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中华文明历史梳理与马列本土化去芜存菁问题（内部讨论稿）

据1月23日一条视频介绍：“体制内竟然开始拒绝留学生了……北京作为首都，不仅在定向选调生中把留学生拒之门外，还收紧了优培计划，…广东省作为经济第一大省，直接取消了国外知名高校这一选项，只接受国内毕业生，…山东省，一个考公大省，也全面关闭了留学生选教通道”，紧接着“河南河北陕西等地相继效仿”等，这在我国政治生态中属于继改革开放后的又一次大手笔改革，其属于又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事件，透过这一举措可以大胆推测：1）我们党的创新理论再次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其对消化吸收外来文明结束了盲目性，并开始了精挑细选成就自我阶段，2）国家已开始对思想文化等再次展开了拨乱反正，其对与我们人类文明新形态相悖的理论思维正在进行着排异反应，所以这一举措的历史意义非常重大，它将载入史册。

然而反观我们的学术理论界，其仍然有些跟不上政治的发展，最近曾关注有些专家仍在运用哲学思维研究中外文明问题（在西学套路中不可能产生大的突破），也曾受邀参与了数个哲学群的讨论，其西式思维仍占主流，有的仍然想构建“独具特色的中国哲学”，距走出哲学误区仍存在着相当的距离。这一问题在我国学界很具有普遍性，属于需要给予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想就这一问题继续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中华文明需要根据自己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

近现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科学的迅猛发展和西学东渐，我国文化和学术理论界被打得晕头转向，乱了阵脚，因对其盲目迷信而出现了严重的西化现象，什么汉字拉丁化、中医西医化等层出不穷，学术理论更是唯洋是从，并将其看作是一种“进步”和“现代化”，然而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一再倡导文化自信与赓续中华文脉，民间和有些高级智库也开始对这些问题展开了系统性梳理，根据我们中华本土理论与思维，发现中西方文明自我们周朝以来走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终于理清了一些历史谜团，从而为其文明的运动发展分别给出了明确的历史定位。

（一）中西方文明的经向（通史）与纬向（断代史）梳理

人类历史的运动发展，其虽然以经济为基础，但却是以文明为导向，并以文明给予定性，所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并由生产力所决定这一理论值得商榷。根据经济与人类的基本关系，其虽然可以通过改造自然保障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但人类文明的发展则主要是“以人为本”，并以改造人类自身而提升文明素养为主导，由此而通过马列本土化产生了我们人文科学与经济学协调发展的人文经济学（我国也称其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

对于人文经济学这一概念，许多学者可能有些陌生，它是通过马列本土化，其由我们儒道释和政治经济学结合消化吸收近现代科学成果及各种文明优长蜕变而来，由此其也改变了我国的政治生态，实质上也为我国的政治松了绑，并不将其与经济紧紧捆绑在一起并由经济所决定，而是人文与经济协调发展，从而大大拓宽了我国政治的基本内涵，并发挥出“纲举目张”之效，也为在实际工作的具体运用中有的放矢提供了便利。

大家知道，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属于信史，通过对其的梳理，不但可以廓清我们中华文明运动发展的历史脉络，而且也可以看清我们的未来，从而在学术理论中走出一条我们自己的独立自主之路，同时也有助于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思路，并提供一种参考方案。

下面附表主要是根据对近现代科学有字与无字之书的学习考察，并根据考察中所得出的基本事实通过理论重构所得出的一种尝试，由于其方式方法得当，完全属于道法自然，不迷信任何理论与权威，也不带任何偏见，所以其成为了对古今中外所有理论体系进行甄别的一种基本判据，从而梳理出了中西方文明历史演进的基本轮廓。但由于其属于一种纯理论性梳理，所以对中西方文明演进的一些细节仍照顾不周，现在就尝试着对其进行一下具体的梳理。

针对我国许多学者仍迷信西方哲学问题，那就不得不扒扒我国的故纸堆了。然而通过扒拉故纸堆，结合近现代科学发展与马列本土化等，它则会牵出一系列问题。

1．中华文明通史与断代史梳理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出头绪。严格意义上来讲，我国学界近现代以来由于紧跟西方科学文化发展，而对我们中华古老文明的研究则有些放松了，即便有些学者重新拾起这一课题，也大多是由本本主义出发而忽视了对宇宙和人类自然运行的实际进行考察并重新研究，所获答案仍没能超出历史本本主义窠臼而给出新解，比如我们的太极图，其中间的一对阴阳就可解读为宇宙和人类通史，而其外围的五行八卦则可以解读为其随通史不断运动发展的断代史，其通史就是由一代一代断代史在历史演进中所沉淀并形成的历史运动轨迹，由此而形成了其经向与纬向运动相互交织而形成的历史经纬（参见下面附表）。

（1）中西方文明的经向（通史）梳理。关于我们中华文明经向（通史）梳理，在本文初稿的网络讨论中，有学者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但根据我国学界的共识，认为殷商之前属于巫术与神话传说时期，而自“文王拘而研周易”始，它则越过“盘古开天辟地”等的神话传说，从而对我们中华文明进行了一次历史性革命，并以此为标志开启了我们的无神论信仰时代，所以，尽管我们的古老文明早已通过“伏羲一画开天”创造了先天八卦而具备了雏形（其也带有神话传说色彩），但我们还是以信史记载为准。

根据《尚书·洪范》记载，在我国古代，人们相信神灵的存在和影响，因此发展出了神道思想和神道信仰。由此说明，我国古代基本属于神道思想和神道信仰，其理论与思维基本由巫术与神话传说所掌控，这就与西方的宗教文明产生了相互交集与相互印证，从而将西方的宗教文明与我国古代的神道文明联系在了一起，其说明我们中华文明也曾经历过宗教文明发展阶段，并且证据确凿，不容置辩。

然而正是通过这一经向梳理则证实，无论是中方还是西方，其文明都是从有神论走过来的，而我国周朝则通过文明重构（基本）改变了我们古代神道文明的运行方向，从而产生了文明革命，改变了其有神论的运行轨迹。也正是由于我们早已产生了文明革命，所以我国才跨过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并在其资本主义文化入侵时产生了强烈的排异反应（这一点正由隐晦逐步明朗起来）。而西方（等）其文明主流则仍属于神学，并继续沿着神学或有神论的大方向运行至今，由此便决定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属世界文明通史）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属世界文明断代史）两种变局的叠加，这也属于证据确凿，不容置辩（下面还会在纬向梳理中继续这一话题）。

