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晋公路 传教士白晋，这个传教士是谁？

传教士白晋，这个传教士是谁？  

这个传教士是谁？

　　白晋（法语：Joachim Bouvet，1656年－1730年） ，一作白进，字明远，原名若阿基姆·布韦，耶稣会法国传教士。

　　白晋出生于法国芒市，1678年加入耶稣会，1684年受法王路易十四选派出使中国传教，出发前被授予“国王数学家”称号，入法国科学院为院士。同行者有：洪若翰、刘应、塔夏尔、李明和张诚。 　　1685年3月3日，使团自布雷斯特起航，途经暹罗时，塔夏尔被暹罗国王留用。其余五人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抵达浙江宁波。因海禁未开，洋人不能深入内地，清政府令其回国。但经南怀仁说明他们为法王所遣，精于天文历法。次年入北京，白晋与张诚为康熙留用，随侍宫中，其他三人回浙江。白晋为康熙讲授欧几里得几何[1]。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派遣白晋为使出使法国。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白晋、雷孝思等传教士，奉帝命测绘中国地图；白晋才出京门，因座马受惊，跌落马下，腰痛不能继续前行，留陕西神木县养病，后返北京休养，集各传教士所绘分图，汇成全中国总图。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赐名为《皇舆全览图》

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传教士

15世纪后期，随着地理大发现及西、葡的对外扩张，欧洲传教士纷纷前往世界各地传教。明万历年间，耶稣会士率先入华，掀开了明清时期中西方科学与文化交流的序幕。 从1552年到利玛窦1583年到达中国，共有32名耶稣会、24名方济各会士、2名奥古斯丁会士和1名多明我会士试图在中国定居，但都未成功。直到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始以“番僧”的身份到达肇庆，开启了耶稣会在中国内地传教的历史。此后，耶稣会陆续派遣传教士进入中国。 当时，来华传教的西方教士有数百人之多，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者的沙勿略、罗明坚、利玛窦、龙华民、罗如望、庞迪我、熊三拔、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罗雅各等。

1678年(康熙十七年)，在清廷钦天监任职且深受皇帝信任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致信欧洲教会，请求增派传教士来华。得知南怀仁的请求后，路易十四认为这是扩大法国在东方影响的极好机会，立即决定派遣耶稣会士来华。他任命白晋等6名法国教士为“国王的数学家”，前往中国传播天主教，并访查民情地理，以广见闻。

康熙让白晋等法国传教士做中国地图是卖国行为，对吧

你这个说法有点偏激了，康熙是中国的皇帝，那么卖国是不可能的，而且他要外国传教士绘制地图是为了了解国家的疆域和疆域内的自然环境，只是外国传教士利用这个便利给自己国家的君王做了卧底。

法国传教士在华的学术活动有哪些？

法国在华传教士的学术活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二是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

