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有关日本的评论 魯迅認爲中國人善於“做戲”，日本人“做事是做事，做戲是做戲”

魯迅認爲中國人善於“做戲”，日本人“做事是做事，做戲是做戲”  

魯迅說，中國人善於“做戲”，而日本人“做事是做事，做戲是做戲，決不混合起來”。（《二心集 》·新的女將》）在魯迅看來，中國人馬虎，日本人認真，這就是中日兩國之間國民性的最大不同。

中國是最早認識日本的國家，一直是老師看學生的態度，自視甚高而把日本看成“蕞爾島夷”。甲午戰爭以後，日本打敗中國，徹底刺激了中國士大夫的自尊心，人們開始思考日本取得迅速成功的原因，更多地注意、發現與吸取日本民族的優點與長處。

清末民初，大量留學生到日本學習，中日文化交流進一步深化，對中日兩個民族特性認識也就更深一點。陳獨秀指出，在東洋民族中，“蒙滿日本爲征服民族，漢人種爲被征服民族”，征服者“好勇鬥狠，不爲勢屈”，被征服者“怯懦苟安，惟強力是從”；中國“惟有黨派運動，而無國民運動”，大多數國民缺乏政治覺悟。日本有國民運動，“日本之維新，日本國民之惡德川專政也”。他認爲中國國民性最深最大之病根是在“抵抗力之薄弱”，“退縮苟安，鑄爲民性，騰笑萬國，東鄰尤肆其惡評”。（《陳獨秀文章選編》）

胡適批評“中國全部瀰漫着一股誇大狂的空氣”，“不肯認錯，便事事責人，而不肯責己”，“不肯學人家的好處”。他稱讚“日本人善於模仿的絕大長處”，認爲“凡不善模仿的人決不能創造”，“創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時的一點點新花樣”。他強調我們中國人要自省，要認錯，“要睜開眼看看日本近六十年的歷史，試想想何以帝國主義的侵略壓不住日本的發憤自強？何以不平等條約捆不住日本的自由發展？”（《胡適文集》）

著名​文化保守主義者辜鴻銘認爲日本“明治維新以來不過五十年的時間，就如蛟龍出水，迅速升騰爲世界五大強國之一”，其成功“正是依託在東方文明優越之處的基礎上”。“中國之所以處於目前這樣悲慘的境地，主要是因爲我們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將東方文明的精華部分拋卻了的緣故。”（《辜鴻銘文集》）

日本人尚實，中國人尚虛，這是那個時代很多思想家的認識。辜鴻銘認爲，“如果拿現代中國和日本相比較的話，中國人只是口頭饒舌，而懶得去做，日本人是口頭上不怎麼說，但卻認真地付諸行動”。郁達夫則認爲，這一實一虛或許正是“中日兩國一盛一衰的病源脈案”。（郁達夫：《日本的文化生活》）

魯迅對中日之間國民性認識最深刻，首先批評中國人的虛僞、做事馬虎、不認真的特點。魯迅說：“中國實在太不認真，什麼全是一樣。文學上所見的常有新主義，以前有所謂民族主義的文學也者，鬧得很熱鬧，可是日本兵一來馬上就不見了”，“中國的政客，也是今天談財政，明天談照相，後天又談交通，最後又忽然念起佛來了”，“中國有許多事情都只剩下一個空名和假樣，就爲了不認真的緣故”。（《今春的兩種感想》）

魯迅對日本的態度就是學習，學習日本的認真。魯迅說：“在這排日聲中，我敢堅決的向中國的青年進一個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們效法之處的”，魯迅還說：“即使排斥日本的全部，它那認真的精神這味藥，也還是不得不買的”，他還說過：“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戲是做戲，絕不混合起來”，“中國人所缺少而必須向日本人民學習的，就是日本人民的認真精神，正直勤勞的品德。這一點無論如何是非學不可的。”

魯迅對中國國民性弱點的一個判斷就是中國人多是"做戲的虛無黨"，中國是一個"文字的遊戲國"，中國的羣衆都是"戲劇的看客"。魯迅說中國人有迷信，有狂信，但沒有"堅信"，沒有非常堅定的信仰。中國人很少是"信而從"，而是"怕而利用"。在魯迅看來，中國的虛無黨與外國的虛無黨有一個區別，後者是心裏怎麼想就怎麼說，他對皇帝、對神靈、對聖賢不相信就公開宣佈；但前者心裏不信，嘴上卻反過來說相信，中國人明明是沒有信仰，卻處處表示對信仰的忠誠，甚至對天發誓。這種發誓也是很可怕的。

​魯迅說過，整個中國的天地是一個戲場，整個中國歷史就是一部做戲的歷史，而中國人個個都是"會做戲的虛無黨"。錢理羣分析說，中國人總是在扮演兩個角色，或自己做戲，演給別人看，或看別人做戲，"演戲與看戲構成了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構成人和人之間的基本關係"。 （《話說周氏兄弟——北大講演錄》）

​"天下事無非是戲，世間人何必認真"，這 是中國人對戲劇和人生的基本看法。美國人史密斯說：“中國人作爲一個種族，具有強烈的做戲本能。”逢場作戲，虛情假意，口蜜腹劍，阿諛奉承，中國的漢語恐怕是世界上最靈活、最富有彈性的語言，它把人所想與所說、所做分裂。所以魯迅說中國是一個“文字的遊戲國”，如果你真的相信他所說的，你就是一條笨牛，在中國你永遠不合時宜，尤其是你相信他所說的，又按他所說的去做的話，在中國你就會處處碰壁。

魯迅爲什麼堅持要學習日本人民的認真精神呢？

魯迅分析日本文化的特點，“他們（日本）的文化先取法於中國，後來便學了歐洲；人物不但沒有孔墨，連作和尚的誰也比不過玄奘。蘭學盛行之後，又不見齊名林那、奈端、達爾文等輩的學者”，“然我以爲惟其如此，正所以日本能有今日，因爲舊物很少，執着也就不深，時勢一易，蛻變極易，在任何時候都能適於生存。不像倖存的古國，恃着固有陳舊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終於要走到滅亡的路。中國倘不徹底改革，運命總還是日本長久”。

拿來主義是日本文化的一大特點，魯迅說：“日本雖然採取了許多中國文明，刑法上卻不用凌遲，宮庭中仍無太監，婦女們也終於不纏足。” 胡適也認爲，日本人有“善於模仿的絕大長處”，而“創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時的一點點新花樣”。李大釗說：“日本無固有文明之國也，其於調和東西之文明，介紹東西之文明，吸收東西之文明，最易奏功。”拿來主義是日本務實認真的一種體現。

魯迅感嘆：“日本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中國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掛就算成功了。日本則不然。他們不像中國這樣只是做戲似的。”（《今春的兩種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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