由此再反观我们中华文明运行的基本轨迹，近现代以来我国在马列理论指导下所进行的革命，其所解决的只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断代史社会革命问题（属现象学），并且还没有完成其思想文化革命（本质学），更没能完成其文明理论的深层变革。然而通过其这种文明理论的深层变革，其必然要结合近现代科学发展与马列理论等优长导向我们中华文明通史的运行方向，从而合并于我们传统文明的运行轨迹，并重新回归我们的中华之道，有力助推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而这次文明复兴所牵涉的问题很多，如果把握得当其会将三千年与百年未有两种大变局给予一揽子解决，而如果看不清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从而采取保守主义态度，仅仅纠葛于马列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其不但仍难以彻底解决思想文化革命的问题，而且仍会做成一锅夹生饭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难题，同时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留下悬案，所以一张两大变局叠加的历史考卷摆在了我们中华儿女面前，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都在关注着我们怎样又一次赴场赶考，并会交出怎样的历史答卷。

（2）中西方文明历史的纬向（断代史）梳理，其遗留问题仍留待现在解决。中西方的轴心时代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为探讨我国无神论课题，是故将周朝历史向前扩展了100年），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如中国的周文王、老子、孔子、墨子，以及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们，古印度的释迦牟尼等。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后世的人类社会。

然而也正是在这个轴心时代，中西方文明则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1）中华文明通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等给予了文明重构，周易、道德经等相继出现，其基本解决了宇宙自然的本质（气）及其绝对运动问题，从而发生了文明革命，并由有神论进化为无神论，由此而产生了中华文明的一次历史性飞跃，而2）西方文明则在其宗教文明基础上产生了哲学与科学（物理学），由于其哲学与科学没能解决宇宙的本质及其绝对运动问题，没能触及其宗教文明根基，所以其对宗教文明只是进行了改良，由此而产生了其“神哲科”相互杂交的一种夹生性理论体系，这就是中西方文明在古代演进的基本轮廓。

但中西方文明这种历史演进是交叉进行的，虽然我们中华文明曾以“文王拘而演周易”作为标志并成为我们中华文明历史演进的主流，然而其神道思想并未完全杜绝（如“君权神授”），各种宗教作为支流仍然存在，而其由后来（在战国时期成编）出现的黄帝内经也反映出，我国运用气一元论从事人体科学研究事实上早在黄帝时代就开始萌发并快速成长，由此而产生了我们的中医药学，从而进一步助长了我们的无神论信仰。然而我们中华文明曾经的重构与革命仍不够彻底，仍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些悬案有待根据科技与历史的发展继续给予解决。

通过历史梳理则反映出，在研究并重构我们中华文明理论的过程中，需先确立宇宙和人类的大本大源，紧接着确定其基本矛盾的绝对运动，由此便会衍生出我们本土理论基本范式，如此便抓住了其总纲，即其基础理论，其虽然在阐释上存在着古今之别（如“阴阳”与“正负能”称谓，其由“能量差”所决定），但在原理上则亘古不变，所以只要抓准文明总纲，其文化之目自然而张（意即在确准这一基础理论后可先行公布这一主张，由此而统一思想理论）。至于其应用理论中的特殊矛盾及其相对运动（如我们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特殊矛盾），可由学术理论界根据总纲和基础理论慢慢将其予以补充完善并逐步理顺，这便是我们中华本土理论构建的基本套路。

2．我们中华学界主流在周易产生后便驶离了“抽象思维”（梳理的重点落在此处）。世界学术理论界也跟商品市场一样，叫卖声音最高的理论和思维往往最是假冒伪劣产品，比如美国，其“民主、自由、人权”，通过最近在小红书上对账，其两国网民这才对其双方的教育、医疗以及工作量和收入开支等有了切合实际的了解，也对其“普世价值观”具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从而揭穿了美国“民主政治”的画皮。

同样，西方哲学自我标榜为“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并一直在“透过现象看本质”，但至今其仍没能找到宇宙的本质，前些年其有位理论物理学家曾发表文章，说他找到“宇宙的本质是数字”，为此自己还专门写过一篇拙作对其进行批驳，通过他这篇文章便等于自报家门，说明西方通过其哲学的“抽象思维”一直就没能找到宇宙的本质，可惜其几千年来产生了那么多哲学家、思想家和理论物理学家，并在全世界吸引了那么多“爱智慧”学者都在不遗余力地研究哲学问题并求取宇宙和世界的本质，结果到头来却玩了一套“里格楞”，研究世界观的学问却一直就不知道世界观究竟是什么，这是不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场最大的学术理论骗局？

我们中华文明一直讲究“大道至简”，其关于宇宙的本质或本根通过一个“气（能）”字便准确无误地反映了出来（这个字也已成为目前拨乱反正的基本依据），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地标榜，也没有通过其“抽象思维”策划那么多套路和包装，更没有规定只有“爱智慧”的高智商人士才具备研究“哲学”高智慧的资格，而是通过周易的文明革命早已驶离了抽象和神学思维轨道，并脚踏实地，秉笔直书自然规律，从而准确地反映着宇宙的诞生与运动。

3．运用中华文明区分中西方思维。西方哲学的基本功能就是操控人们的思维，所以我们在此也就不得不根据我们中华文明谈一谈中西方思维问题。

总体来讲，运用哲学对中西方理论思维（如“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做出的定性分析是不够准确的，也有些肤浅，根据对中西方文明通史和断代史进行梳理则说明，我们中华思维事实上在周文王通过周易进行文明革命后，其已经改革为世俗的“易（气）学思维”（亦可称为“形而上思维”、“玄学思维”、“阴阳思维”或“能量运动思维”，其可以追溯到“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传说），而西方哲学“抽象思维”的本质则可以追踪到其“神学思维”。为进一步使这一梳理条理化，现将其列表展示如下：

中西方理论思维比对表

中西方理论思维这一区别有根有据，很值得大家继续深入思考，其不但可以夺回我们的话语权，而且可以继续将研讨进一步引向深入。

不过通过这一比对也反映出，我国古代由于重视气（能）学的研究，而对物质运动现象的研究重视不够或有所偏差；相反，西方则是重视对物质运动现象的研究而对气（能）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致使其神学延宕至今，它们两者需要去芜存菁相互融合。

