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治思想对当今时代的积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治思想对当今时代的积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治思想对当今时代的积极影响

“礼治”的当代意义 ——姜义华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敬老崇文论坛的讲演
礼治，被混同于旧礼教，在上世纪初倡导新文化而同旧礼教决裂时被一并抛弃，差不多已经一个世纪了。在谋求建立近代法治国家时，德治、礼治都曾被当成和法治截然不相容的东西，而遭到全盘否定。其实，这既是对德治与礼治的误解，也是对法治的误解。要了解礼治的当代意义，必须正确认识礼与礼治的根本性质，礼治与德治、礼治与法治的内在联系，以及礼和礼治在维系当代各伦理性实体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核心观点
伦理与道德、伦理与法理、法理与道德之间的歧义乃至冲突，现今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就要求礼与礼治必须进行再创造。让礼和礼治成为现代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得力辅弼，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礼：贯串于伦理性实体的制度化责任伦理
西方各国倡导的法治，无论是源于边沁功利主义的英美法系，还是源于《罗马法》的大陆法系，在实践过程中，同强大的宗教力量的现实存在及宗教信仰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深入渗透，从来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英美分析法学派力图分割法律与道德的联系，但清教徒精神支撑着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与崛起，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为克服这种二元分裂状态，黑格尔在他的名著《法哲学原理》中将理想中的现代国家与现代法治分成形式的法、主观意志的法、实定法三个层面。形式的法就是指成文法，主观意志的法即道德，实定法能够贯通法律与道德，它指现实的伦理制度，包括婚姻、家庭、市民社会、等级、国家。在黑格尔那里，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是伦理观念发展的三个阶段。黑格尔认为，人们的行为不是在宗教生活中，而是只有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中经受住了考验，才能获得真正的正当性。
黑格尔关于法治内涵的这一理想的三分法，自然是立足于欧洲和德国的社会与历史，但和中国历史上德治、礼治、法治三者必须互相结合确实有某种契合。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但不少法国启蒙思想家曾注意到中国历来融道德、礼仪、法律、风俗习惯于一体的治国特点，注意到中国历来以家庭、社会、国家这三大伦理性实体的伦理制度。
中国很早就已形成家庭、社会自组织、国家三个层次的伦理性实体。家庭(包括个人的身体和生命在内)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细胞；广泛存在的社会自组织，包括家族、宗族、亲友、乡里、同窗、同门、同事等，经常互相交错、互相重叠，不仅为家庭的存在提供多方面的保障，而且构成了国家由以成立的基础；国家以王朝、皇室、宰辅、郡县为代表，它如果不能适应家庭和社会自组织的需求，就会被更迭。尽管中国传统的伦理实体结构和黑格尔的构想不完全相同，但就每一伦理性实体内部都有其特定的运行规则，这一点上是相似的。在中国，礼，从根本上说，就是依托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借助于包括丧、祭、射、御、冠、昏、朝、聘等各种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礼仪，使每个社会成员在潜移默化中自觉承担起必要的伦理责任，以保障各层面的伦理性实体稳定、有序地运行。
从夏礼、殷礼算起，礼在中国已有四千年历史。周公制礼作乐，形成了西周特色的礼乐文化，对中国成为礼仪之邦产生深远影响。其后，礼的形式与内容都代有损益，但本质特征可以说一以贯之。《荀子·礼论》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说的就是礼的缘起。荀子这里强调的是，礼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让人们懂得如何“度量分界”，知道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度。据此，荀子说：“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
《礼记·礼运》从人这一生命体的根本特征论及人们在家庭、社会及国家等伦理性实体中必须承担起相应的伦理责任，绝不是随意为之,“必知于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礼运》就此具体解释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礼的作用，就是治人七情，修人十义，成人利，去人患。《礼运》还指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凭借礼，深藏于内心之中的美恶方才能够测度，方才能够有针对性地加以治理。
于此可知，礼，不仅是国家的自觉行为，更是各种社会自组织的自觉行为，是每个家庭的自觉行为，是伴随着每个人生命成长全过程的自觉行为。只要国家仍然存在，社会联系、社会自组织仍然存在，家庭仍然存在，人的身体与生命仍然存在，礼就不应缺位。《礼运》因此告诫说：“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先去其礼。”《礼记·曲礼》中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这都非耸人听闻之词。
中国传统责任伦理在百年三大挑战的浴火中重生
中国传统礼治、传统责任伦理，近百年来接受了前所未有的三大挑战，在浴火中经受了涅槃与重生。
上个世纪前50年，中国经历中长时间的战争与革命的洗礼；随后，在1950-1970年代，中国又经历了一段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或全方位政治挂帅的日子。《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当然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传统价值、道德、礼仪、信仰及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摧毁了长期有效地维系着这一切的各种传统社会自组织，进行了空前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使政治权力得以首次直入到社会最底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实际上是以高度强化与扩大了的社会二元化或裂分化为前提。道之以政，是以政治信念、政治信仰、政治信任为其凝聚民众、动员民众的主要手段，而其一旦在实践中被证实背离生活实际，就必然会导致严重的信念危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从而丧失其凝聚力、动员力。齐之以刑，依靠的是政治高压、不讲情面的持续斗争和对受压方不受法律约束的专政，这虽能在短时间内奏效，但必然会导致“民免而无耻”，便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反而会一再激化。
