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那么容易忧郁吗？

　　原编者按

　　2025年3月31日，微信公众号“陈荣钢”重新翻译了温迪·布朗的文章《抵抗左派忧郁症》。在一天早上，一位朋友向我转发了这篇文章，并着重标记了以下这段内容：

　　“令人不安的是，这是一种更沉溺于自身不可能性而非潜在生命力的左翼，是一种安于边缘处境与挫败记忆而非怀抱希望的左翼，也是一种被忧郁的依恋结构禁锢的左这种左翼执拗地追忆某个早已死去的左翼。过往，精神如幽灵般游荡，欲望结构始终向后看，且自我惩罚。”

　　这位朋友说，自己身边似乎不乏持有类似心态的伙伴。随后，我把这篇文章发给了“叁零柒计划”社群的朋友们。针对此文，大家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随后，我们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分享会。本文是对此次分享讨论部分内容进行的整理。大家对温迪·布朗的文章内容与观点进行了一定的澄清，并基于此展开讨论了“哀悼”与“忧郁”的区别，以及应对，走出“左派忧郁症”的可能路径。

　　文| 叁零柒茶座

　　文| 蒜岛、旺角金鱼、谭普罗

　　今天我们来聊温迪·布朗的《抵抗左派忧郁症》，单从标题上看，这个主题好像挺应景的。就我身边的左派朋友来说，好像经常有各种程度不一的情绪问题。《抵抗左派忧郁症》一文写于1999年，从宏观的政治氛围来看，文章写作的社会氛围与左翼团体内部的现状都与今日都差别很大。但是，文章中谈到的一些症状，情感结构等等，其实还是有很多讨论的价值的。

　　我们的文章会分别回答几个问题：什么是“左派忧郁症”？它是怎么产生的？为何“左派忧郁症”让部分“老左”不愿面对现实，还导致了左翼政治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失败？如何理解“哀悼”与“忧郁”的区别？以及最后，我们可以怎么走出“左派忧郁症”？本文由“叁零柒计划”伙伴们的一次内部讨论文字整理而来，因此我们也保留了一些口语化的表达。特此感谢参与讨论分享的伙伴们。

　　什么是“左派忧郁症”？

　　开宗明义，我们讲一下这篇文章对“左派忧郁症”的定义。这篇文章谈及的主要背景，是80年代以来，由里根与撒切尔开启的新自由主义时代。那么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政治格局当中，右翼占据了一个支配地位，与此同时，左派往往处在某种时代错位和深层的焦虑当中。这种右派相对于左派的优势，主要是由于左派自身的政治立场在内部出现了一种失效与瓦解。而温迪·布朗想要讨论的，就是把这样一种左派立场内部的失效、瓦解和无能，理解为一种心理情绪的表现，理解为一种精神分析意义上的症状本身。他在这里借用了本雅明对“左派忧郁症”的讲法。这里的原文是：

　　然而，“左派忧郁症”的诊断标签被本雅明用来指称那些革命庸才，他们最终执着于某种特定的政治分析或理想（甚至耽溺于这种理想的挫败），而不是把握当下激进变革的潜力。本雅明谈到“当下时间”（the time of the Now）的辩证历史具有的政治价值。左派忧郁症不仅意味着拒绝直面当下的特殊性，无力以扬弃“空洞时间”（empty time）或“进步”史观的方式理解历史，它更昭示着某种对过往政治依附与身份的自恋式固着，这种固着已逾越了对当下政治动员、联盟或转型的任何实质性投入。

　　另外，忧郁(Melancholy)和抑郁(depression)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忧郁可能仅仅是一种情感，就是一种淡淡的忧伤。这种忧伤可能很绵长，它之所以形成，是跟你的现实体验有关的。抑郁症会更加被视作一个你必须去治疗。诊断出来的东西。但是忧郁症，你很难说它是应该被治疗的。包括对温迪·布朗来说，抵抗左派忧郁，也不是靠治疗。 在左派忧郁症的眼中，历史反而是连续和进步的。而这个连续和进步的历史，可能是以过去某一个国家，某一群人为代表的。那我们通过跟这些国家，这些个人或者群体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从而构建了一种身份认同。这篇文章是在谈西方语境，但是我们现在在左翼社群内部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对苏东阵营的崇拜，对教员的崇拜，这些其实都很正常，但是许多人似乎强迫症一样要在现实政治当中不断去寻找那种“布尔什维克要素”，然后指责某些行动达不到当年革命者的高度，居高临下地让人家“读毛选”，这就比较烦人了。