（二）太极图中间的阴阳属于历史的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

对我们太极图的这一解读并非是由本本而来，而是通过对近现代科学有字与无字两本书学习考察由事实所证明的，通过多年来网络讨论也发现，近现代以来真正读懂我们中华文明这一原理的，唯有我们党对其给予了深层领悟并加以运用，比如我们党领袖们所倡导的“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和“纲举目张”等，以及毛泽东的战略与战术并运用文房四宝打败国内外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等，都反映着其对我们中华文明这一独门绝技的娴熟运用，而其它文明都读不懂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一般情况下，对于我们党所倡导的“大本大源”研究普遍对其领悟不深，如果按照这一指导追究下去，其必然会逆序产生“现在→历史→本根→0”这一过程，然后再返回头通过整理就会得出宇宙自然和人类世界由“0→本根（气或能）→历史（阴阳或正负能）→现在（万象）”顺序运动的基本轮廓，从而得出我们中华文明理论的基本范式（前文在探讨方式方法时，曾将理论范式提到前面，那是因为其可反映全盘，便于对西方“神哲科”理论范式进行反观，但其仍然是由本根所衍生，最终仍要归结于大本大源）。

通过以上梳理则首先证实，中西方文明的根本性区别则在于其本根或大本大源问题，并由其衍生出了数学的二进制，并产生了其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从而决定了其不同的运行方式和运动方向。虽然西史辨伪提供证据说西方文明及其天主教和基督教以及其科学是剽窃我们《永乐大典》等古籍伪造了他们的历史，但由于我们古籍对我们中华文明的精髓阐释得并不够明确（我们自己许多学者都搞不明白），所以西方只学了点皮毛，更难以搞懂我们文明的真实内核（气），反而出现了“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后果，结果在世界文明史上闹出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统观我们国内许多学者的理论研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由于我们易经（周易）、道德经等古籍的精髓“气”并没有明确出来，所以也大多不知道该研究什么，而是照本宣科自以为是对其予以解读，虽然说其并不为错，但基本都难以一语中的，由此才出现了我们国学研究也呈现为一片混乱的景观。

（三）世界文明将走向统一

在前文的梳理中，曾根据西方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得出结论，全球经济与科学已基本实现了统一（这属于西方对世界历史做出的贡献），唯独文明未实现统一（各种宗教信仰都各行其是），这明显属于世界文明发展的一块短板，由于各种矛盾的相互激荡，美西方受其欲想独霸世界野心的驱使，悍然发动了生物战（欲消灭世界所谓“垃圾人口”）、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以及东欧与中东热战，其实质上就属于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对于这场世界大战，普遍都对其认识不足，因其有别于前两次以热战为主的世界大战，而这次正如世界主要矛盾所阐释得那样，其主要矛盾在于文战，并且主要在中美两个大国（及其仆从国）间展开，对此中美双方实质上都心照不宣，也都在按照其各自的计划在不断向前推进。

世界文明在走向统一这一论断是通过对世界文明的梳理得出的（见下面附表），正如上面所言，它属于由百年未有与三千年未有之两大变局叠加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系列根本性矛盾所促成的，1）中华天道文明对弈美西方宗教文明，2）中华人道文明对弈美犹等兽道文明，3）中华能理学（气学）对弈西方物理学，这三大矛盾都属于发自文明本根并属于基础理论中的基本矛盾，其属于三千年来所积累的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其必然会产生博弈，也必然会由历史发展决出胜负。至于根据马列原理发生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那属于断代史中的特殊矛盾，其属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发生的矛盾，所以这次需要一揽子解决。这不是我们好高骛远，而是世界历史已走到了这一步，盎撒集团于2005.6月在伦敦秘密举行的会议中所制定的《盎格鲁·撒克逊计划》便属于其第三次世界战争的计划，其核心议题便是策划对伊朗与中国等开展“生物战与核战”（明确以伊斯兰教与中华文明为首要目标），2003年在我国所爆发的非典和2019的新冠肺炎等都属于其这个计划的组成部分（其“基本任务是彻底消灭中国人”），其把我们和世界人民逼到了这一步，历史要求我们与世界各国非解决不可，否则整个世界将永无宁日，难有和平之望，更难以共同发展。

鉴于三千年未有与百年未有两种大变局矛盾的叠加，我们需要具有清醒的认识，这次我们出手不能保守，需要根据三种矛盾三管齐下，一起出击，根据下面附表所示，在中西方文明三种矛盾的对弈中，我们都具有着绝对优势。然而通过对这三种矛盾的梳理，它也将我们的党史与中华文明的救亡图存进一步深深联系在了一起，并将我们的革命与建设划分为三个阶段：

1．阶级斗争阶段。这属于我们党根据马列的阶级斗争理论领导阶级革命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以及“文革”阶段，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有失败，我们党已对其做出了决议。

2．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改革开放并“摸着石头过河”阶段。这属于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这个阶段，通过抛开本本主义摸索前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并在改革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但也不得不承认，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融入世界，所以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和理论也大量涌入，导致我们社会的道德文明建设出现了大面积滑坡，从而激发出我们中华文明对其产生了排异反应，社会矛盾有所加剧。

3．十八大至今。这个阶段的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我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改革正向纵深推进中，并根据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而推动着我们的理论创新，由此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即将酝酿成熟。

自十八大以来，在我们党的统一领导下，我们也在推动理论转型升级，目前已开始逐步成型，并通过马列本土化产生了我们的“人文经济学”，并由此过渡到我们的“人道文明或人道主义”，从而使我们步入了“人道社会”（参见下面附表）。

这一理论转型升级的跨度是巨大的，它使我国学术理论界一直所奉行的本本主义难以适应，然而根据我们中华文脉运动的基本态势、近现代科学发展和我国社会实践所反映的基本事实，它又是实事求是并证据确凿的，其属于我们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但也严重冲击着那些本本主义的舒适区，无论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还是话语体系中，都对其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由此也引起了一定的混乱。而怎样疏导并整理这种混乱，仍需要由我们党予以理顺（根据前言所述“拒绝留学生”问题，说明我们党已开始着手进行整顿）。

在前文“修改稿”中，通过马列本土化，在将其人类劳动起源论扩展为基础理论基础上，也将其“阶级观点”消化吸收进应用理论中，从而形成了其基本矛盾的“人道对兽道专政”，也形成了其特殊矛盾的“阶级专政”，这两种矛盾叠加在一起对由财富不均所形成的阶级矛盾给予了“标本兼治”的专政与治理，可以更有力贯彻落实我们党“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

然而面对整个国际局势，虽然我们国家在处理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事物中都举措得当，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我们主流学界的学术理论却仍然跟不上趟，仍被困在西方“唯物论哲学”中难以自拔，依然难以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未免有些令人叹息。

二、试谈马列本土化过程中如何去芜存菁

实事求是地讲，马列本土化在我国既属于一个不断深入探索的问题，也属于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既然问题的探讨越来越深入，那么我们在此也就坦诚相见，坦率地谈出自己的观点，否则难以实现马列本土化，更难以做到去芜存菁。