伴随近代工业化、市场化经济的勃兴，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国家转向集中全力发展经济，一段时间实际工作中由GDP挂帅，形成了“道之以利，齐之以律，民多欲而上下交征”的新局面，不免导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理想、道德、信仰、礼仪、责任、高尚的情操，在这一过程中被许多人抛到一边。物质欲望被激发、被释放、被纵容，而得不到有效的控制，结果，自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拜金主义以及对生态环境肆无忌惮的破坏泛滥起来，并将越来越多的人席卷进去。众多得利者仍经常愤愤不平，总觉得自己没有获得更大的利益，愤懑情绪常常压倒了应有的理性思考。利益压倒一切，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新的两极化、多极化取向骤然加剧，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这些问题，依靠“道之以利，齐之以律”自身，显然很难有效解决。
在网络时代，海量信息的交互性传播取代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灌输式的单向度传播，巨大空间范围内的实时动态传播取代了以往时空相对有限的静态传播，以每个个人为主体的个性化传播取代了先前特定意识形态主导下高度同质化的大众化传播。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大数据日益渗透进公众的日常生活，网络成为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获取信息、交流心得、表达意见、提出诉求，乃至社交互动、进行社会动员的主要载体和主要手段。这就使后现代以下面一些最主要的特征凸显于当代中国社会：
其一，后现代是去中心化，人人成为自主体。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尚未实现社会普遍中产化，理性思维存在的缺位问题远未根本解决，又没有西方那样的宗教传统，情绪化的感性思维在人们思想和行为中常常上升到支配地位。去中心常常是形式上拒绝了外在权威、既有中心、事物的实在性、公认的合法性，实际上变成不能清醒地面对现实，而游离于客观实际之外；自以为高度自我，其实，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世界范围内各式各样真实的、虚假的、半真半假的海量信息所左右。
其二，后现代致力于消解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而代之以个别性、临时性、变动性。网络以其信息的量大、快捷、纷繁复杂，对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进行了全面冲击。当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收入差距拉大，利益格局固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使人们在认识与应对外界事物和内在心性时，对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的信仰，很容易转变为由利益个别性、临时性、变动性所主宰，由此而导致社会自身碎片化。
其三，后现代致力于解构本质主义，由此走向对于客观真理、价值与道德伦理体系及终极目标的全面怀疑和不断颠覆。网络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意识单一化时代以传播者为主导的观念传播方式，越来越为交互性的意见传播、实时动态性的意见反馈、高度个性化的交互传播所取代，由此构成一种全新的网络“舆论场”，其为种种非历史的、非逻辑的、非理性的、爆发式的、情绪化的欲求广泛地蔓延，以及个人情绪化发泄和集体超理性狂欢的交汇，提供了异常广阔的空间。
百年来，在“道之以政”与“道之以利”和网络时代这三大挑战的浴火中，中国的责任伦理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涅槃与重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舍生取义”等传统责任伦理曾激励人们奋勇前行，现在这些社会价值、人生价值体系纷纷分崩离析。这就使全面建设新的三位一体的德治、礼治、法治体系，成为今日中国刻不容缓的任务。
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而要使社会主义道德、理想、信仰、情操体系乃至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人生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变成人们日常生活准则，在今日之中国，同样决不能忽视礼治。《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礼记·曲礼》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对于道德、信仰而言，礼可以使它们具象化、制度化、俗世化、持久化，因为礼伴随着人从胎儿到死亡的生命全过程，渗透或融合在人们日常生活、民间习俗、普遍性的行为方式中，它可以起到像西方许多国家宗教力量、宗教信仰那样给人们以崇高理想和终极关怀的作用。同时，礼又可以有效地防止道德与信仰走向偏执与极端。《论语·泰伯》中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像恭、慎、勇、直这样一些优良的品德，如果没有礼的制衡，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对于加强法治建设而言，礼可以起到防患于未然的重要作用。《礼记·经解》中说：“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而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汉初贾谊总结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时指出，秦王朝统一全国后，未能及时适应形势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政策，一味信赖严刑峻法，而“违礼义、弃伦理”，“灭四维（礼、义、廉、耻）而不张”，遂使“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乱僭而无差，父子六亲殃戮而失其宜，奸人并起，万民离畔，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他认为，礼与法不能偏废，而应相辅相成：“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之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事实表明，在缺乏像西方大多数国家那样强大而普遍的宗教力量、宗教信仰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法治，要引导人们理性地认识与处理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群体、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等关系，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人们思想、意志、行动的共识，重新构建全社会的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困难重重。
当代中国，保持了历史上一贯的政教分离传统。虽然有众多宗教同时存在，占据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关注此岸世界的现实的实践精神，仍然是个人、家庭、社会自组织、国家这些伦理实体的责任伦理。百年来，礼治虽然迭遭否定、冲击和破坏，但在广大基层社会中，在众多家庭和社会自组织中，特别是在和古代相比变化不是很大的乡土社会中，公共秩序的维持仍然不是单纯仰赖国家的法律，而是依靠“对传统规则的服膺”，即所谓“礼治”。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个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护，维护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礼治，表现为乡土社会中的礼俗、人情、乡规、家训、族约等等，它们在民间一直保持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礼治建设，在今日中国，并非没有基础，它其实有着深厚与肥沃的土壤。面对网络时代的新挑战，礼治有助于重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的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