　　忧郁和这个不是一回事

　　许多人可能觉得，1991年，苏东社会主义失败了，但是在此之前，他们还存在的时候，他们代表了某种人类理想的可行力量。但是由于今天它失败了，所以我们在当下无法看到那种像布尔什维克那样特殊的，积极的要素，并建立自己跟那个特殊要素之间的联系。所以他们也不愿意积极地创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联系，相反，我就宁愿去做一个活在1991年之前的精神布尔什维克，然后积极去指责现在任何出现的各种新兴运动的苗头或政治组织，因为他不符合之前（已经失败）的苏东阵营。这大概就是本雅明讲的那种“空洞时间”或“进步”史观，他们不愿放弃这个东西，即便这个史观在现实当中确实是一个被“中断”了的东西。

　　在完成了简单的定义之后，作者进一步就对这种“左派忧郁症”的源头做一个了解。简而言之，他认为左派忧郁症是一个认识论的失败。温迪·布朗在这里用的词叫“反讽”，这意味着，这些陷入左派忧郁症的人，处于一个内在的丧失状态，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处于这样一个丧失状态——他既不知道自己丧失了什么，也不知道为了弥补这个丧失，他应当寻找和应当欲望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温迪·布朗非常迅速地转向了精神分析。在这里，作者似乎直接认为忧郁症是一个神经症了，他直接用精神分析的黑话去描述，比如说这个叫无意识层面的个体抽离。我认为更简单的说法就是，一个主体没有能力去真实地欲望一个对象，相反，他此时欲望的那个东西，就是对象的丧失状态本身。

　　我们把这个判断放回“左派忧郁症”的背景当中，就是说我没有能力去设想左派的政治愿景实现这件事。相反，我选择沉浸在“左派政治愿景总是失败”这件事，沉浸在这个东西本身的丧失当中。也就是说，好比我有个镜子被打破了，我很伤心，但是我其实不希望这个破镜能重新圆回来，这个镜子最好永远是破的，这样我就不用在那个完整的镜子里面照出我本来的这个样子。

　　所以作为某种神经症状的忧郁症，它在结构上就是一种停留在过去，走不出来的这样一种状况。你走不出这种对旧日理想的认同，并且你会很积极地去拒斥任何有可能把你从这种状态中抽离出来的东西。不管是你思考当下的“实践”问题，比如思考你所处的历史位置，还是去思考政治实践，都会有这种倾向。就好像你如果做不成布尔什维克，你做不成那个纯洁的先锋队，那你不仅会想尽一切角度去取批判现实存在的运动，还会把自身认识论的失败添加到这个批判当中。

　　换句话说，在左派忧郁症的氛围当中，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就是把旧日的革命理想作为爱欲对象，并把它维持下去，与此同时，这个爱欲总是失败，你总是没办法实现过去的这些革命理想。那长此以往，这种外界对象没办法符合你的理想的那种愤怒，最终会加到自己身上，最终造成忧郁主体的自毁。

　　这是第一个部分，就是对左派忧郁症的一个简单的定义和一个进一步的分析。简单来说，就是你对过往政治身份的固着，使得你没有办法实质的投入到当下的政治行动与可能性当中，进一步说，你就会处在这种忧郁症的反复当中，陷入一种无法走出的滞留状态。这种滞留状态最终会把你对外界对象的攻击性转回到你自己身上，最终导致你走入自毁的结局。

　　左派忧郁症是怎么产生的？

　　第二部分的重点，就是作者把这种忧郁症背后的根本原因拿出来梳理。作者指出，那些过分执着于旧日情绪的人，对“物”有很强的一个依赖性，他确切的说法叫做“对物的世界的效忠”。换句话说，这种态度就是对现实的人的世界，他的图景，以及未来我们讨论现实的这样一种方式的背叛。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这里提到的“物性”。

　　第一种想法是说，这些左派忧郁症把他们自己的情感“物”化了：这种情感被他们变成了一种物，就是它变成了一个实在的，像物一样的东西，可以被凝视与观赏，可以被赋予具体的意义和价值，并且可以拿出来热爱和炫耀。比如说，我们如果有过和人辩经的经验，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并不会在意辩经本身的意义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辩经这个行为去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左派，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沉浸在对自己左派形象的自我欣赏当中。那这个时候，比起去讨论该怎样去改造现实世界当中的那些糟糕之处，更紧要的事情似乎是我们怎样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保持自己的左派身份，保持自己作为有“正确认识”的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身份。那这个问题最后就会变成：谁是真正的左翼？怎么设想一种无忧郁的左翼状态？还有没有真的左翼了？左人是不是没有不忧郁的？

