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书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论述及当代启示

　　[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作为马克思主义文献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具有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外，还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书信巩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提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资源，记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书信的梳理可以总结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原则、方法和载体等方面的独特论断。立足新时代，重温经典，书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论述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选择、方法原则、队伍培养提供了有益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作为马克思主义文献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思想宝库。列宁指出，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书信能够“更全面和更深刻地弄懂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迄今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4200多封书信，记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阐释、理论斗争和社会主义宣传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经验。这些书信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理论价值，事实上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笔丰厚财富。立足新时代新征程，重温马克思恩格斯书信，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马克思恩格斯书信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内容丰富，思想深邃。对书信进行梳理可以发现，除了其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外，书信还具有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一）马克思恩格斯书信巩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基础，书信中记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阐发和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比如，恩格斯在1847年11月23—24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就讨论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思路，他说：“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接着写什么是无产阶级……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中应当公开的内容。”《共产党宣言》的脉络和理论核心就这样在信中鲜明地展现了出来。同时，许多书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们不仅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历程，还对一些观点作出了补充和进一步阐释。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5封书信，就有这样的特点。19世纪末的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思潮将唯物史观肆意歪曲为“经济决定论”，过分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历史的决定力量，否定意识和上层建筑的作用。针对此，恩格斯通过5篇书信，全面论证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深入阐述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提出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并且指出历史发展是由一种合力来推动的，经济因素并非是唯一决定性因素。这5篇书信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全面阐发，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唯物史观，还很好地体现了对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运用。新时代对这些书信进行梳理和阐释不仅能丰富和完善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体系，还能巩固和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二）马克思恩格斯书信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

　　马克思恩格斯把通信活动作为思想交流与理论探讨的重要方式，将书信作为社会主义宣传的有效载体。和其他载体相比，书信的非正式性、私密性、灵活性、针对性给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一方面，书信是社会主义宣传载体的有效补充。受德国书报检查制度限制，马克思恩格斯的很多作品都难以面向大众，书信的灵活性和私密性就决定了其成为当时社会主义宣传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书信有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大部分的宣传教育是一对多的形式，书信则是一对一，针对性更强，也更容易被人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经常通过书信探讨理论问题，论证科学观点。马克思在1846年5月5日写给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信中回忆：“我和我的两个朋友……一起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建立了经常性的通讯联系，借以讨论学术问题，评述流行的著作，并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比如，恩格斯在1846年10月23日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中，针对很多人不能正确认识共产主义，他用简短的言语对共产主义下了维护无产者利益、消灭私有制、进行暴力民主革命这三方面的定义。这封信简练而准确地将共产主义的宗旨表达出来，对当时的共产主义宣传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可以说，在传看书信的过程中，这些共产主义者、革命活动家以及工人群众进一步理解和接受了科学理论，随着辐射范围不断扩大，不仅起到了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还达到了吸引政治同盟、凝聚革命力量的效果。

　　（三）马克思恩格斯书信提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资源

　　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精神资源，为无产阶级带来了精神激励和思想鼓舞。首先，书信中展现了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追求自由和解放的革命精神。书信清楚地记录和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等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历史使命的奋力拼搏、对社会责任的勇于担当，在革命斗争中甘洒热血、无怨无悔的精神。恩格斯曾这样评价马克思的革命精神：“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其次，书信中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为全人类事业而奋斗的人道主义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将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一生的旨归，即使在政治压迫和贫苦生活下，也丝毫不动摇。1862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曾请马克思帮忙推销他的著作，此时的马克思因为美国内战已经1年没有收入来源，但面对贝克尔的请求，他还是回信道：“请您相信，亲爱的朋友，当我意识到自己在斗争中对您这样的人无能为力、爱莫能助时，没有比这更使我感到痛苦的了。”马克思恩格斯书信充分地折射出他们的价值选择与理想信念，展示了他们如何面对职业选择，面对理想与利益，面对生命与死亡，面对成功与失败等一系列人生考验和挑战。新时代我们更应该利用马克思恩格斯精神品格的力量，对书信中的精神资源进行深入发掘、有效整合和生动讲授，帮助受教育者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有更深刻的理解，对科学真理有更不懈的追求，对高尚事业有更坚定的选择，对社会责任有更强烈的担当。

