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毙 丈夫跟儿子被枪毙，她还得亲手把肠子塞回儿子肚子…一块匾额道尽二二八最惨痛历史

丈夫跟儿子被枪毙，她还得亲手把肠子塞回儿子肚子…一块匾额道尽二二八最惨痛历史  

去年感恩节的第一个礼拜日，在花莲凤林教会一场感恩礼拜中，有一个最“恸”人的感恩节礼物。这个故事要从一块历史悠久的木牌匾说起......

这块尘封六十年的木牌匾上头写着“仁寿医院”四个大字，是由张七郎医生亲手题写的。张七郎医生的故事，在台湾社会隐埋了许多年。直到1990年才由张家媳妇张玉蝉在一次平安礼拜中坚强地对外说出，张七郎父子三人被逮捕杀害的悲惨往事......

张七郎出生在新竹湖口，父亲张仁寿是一位汉医，因缘际会认识了来台医疗传教的马偕博士，也向他学习西方医学。从小耳濡目染，受到父亲影响很深，张七郎日后也当医生。自台湾总督府医学校（今台大医学院）毕业后，他在淡水开业，以父之名，创设了“仁寿医院”。

眼看一切非常顺遂，张七郎医生却因兄长一句“东部没医生”，从小受“马偕精神”影响的他，决定举家迁往花莲凤林乡，1922年将“仁寿医院”迁移到台湾东部。

出身名门的妻子詹金枝，具有助产士资格，她支持先生的决定。两夫妻热心公益，对病人照顾入微，如果病人没有钱，完全不用付医药费，“仁寿医院”很快就名声远播，张七郎成为当地民众最信任的好医生。

当时台湾仍受日本殖民统治，张七郎有感于台湾人受日本殖民，总是低人一等，他认为只有透过教育，台湾人才能与日本人争得一席之地。因此除了医疗之外，张七郎格外重视教育，他不只注重自己孩子的教育，更在花莲凤林创设了凤林中学，希望教育的种子能够深耕在当地。

“他知道知识就是力量，要想让穷人翻身，就要让他们多读书。”媳妇张玉婵女士曾这么说。她是张家的童养媳，张七郎却坚持要她完成台东女中的课业。

教育的种子，多年之后萌芽、深耕了。多年之后，凤林乡成了“校长之乡”，堪称是全台校长密度最高的小镇，“没有张七郎，我们这一代人今天应该还在种田。”张七郎的远见，可见一斑。

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战败，台湾就要进入新的时代，很多人欢欣鼓舞地期盼着：“台湾人终于不用再当次等公民，这是'台湾人治理台湾人'的时代。”这个想法，很快就证明是错误的。

张七郎同样很开心“台湾终于光复了”，他不仅筹建砖造牌楼庆贺“光复”，也立刻要求三个在满州国行医的儿子通通回到台湾，自己更是积极参与国民政府，希望能够建设新台湾。张七郎当选花莲县参议员，被推举为议长，也是制宪国大代表。

“轰炸惊天动地，收复欢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政治黑天暗地，人民唤天叫地......”喜悦没有维持很久，张七郎很快就感受到人心的不安与浮动。他在1946年4月1日的日记上写了这首台湾流行歌。旁边还写着：“犬去豕来，台湾建设徒听空音......”句句都是对时局的心灰和意冷。

身为医者的张七郎，勇敢在议会建言，他希望替百姓请命；岂料，他的意见不仅没有被接受，反而将他逼入险境。

一年之后，爆发了“二二八事件”，军队镇压从台湾西部开始，当驻军移往东部时，花莲地方人士还设宴款待。谁知，宴席完毕的当晚，军警来到仁寿医院，谎称多名军人宴会后上吐下泻，需要医治，要求张七郎的儿子张宗仁带最好的药前往治疗；骗走张宗仁医师后，同批人马，到住家中强行带走张果仁医师；另外一批人，则到张七郎家中，进门捆走张七郎和二儿子张依仁医师。

“我可以替阮老爸去吗？让老爸在家里。”张依仁对士兵这么说，士兵没有理会，将两人双手弯到背后，用绳子绑起来。“子孙可怜......”被绑走的当时，张七郎对着儿子依仁这么说，这是父子最后的诀别之语。

父子四人都是医生，四人被带到军队驻在所。四月四日当晚凤林枪响，张七郎、张宗仁、张果仁父子三人，被押到凤林近郊的公墓枪毙，尸体用土草随意掩盖着，惨死时分别只有60、31、25 岁。

隔日清晨，张七郎医师的妻子詹金枝吩咐媳妇做了四个便当，她带着便当到驻军处，却被退回三个，只留了一个便当。詹金枝觉得非常的不安，回到仁寿医院，才有人告知，张家父子三人昨晚被枪决了......