礼的历史传承与当代革新
从古至今，礼随着时代和空间的变迁发生变化。《礼记·曲礼》中说：“礼从宜，使从俗。”章太炎《检论·订礼俗》中说：“礼，时为大而地次之。”但礼作为责任伦理的体现者这一根本精神，在礼的沿革过程中应当说一直坚守着。
礼所凸显的责任伦理，一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爱护，二是对家庭的珍惜和尽责，三是对社会交往和各社会自组织的关心和担当，四是对国家及天下的守护和忠贞。
每个人的个体生命一旦形成，便会产生需要、倾向、热情、私见、幻想等等主观意志，这些主观意志始终受制于个体生命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表明对个体生命珍惜、尊重和精心爱护的礼，因此便集中于对人的主观意志及其与社会联系的各种预期。
婴儿出生后，有三朝、满月、周岁等礼仪庆贺新生命的诞生。周岁时有“抓周”仪式。男子的成人礼是冠礼，女子的成人礼是笄礼。成人礼在人生中非常重要，它标志着自此就要承担起一个人所应承担的全部责职。《礼记·冠义》说：“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人到了老年，辛劳了几十年，要受到各种优待和礼遇。人去世时，必须举行丧礼，表达对死者的哀思。
家庭是社会由以存在的基础。婚姻是组成家庭的决定性因素，它使伦理性的爱具有恒定的意义。婚姻使双方组成一个人，双方抛弃自己自然的和单个的人格，它有助于消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所说的“爱中一切倏忽即逝的、反复无常的和赤裸裸主观的因素”。敬老爱幼也是家庭生活的重要部分。家庭需要财富或资源来维系，财富或资源的取得及如何分配、使用，便成为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家庭中的礼仪，用以规范父子、夫妇、兄弟等家庭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包括晨昏定省之礼、祖先祭祀之礼、饮食之礼、婚冠之礼、飨燕之礼、庆贺之礼、居丧之礼等等，目的在于保持家庭和睦稳定及不断传承，如《礼记·礼运》所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
包括亲朋故旧在内的各种社会交往，尤其是对于各类社会自组织的联系、关心和担当,是由共同的信仰、彼此的需要而形成的复杂的联络体系。亲四方宾客之礼，为的是建立起可以使人们在众多方面相互依赖的联络方式。《荀子·非十二子》说“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目的是形成和维护社会共同的利益、可以使人们各得其所的社会秩序。
国家，在中国，从来被视为一个伦理性的实体。在近代西方霍布斯和洛克所倡导的自然主义的契约国家，卢梭、康德、费希特所倡导的道德主义的契约国家中，国家都没有积极的功能。国家只是一个警察,唯一的职责是维持秩序；它不是一个导师，不负有引导人们向善之职，那是宗教所管的事。而中国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在伦理关系上环环相扣，连为一体。“民惟邦本”，国家作为伦理性的实体，除去负责保障民众的个人权利、督促民众履行个人义务之外，还负责教化民众尤其是从君主到各级官吏。“孝、悌、忠、信”，“仁、爱、诚、敬”，“礼、义、廉、耻”，作为“国家伦理”的基本观念，规定了一个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行动，应该禁止哪些行为。
正因为如此，国家不仅要保护从个人到家庭再到社会的责任伦理，而且自身要率先履行自己的责任伦理，成为履行责任伦理的示范者。孔子说：“内以治宗庙之礼，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礼，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礼记·哀公问》）又说：“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以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不肥也。”(《礼记·礼运》)说明了礼治在伦理型国家中为何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对国家而言，包括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在内的各项礼仪，不仅是宣示价值观、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教化人民特别是掌控权力的各级官吏的有效方式，而且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积极推进国际交往的重要手段。
历史早已证明，只要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继续存在，礼所表达的这些责任伦理就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传统礼仪有不少部分过于繁琐，人们在实践中早已将它们简化，有不少规定造成一部分人片面屈从，也早已一一为人们所淘汰。这是因为礼一贯所强调的是人们相互的责任，“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才是礼的本质。
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礼自身也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今日之中国，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并存，而基本取向则是每个人一方面自主性、独立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又越来越为世界性联系中的巨量信息所左右；以父家长为中心的传统家庭已普遍瓦解，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成为主流，在市场化、契约关系冲击下，婚姻与家庭变数激增；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在实际领域和虚拟领域都空前扩大也更不确定，各类新型的社会自组织影响已大大超过传统的社会自组织；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都面临全新的挑战。
伦理与道德、伦理与法理、法理与道德之间的歧义乃至冲突，现今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就要求礼与礼治必须进行再创造。而革新及再创造，则应当从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从各地方、各族群的民间习俗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要对现今既有的各种礼仪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以提升，并使之更加系统化、完善化。让礼和礼治成为现代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得力辅弼，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本文为作者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与市精神文明办公室、市老年基金会共同举办的“中华礼仪与当代价值取向——第五届敬老崇文论坛”上的讲演节选）