（一）运用中华文明理论思维对马列理论进行扫描

首先需坦言，在下并未通读马列全集，只是对其主要论点及其理论体系有些了解，如果不进行科学考察，并对我们本土理论有所认识，也不敢对马列说三道四，然而在领悟并理解了我们本土理论体系构建中需经过“1→0”再“0→1”两道基本程序后，由此才认识到中西方理论的不同，从而比较出它们的优劣，并着手尝试马列本土化课题。

首先，需追究出宇宙诞生的大本大源。而对于这一问题，一般都认识不足，基本都是跟着教科书和工具书人云亦云，在下也是在搞懂搞通一些自然科学问题过程中误打误撞才认识到其重要性，因其属于整个自然科学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过后才发现唯有我们党领袖们和少数民间中医对其具有清醒的认识，并一再提示研究这一问题。

这属于我们中华理论体系构建中第一道基本程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读书先要“由厚到薄“或“由繁入简”解读问题，运用数学表达即“1→0”那道基本程序，通过这一追踪才发现，尽管近现代科学发展得非常复杂，又是经典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以及宇宙大爆炸等，最终其仍没能超出我们先祖所认定的那个“气（能）”字，近现代科学对“暗物质与暗能量”的破解仍将要由这个字来破题（让我们拭目以待）。可以这样说，现在整个学术理论界的所有问题，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一个字演绎而来，因为它代表着宇宙自然的本质。

“大道至简”，当书读到薄处，其实就那么点事，由此中西方文明的区别也在其本质性的两个字，即：“气”与“神”，然而围绕这两个字，世界文明却演绎出跌宕起伏的两部历史，无论是在探索由“1→0”之路上（即“由厚到薄“或“由繁入简”），还是在探索由“0→1”的演绎中（即“由薄到厚”或“由简入繁”），其都是围绕着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本质而展开，尽管各路“军阀混战”不休，但都无出其“本”之右（见下面附表）。

其次，需追究出宇宙学理论体系的基本范式。在追究宇宙诞生大本大源过程中，其理论体系的基本范式就已经自动浮出水面了，如“宇宙诞生→历史→现在”的基本轮廓，再结合我国古代的气一元论就形成了“太极→阴阳→五行八卦”，其最直观的形象化表达仍然当属我们所熟悉的太极图。

通过追究宇宙大本大源所形成理论基本范式，这属于我们中华理论体系构建中第二道基本程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读书在“由厚到薄“或“由繁入简”基础上再返回头重新“由薄到厚”或“由简入繁”解读人类文明问题，运用数学表达即“0→1”那道基本程序。而通过这一解读，就可以读出我国近现代历史又怎样走进我们中华文明的来时路，并重新走入一片光明的未来（请参见下面附表）。

然而再回头解读马列，其虽然著述颇丰已达几十卷，许多人都认为其“博大精深”，但根据我们中华理论范式予以解读，其仍没能结束其“由厚到薄“或“由繁入简”那道基本程序，既没能完成其对宇宙学有字与无字两本书的解读，也没能完成其对人类学有字与无字两本书的解读，仍需要我们中华文明对其给予补充完善，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历史当口。

然而在对马列理论补充完善过程中，虽然其西方哲学理论范式属于我们需要扬弃的内容，但其对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则带有突破性，而这种突破的历史意义非常重大，通过与我们中华文明与其相互结合，它将改写人类文明的历史，下面就先将其消化吸收进来。

（二）先取马列之精华

在对我们中华古老文明理论体系的现代化过程中，仍需要遵循我们党“去芜存菁”的基本原则，其不但适用于我们的古老理论，也同样适用于马列，由此才能“激浊扬清”，从而形成我们所需要的创新理论。

通过考察说明，马列的精华集中于三个方面：

1．人类“劳动”起源论。这个问题是由恩格斯提出来的，继两位伟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进行了大量研究，结合达尔文进化论等近现代科学发展，恩格斯得出了人类起源于“劳动”这一结论，然而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都认识不足，它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最精华内容，其属于对人类认知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一项突破，几乎可以与我们中华文明之“气”等量齐观，如果说其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具有开先河之功都不为过，通过将其与我们中华理论范式相互结合，由此也填补了我们传统人类学的理论空白，从而形成了我们系统非常完备的“人道文明”或人类学理论体系，与我们的宇宙学系统论形成了比翼齐飞的盛况（参见下面附表）。为此，在下面附表之后特别增加了两条注释：

马列本土化的重大意义在于：

1．确定人文科学基本原理。根据达尔文进化论（马列采纳了这一理论），人类是由普通动物进化而来，所以人性是脱胎于兽性而来，由此，“人性⇌兽性”的对立统一运动便决定了“文明⇌野蛮”的对立统一运动，继而也决定了“人道⇌兽道”的对立统一运动，并决定了贯穿于人类社会始终的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其也就决定了人文科学的基本原理。

2．确定经济学基本原理。根据马列人类起源于“劳动”的结论，结合达尔文进化论，由此便决定了人类的本质属于能够认知并改造自然的“劳动性”，而动物的本质则属于其只能寄生于自然的“寄生性”，所以人类的经济活动便属于“劳动性⇌寄生性”的对立统一运动，其也属于贯穿于人类社会始终的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这便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所以，我国的人文经济学便形成了“人性+劳动性⇌兽性+寄生性”的对立统一运动，于是便形成了“人道文明⇌兽道文明”的对立统一运动。

然而马列的人类“劳动”起源论，在其所采用的西方理论范式中是颇受委屈的，其根本无法伸展开来，所以两位伟人才在其所惯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然而即便如此也仍显不足，其理论阐释仍局限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断代史范畴，仍难以解决人类通史的基本矛盾和绝对运动问题，唯有我们中华理论范式才能助其升华为“人道文明”通史，从而形成人类学系统论或人类文明新形态。（所以，下面附表中人文科学的“人性⇌兽性”的对立统一运动就是既吸收了恩格斯的研究成果，也结合了我国平民百姓的传统认知。）

通过这一辨析说明，最先突破马哲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两位伟人自己，其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在向人类通史迈进，但仍差些火候，必须要由我们中华理论范式的系统论提供援助才能使其完善起来，这首先就为我们那些将西方哲学作为圭臬的人们提供了参考。

2．“阶级斗争”学说。前文《试谈两棵“文明树”与生命的负熵》在乌有之乡网刊发表后，感觉其对马列理论的消化吸收不够完整，于是又在其基础上形成了一篇“修改稿”由国关文化公众号重新发布了一下，其特点是根据中医“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原则将我国的革命与建设划分为“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从而解决了思想为本而实践为标的“标本兼治”理论问题，现将其修改中的部分段落粘贴如下供大家参考：