唯一没被枪毙的张依仁，因为妻子在他口袋塞了一张“军医证明”，因而逃过一死。坚强的妻子詹金枝，号召全部的家人到外找寻遗体，最后才在公墓找到。隔日清晨，偷偷地用牛车将张七郎父子三人的遗体运回家中。

张七郎父子三人的最后遗体，身上各中两弹，子弹从背后射穿胸膛，他们的双手都遭到反绑，身上衣物全无，仅存内衣裤，值钱的外衣和随身皮包、物品全部被剥下。张家女人，一瞬之间都成了遗孀，她们坚强地帮先生清洗满是血污的遗体。儿子果仁的肚子被尖刀刺穿了，肠子都跑出来了......再怎么坚强的母亲，都无法忍受如此大的伤痛，詹金枝却还是亲手将儿子的肠子塞进肚子里，一针一线的重新缝合。

肃杀的年代，张七郎父子三人仅在凤林教会举办简单的告别式，只有家人参加，其他人根本不敢来。告别式后，三人遗体合葬在“太古巢农园”里。墓碑由张七郎的哥哥题字，上头刻着“两个小儿为伴侣、满腔热血洒郊原”的碑文，时间是“主后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夜屈死”，字字句句，都是最沉痛的血与泪。

张七郎父子三人惨死之后，妻子詹金枝一人得扛起整个家族的重担，原本欢欣鼓舞庆团圆的美好家族，现在却成“三个寡妇”和“五个孤儿”，是“一个没有笑声的家”......

“ 万一我死了，不用通知孩子们回来。 ”詹金枝勇敢坚强地将子孙一个一个全送出国，她为延续张家，付出了一切，自己忍受着冷清与孤寂，只能在夜里悲泣，她不希望子孙再受到任何一丝一点的伤害。

唯一的幸存者张依仁曾短暂到淡水行医，诊所名称也叫做仁寿医院，扶持弟弟们长大成人；尽管避走异地，却还是屡屡受到特务骚扰，常常在深夜到住处翻箱倒柜。张依仁和其他家人只好逃离台湾，他们陆续到美国、巴西，重新开始生活。

张依仁医师到了巴西，没办法取得当地医生执照，只能领着微薄的薪水。即便他人到了巴西，还是不得安宁，驻巴西副领事要求巴西将他驱逐出境，他只好再避居到巴西的乡野，甚至连妻小都不敢联系。而他的妻儿在巴西靠着卖杂货维生，孩子读书之余，打工赚取学费，后来都考上当地医学院，成为眼科医师。

一直守在家的张七郎妻子詹金枝，曾多次拿着“诉冤状”，希望能够还一家清白，却始终未果。唯一得到的批示竟是，“张七郎、张宗仁、张果仁等背叛党国、组织暗杀团，拒捕击毙一案经前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电准备查在案。”

张七郎的妻子詹金枝在1982年去世，在巴西的儿子得知后，想回台湾奔丧，却连奔丧都遭到刁难，没办法取得回台湾的签证，成为儿子心中永远、永远的遗憾。

婆婆去世后，媳妇张玉蝉坚守家园，继续守着花莲凤林的“太古巢老家”。

坚强的张玉蝉，从小就是张家的童养媳，因为公公张七郎的坚持，让她受高等教育。隐忍了多年，多年之后，她在一次平安礼拜中坚强地对外说出，张七郎父子三人冤死的悲惨往事......“我很想要平反，我要把妈妈留下来的'诉冤状'拿给总统......”张玉蝉说。

坚强的张玉蝉一心想为张七郎平反，花莲凤林张七郎家族的悲剧终于让世人知道。

而在花莲凤林的“仁寿医院”于张七郎死后11年，有一位医师名叫刘邦生，他无畏流言、也不避敏感，征得张七郎妻子詹金枝同意后，决定承接“仁寿医院”名称，继续在凤林镇开业。“仁寿医院”在刘邦生医师过世后，拆下了牌匾。但是刘家人一直悉心保管着这块极具历史意义的木牌匾。

多年之后，在一次偶然机缘之下，刘邦生医生的儿子刘青松遇到张七郎医师的媳妇张玉蝉，他和家人讨论之后，决定要将“仁寿医院”牌匾归还给张家。

今年感恩节的第一个礼拜日，在凤林教会牧师及众人的见证下，刘家将张七郎1922年年在凤林镇开业、距今历史已有95年，亲笔题写的“仁寿医院”木牌匾，归还给张家遗族，由媳妇张玉蝉代表接受。

“1947年的往事，仿佛又重现了眼前......阿爸，这么多年来所期盼的愿望，今天终于圆满了。”年迈的媳妇张玉蝉接过木牌匾，哽咽地这么说。

“我的这一生，总算圆满了......以后到那边，就能跟爸爸说'我对张家已尽责了' ......”现年已经高龄89岁的张玉蝉，多年来不只坚守家园，她把婆婆留下来的“诉冤状”拿给总统，1996年终于等到总统亲口道歉，她也终于在人生的晚年，重新见到了张七郎医生亲手题写、重达20公斤的“仁寿医院”木牌匾。张玉蝉说，回到家后，我要立刻到父亲坟前禀报，盼他泉下有知得以安息，并将牌匾挂在家中最显眼的位置。

一场感恩的礼拜，一个历史的故事，一块牌匾的情结，一圆最后的结局，这是最“恸”人的感恩节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