　　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就是说，今天真正的左翼路径就不存在。比如如果你进入劳工，进入工人阶级的视角，你不一定能推出革命的命题，可能人家劳工就是一个很新自由主义，很绩效的主体，就是想着怎么多搞点钱，或者可能人家会说还有其他很重要的矛盾，比如说性别啊，种族啊之类的。你单提一个阶级视角，不会像19世纪早期那样，存在很直接的有效性和优先性。那么第二种说法和第一种其实没太大区别，就是主张在苏东剧变之后，左翼整体遭受了非常大的打击，以至于左翼今天只能作为一种虚假的保守情节和自我欺骗的手段存在下来。也就是主张在今天的情况下，左翼只能是一种忧郁症。

　　但是总而言之，只要我们想去指认谁是真正的左翼，我们必然会面对一个更广大的现实背景。按照作者的话讲，忧郁症与左翼知识的“物化”是一个显性的创伤，发生在你的认识论层面，在你的心理层面。那除了这些显性的创伤之外，在更基础和更广大的地方，还存在着深层的创伤。这个深层创伤在于，苏联解体后的这一代人的确遭受了一个很大的失败和创伤。这个造成伤痕的创伤性时刻是真实的，导致我们今天的确无法去谈论左翼共同体。

　　我们甚至没法去想象，这样的左翼共同体是如何可能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没办法确定，左翼之为左翼，应当相信怎样的社会秩序？你今天没办法心安理得得成为任何一种社会秩序的拥护者，甚至觉得现行秩序当中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信赖的东西，毕竟一切归根结底都是“资本主义的”。所以哪怕一种潜在的理想秩序，我都不愿意再去设想。按照作者的总结，就是道德政治的道路本身消散了，所以它会导致理论与实际经验一定会相互背叛。为什么？因为作为生活方式，和作为一种可行道路的左翼本身已经被完全消解了。

　　以上是温迪·布朗对我们之前提到的整个左翼忧郁症的现实背景做出的一个分析。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一个左翼情感被“物”化的一个完整的逻辑链。在第一个环节，你会有一种不可言说的丧失和创伤，就是它可能是我们之前说过可能遭受的，比如自己的政治情感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可能性，这种情感可能把你引向左翼，也可能把你引向右翼，但是如果你倾向于用这些标签标榜自己的话，那好像知识用左翼符号来表达自己的创伤，你没有证明你内心当中真的有符合这种左派标准的东西，当然任何第一环节都是这种不可说的丧失和创伤。

　　被物化真的很可怜

　　第二个环节是什么？由于你有这样的一种创伤，遭受了这样一种丧失，所以你选择用以填补心中那个丧失的东西是什么？比如作为神话的1917，或者作为神话的1949，将这样的一种历史性时刻崇高化，把它作为某种情感价值，作为某种分析的范式封存在心中，在内心深处，这个东西是永远无法变动的。这里的一个例子是经常被批判的那种庸俗化的崩溃论，就说经济危机一定导致资本主义自我崩塌。这种判断某种意义上是超验的，它不能被经验现实消解。

　　第三个环节，就是当你在接触当下诸多问题的时候，你会不断回到你内心深处那个不可消解的根基，所以你就拒绝去分析当下，并且会倾向于批判当下出现的所有真实的运动与斗争，而你对当下运动的每一次批判同时都投射着你内心中那个要素已经失败的现实。显然，当下和过去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在评判当下运动的时候，我的标准是看他有没有达到自己内心那个历史神话的那种理想的标准。像之前我在空间转发北叙罗贾瓦公社的动态的时候，有个人就长篇大论批判了罗贾瓦公社的实践。他的主要论点，就是说现在北叙的布尔什维克要素不如1917年的俄国，所以我们不能对北叙自治政权有任何一点正面、乐观的态度。但是这样一种行为模式，它折射着什么？温迪·布朗试图在这里分析的是，他把对他者的指责视作对自己内心空洞的填补。那么，以上就算是一个左翼情感“物”化，导致左翼忧郁症的整个逻辑。