在我们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文经济学中，人道专政属于基本矛盾的绝对运动（“敌人与朋友”已深入思想领域），其贯穿人类社会运动的始终，而阶级专政则属于特殊矛盾的相对运动（其“敌人与朋友”属于社会的具体运动），它属于现代社会发展阶段所特有的一种特殊矛盾现象。伴随着人类生产工业化的到来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通过商品交换自然产生了财富的集中，由此而产生了阶级，并且其属于社会的体癣之疾，自然需要通过阶级斗争予以解决，所以我们党运用阶级斗争领导我国的社会革命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显然是正确的。

然而根据我们中华文明“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原则，由于我们社会的病根甚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其需要我们社会文明的重新构建才能祛除病根（这个难度非常大），所以继续运用治标的阶级斗争“处方”进行治本则就难以奏效了，十年“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属于其所开出的处方不对症，需要重新“号脉”并重开处方。（在此试问那些保守派：邓公果断弃用旧方主张重新“号脉”重开新方，还能说他这位“中医”不懂中国医学吗？）

通过中医“标本”理论对我国近现代历史进行梳理，它将我们党领导革命与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和探索非常丝滑地衔接在了一起，并可通过中医理论的“君臣佐使”舒缓一些无谓的争论，从而继续推动我们的事业向前发展，并继续推动我们中华文明的顺利复兴。

3．“所有制”学说。伴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商品市场的国际化，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随着商品生产与流通规模越来越大，其资源利用和组织形式也必然会水涨船高，必然会逐步扩大，马列研究的“公有制”存在着其一定的合理性，我们应肯定其积极意义，我们党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深含着其这一思想。然而通过我国的社会实践则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不能急于求成，否则就会犯急躁病错误，所以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采取了“混合所有制”，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说明我国既继承了马列思想又克服了本本主义，并不照抄照搬的做法是正确的，但其仍需要从理论方面对我国的社会实践给予更确切的总结与阐释。

（三）再去马列之糟粕

自己知道，在此言说“马列之糟粕”是犯忌的，但由于其产生于西方，如果不运用毛泽东的“两分法”对其予以识别，而将其西方理论思维也一并予以接受，并将其看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我们会犯历史性错误，历史也一再证明，本本主义曾给我国的革命与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我们不得不以史为鉴。

原来在我们教育普及中只存在马列哲学，除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与斗争外没得选，由此不但将人类通史与断代史统一通过“阶级斗争”理论思维予以理解并阐释，而且对我们目前所处断代史难以理顺（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予以冠名），由此在学术理论界出现了一系列混乱。

深刻分析原因，其主要在于我国长期以来的西式教育影响仍难以扭转，尤其是马列与西方哲学理论深度纠缠在一起，人们一时难以理清，深刻影响着我们中华理论思维的复苏，根本见不到马列本土化有关探讨（哲学思维实质上一直在阻止马列本土化，反而欲想将我们中华理论思维马列化），可以这样讲，近现代以来在引入西方科学理论与马列后，我国学术理论在研究中基本迷失了自己。

正如上面所言，由于我们古籍中本土理论精髓一直有欠深入挖掘，所以其绝佳的优长一直难以展示出来，比如其本质“气”及由其所衍生的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就被深深埋没于浩繁卷帙中。细数起来，我们中华文明的精髓“气一元论”体现最为明确的当属中医药学，因为其需要阐释人体生命原理并祛病强身，所以不能含糊其辞，然而伴随着西学东渐，其却被戴上了一顶“不科学”或“伪科学”的帽子被批得险近夭折，在多方面围攻中“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然而在此大家不妨也回味一下，近现代以来在我国首当其冲保护中医药并发挥根本性作用的又是谁？仍然是毛泽东！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气一元论”与西方唯物论哲学的基本关系却鲜见有人能够辨析透彻并论述清楚，大多是本本主义人云亦云并跟风西学瞎起哄，由此对于马哲的问题，由于其在我国被抬得地位过高，并形成了一些党八股套话反复“念经”，所以才导致其能够独占我国学术理论平台并本本主义盛行，而人们对此也一直讳莫如深。

请参考下面附表，其核心理论仍属于我们古老的“气一元论”，根据近现代科学发展，经对其有字与无字两本书的学习考察才使其实现了现代化，并进一步展现出我们古老易经与道德经等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博大精深，并证实其属于古今中外唯一正确并唯一能够源远流长的文明和理论。这不是自嗨，而是证据确凿，并无以辩驳的基本事实。

1．在马列本土化过程中缘何要扬弃其西方哲学？在此对西方哲学谈“扬弃”话题，会惹得许多“哲学家”不舒服，因为其会走出西方哲学的舒适区，在学术理论原野上会跨入另一种更加通透的境界，从而使他们无法上下其手，大展拳脚。

也正因如此，我们通过古老“气一元论”的现代化才彻底搞清了西方哲学所存在的问题，上面通过马列本土化不但已为其弥补了其宇宙学与人类学不予区分的不足，而且也为其弥补了宇宙和人类通史与断代史不分的缺憾，同时对其基本矛盾的绝对运动也填补了空白，其都揭示出其哲学所存在的短板所在，所以在马列本土化过程中自然对其哲学产生了排异反应，对其不得不果断地给予扬弃，然而除这些之外，还有些其它理由也列举如下：

（1）中华文明自古就没有哲学。客观地讲，我国学界之所以崇尚“哲学”并以其为圭臬是因为我们教科书只灌输这一种理论范式，许多学者所说“中国哲学”事实上是将其作为中国理论来看待，其初衷应该说都不错，但问题在于，由于其哲学理论范式属于西方“神哲科”杂交理论体系的重要一翼，其反而对我们本土理论产生了排异反应，从而将我们传统的气一元论排挤出局，并对我们的大脑和思维进行了转基因改造，中断了我们传统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实质上也就等于中断了我们渊源流长的中华文明。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事实，所以在明确我们中华本土理论的基础上，必须要对其进行反向的排异反应，而这种排异反应并非仅仅联系着马列，而是会贯穿中西方文明博弈的全局（希望那些本本主义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通过以上辨析明确说明，我们中华文明将那本无字之书解读为“气（能量运动）”，而西方文明则将其解读为“神学+哲学”，这就是我们自古就没有哲学的最根本原因。