儒家思想对当今中国现代社会的积极影响？

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派，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学说。
早在1676年，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指出，中国人在理论科学方面不如欧洲，但在政治、伦理方面，中国却远胜于欧洲。然而，自民初废除读诵传统经籍之后，传统文化日渐没落；随着现代化社会对物质财富的孜孜追求，儒家思想这源头活水逐渐失去自觉，已然不彰。
近几年来，由于经济的不景气，以及社会上治安、交通、环保等种种问题丛生，就整体而言，对于原先社会上高涨的欲望造成了相当大的挫折。根据一般人往往是在错误中学习，在挫折中省思的道理，中国人是到了彻底反省自己价值观、学习提升人生价值的时候了。然而儒家说在现代社会中有无存在的价值与发展的可能？现代社会是否需要并容纳儒学？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同时也认为必须正视儒学面临的现代挑战及其发展的局限。为了保有这珍贵的传国之宝，我们有必要将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关系加以诠释。
一、儒家思想之精华
1．思想基础——“孝亲尊师”
儒家认为“孝亲尊师”是做人的根本。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天地之行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父母是生育我们的恩人，要知恩报恩。凡为人子，孝当竭力，夙兴温凊，这是天之经、地之义而民之用。所以孝是动物天性的光明，人间永恒之真理。
“师严道尊，人伦表率，养我蒙正，教我嘉谟。”老师是生我们法身慧命的恩人。人若没有智慧，与畜生无异。因人也是动物之一，人比动物高是人有智慧，有道德观念。智慧道德是老师教的，所以老师的恩德与父母是相同的。
父母跟老师对待子女、学生、子弟，可以说是爱护无微不至，期待更是殷切，教育也格外地认真。因此，做弟子的人要常常念着父母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尽心尽力地顺从。所以说，“孝亲尊师”是德性之根本。
2．核心思想——“仁”
儒家思想，核心是“仁”。体现在人际关系上就是“仁者，爱人”，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时时处处把自己放在旁人同等的地位上，推己及人，充分为别人着想，尊重别人的意志和心愿，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不强加给别人，这种思想的出发点是破除一切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自我中心主义，因此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体现在政治治理上，就是要“为政以德”，“节用爱人”，主张重视教养，改善民生，增强国力。
“仁”也是儒家提出的最高道德准则。众所周知，孔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他认为，作为“仁者”的君子，一定要有人格，有志向，能明辨是非，能守死善道。他提出，人要修德，讲学，徙义，改不善。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曾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把对原则真理的追求维护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不但教育了学生，对一个民族刚建进取心理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
3．立身之本，处世之道——“诚”
诚信，是儒家所推崇的处世原则。《礼记·乐记》记载“着诚去伪，礼之经也。”自古以来，就有“人无信而不立”的说法，从商鞅辕门立木到曾子杀猪教子，“言必信，行必果。”作为衡量个人品行优劣的道德标准之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塑造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以诚待人；要求我们要诚实，态度要诚恳，讲话要坦诚。待人以诚，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功利思想，是心与心的交流，一定能在彼此间建立深厚的情谊。如果有求于你，对你以诚，明日不求于你则弃之，长此以往，必成孤家寡人。所以，坚持以诚待人，萍水相逢可成知己，沦落天涯可觅知音；得意之时不冷落朋友，失意之日有贵人相助，唯有真心换真心，唯有真情换真情，才是处世之真谛。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之精华——仁、义、礼、智、信，此五常正是治疗现今人伦道德衰微，人情疏离，社会冲突的一剂良药。
二、儒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
近年来，西方的许多社会病，如犯罪、吸毒、家庭破裂等也在东亚滋生和蔓延。许多有识之士提出重建精神价值。韩国的新民运动，新加坡的礼貌运动，敬老运动，推广华语运动和台湾的读经教育等相继出现。这些运动的中心内容就是把儒家伦理重新找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一个国家要达到良好的治理，除了依托国家强力外，还得依托精神力量。而道德确实是一种有利于治国的重要的精神力量。而社会主义国家要得良好的治理，更必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jm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不仅要依法治国，而且要以德治国，正是表明gcdzg的领导认识了“为政以德”这一治国的客观规律，自觉地把它运用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上。作为治国主体的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制度中，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式管理国家，管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战略规划，正是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有机结合。
一直以来，在如何调节社会关系，特别是企业内部的各层关系之间的问题上，在如何培养人们服从权威，遵守纪律的自觉性等问题上，东亚与北美、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有明显不同。后者主要依靠行政、法律手段，依靠物质的奖励惩罚，而在有儒学文化背景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就强调了儒家伦理的作用。
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弗兰克·布吉尼认为，儒家伦理与美国现代经济民主主义的巧妙结合，是日本经济成功的秘密所在。这种经济形式叫做“儒学资本主义”。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说：“《论语》加算盘，是企业成功的法宝。”确实，在日本，职工一进入企业就要接受忠于企业及其领导人的思想道德教育，而企业领导人则以长辈身份给下属以慈爱和礼遇，实行各种形式的感情投资，使职工感到企业像家庭，感戴“家长”，从而更加努力地工作。企业如此，日本经济怎能不繁荣？
此外，将儒学研究与现代文明困境结合起来讨论，也是当今世界一个突出的新主题，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十分重视儒家人文精神，并提出了从儒家人文精神出发来反思近代启蒙以来的文化问题。他认为，从人的尊严来看，西方的人权理论仅仅提出了一个“最低要求”，然而“在儒家的传统里有关伦理学的课题，确有很丰富的资源。”他说：“儒家人文主义将会成为21世纪人类繁荣的灵感之根源。”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实际上面临严重的危机，解救西方现代化危机的根本出路就在于重提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夏威夷大学的安哲乐也在《儒家学说与社会进步》一文中指出：“求助于正确理解的儒家资源，可以为一种更加切实可行的新型的美国民主指出一个可能的方向。”由此可见，儒家与现代化并不冲突，儒家也不只是消极地去“适应”“凑合”现代化，它更在此中积极地尽它的责任，促进社会的进步。
二十一世纪将是智慧的世纪。无论是人工智能的科技产品，还是人脑智慧的开发，都将极为兴盛。但是对人类来讲，是福是祸还难以断言，因为人性若不能向善，即使拥有尖端科技和人脑智慧，也只会将犯罪升级。因此，未雨绸缪之计：正视看似不起眼的儒家思想，并使之回到生活之中。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中最值得珍惜的传统。它并非仅存在于吾人心灵之外的典籍，更存在于每个中国人内心的观念和价值。这珍贵的传统从未与时代脱节，且处处预示了每个时代的时代性。因此，我们应当将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开创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儒学社会主义道路，使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脉络中，获得张举，进而成为现代文化中的活力，永续它的光辉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