传播西方科技知识法国传教士参与引进的西方科技知识涉及各个方面，这里主要介绍西方医学、药学的引入。 欧洲医学传人中国，有一个由理论到实用的演进过程。开始时，医学理论一般只是在传教士的宣教著作中附带论及，如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的《灵魂道体说》、艾儒略的《性学角述》（角同粗）、毕方济的《灵言蠡勺》（蠡：h）、汤若望的《主制群徵》、高一志（Alphon．SUB Vagnoni）的《西学修身》、卫匡国的《真主灵性理证》等著作，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人体骨骼（gé）、神经和生理功能等方面的知识。医学、医药方面的专门著作，最早的有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后来则有熊三拔的《药露说》等。 康熙年间，西医、西药在中国已进人实用阶段。遵照康熙皇帝旨意，法国传教士白晋和巴多明（Dominions Parrenin）将法国外科专家皮埃尔·第奥尼（Pierre Dionis）的著作《人体血液循环和但尼斯的新发现》译成满文，并附有满文说明插。该书前8卷由白晋翻译，第9卷由巴多明续成，后有抄本流传于北京。因为康熙禁止此书印刷，只准御医参考，所以书中所写有关解剖学的知识便未能在中国普及开来。此外，巴多明还曾用满文翻译过一些有关化学、物理以及中毒治疗法的论文。 康熙皇帝宫中，曾用西方传教士充当御医并使用西药。1693年，法国传教士洪若翰（Fontaney）、白晋等用1638年发现于秘鲁的治疟特效药奎宁（拉丁……uininum的音译，俗称“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nüèjì，一种急性传染病），因而赢得了这位中国皇帝的信任，从此西医西药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修士罗德先（Bemardus Rhodes）1699年来华，先居厦门，后奉召进京。他因精于外科，又善于配药，颇受各方敬重，曾为康熙皇帝治疗心悸症和上唇瘤。1719年来华的安泰（steplanus Rousset）修士，曾多次随康熙皇帝出外巡游，并且常为教友治病。白晋在清宫内设有化学实验室，器械齐全。法国国务大臣贝尔坦甚至主张向中国出口西药。 向欧洲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在中国传教的同时，耶稣会士也努力学习中国文化并向欧洲传递有关中国的信息。耶稣会士白晋，是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6位数学家之一，他于1688年抵达北京，深得康熙皇帝信任，曾为其讲授数学课。1693年，作为康熙皇帝派出的公使回访法国，1699年返回北京。1730年6月28日，白晋死于北京。除大量书信外，白晋还撰写有14部作品，其中有旅行报告，有中国皇帝传记，有《汉法词典》，也有中国哲学译著。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第二版发表的第七个附件就是白晋撰写的《中国当朝皇帝传》。书中，白晋把法王路易十四和中国皇帝康熙评价为世界上并驾齐驱的两位君主。 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李明（Louts Daniel Le te），是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他1688年到北京，1690年返回法国。所著两卷集《中国最新见闻追忆录》1696年在巴黎出版。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中，特别提到李明的一份报告（内中有有关康熙皇帝的报导），莱尼布茨说：“正如最近从中国返回的传教士李明在一份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中所描述的，他（指康熙）甚至还亲自编写数学课本，以便亲手将这一重要学科的基本知识教给自己的孩子们，使知识在整个帝国及自己的家族内作为遗产继承下去，藉此为自己死后仍继续造福于他的臣民做好准备。我认为，在全人类范围内再没有其他比这更宏伟的计划了。” 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在史学上的重要贡献是出版了依据宋代理学家朱熹的《通鉴纲目》编写而成的《中国通史》，共12卷。编著者冯秉正（J．M．A．de Mailla）1703年来华，1748年卒于北京。该书首次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历史知识，其中对明清历史的介绍尤为详尽。1785年，著者又补充了第13卷《中国概况》。此前，编著者早已将《通鉴纲目》译成了法文，为通史的写作做好了准备。由于编著者参加了康熙时中国地的测绘，其书中对中国地理的论述因此便显得十分精当。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贡献最大的是传教士宋君荣（Anto—nius Gouhil）。他兼通文史与自然科学，曾把儒家经典《书经》（即《尚书》，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译成法文出版。另外，他还有《唐代史》、《中国天文学史》、《成吉思汗与蒙古史》及《中国纪年方法》等著述。宋君荣利用中国史料，把中国与西亚的历史联系了起来。在巴黎天文台，藏有他未发表的大量手稿，其中一部分于1809年至1811年间刊出。英国学者李约瑟对宋君荣的天文学造诣（zàoyì，学问、艺术等方面所达到的程度）评价极高，他说：“‘考虑到重重困难，一个像宋君荣那样的人竟会了解得那么多，应该说是使人颇为惊异的。”他认为，宋君荣所搜集的一大堆有用的资料，“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即使是在今天，对于想彻底研究中国天文学的人，宋君荣的著作仍然是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与史籍相比，要读懂中国经书，难度更大，但这又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要知识。来华传教的法国传教士中，有些人古汉语功底相当深厚。从金尼阁起，他们就在不懈地努力，最终把许多中国经书译成了拉丁文或法文。刘应（Mgr．cI．de Visdelou）曾译《礼记》中《郊特性》、《祭法》、《祭义》、《祭统》诸篇；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孙漳（Alexander dela Charme）都曾译过《诗经》，孙璋所泽拉丁文本《诗经》附有详细注解；蒋友仁译《书经》、《孟子》；韩国英（Mar—tialus Cihot）译《大学》、《中庸》。《易经》艰深难解，法国传教士认为其神秘色彩与天主教教义有暗合之处，于是对它的翻译和研究始终没有停止。白晋曾用拉丁文著《易经要旨》，刘应著有《易经概说》，雷孝思（J．B．Regis）则有《易经》译本，并附有注疏与评说（该书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正式出版，名为《中国最古典籍《易经》）。对儒家学说的研究，也同样取得了丰硕成果，巴多明著有《六经注释》、马若瑟著有《经传议论》、钱德明著有《孔子传》和《孔门弟子传略》，其中，尤以《孔子传》对欧洲的影响最大。 除了在中国行医并传播西医、西药知识，传教士们也研究中医井向欧洲介绍有关知识，巴多明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巴多明曾向西方介绍流行的几种中药，如冬虫夏草、三七、大黄、当归、阿胶等，并把样品寄往欧洲。除大黄外，其他四种中药都是首次传人欧洲。法国科学院于1726年举行了一次报告会，专门讨论这几种药物。巴多明对中国医学总的评价是：根据长期实践经验，在治疗方面效果显著，但在理论方面不如西方。他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受儒家思想影响太深，人体“受之父母”，神圣不可侵犯，以致人体解剖学十分落后，医学研究也受到阻碍。这个结论后来被伏尔泰全盘接受，他在《试论通史和人民的风俗与精神》一书中论及中国医学时说：“在他们那里医学理论仍属无知与错误，但中国医生在实践上却相当成功。”