请看下面附表，我们中华文明自古就没有哲学，其在我们本土理论体系中根本就没有它的任何位置，因在其古老的“气一元论”中首先就确立了宇宙自然的本质，而在这一非常明确的理论体系中再为其加入个“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哲学，不但属于“瞎子点灯白费蜡”，而且属于平白无故地添乱，其主要作用是在操控我们的思维，试看近现代以来我国学术理论界被搞得混乱不堪，乌烟瘴气，并莫衷一是，是不是这样？

我们中华文明被搞得混乱不堪使我们在与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的对垒中乱了阵脚，在战略上使我们完全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境地，从而出现了一段历史的悲哀。

（2）缘何说西方神学与哲学暗通款曲？我们就直接说马哲吧，请看其所倚重的唯物论，在对物质运动的阐释中只说物质会“绝对运动”，但其并没能说明物质缘何会产生绝对运动，更没能阐释绝对运动的动因是由谁并怎样产生的，最终其仍然将绝对运动的动因留给了“上帝”，并与神学暗通款曲，这不是瞎编吧？

我们学马列的人都知道，其哲学通过“物质与精神”和“唯物与唯心”论题是坚决反对有神论的，并将神学定性为“唯心论”，但科技与历史的发展却证实宇宙的本质并非属于物质，而是能量，所以其所倚重的唯物论事实上也属于“唯心论”，是不是这样？当然，我们也理解历史发展的局限性，不应求全责备，但近现代科学已明确证实物质并非属于宇宙的本质，而现在仍然在以“唯物论哲学”为圭臬，并反反复复“念经”，那是否有些“刻舟求剑”或“指鹿为马”之嫌？

（3）中西方文明的本质区别在于其大本大源及其绝对运动。承接上面“太极图中间的阴阳属于历史的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介绍，我们中华文明理论的立论基础（本根）属于“气”及其“阴阳”的绝对运动，而西方文明理论的立论基础则属于“上帝”，上帝既属于其大本大源（本根）也属于其绝对运动，由此而决定了中西方理论体系本质的不同。

西方哲学是依赖于人的“抽象”而存活的，如果没有人的存在与其大脑人为的“抽象”并“透过现象看本质”，哲学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其属于因人“抽象”而生的唯心论，其所求出的所谓“本质”实质上只是一些概念，难道“上帝”不也属于抽象而生的一种概念吗？难道这些空的概念与上帝有何区别吗？其只是叫法或称呼不同罢了，本质上它们属于一回事，都属于一些虚拟性概念，这也属于事实。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长期以来普及哲学教育，我国学术理论界对我们本土理论的立论基础（本根）“气”及其“阴阳”的绝对运动已经基本无感，甚至将其丢失得干干净净，基本达到了全面西化的境界，此情此景令国人忧心忡忡。

（4）西方哲学虽然设计精妙，但在我们中华文明面前却无所遁形。的确如此，西方哲学的设计者思维非常缜密，其将绝对运动留给了“上帝”，但其相对运动又通过“唯物”与物质运动现象绑定在了一起，应承认其设计者这种高超“技艺”，这样既照顾到了其由“上帝”操控的绝对运动，也照顾到了其由物质相互之间产生的相对运动，在绝对运动与相对运动之间充当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掮客，然而有一点不要忘了，西方物理化学中物质运动的动因并没有交代清楚，尤其是其绝对运动的动因也是留给了“上帝”，所以通过这一追究，西方哲学与科学都是由其神学发展而来，其既符合逻辑推理，也符合其历史的真实（据DeepSeek查考，西方中世纪大学确实起源于教会学校，一些大学为支持神学研究引入了哲学课程，随后又开设了科学课程，由此就更能说明其神学主导的绝对运动统领哲学与科学相对运动的历史脉络）。

要说对西方哲学与科学的深入研究与思考，恐怕没人敢说能超过牛顿与爱因斯坦吧。然而据考察，宇宙间所有事物的运动都是由其绝对运动所推动的，即便西方最负盛名的科学家如牛顿与爱因斯坦等在深入研究中也追究到了“宇宙的第一推动力”，并将其归功于上帝，如“上帝对宇宙踹了一脚产生了第一推动力的说法源自于（牛顿）对宇宙起源和天体运动的哲学思考”，通过牛顿这一“哲学思考”也说明了西方神学与哲学的基本关系。然而我们中华易经、道德经和气一元论等首先就通过“阴阳”（能量差）的相互吸引与排斥解决了宇宙的绝对运动问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追究则说明，无论西方哲学的设计者对其设置得如何“技艺”高超和精妙，其在我们中华文明面前都无所遁形，由此，中西方圣贤究竟孰深孰浅，孰高孰低也就高下立判。（为此曾与10几位高知与留学生进行过辩论实战，也曾直截了当向他们发问：“你们谁能比牛顿与爱因斯坦更牛叉，可以上来辩论一番”，结果都躲着不敢上前。）

（5）马列整个理论体系由于以哲学思维打头，所以其都属于西方范式。在马列理论体系中，其哲学依赖于“抽象”而存活，其政治经济学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其科学社会主义则缘起于“乌托邦”，然而科学发展和我们的社会实践则证实，其理论阐释不但是狭隘的，而且也并不符合人类通史运行的实际，所以，扬弃其西方理论基本范式，保留其思想和研究成果并将其予以本土化纳入我们中华文明的运行轨道才能使其浴火重生，下面附表已对其尝试着进行了这样的现代化改造与处理，并由此而产生了我们的人道文明和人文经济学，并使其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否则其会像苏东剧变一样默默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

通过以上梳理，再深刻领悟我们党所提出的“魂脉与根脉”课题，就应该能掌握其基本要领了。

2．通过与我们中华通史对标，再对西方哲学进行一下总结。“尽信书不如无书”，其在战国·孟子及其弟子《孟子·尽心下》中就记录了周武王率兵伐商以少胜多赢得伐纣的牧野之战，也记录着继“文王拘而研周易”后继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通过战争实践进一步奠定了我们中华文明由神道思想和神道信仰革故鼎新为天道文明的一个历史片段。同样，我们党更是以毛泽东一篇《反对本本主义》对待书本知识，由此而开启了马列中国化并最终本土化的历史进程，所以，迷信书本，照本宣科，历来就属于我们中华文明和我们党理论思维的一种大忌。