文化从来都是与社会的经济紧密联系的，它由经济决定，又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文化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它绝非是被动的，实际上，它同经济永远处于互动的过程之中。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环境要素，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或推动或阻碍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与该区域的文化特质有非常大的关系。当该区域的文化内涵与外在经济环境相协调时，它会成为促进和推动该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的强大要素，否则文化会成为该区域经济增长的阻碍。那么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经济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在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传统价值观受到了严重冲击。尽管如此，我们从深层次上看，中国的改革发展仍然展现出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弘扬和发展。这既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也表现为其内容。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强调集体观念，重义轻利的价值诉求，并没有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荡然无存，市场经济带来“利益至上”的文化观念的同时，趋利避义的价值取向并没有为所有大众所接受和推崇。同时越来越多的理论工作者开始引导民众进行发展目的的反思，“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这一中国文化的根基被重塑。这些表面上看与市场经济精神相悖的传统文化，正在中国模式的形成中承担着拯救现代文明的使命。中国模式应该从世界主流发展模式中汲取营养，但始终要扎根于中国深厚的民族文化和独特实践之中，兼具东方文化的典型特征和现代化的普遍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有利或有害，而应对具体的文化观念和因素进行分析。总的来说，传统文化观念对经济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而且一些文化观念具有转化的可能，因此在经济发展中要重视文化的因素。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离不开对该国家的文化研究。通过挖掘文化的深层内涵，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深层的理论基础。在经济全球化大潮扑面而来的新世纪，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发挥文化的优势，挖掘文化资源。复旦大学胡守钧教授说过：“文化有很重要的协调力量，它可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影响和制约人们的行动。如果没有文化为纲领，经济发展就会迷失方向，也难以持续发展，所以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文脉。”一个地方的文化不仅可以影响和制约人们的行动，还会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发生作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要取得快速经济发展，必须认真审视本地区长期存在的文化传统观念。首先要认真调研和分析本地区的文化内涵，分析和研究其符合当今经济发展的优秀文化，继承和发扬其精华部分，也要批判和克服其糟粕部分，以消除不利于发展与进步的传统观念。同时，要不断学习其它地区的先进理念。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也需要创新，文化的创新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展根源于创新，而要激发创新精神，使创造力充分释放出来，则必须回到中华文化原创，摒弃限制社会微观活力和民众创造力的文化和传统，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进行文化和制度创新。”
总的来说，传统文化观念对经济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而且一些文化观念具有转化的可能。所以，一定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被古人谓之“和”。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和诸子百家的不同学派之中,“和”的思想贯穿始终,并逐渐积淀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在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思想,尤其是关于人际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刺绣影响了中国的哪些思想？

应该这么说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刺绣体现了中国人的哪些思想？
不断重复的动作，可以成为一种习惯，不断重复的习惯，有可能会成为一种文化
，或多的文化，加以综合提精推广，形成思想。
刺绣是只能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在生产学习的社会生活中善于发现美，且勇于创作美的这样的精神一种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