那个帮助中国制作地图的传教士叫什么名字

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出版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

利玛窦是意大利传教士，1552年10月6日出生。1583年9月，利玛窦来到中国后，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1601年，作为欧洲使节，利玛窦被召进北京紫禁城。从1602到1605年，利玛窦做出了很多伟大贡献，出版了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图《两仪玄览图》。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因病卒于北京。 这个话题要追溯到62年前。1949年2月，文物工作者们在沈阳故宫西七间楼、西配宫清理清代旧物品时，惊喜地发现了一大批珍贵的明代史料：8大幅利玛窦《两仪玄览图》、12大幅明代《九边图》、“辽东巡按御史察院”暨“山东备倭都司”档案。这些珍稀的文物史料，曾几何时湮没在屏风之上、布袋之中，多亏文物工作者们慧眼识珠，才使它们还原历史原貌。以上供参考。

哪一个朝代的皇帝出行都带着两个外国传教士?

清朝的康熙皇帝，出行经常带着两个外国传教士。

康熙时期，比较开明的政治环境和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引致大量欧洲传教士来华。康熙皇帝喜欢西方人的科技，特别喜欢和传教士交往，而且还下过苦功夫拜师西方传教士学习。据记载，做过康熙老师的传教士有十一位之多，其中有法国人、比利时人、德国人、波西米亚人以及意大利人，康熙皇帝学习的范围从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光学直到哲学、音乐、解剖。在康熙同一时期，仅来自法国的传教士就有白晋、张诚、洪若翰、杜德美四人。 法国传教士张诚即Jean-François Gerbillon和白晋即Joachim Bouvet，还一同做过康熙的几何学老师。他们在精通满汉语言的大臣的协助下，用满语撰写讲稿，早上四点入宫，晚上出来，不分阴晴寒暑，天天陪同康熙，给康熙上课。康熙练习计算、亲自绘图，还学习数学仪器的使用，在五六个月的时间里，熟练地掌握了几何学原理，学会使用圆规之类的仪器，能够进行几何学运算。 白晋、张诚等在与康熙帝的接触中，观察到了康熙皇帝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把这些内容作了细致的记录与描写，后来还写就了《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康熙大帝》一书。

唐朝到中国广东进入的三大传教士一

明万历年间，耶稣会士率先入华，掀开了明清时期中西方科学与文化交流的序幕。 从1552年到利玛窦1583年到达中国，共有32名耶稣会、24名方济各会士、2名奥古斯丁会士和1名多明我会士试图在中国定居，但都未成功。直到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始以“番僧”的身份到达肇庆，开启了耶稣会在中国内地传教的历史。此后，耶稣会陆续派遣传教士进入中国。[4] 当时，来华传教的西方教士有数百人之多，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者的沙勿略、罗明坚、利玛窦、龙华民、罗如望、庞迪我、熊三拔、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罗雅各等。