由于长期以来贯彻西方“实证科学”教育，在理论研究中也要求拿出“实证”，这属于西方“唯物论”思维，如果要求“实证”，那我们以“玄学”为主的易经就产生不了，道德经也写不出来，尤其是中医的精气学说由于无法得到唯物论的实证必然属于“不科学”或“伪科学”，近现代以来那些西化派就频频以其“实证科学”向我们的古老文明发难。然而现在的西方科学却也给自己的实证科学出了道难题，既然科学界没有检测到暗物质其形而下之“粒与子”的有形存在，凭什么将其称为“暗物质”（这样命名的本身就存在着其原则性错误），而由于其功能可以推动宇宙膨胀，所以又将其功能称为“暗能量”，那么又凭什么一会称其为“暗物质”，一会又称其为“暗能量”，那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其实它们两者实质上应属于同一种客观实在），这样的唯物论或物理学书本知识难道我们不应该对其质疑一番？

然而在学术理论界，书本对人类思想理论和思维禁锢的影响则是巨大的，西方的一本《圣经》导致其全社会都匍匐于其“上帝”的脚下直至现在，而我国学术理论界自近现代以来也都匍匐于西方哲学理论思维脚下无以自拔，历史一直在重演着其迷信书本的悲剧。

（1）西方哲学属于欲将人类思维引向歧途一种思路。正如前面一系列拙作一样，我们一直在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揭穿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的画皮，那么现在我们同样采取这一方式集中对西方哲学理论思维进行一番辨析。

西方哲学号称“唯物论”，那么其事实上已经将宇宙的本质定性为形而下并肉眼可见的有形“物质”，然而其哲学却又对其给予了根本性否定，并不承认宇宙的物质性，而认为其实质上只是属于“现象”，并继续通过“透过现象看本质”将人们的思维引向了“抽象”思考，从而又将抽象所得出的“概念”作为宇宙的本质，其既“唯物”又否定“唯物”，最终只认定由其自以为是“抽象”所得出的所谓“概念”才属于宇宙的本质，这究竟属于一种什么套路和戏码？难道其转了一圈最终不还是仍没能脱离其“唯心论”？难道其不是又陷入了另一套路的“唯心”理论之中？其与“唯神论”在本质上又会有什么不同？可惜就是这样一套“唯心论”理论，至今却仍然在禁锢着整个西方社会都无以自拔，也致使我国学界许多深钻“哲学”的学者们仍难以迷途知返。

这一套“花活”玩下来，别说普通百姓，即便在全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如牛顿与爱因斯坦等，按说其对科学和哲学的理解与运用应属于顶级水平，但其最终仍然将宇宙的诞生及其本质和绝对运动归功于“上帝”，致使西方文明几千年来一直笼罩于上帝的阴影之下，并一直在这条邪路上狂奔不止，目前发生在东欧和中东的热战事实上仍可以归结为他们异教徒相互之间的攻伐之战。而我们中华文明则在二战中由我们党领导运用传统“以文驭武”战略战术打败了国内外敌人，同时也运用我们的传统文明抵御了美西方对我们实施的“颜色革命”，近年来更是运用我们的中医药和传统文明与智慧打败了美西方对我们发动的生物战、贸易战、金融战与科技战等，并且通过斗智斗勇也将热战阻止于东亚和东南亚之外，使战火与恶魔远离我们的国境，保障了我们自己和周边的和平安宁。

通过运用我们中华本土理论思维对西方哲学思维的这一举例和深度剖析，说明西方哲学实质属于欲将人类思维引向歧途一种思路，我国学界应努力从这种思路中解脱出来，力争在我们党的统一领导下，尽快回归我们的本土理论思维，助推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2）西方哲学欲想取代中华之道与西方神学的企图难以达成。根据近现代科学发展所提供的数据，我们本土理论的“形而上+形而下”涵盖了宇宙质能总量（现在亦开始称“总能量”）的100%，而西方哲学则只“唯物”于宇宙形而下之4-5%有形之物。正因为如此，西方将形而下之4-5%的物质交给其哲学掌控，而将形而上之95-96%的宇宙组分和空间则交给其上帝掌控，这样一种“神哲科”理论体系还不够奇葩？

也正因为如此，其只“唯物”于宇宙形而下之4-5%物质的哲学，显然与我们中华阴阳不属于同一个层级的理论。然而更奇葩的是，就是围绕着这形而下之4-5%的“唯物论哲学”，却产生了那么多具有所谓“高级智慧”的“思想家、科学家”，并写出了那么多著作，吸引着我国甚至全世界那么多人对其顶礼膜拜，甚至将我们的本土理论冠以“封建落后”而对西方哲学表现出死忠，这是否有些“滑天下之大稽”？

再看我们本土的气一元论阐释得基本顺序：“气（本根）→阴气与阳气→万事万物”，其事实上就是宇宙运动的一部通史，包含着其从“祖宗→现在”的来龙去脉并传宗接代的伦理学，首先确立其“祖宗”究竟是谁，然而西方哲学却根据“万事万物”之现象引导人们通过“透过现象看本质”去猜，对自己的“祖宗”猜个啥就算个啥，结果谁也猜不准，最终不得不将其重新归结于“上帝”，难道牛顿与爱因斯坦等那一帮“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哲学家”不都是如此？

透过这些年来西方努力推广其科学文化并借助在各国培养一大批“大殖子”代理人的协助，其努力的方向是想通过其“神哲科”理论体系统一世界文明，也想通过其哲学统一我们中华之道和西方神学（其对我们留学人员并不开神学课程），然而通过下面附表的系统梳理则说明，西方哲学事实上难以解决人类通史这样的大课题，其“唯物抽象”事实上属于小打小闹，所以其既欲想取代中华之道又欲想取代西方神学的企图难以达成。尤其是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其反映出来的基本事实反而在证实着我们中华本土理论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就更加破解了其不切实际的企图。

（3）在我国强推西方哲学等于在拉中华文明历史倒车。请回看上面有关中西方文明的经向（通史）与纬向（断代史）梳理，西方文明在人类通史领域（即太极图中间的阴阳）仍处于我们中华文明殷商之前的神道思想和神道信仰阶段，这是非常明确的。

在前文中曾说过，“物质相互之间的相对运动一直处于其绝对运动的推动之中，没有绝对运动便没有相对运动，所以其隶属并服从于绝对运动”，由此，西方的哲学与科学由于其绝对运动的动因都属于上帝，其都与其神学暗通款曲，事实上它们都属于其神学的衍生品，这也是非常明确的。

既然如此那么试问：现在仍在反复炒作早在3000多年前就被我们中华文明所扬弃并凉透了的“抽象思维”这碗冷饭，并且还将其作为一种“先进”并美其名曰为“现代化”，这是不是有些倒行逆施？如果在我国强推西方哲学，难道不等同于在拉我们中华文明历史的倒车？难道其不属于历史的犯罪？那些西方哲学的崇拜者和本本主义者能够经得住历史的这一考问吗？