所谓人本意识，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宏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而这也正是儒家所津津乐道和汲汲追求的东西。无疑，儒家不像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那样，突出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和个体的独立与发展。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第一，儒家并没有完全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作用与价值，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独立性与主动性。孔子说“为仁由己”，仁的境界的实现要靠自己的努力；又说“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认为“立人”、“达人”要以“己立”、“己达”为前提。孟子说“道惟在自得”，求道没有别的途径，全靠自身的修行和体悟。这都是对人的个体主体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的肯定。第二，主体理应包括个体主体和类主体，主体意识应包括个体主体意识和类主体意识。就类主体和类主体意识来说，儒家不仅不曾忽略，相反却是十分看重的。一方面，儒家从人性的普遍性出发，把人看成是一种社会性的类存在，作为类存在，人在自然、宇宙中居于特殊的位置。另一方面，儒家立足于人的家庭血缘关系，以人伦世界、人伦社会为人的生存发展的根本依托，故而人的社会价值或类主体价值较之人的自我价值或个体价值更重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儒家强调“人贵物贱”，认为人类有着不同于其他事物的高明高贵之处，具有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价值；强调“民为邦本”，认为人民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只有基础牢固，国家的安宁才有保障，国家的发展才有可能；强调“民贵君轻”，认为人民、国家、君主的重要性，人民是第一位的，天下之得失取决于民心之向背。
儒家的人本意识突出人的主体性，主张把人当人来看待，提倡重视民意，与民同乐，这是尊重人性尊重人的体现，也是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固然，儒家的人本或民本思想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人本或民本观念是通过对人性的肯定来论证人格尊严，民主观念是通过对人权的肯定导出人格平等。人性与人权、民本与民主具有相通性，但不能等同。不过，人本或民本思想仍然可以成为民主思想的基础。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有必要从儒家的人本或民本思想中吸取有益养分。
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把握。首先是“人”这个概念。“人”在哲学上，常常和两个东西相对，一个是神，一个是物，人是相对于神和物而言的。因此，提出以人为本，要么是相对于以神为本，要么是相对于以物为本。大致说来，西方早期的人本思想，主要是相对于神本思想，主张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强调把人的价值放到首位。中国历史上的人本思想，主要是强调人贵于物，“天地万物，唯人为贵”。《论语》记载，马棚失火，孔子问伤人了吗？不问马。说明在孔子看来，人比马重要。在现代社会，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作为一种发展观，人本思想都主要是相对于物本思想而提出来的。
其次是“本”这个概念。“本”在哲学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世界的“本原”，一种是事物的“根本”。以人为本的本，不是“本原”的本，是“根本”的本，它与“末”相对。以人为本，是哲学价值论概念，不是哲学本体论概念。提出以人为本，不是要回答什么是世界的本原，人、神、物之间，谁产生谁，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而是要回答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什么最重要、什么最根本、什么最值得我们关注。以人为本，就是说，与神、与物相比，人更重要、更根本，不能本末倒置，不能舍本求末。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以及“学校教育，学生为本”等，都是从“根本”这个意义上理解和使用“本”这个概念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和＂思想对今天社会发展有哪些影响

中国传统的中和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精神和生存智慧，其正确合理的思想内核为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精神资源，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首先，以传统的中和精神来追求人与人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和谐。 社会是以人为主体的集合体，人与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人的一切行为皆根源于利益，人与人的关系说到底是利益关系，“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2](P.82“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23](P.537)对自己的利益追求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利益占有的多少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发展为人与人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差别和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建设和谐社会也不是要取消差别与矛盾，相反，一定程度的差别与矛盾运动正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但是这种差别与矛盾，在自发的状态下有可能尖锐和激化，从而发展为对抗性矛盾，进而导致社会动荡。因此，利益差别与矛盾有两种发展前途，一种是和谐社会，一种是动荡社会。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历史过程中，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显示，这一时期正是两种发展前途的“临界点”。