　　（四）马克思恩格斯书信记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是研究他们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和革命鼓动极为翔实的珍贵史料。他们的书信，非常生动地记录了当时国际工人运动形成与发展的全貌，记录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与教训，记录了全世界工人的思想活动历程，反映出宣传思想工作在全世界工人运动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是宝贵的无产阶级思想史。马克思恩格斯书信所反映的时代，正是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分离出来的时代，是独立的工人运动开始兴起的时代，因而也是亟须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和政策原则的时代，是亟须科学思想指导的时代。书信记录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的传播历程及其如何实现对工人阶级的思想引领。在书信中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不同国家的现实状况，探讨了当时无产阶级思想政治任务的问题，确定了一系列的纲领和方法。比如，1877年马克思给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写信，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提出要把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更优越”。同时，恩格斯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也多次通信，针对他们对党内机会主义思想的包容态度进行了严肃批评，并要求肃清机会主义分子对党内思想的影响。这些书信记录了他们如何领导国际革命，如何参加和指导工人运动，如何创立共产国际，如何教育工人领袖，如何修正党内方针政策，如何同各种错误思潮展开毫不妥协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宝贵的历史经验，对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马克思恩格斯书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论断

　　从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原初状态、时代特质和精神风貌。书信中蕴含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论断，这些论断贴合实际、针对问题，不同于论著中长篇的思想理论阐释，更多的是具体的策略艺术指导。

　　（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论断

　　论断一：解放只有使工人意识到自身的地位才有可能

　　工人阶级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争取的对象。恩格斯在1891年3月24日致麦克斯·奥本海姆的信中说道：“真正导致解放的措施，只有……使广大工人群众意识到自身的地位，从而为他们取得政权开辟了道路的时候，才有可能。”也就是说要用教育唤醒他们，实现自发的革命到自觉的革命的过渡。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一直致力于对工人进行科学的理论教育，他们不止一次在信件中谈到工人阶级的充分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1881年2月22日马克思在与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通信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教训时指出，正是由于工人缺乏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加上当时公社里并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以导致“这不过是在例外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目前迫切要做的是“争取工人阶层上升到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即消灭一切阶级统治的那种精神发展水平。”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坚信不疑，认为他们可以承担人类解放的重大历史任务。但由于长期受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工人没有契机使自身达到这种觉悟层次，而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责与使命就是帮助工人打破这种局限性。

　　论断二：进行社会主义宣传鼓动中农和大农

　　农民阶级的思想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马克思在1859年5月18日写给费迪南·拉萨尔的信中就表达出对农民思想问题的关心，说他“对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1895年，恩格斯在致保尔·施土姆普弗的信中也强调，要“用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对那些身负重债并日渐反叛的中农和大农产生点影响”。

　　首先，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马克思在1859年5月18日写给费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指出：“国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后者结成联盟才能实现。”牢固的工农联盟是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可靠保障，只有团结农民，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才能壮大，力量才能凝聚。而如何帮助农民阶级实现思想意识的觉醒和进步，自觉变成工人阶级天然的、可靠的同盟军，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其次，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农民实现自身解放的要求。农民阶级的小生产思想是他们实现解放的最大阻碍。农民阶级虽然也是劳动者，具有革命性，但由于他们对生产资料有一定的保有，始终摆脱不了作为小私有者保守的一面。再加上农民阶级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理论水平普遍较为低下，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总之，农民阶级虽然不是社会革命的领导阶级，但他们是社会历史的推动者，在社会革命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摆脱小生产者的局限，引导他们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来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责。

　　（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论断

　　论断一：向工人宣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放弃政治

　　马克思恩格斯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宣传，本质上就是政治宣传，目的就是唤醒广大受压迫的群众，必须要有鲜明的政治性。恩格斯在1872年1月24日致泰奥多尔·库诺的信中强调，工人“天生就是有政治头脑的，任何要他们放弃政治的人，都终究会被他们所唾弃。向工人宣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放弃政治，这就等于把他们推到传教士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怀抱里去。”对工人进行教育，一定不能回避政治，要鲜明地亮出无产阶级政党的旗帜，彻底地阐述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坚决地表明政治态度。