（4）我们仍需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鼓励下大胆探索。在前文中，曾分析伴随着西方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其既冲击着西方的宗教文明，也严重冲击着我国的半人道文明，由此而出现了世界文明普遍的“礼崩乐坏”。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事实，所以对于这种世界性的“礼崩乐坏”，我国学术理论界需要拥有清醒的认识，它属于百年未有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在一起的一种顽疾，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我们春秋战国时期所面对的局面，马列的“阶级”观点对其病征只能“治标”，而对其思想文化病根则难以“治本”，最终仍需要祭出我们的中医药学才能达到彻底“根治”的疗效。

为此我们党的创新理论已为其开出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良方，并向世界宣布：“中国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由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矛盾运动的普遍规律决定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针对我们国内的哲学理论思维，学术理论界也需要继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大胆探索，从而在学术理论研究中走出一条“中医治本”之路。

如上所言，只要根据宇宙运动的实际推出我们中华本土“标本兼治”的理论范式，明确出其“基本矛盾（绝对运动）+特殊矛盾（相对运动）”理论体系，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自会土崩瓦解，由此就可对我们党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创新理论更有所领悟和理解了。

（四）马列本土化生成的人道文明及其人文经济学需要我们积极作为

最近又浏览了一下道德经，根据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将其“道经”与“德经”分别理解为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绝对运动）+特殊矛盾（相对运动）”是正确的，但古圣先贤所观察到的宇宙毕竟与近现代科学探测的结果存在着差异，所以应以近现代科学所反映的基本事实为准，不可食古不化，否则无法实现我们“古为今用”的目的。

其它就不必一一列举了，在此只举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为例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根据我们中华理论范式，因“一阴一阳之谓道”，在太极图中央的“阴阳”属于宇宙的基本矛盾和绝对运动，它可以代表宇宙整体的运动，也代表着宇宙所有运动的“总纲”，因宇宙万事万物都是由其所衍生，无一例外，由此，其往上既反映着宇宙大本大源之“气”，往下又联系着万事万物，其在我们太极理论体系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功能，也明显发挥着我们传统理论的“主体性”作用，这样理解与解释是完全正确的，其属于我们太极理论的正解。

只要能够正确理解我们的阴阳（即现代正负能，其由它们两者之间的“能量差”所决定），对我们古老理论体系也就可以一通百通，也可以将其与近现代科学联系起来，对其由“五行八卦”（现象学研究）阐释中所存在的模糊性也可以使其得以明确起来，从而实现其现代化。

然而古代由于科技发展的局限而无机与有机不分，由此也就导致其天道运行规律与人道运行规律难以区分（道德经其实也是以主谈人类社会运动为主），所以才导致像汉朝那样的“无为政治”，因无机界与有机界能量运动规律是反向的，如果顺应自然界的能量自由扩散（呈正熵）反而违背了有机界“生命以负熵为生”的自然规律（越“有为”反而越坏事），难以在人类改造自然的运动中充分发挥“劳动”的积极作用，所以不少王朝虽然“重农抑商”，但由于其理论以轻视工农业生产而崇尚空谈的儒学为主，由此搞来搞去最终都难以突破“历史周期率”，从而导致其成为我们各朝各代历史的魔咒。

根据近现代科学的发展，通过对我们传统儒道释和马列等理论体系的深入剖析，从而得出其各自的优长与不足，将其根据扬长避短原则解构重组生成的人道文明及其人文经济学，由于其基本矛盾源出于人类诞生本根，由此其“人性+劳动性⇌兽性+寄生性”的对立统一运动是准确无误的，所以在抓出人类社会这一运动总纲后，其不但可以克服乱抓一气抓不到点子上的弊端，而且可以以纲领目，从而通过抓总纲能够发挥带动全局的作用。结合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国际国内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和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都正在成为纲举目张的有力注脚。

三、后记

本文初稿曾在19个微信群以“内部讨论稿”形式展开讨论，随后又在几个相关群第二次征求意见，除收到几个直接点赞外并没有收到任何实质性反对意见，包括那些很具有功底的专家学者，虽然其仍难以改变其惯用成习的哲学“抽象”思维，但却也像我国学界的普遍性转向一样，不得不将我们传统的儒道释排在了西方哲学前面，包括那4个哲学群，其中两个群的群主为一人，其探讨主题已经修改为“儒释道与中西哲学精神共同体”，并“以儒释道为根脉，融中西哲学之精粹，构筑跨文明的思辨剧场。我们既仰望星空追问终极命题，也俯察人间叩击生命本质”，已经将学理根脉与发展方向引向了正途，并带动大家向着融通中外，开创未来的方向发展。

通过对西方哲学问题的研讨，其也可以有助于我们中华本土理论进一步细化，在应用理论中可以丰富我们五行八卦的内容，甚至矫正或补充其原来的偏差与不足，比如其“质变量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就可以消化吸收其一些合理成分，用以补充完善我们自己。

然而在此也不得不坦率地说，我国学界目前对宇宙和人类大本大源及其绝对运动的研究仍嫌不足，这方面仍有待加强，因离开这一点就等于缺失立论基础，从而难以产生我们本土理论的主体性（这属于我们中华系统论的必需项），由此其不但无法彻底区分中西方文明，也无法将学术理论研究落到实处，更无法衍生出其相应的理论范式，以至于会导致理论研讨仍然会空转不已。

以上所谈纯属个人愚见，由于才疏学浅，在诸多高手面前难脱“班门弄斧”之嫌，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大家给予批评指正。

附表：

中华本土理论体系现代化重构阐发表

（兼析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

注释：马列本土化的重大意义在于：

1．确定人文科学基本原理。根据达尔文进化论（马列采纳了这一理论），人类是由普通动物进化而来，所以人性是脱胎于兽性而来，由此，“人性⇌兽性”的对立统一运动便决定了“文明⇌野蛮”的对立统一运动，继而也决定了“人道⇌兽道”的对立统一运动，并决定了贯穿于人类社会始终的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其也就决定了人文科学的基本原理。

2．确定经济学基本原理。根据马列人类起源于“劳动”的结论，结合达尔文进化论，由此便决定了人类的本质属于能够认知并改造自然的“劳动性”，而动物的本质则属于只能寄生于自然的“寄生性”，所以人类的经济活动便属于“劳动性⇌寄生性”的对立统一运动，其也属于贯穿于人类社会始终的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这便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所以，我国的人文经济学便形成了“人性+劳动性⇌兽性+寄生性”的对立统一运动，于是便形成了“人道文明⇌兽道文明”的对立统一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