此时，以中和精神来思考当代社会的发展道路就尤为紧迫。传统的中和之道，在承认差别、矛盾的前提下，特别提倡“和而不同”，认为只有善于利用事物之间的差异和特性进行相互补充，对不同的事物进行协调，才能“和实生物”，才能充分发挥不同事物彼此结合的整体作用。如果只是一味追求没有任何差别的一致和雷同，就会“同则不继”、“尽乃弃矣”，失去应有的生机与活力。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首先就应该承认差别，保持适度，追求和谐，注重矛盾的统一和均衡。在多样中求得统一，在动态中求得稳定，在互利中求得共赢。具体而言就是，我们承认在现实社会有机体内部和外部的各要素之间存在着差别，而且这诸多的差别正是社会充满活力的源泉；这种差别的展开就是社会内外部的各种矛盾运动，但是各种矛盾运动要保持在统一体可容许的程度内，以实现人与人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和谐。这才是和谐社会的基础要义。 其次，以传统的中和精神来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和谐。 自然是人类的起点和归宿，是人类社会之本根，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在漫长的物种进化史上，产生了人，产生了人的意识和灵性这一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于是人从与自然浑然为一进而脱颖而出，成为当之无愧的“万物之灵”。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就意味着人与自然有了巨大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丝毫不能改变人来源于自然界并将永远依存于自然界这一事实，所以这种差别并不意味着人在自然面前可以为所欲为，换句话说，人是“万物之灵”但并非“万物之主”。生产力作为人类征服与改造自然的能力，它的不断发展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必由之路；但是，征服与改造要有一个合理的度，正像在贫瘠的土地上长不出好庄稼一样，在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中也不可能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因此，我们不能肆无忌惮地夸大人与自然的差别，而是要将这种差别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追求人与自然间的和谐。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步入了一个长期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不自觉地走了一条高消耗、高污染、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之路，人与自然的差别演化为尖锐激烈的矛盾。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物种灭绝、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时刻困扰着我们。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作为传统生存智慧的中和之道，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深刻反思现有的发展之路，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古代的中和思想，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一直强调天人一体、天人合一，认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反对“暴殄天物”。孔子曾经具体论道对鸟类、鱼类的保护，强调对鸟鱼要“钓而不纲，弋不射宿”。[24]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要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就应当重新认识人与自然间的相互关系，不仅要维护人类自身的利益，追求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且要维护自然界的平衡、善待自然，在对自然环境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和利用的同时，更要注重保护，始终秉承“民胞物与”、“仁民爱物”的中和之道，“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从而使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间能够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再次，以传统的中和精神来追求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和谐。 在人类社会步入21世纪的今天，人们日益认识到和平发展的重要性，认识到和平对于世界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平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之一。中国传统的中和之道为这一世界共识提供了有益的历史注脚和资源支持。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推崇道:“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重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若能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25](P.197)史学家汤因比在《谁将继承西方在世界的主导地位》一文中也说道:“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中国如果不能取代西方人类的主导，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传统中和思想所倡导的“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和协和万邦的相处原则，充分体现了对和谐、秩序、仁爱的向往和追求。今天，我们在努力维护和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进程中，应把传统的中和精神转化为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兼爱宽容的基本准则，推进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谐，共同创造一个和平、和谐、稳定、发展、繁荣的新世纪。