　　思想政治教育是摆脱不了政治性和阶级性的。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物质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思想上必然占主导地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统治阶级维护阶级统治的必要。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控制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他们通过欺骗来隐瞒自己剥削的本质，借助统治阶级的优势，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极力的美化，使人们深信这样的社会是理想且永恒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则提出要使教育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光明正大地宣布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毫不避讳地表明他们的态度和目的。因为他们的教育是正义的，是为了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这一崇高目的，而不是谋求私有财产和利益剥削的遮羞布。因此，不论在任何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都不能摆脱政治性，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严守意识形态高地。

　　论断二：宣传的正确策略在于影响广大群众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人民群众的力量，在1871年4月12日写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赞扬巴黎公社革命中的人民群众“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人民性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原则。恩格斯在1873年6月20日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说道：“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从对手那里把个别人物和一批批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表明群众思想上的团结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

　　进行思想上的宣传一定要面向最广大的工人和群众。首先，数量庞大的群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宣传上争取群众，不但是指导工人运动的现实需要所在，而且从长远来看无产阶级“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其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解放人民群众，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人民群众的解放不是自然实现的，而是要依赖人民群众的自我觉悟和自我革命。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先进的理论知识带到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队伍中去，在理论掌握群众的过程中，实现理论为少数人所掌握向为大多数人所掌握的转变。通过思想上的启发，实现意识上的觉醒，为革命运动的开展奠定基础。

　　（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论断

　　论断一：通过理论宣传使共产主义观念扎根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目标就是理论掌握群众，理论教育法是最基本也是必不可少的教育方法。因为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恩格斯在1889年12月7日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信中就谈及由于缺乏理论教育，很多工人“把自己目前的要求本身仅仅看成是暂时的，虽然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他们所奋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虽然“有关这种最终目的的模糊观念在他们中间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但是要将这种模糊的观念变得更清晰，使工人真正明白他们的最终目的，还要依靠理论教育。

　　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坚持要把理论融入群众。1845年恩格斯在谈到他与马克思已经大致完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制定时说：“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他提倡要让这些知识被受压迫和剥削的民众所保有，并把这些知识变为思想上的武器。可以看出，理论教育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方法。革命时期，理论教育的任务就是要讲清楚工人阶级被压迫的社会现实，讲清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讲清楚共产主义的历史趋势，从而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唤醒他们的革命自觉性，摆脱之前麻木消极的精神状态，自觉加入到无产阶级革命中去，夺取政权。革命之后，理论教育的重点就是要统一思想，在全社会形成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以此来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论断二：把阶级仇恨当作进行宣传教育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工人进行宣传时，十分注重让工人阶级明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敌对关系，并且要利用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仇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恩格斯在1852年3月18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说到，要从事大量的共产主义宣传“保持工人对工业资产者的本能的阶级仇恨……而且还加强和发展这种仇恨，并把它当做进行教育宣传的基础”。

　　这种仇恨教育法，实质上就是情感共鸣法，目的是借助情感共鸣来追求更好的教育效果。恩格斯在1875年11月12—17日写给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的信中肯定了这种“心理攻击法”，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着我们主要在其中活动的精神环境的影响。”在资产阶级的长期压迫和愚化下，无产阶级除了生存已经逐渐麻木，意识不到被压迫的现实，亟须一些心灵上的触动。不同于资产阶级用皮鞭和暴力驯化工人，仇恨教育法通过情感争取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揭露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事实，揭示工人贫苦的真正根源，从而在情感上实现与无产阶级工人群众的共鸣，并利用这一点进行情感和心灵上的攻击。他们提出：“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当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激情和阶级意识时，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距离就被拉近了，教育就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也启示我们要运用好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情感共鸣法，抓住受教育者的情感需求，运用理论培育人，利用情感鼓舞人，激励受教育者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