1678年(康熙十七年)，在清廷钦天监任职且深受皇帝信任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致信欧洲教会，请求增派传教士来华。得知南怀仁的请求后，路易十四认为这是扩大法国在东方影响的极好机会，立即决定派遣耶稣会士来华。他任命白晋等6名法国教士为“国王的数学家”，前往中国传播天主教，并访查民情地理，以广见闻。

西方传教士对中西文化做了哪些贡献？

正是在明末清初这段时间，伴随着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相对自由的活动，西学即欧洲的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一次活跃与高潮。

在天文学方面，欧洲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后，不仅翻译、介绍了许多西方天文历算方面的书籍，而且引进、制造了一批天文仪器，如地球仪、天体仪、望远镜，等等。如汤若望在明末、清初先后编成《崇祯历书》和《时宪历》。后者就是一直沿用到今天的阴历。还编著了《古今交食考》《测食说》《恒星出没》《浑天仪说》等天文著作。比利时籍的传教士在清朝供职期间，更主持设计制造了6件大型铜制天文仪器，有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本经仪、象限仪和纪限仪，安置在北京观象台。并由南怀仁绘图陈述，收入了《灵台仪象志》。在介绍欧洲先进的天文学说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另一位传教士，是法国的蒋友仁。1761年，蒋友仁将手绘的《坤舆全图》进呈乾隆皇帝。此图附有说明，介绍了伽利略和哥白尼的地动说及行星运动说，指出哥白尼学说“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蒋友仁的《坤舆图说稿》手抄本，经中国著名学者何国宗、钱大昕润色，刻印流传，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德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是关于平面几何学的系统性著作。由此传入中国一种崭新的逻辑推理方法，也大大丰富了中国几何学的内容与表述方式。原书15卷，当时只译出了前六卷，刻于1607年。利玛窦同李之藻合译的另一部数学著作《同文算指》，是我国最早介绍欧洲笔算的著作。在这部书中，从加减乘除到开方，中国和西方的算术第一次融会在一起。由于简便易行，经过后来的改进，得到了普遍的推广。1634年编成的《崇祯历书》中，也介绍了大量的西方数学方法，将西方平面三角学、球形三角学传入中国。汤若望也编写了《几何要法》和《新法算术》等数学著作。在17世纪的中国，计算工具共有4种：珠算、笔算、筹算、尺算，后三种都是从西方传来的。

当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时候，正值明朝末年。国力逐渐衰微的明帝国，面对关外崛起的满族(1636年建国号大清)，自然地对西方先进的火器极感兴趣。葡萄牙人最早将西洋火炮从澳门带到北京，当时人称“红衣大炮”。因为葡萄牙被称为“佛郎机”，所以又称“佛郎机炮”。这些“佛郎机炮”在对满族军队作战中发挥了威力，被封为“红衣大将军”。汤若望来华后，也奉命铸造火炮。在皇宫旁特地设立了一个铸炮厂，两年时间就铸造了20门大炮。最大的可容40磅的炮弹。汤若望还口授了《火攻絮要》，就是专门传授火炮的图样、制作和应用的著作。清朝早在立国之前，就十分重视西洋火器。他们的“红衣大炮”，也被封为“大将军”，随部队行军作战。清朝初年，为了平定“三藩之乱”、防备台湾郑成功武装力量的需要，仍然重视西洋火器的制造。南怀仁就曾奉命督造神威大炮，著有《神威图况》。

当大清帝国的统治逐渐巩固之后，统治者的兴趣与注意力逐渐转向传教士们带来的欧洲新鲜奇巧的工艺品，如自动机器和钟表，等等。康熙时在清官服务的法国传教士陆伯嘉，专造钟表与物理器械；另一位法国传教士杨自新，曾献给乾隆皇帝一只自行狮，能走百步，发条藏在狮子腹内；后来又制造一狮一虎，能行三四十步。传教士汪达洪制造的两个机器人，能手捧花瓶行走。他还改造过一个英国奉献的机器人，使他能书写满蒙文字。