百家争鸣对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积极影响

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发展。

如何认识儒家“修齐治平”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礼记·大学》中写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就是儒家思想中“修、齐、治、平”的来源，下面我们来简单谈一下儒家思想中的“修、齐、治、平”。
修

修即修身，是指修养身心，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水平。

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修身，并把它作为教育八目之一。儒家的“修身”标准，主要是忠恕之道和三纲五常，实质上是脱离社会实践的唯心主义修身方法。他们认为修身的过程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本，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末。由此通过“反省内求”的方法，使个人的行为同封建道德相吻合，为其封建统治和政权的巩固培养人才。那么，修身的当下作用呢？

当今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就是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修养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我们通过不断地学习、深造，说的无私一点是为了建设伟大的祖国，说的现实一点是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适应竞争激烈的社会和面对市场经济大潮，才能不被社会淘汰。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以，要修身，要不断提高自己。即使不能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至少也不会成为社会的包袱。
齐

齐即齐家，意思是治家，使家族成员能够齐心协力、和睦相处。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家和方能万事兴。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位，家庭成员关系是社会上最为紧密的关系，因为他们是以血缘或婚姻为基础的。所以每一个人都与它的家庭或者家人同荣辱，共进退，维护家庭荣誉和利益是每一个家庭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维护家庭的团结和睦不仅是儒家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只是这样，因为这个貌似离我们有点远,很现实的一个方面就是幸福感。唯有和睦团结的家庭，家庭成员才会在家中感受到幸福、温馨的气息。所以，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齐家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治

治为治国，即治理国家政务。

儒家传统思想认为，一个人如果有能力一定要去治理国家，这是负责任的表现。正因如此，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弟子积极进士，十年寒窗苦读为的不只是一纸功名，更是为了获得更多治理国家，为君分忧的机会。不仅如此，儒家创始人孔子还最早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所强调的是重视人性和人权。

后来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又大胆的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减轻百姓的负担。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能被提出是难能可贵的。
平

平即平天下,指安抚天下黎民百姓，使他们能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而不是用武力平定天下。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先生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来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又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这些无不体现了儒家平天下的观点。这是大义，是大善，是大爱思想，也是儒家所推崇的仁者爱人的思想的体现，这种爱是无差别的爱。

笔者认为，儒家“平”这一思想在今天十分重要，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官员。让他们以古人为鉴，不断反省自己。我相信这样做之后，会有更多的官员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而不像个别的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

修齐治平四者之间并不是毫无关联的，而是逐层上升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人首先要把自己管理好，让自己的能力得到提高。有能力之后去治理身边最小的社会单位­——家庭。“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正说明了这一道理。家庭能维护得和睦、团结，说明这个人还是有一定能力的，那么能者就要多劳，去为国家做贡献，也就是参与国家的管理。再次基础上还要心怀天下，努力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

当然了，对于儒家的思想我们也要辩证看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把精华部分与时代相结合，充分利用先进思想来为我们当下人生和当下社会服务。此外，还要不断发扬传承，为子孙后代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