　　（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论断

　　论断一：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来打破传统幻想

　　文学作品能够最先反映社会发展变化，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不仅陶冶情操、美化心灵，还能提高觉悟、改造思想，是团结革命力量，统一思想的有力武器。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在看完斐迪南·拉萨尔写的戏剧《弗兰茨·冯·济金根》后，向拉萨尔写信充分肯定了他的戏剧的情绪感染力和传播效果。同年5月18日恩格斯在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也肯定了拉萨尔的戏剧，他指出：“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在此，他们揭示出文艺作品植根于社会现实，反映当时社会思想状况，在揭露社会现实、获得情感共鸣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优势，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利用文艺作品对工人群众进行教育。恩格斯在1885年11月26日致明娜·考茨基的信中谈到文艺作品的使命就在于揭露现实、打破幻想，他说：“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那么……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除了文学作品，恩格斯还十分喜欢运用民歌进行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丹麦反封建的民歌《提德曼老爷》和英国民歌《布雷的牧师》都被恩格斯译成德文，发挥出了它们在德国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这些民歌通俗易懂，易于传唱，且描述的事物更能引起广大群众的兴趣和注意力，大大提升了宣传效果。不可否认，通过艺术作品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有利于消除受教育者的抵触和反感情绪，使受教育者在艺术鉴赏的同时接受思想上的熏陶。

　　论断二：我万分同意通过“国际协会”进行宣传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协会组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一直把各种协会组织作为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和渠道。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说道：“我倒万分愿意在这里通过‘国际协会’进行我的宣传活动。这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影响是直接的和极为重要的。”因为协会组织作为工人阶级能够直接加入并接触到的团体，对工人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传达的信号也是最强烈的。无产阶级受阶级特性限制，缺乏受到高层次教育的条件，必须要参加协会组织，只有通过接触组织中各国革命运动领袖和涌现出的先进人才，才能接受科学理论的教育。

　　为了唤醒工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积极组建各种协会组织并对他们的理论进行宣传教育。1846年初，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立，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从思想和组织上得到了有效团结。1846年5月5日马克思就致信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邀请他加入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他在信中明确指出，通过协会组织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建立联系，使外国人经常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从而得以交流思想，进行无私的批评。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共产党宣言》的宣传和理论学习活动大部分是依托各个组织完成的。可以看出，在政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人们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和思想理论基础。

　　三、马克思恩格斯书信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中记录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经验和重要论述，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奠定了深厚基础。立足新时代，重温马克思恩格斯书信，从中汲取思想精华和实践智慧，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理论斗争

　　如何同各种错误思潮展开毫不妥协的理论斗争，是书信记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宝贵经验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恩格斯在1882年10月28日和奥古斯特·倍倍尔的通信时就提到，他和马克思“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理论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理论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大大提升了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的效果。观念频出、思潮纷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情况、新态势。习近平强调，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错误思潮作斗争，维护意识形态领域的稳定与安全是新征程上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任务。一方面，要直面错误思潮威胁，果断斗争。当前，不同样态、内容各异的错误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对此，我们绝不能逃避和退缩，而是应该拿出果敢和勇气，直面威胁，敢于亮剑。另一方面，要阐明错误思潮本质，科学斗争。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对这些错误思潮的有效批判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错误思潮进行客观合理的分析，提升人民群众辨别、摒弃错误思潮的能力，用真理征服群众，获得认同。

　　（二）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与时俱进

　　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信中多次强调了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特别体现在针对当时欧洲革命形势作出斗争策略的灵活指导中。19世纪后期自由资本主义逐渐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很多马克思主义性质政党得到了合法承认，恩格斯在与各国社会主义活动家的通信中强调，面对新形势，各国要灵活制定革命策略，合理运用选举权，而不是“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置生死于不顾地‘拿下障碍物’”。新时代新征程上，思想政治教育更不能陷入教条主义泥潭。习近平指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一方面，要立足现实需求，顺应形势。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热点问题结合起来，和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凝聚思想、团结力量方面的独特作用。另一方面，紧抓有效时机，因时而进。面对复杂的社会形势，要敏锐地抓住每一个教育时机。不仅要讲清楚历史方位，消除思想困惑，还要展示光明前景，明晰奋斗目标，坚定奋斗信心，为迎接变革做好思想上的准备。

　　（三）思想政治教育要重视人才队伍培养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先进人才的培养。比如，1894年11月10日在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就强调了人才队伍的重要性，他指出：“由于……缺乏能把这种本能变成自觉行动并在全国范围内把它联合起来的人，运动停滞在思想不明确和各地分散行动的早期阶段上。”马克思恩格斯的要求同样适用于当下，特别是面临历史性变革，我们更要着力建设思想政治教育人才队伍。一方面，要培养有坚定理想信念的人才。习近平强调：“要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要使受教育者坚定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者就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毕生信仰，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弘扬者、传播者，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拥护者。另一方面，要培养有坚实理论功底的人才。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提升自身理论水平，练好“内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