　　“老左”为何不愿面对现实？

　　我们之前介绍了左派忧郁症的大致定义，以及左派忧郁症本身的生成机制，也就是它怎么产生的。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谈，左派忧郁症对整个左翼政治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影响？从我个人的角度说，就是很多老左对经济视角和阶级视角的执着，以及对身份政治、文化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攻击，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例行公事式的惯常。在一些人看来，你们这些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理论，好像就直接摧毁了左翼理论任何的客观根基和基础，毕竟你认为不可能存在任何革命主体的范式，你可能也不认为在社会当中会存在一个非常鲜明的真理，这似乎是后结构主义要做的事情。

　　在这里，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所谓“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谁对谁错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开放给大家讨论的，但是某些老左对后者“条件反射”式的批判本身是值得玩味的。就是如果你延续左翼忧郁症的这样一种机制去看老左的这种批判与指责，我们最后会发现，这种批判映射的就是他们自己心中已经不存在有客观根基的，有效的分析范式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大家都活在同一个现实当中，老左是忧郁的，但是他们并不疯狂，所以他其实也知道，现在的现实背景是怎样的，他知道今天和过去完全不同，但是他没有办法走出过去，走出他们心中的“忧郁”状态。

　　甚至说，存在于传统左翼当中的诸多问题，老左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分析范式似乎已经“失效”了，他看不到他心中真正的“无产阶级”。但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只是非常忧伤，他们满世界试图寻找什么东西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洞。所以他们会不断自恋地，强迫地把自己指认为这样一种“正统左派”，并把理论和现实问题当中的所有责任都转嫁给他宣布要割席的理论他者。似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理论上主张摧毁了真理，这些东西就都不存在了。似乎社会当中的主体和真理，是被后现代主义解构掉的一样。

　　图为后现代解构主义

　　那进一步说，左派政治的现实就是它分裂了。现在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一个统一起来的那种组织。左翼群体内部在思想上，在知识话语上都已经有诸多不同，我们不能只用一个左翼的帽子去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左翼政治的现实就已经是趋向分裂的，但是老左却在这种背景下试图强行用“物化”的方式试图去维持一种统一的左派幻想。

　　这种姿态还有另一个缺陷是什么？按照非常传统的崩溃论，按照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然后最后崩溃的一整套逻辑是非常连贯自明的，以至于到了最后，你除了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道路之外，你好像没办法看出别的东西，但是在撒切尔和里根之后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向我们展示了搜资本主义可以造成现实的分裂，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极端对立的情况似乎没有出现。工会被摧毁掉了，工人团结被摧毁掉了，工人确实日子变差了，但是与此同时，你还可以在工人脑海中用别的方式去矫饰，改造那些区分，比如我们都知道的像蓝领和白领，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等。

　　这样的讨论当然是非常去政治化的，因为大家如果最后都在讨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的话，那对于资本主义本身而言是非常不利的。但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大家的观念中去植入这种非政治化的运作，就是因为资本同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自身。资本不会展现一种线性的逻辑，让你观察到那个根本的矛盾，它展开的方式是非常狡猾的。这个狡猾的伪装背后是一个更危险的逻辑，就是意识形态本身的运作。

　　左派在政治上为何失败？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私有化与市场化颠覆了以往的社会制度，在左派看来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所以就导致团结在传统左派话语下的议程，他所能做的仅仅是在新自由主义已经允许的地方，在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同意的地方去展开。比如我们所有人都同意，我们要确保工人的政治权利，要保证结社权，然后我们都同意，我们应该在可行的范围内给工人一些福利支持。当然，我们都知道，今天也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人，连这些诉求都要抵触，不过我们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实际上通过私有化与市场化把过去的社会制度连根拔起了。与此同时，在私有化，市场化的过程当中，资本运作本身直接形成了一种历史，一种哲学，告诉我们资本的逻辑就是这个世界本身的逻辑。我们今天可能很容易找到很多处于工作岗位上的人，他们心中的思想和理念完全就是围绕着新自由主义绩效体系去运作的。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现实，使得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永恒的哲学，从而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的现实，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个新的逻辑。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战场。

　　那么面对这样一种新逻辑，右派利用了这个新的机制和游戏规则，但是左派不用，也没有很真诚地去对它做批判，而仅仅在说：“你们在做很肮脏的事，我不会去做你这个东西。”最后的结果就是左派没有正确抓住这个新的逻辑，而是直接陷入了忧郁情结，把新的逻辑从外部拒斥掉了。这就导致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阵地，不经过战斗就被敌人拿下了。所以在作者看来，这种认识论失败的产物，不仅局限在我们在情感上的一种主观的总结，而是你必须要回到那个深层的创伤当中，去寻找那个失败的产物。

