户的农奴身分已迅速地变成获得一定人身自由的朝廷的二税户。对头下军州实行征收赋税，标志着封建制地主经济的发展和领主经济逐渐衰落。从统和年间开始，普遍地向广大州县地区征收封建性赋税。如统和十二年(994年)，正月，蠲免宜州的赋税，统和十三年正月，又增加泰州、遂城等县的赋税。在统和十三年四月，圣宗诏令中明确规定：各部族奴隶属籍州县。从此，奴隶就不再是奴隶主所完全占有的奴隶，而成为向朝廷纳税的编民。

圣宗对赋税制度的改革，建立起封建制生产关系，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普遍推行封建赋税制度的同时，为发展农业生产又采取了如下的具体措施：招民垦荒与屯田。

圣宗在统和年间多次下诏，迁徙人口到土地肥沃的地方，开垦荒地，由国家发给种子和农具。把开垦荒地叫“私田”，要向政府纳税。允许百姓开荒种地，开始免征租赋十年。例如在统和七年，曾迁徙吉避寨的居民300户到檀、顺、蓟三州，选择肥沃的土地，发给耕牛，种子，从事农业耕作。统和十五年，诏令民人耕作品部地区的荒地，另外还招募民人耕种滦河一带的荒地，十年之后再开始纳租。招民垦荒的实施，开辟了大量的荒地，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当时在边疆地区各州县实行屯田，驻守军队，从事农耕生产，屯田所得谷物用以供给军饷。屯田只限在西部边疆，14年的时间共积粟数十万斛。屯田户耕种公田，不输赋税，只供给军饷，但是，他们是隶属朝廷的农户。

招民垦荒，屯田、减轻赋税等发展农业措施的实行，对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开发边疆，巩固边防，备战备荒等均起到了积极作用，成绩显著。但是，这种封建化改革触犯了奴隶主贵族守旧势力的利益，在实施过程中遭到他们的强烈反抗，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才得以推行。

(四)尊崇儒学 兼用佛道

儒家思想是历代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辽王朝的统治者为了统治各族人民，早在太祖时期就对儒家思想极力加以提倡。佛教宣传的是要人们忍受人世间的一切苦难，以换取将来的极乐世界。佛教所宣传的教义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补充，在客观上起到缓和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麻痹人们的思想斗志的作用。这样，佛教很快地同儒教结合起来，成为辽朝统治者统治人们的思想工具。

圣宗统治时期，极力尊崇儒家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的崇信者和传播者。这是与他对汉文化的重视分不开的。圣宗自幼深受汉文化的熏陶，注意学习与借鉴中原王朝的统治经验。他在学习汉文化中，很快接受了儒家思想，并对它深信不疑。《辽史》中记载：圣宗 “好儒术，通音律”他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人民的理论根据，并加以广泛传播，他曾下令各州修缮孔子庙，翻译儒家书籍。

儒家思想教导人们要讲“忠、孝”，并认为“忠、孝”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圣宗以儒家学说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根本，他把尽忠于辽国，尽忠于皇上作为“忠”的标准。他针对辽朝由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渡人际关系上出现的紊乱，因而大力提倡孝道，以求稳定社会秩序。统和元年，曾下诏令规定：民间子女只要父母在而另外分居单住，一经邻里告发便要坐狱;对孝顺父母三世同堂的，要在村里给予奖励表彰。圣宗本人身体力行，对承天皇太后便非常孝顺，从小便非常听母亲的话，将母亲的教诲牢记在心。圣宗从小就善长射箭，每次外出狩猎，都能满载而归。他即皇帝位后，母亲告诫他说：“圣人说过：‘不能放纵欲望，为所欲为。’如今我儿子是天下的主宰，还是恋于驰骋牧场狩猎，万一有什么不测风云，该多叫为娘的担心。”圣宗从此便将母后的话铭刻在心，每当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向母亲请教。承天太后病故，圣宗悲哀至极，哭得呕血，甚至卧床不起。安葬后朝臣上奏：“太后已故，应该改年号。”圣宗回答说：“改年号是吉礼。守丧期间改年号，举行吉礼，这是不孝。”群臣又说：“古代帝王以日换月，应该依照古制不能违背。”圣宗却反驳道：“我是契丹主，宁可违背古制，也不做不孝之人。”三年之后才改年号。

圣宗在尊崇儒家思想的同时，也兼信佛教。辽朝初期，太祖曾俘掠了一批信奉佛教的汉人，从此佛教便传入契丹。神册三年(918年)，太祖阿保机在下令修建孔子庙的同时，也下诏修建佛寺和道观，随之在全国许多地方建佛寺。圣宗即皇帝位之后，他大力提倡信奉佛教，佛教能起到缓和社会矛盾，麻痹人们思想的作用。圣宗的母亲承天太后每年正月都要吃素，并主张大规模地建斋会，修建佛寺。统和四年(986年)七月，为了庆祝对宋战争的胜利，诏令在上京开龙寺建佛寺一月赠饭给僧人达一万余次。之后，一再向僧尼施饭及布施。统和七年(989年)四月，给延寿寺僧人赠饭。统和十年(992年)九月，“幸五台山金河寺饭僧”。圣宗为了防止佛教的堕落，还下诏令禁止“私度僧尼”。圣宗对佛教的重视，还表现在全国各地广泛地修建寺院，举办佛教活动。如当时上京、东京、南京等地的寺院，大兴佛事，出现了一些如智光、行均等许多闻名全国的高僧和儒僧，而且国内信奉佛教，成为佛教徒的人越来越多。在佛教广泛传播之下，辽代对佛经曾进行了大规模的校勘，编纂和刊印，圣宗历来对经典非常重视，对续刻“佛经”也非常感兴趣。太平七年(1027年)，枢密直学士韩延芳在涿州担任知牧，曾登山游览寺庙，发现山上的石室内藏有经碑，经过检对，证明是“大藏经文”，共有五百二十卷。韩延芳立即将检对石经上奏朝廷，圣宗听后甚悦，立即赐钱，继续刻造。又命谕伽大师可玄对藏经进行校对，勘刻、修补。可见，圣宗对佛教的重视程度。与此同时，圣宗对道教也是兼容并收，把道教同样看做是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并加以潜心研究，以利于自己的统治。

综观圣宗耶律隆绪在推进辽朝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全面实现封建化改革的过程中，顺应时代潮流，历经艰难险阻，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历史重任，为辽朝社会的繁荣发展树立了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