同天文、数学一道传入中国的，是西方的地理学。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地球的全貌，使中国人大大开阔了视野。利玛窦编绘的世界地图，后来曾多次改进刻印，有多种刻印本。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撰写的《职方外纪》一书，有世界地图在前，介绍文字在后，是第一部对中国全面介绍近代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意大利人卫匡国著有《中国新地图集》，被欧洲人称为“中国地理学之父”。康熙时期，委托传教士雷思孝、白晋、杜德美等人对全国进行普遍性测绘。测绘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当时测量工具简陋，只能以绳测量。随时随地观察天体，用三角法测量，以规定经纬度。经过10年努力，终于完成了《皇舆全览图》。它是当时世界上西什库天主教堂工程最大、制图最精确的地图。这幅中国地图，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更准确。后来，在乾隆年间，传教士宋君荣、蒋友仁等在中国学者的合作下绘制成一幅亚洲地图，称为《乾隆内府铜版地图》，或者《乾隆十三排地图》。

欧洲传教士还把西方生物学、医学知识传入中国。为了求得自己的进身之阶，欧洲传教士们还常常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与技能为皇室和王公大臣看病。如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刘应等人，就曾用金鸡纳霜(即奎宁)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外科医生罗德先还为康熙皇帝治好了心悸症和上唇瘤；安泰不仅随皇帝巡游，成为侍从御医，而且平常为教友看病，往往门庭若市。传教士白晋和巴多明还将一部法国医学著作、根据血液循环及最新发明编写的《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并附有满文说明的插图。

传教士们还把欧洲的建筑技术与风格带到中国来。他们在各地修建欧洲风格的教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年间开始修建的我国著名的皇家苑林——圆明园，就有欧洲式的建筑。圆明园的附园——长春园的一部分，是仿法国宫殿风格设计建造的。这一工程，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奉乾隆皇帝之命主持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协助郎世宁设计的西洋楼建筑群，中西合璧，规模宏大。蒋友仁擅长设计和工程机械的技能，特别肩负着设计“水法”(即喷水池)的任务。他设计的喷泉式水钟，用十二生肖代表十二个时辰，会轮流按时喷水。在西洋楼远瀛观南端的观水法，是乾隆观看喷水景色的地方，现在还能看到当年放置宝座的台基和石雕屏风，以及欧式的门。建成之后，大受乾隆皇帝的赞赏。

郎世宁不仅在西洋楼建筑群的设计和修建中对西方建筑术的传入中国有着重要贡献，而且还将西方绘画艺术带到中国来。这位意大利传教士，是一位杰出的画家。早在来华之前，已颇有成就。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就完成了热那亚一座修道院的壁画，显示了成熟的技艺。郎世宁把文艺复兴以来先进的欧洲艺术成就带到中国。他随身带来一批西方艺术典籍，来华后据此编写教材，传授艺徒。据说他曾同一位中国官员合作，编写了一本教授绘画技艺的书。郎世宁到中国，大受清朝统治者的喜爱，成为一名宫廷画家。在清廷长期工作期间，他将西方透视、光暗表现等科学技法传授给中国画家。郎世宁在中国的绘画艺术上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善于融会贯通，以西法作中国画。在西方精于写实、透视的基础上，郎世宁吸收了中国的传统画法，不仅花鸟造型富于生气，各种马姿尤为精彩，人物风度服饰也相当中国化，但面部则用西方立体光暗表现。例如，郎世宁一生的力作之一《马术图》，高2.23米，阔4.26米，已突破中国卷轴的范围，实际上是西方巨幅油画的形式，但笔法全是中式。这幅巨作描绘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古首领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实况，以阿睦尔撒纳等11位被接见的蒙古首领居中，乾隆骑马位于右侧，文武大臣簇拥于后，左面则绘以表演马术的骑兵。这幅画的构图也和中国传统的“天子居中”的宫廷接见图完全不同，是以侧面展开，由右至左，实际上是运用了文艺复兴以来常见的表现圣母和圣婴耶稣接受东方贤者礼拜的构图形式。此外，郎世宁还经常与清朝的中国宫廷画家合作，如《乾隆雪景行乐图》，就是他与唐岱、陈枚等人合作而成。图中树木坡石皆用中式画法，而人物头像则用西式画法，建筑则运用透视法，整幅画构图气魄浑宏，用笔工整，着色尤为华丽，是一幅宫廷画佳作。

传教士(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