　　这个失败的产物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左翼论述本身已经跳不出那个界限，似乎已经完全沦为一种传统主义，乃至保守的姿态。就你在新自由主义的公理当中画一个圈，我们现在可以谈一些大家都能同意的事情，比如社会福利，工人的结社权，可能还有一些底线性的性别平权、公民权利等等。换句话说，左翼似乎变成了一个“抵抗”新自由主义侵蚀某种既存的“进步生活”的姿态，他们觉得新自由主义不好，但是也提不出什么替代性的秩序。我们知道撒切尔用来给新自由主义辩护的话术是“别无选择”，许多左派实质上其实是接受了这个论述的。严厉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左翼论述似乎成为了新自由主义最好的保护壳。

　　最后，我觉得温迪·布朗的总结非常好：

　　由此诞生的左翼既缺乏对现状的深刻激进批判，又提不出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更令人不安的是，这是一种更沉溺于自身不可能性而非潜在生命力的左翼，是一种安于边缘处境与挫败记忆而非怀抱希望的左翼，也是一种被忧郁的依恋结构禁锢的左翼。这种左翼执拗地追忆某个早已死去的过往，精神如幽灵般游荡，欲望结构始终向后看，且自我惩罚。

　　如何区分“哀悼”与“忧郁”？

　　总体而言，该文对“左派忧郁症”的分析是比较透彻的，从显性症状到深层机理，然后再到它进入现实政治的影响，好像都很清楚。但是问题在于，怎么去解决忧郁症的问题？作者似乎没有处理这个问题，她对“左派忧郁”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和批评，最后的落脚点并非处理或转化，而是“抵抗”。也就是说，“左派忧郁”是一种要被拒绝的东西。

　　初读这篇文章，我们可能认为，这篇文章是站在“新左派”的立场上批判迷恋过去的“老左派”的文章。但是，我觉得这种阅读可能会遗漏本文真正的闪光点。我恰恰认为，我们不该把这篇文章对左派忧郁的批判，理解为我们这些“又新又泛”的左翼和所谓“老左”之间的矛盾。

　　比如，为什么温迪·布朗要抓到“忧郁”这个问题呢？我想不仅是老左会忧郁，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忧郁。我认为，这里最关键的可能不是经济决定论还是后结构主义的对立。温迪·布朗这篇文章在这里提醒我们的是，你对于左翼成功或者失败的这些历史遗迹，你可以哀悼，但你要抗拒忧郁。在第一部分，她就引用了弗洛伊德来谈哀悼与忧郁的区别。

　　哀悼与忧郁区别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丧失，我们本身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世界上成长，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丧失，可能是失恋、失去朋友、失去工作、乃至失去亲人。当然也包括你哀叹“国际共运失败了”，这也是一种丧失。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这些东西，我们会为丧失去进行调整，会付出一定代价。为什么丧失是令人痛苦的？因为你的心中，可能本来有一个位置，你对处在这个位置上的对象倾注了非常多的心血，或者用弗洛伊德的话，你投注了一定的力比多。现在那个对象丧失了，你心里知道它明明白白地丧失了，那么你对它投注的力比多应该去哪里呢？这个时刻就会带来痛苦，因为没有人在被迫撤回力比多这个过程当中是舒服的，这是丧失带来的必然痛苦，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理解。

　　痛苦是可以被理解的

　　面对这种痛苦，哀悼和忧郁是不同的。在弗洛伊德的语境下，哀悼相对而言是健康的，它没有成为一个病症。哀悼意味着什么？一个重要的亲人去世了，或者一个重要的朋友与你绝交，你会有一段时间不能走出往日的关系，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修复自己，这是正常的。随着对痛苦的咀嚼，随着时间推移和新的人生际遇，你会逐渐接受曾经的那个重要对象已经失去了这一现实。但是，如果说你对这个事情的伤痛与丧失感已经长期取代了你在此刻生活的其他现实方面，甚至这种丧失已经让你无法描述你丧失的究竟是什么：比如，你丧失的只是一个亲人吗？还是有别的什么？这时候你已经说不清了，甚至陷入了一种强烈的自我攻击和否定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就慢慢接近了一个忧郁症的状态。

　　所以，这篇文章给我们最关键的提示，不是说经济决定论是对是错，而是说，有一部分左派可能已经执迷于过去的革命与话语，而对今天的运动，今天的左派自身，今天的现实产生拒斥。我想，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就觉得好像身份政治，文化战争本身就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左翼政治的解法良方。它只是说，有的人因为这个东西不符合自己的自恋幻想，就把这些现实的运动推在外面。温迪·布朗的文章写于世纪之交，那她那个时候可能主要谈的是西方的“老左”，但是在20年后的今天，忧郁的人可能就不一样，搞身份政治，搞文化研究的人也可能忧郁，可能症状更加严重。那20年后，我们会成为这样的人吗？我们面对新的局势和运动形式，是不是也会有“这都是什么玩意儿，上不得台面，根本不可能这么搞”之类的看法？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不能被读成所谓“老左”和“后现代”之间的对立。它的重点在于区分“哀悼”与“忧郁”——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一种“被时代抛下”的感觉，这个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自己的丧失感；又怎么“抵抗忧郁”，走向真实的斗争？

　　如何走出左派忧郁症？

　　我们谈了这么多“左派忧郁症”的问题，但是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个走出“左派忧郁症”的姿态。但是这种姿态很多时候也是不健康的。左派忧郁症，其实是对过去左翼事业的“失败状态”的一种依恋，他不愿走出这种状态。但是与之相对的是什么呢？当苏东阵营解体之后，许多人会非常轻易地去寻找一些所谓的“替代品”。比如西方左派，他们就会觉得古巴，拉丁美洲的比如委内瑞拉政权，或者亚洲的像越南和其他国家好像是新的“星星之火”。他们可能其实根本不了解也不愿意去认真了解这些地方的人民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但是就觉得身边的所有行动都没希望，所以“我不管，我就要支持他们”。

　　包括其实像北叙罗贾瓦公社，其实也是类似的一个被左翼过于急切地拥抱，并报以过高期待的东西。按照我现在看到的材料，在叙利亚的环境下，北叙的库区自治我觉得当然还是有一定进步性的，但是海外左翼，尤其是西方左翼往往对北叙的那种运行体制会对他们有过高的期待，有高估他们的倾向。其实通过包括《北叙利亚通讯》这样的号讲的一些文章，我们今天可能会发现，近年来北叙那个自治公社的政治议程可能是有一些倒退的。

　　这时候你又该怎么办？我这里其实不是要批判北叙，我想说的恰恰是，当一个比较新的事物出现之后，可能有两种姿态：一种就是左派忧郁症的姿态，就是说你不够革命，不够左，不够“原教旨”如何如何，你不像十月革命那样；另一种我观察到的情况是恰恰相反的，就是新事物出来之后，大家就迫不及待对他们有一个非常高的期望。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体两面的，越是一个忧郁，压抑的环境，可能大家越是需要这种非常变革性的力量。我自己其实也是有一些这种倾向的。

　　玉玉症好了？

　　这里真正的危险是什么？你选一个远离你的现实生活的东西来安放你自己的希望，不论它是罗贾瓦，委内瑞拉，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比如很多左翼学生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就是小资生活，所以自己和身边同学的困境都是“小资产阶级无病呻吟”，然后就想跑进厂当工人，好像只有厂里才有“真实践”。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好像你不是“左派忧郁症”，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你可能往往也很容易陷入消极——因为“真实践在远方”，所以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所有斗争场景都是可以忽视的，不必认真在意的。

　　当然，我觉得我们所处环境和温迪·布朗还是不太一样。这篇文章对一些具体“左派忧郁症”姿态的批评我是认可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不是犯了这种错误的人，就统统都是温迪·布朗说的那种无法思考，参与现实斗争的人。就比如那个说罗贾瓦不够左的朋友，他也不是一个没有行动力的人。我当然反对他把一切按“布尔什维克”要素去审查的看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也不是一个很消极，忍气吞声的人，面对身边的不公，他也会起来斗争。

　　温迪·布朗这篇文章，我觉得真正启发我的是在于，不管是左翼忧郁症，还是它的反面，对所有“远方”的进步运动抱有过高热情，其实都需要往前走一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更加切身的，公共性的背景下去思考讨论。我们每个人身边有自己的各种困难，家庭的因素，工作和求学的因素等等。我觉得真正合适的思考方式，是在这些公共的，可感的因素的基础上去讨论这些情绪，为他们找到一些公共性质基础。如果单纯就情绪谈情绪，最后变成谈哪一种情绪是对的，哪一种情绪是错的，哪一种情绪于事无补，哪一种情绪会造成麻烦，我觉得这样的讨论方式是有问题的。在根本上，我不赞成对任何情绪的审查，因为我觉得任何情绪都是有道理，有背后的现实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