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四版 第十卷 只争朝夕 第39章
第39章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对
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一是
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信中的矛头
是对着我的。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话说1975年11月1日晚,毛泽东在同邓小平谈话中,批评了他为刘冰等转信的做法。
11月2日下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
“阶级斗争现在不大提了,一讲就是三项指示为纲,我不同意这种提法。应该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纲。现在只剩下一项指示了,即把生产搞上去。”
毛远新还说:
“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把刘冰等人的信与毛远新汇报的情况联系了起来,他说: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指刘冰等——笔者注)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邓小平——笔者注)提高。”
11月2日晚,毛远新遵照毛泽东的吩咐,找到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他开门见山,把自己的意见全部讲了出来。邓小平无法接受毛远新的见解,一听就炸了,他说:
“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问题可要再考虑考虑。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3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3个多月是什么路线,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邓小平说罢,又表示也愿意作自我批评,收回了他原来的话。
是日晚,毛泽东阅胡乔木10月23日报送的作家姚雪垠的来信。
这是一封用大开宣纸、毛笔大字写成的长信。姚雪垠在信中说:《李自成》第1卷于1963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我曾给主席寄上一部。1966年夏,得知主席看过了这部书,曾指示说:这部书虽然有些问题,但应该让作者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这部小说共5卷,写成后估计有250万至300万字,第2卷已写成近两年,但还没有地方出版,请求主席帮助解决。姚雪垠在信的结尾写道:“敬爱的主席!我原先除写《李自成》之外,还有一个写太平天国的计划,也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如今转眼间已经60多岁了,身体也不十分好,而《李自成》尚未完成一半。我希望再次获得您的支持,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李自成》,争取在75岁以后写出长篇小说《天京悲剧》。”
毛泽东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3卷至5卷。给他提供条件,让他把书写完。”
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吴德到清华大学参加了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安排,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的批评。会后,根据校党委的部署,全校师生员工展开了一场关于教育革命问题的大辩论,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集中批判刘冰、周荣鑫等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此发端。
11月3日下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和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话以及邓小平顶牛的情况。毛泽东并不感到意外,他说:
“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
毛远新说:
“小平同志后来收回了原来的话。”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
“他要有个弯转。他开始转弯了,小平同志态度很好。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8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
他指名不要江青、叶剑英参加。江青是因为毛泽东不要她多出面。叶剑英是因为他和邓小平的特殊关系,参加会议不利于邓小平转弯子。
毛泽东又说:
“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你们8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
11月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8人会议在讨论关于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上,不仅批评了邓小平,而且批评的对象还扩大到了在理论、教育、科技、文艺等领域里支持邓小平整顿的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和周荣鑫等人。
8人会议后,邓小平对胡乔木说,他因转刘冰的信受到了批评。胡乔木提醒他说:
“不只是转刘冰的信的问题。可能对全面整顿的做法,毛主席早就有意见。”
11月4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听取毛远新关于批评邓小平的8人会议情况汇报。毛远新说:
“他们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来意见也很大。”
毛远新讲到汪东兴在发言中说:
“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
毛泽东点点头说:
“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
他还说: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8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8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毛远新请示伯父说,下一阶段的会议还怎么进行。毛泽东说:
“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指邓小平——笔者注)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他还是不愿意让江青出面,特意交代毛远新说:
“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11月初的一天上午,孟锦云建议毛泽东多找几个护理人员护理他,省得老是显得那么静。毛泽东马上回答说:
“静有静的好处,动有动的麻烦。还是那句老话,甘蔗难得两头甜嘛。”
孟锦云看到毛泽东似睡非睡地靠在沙发上,就问他:
“主席,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毛泽东说:
“要说不舒服,这段时间是天天不舒服。许多事情,身不由己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看来,我的本钱已不多啰。”
毛泽东沉默了十几分钟后,突然对孟锦云说:
“我的家乡有句俗话,叫作甘蔗冇得两头甜,世上的美事难两全。”
此时已是深秋时节,毛泽东说要看昆曲演员侯永奎演出的《林冲夜奔》,工作人员告诉他说:侯永奎身体有病,不能再演了。毛泽东问:
“谁还能演?”
后来,在莫宣导演的指导下,由侯永奎的儿子侯少奎专门为毛泽东排演了《林冲夜奔》。录好像后,送给毛泽东观看,毛泽东看后高兴地说:
“后继有人。”
11月上旬,毛泽东审阅苏振华11月3日关于拟下部队作调查研究的报告。报告中说:我和萧劲光同志,还有几个管专业的副司令,拟最近到东南沿海,研究港湾码头十年建设规划,检查部队装备维修和训练情况等。
毛泽东批示:
“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接着,毛泽东又审阅了邓小平11月5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缅甸总统奈温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报告。
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奈温已表示希望会见春桥、江青、文元同志,故我请外交部提出由我和春桥两人之一出面接待的方案。
毛泽东删去了请示报告中“江青同志会见已有安排”一句,还删去了“由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代表周总理主持”、“请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讲话”、“请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祝酒”3处“或张春桥”4个字,又批示道:
“由小平主持会谈。春桥可参加迎送及宴会。”
11月8日,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他还说:
“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11月9日,毛泽东圈阅毛远新11月6日报送的毛泽东在11月2日、3日、4日同他谈话的整理稿。
毛远新在送审报告中说:为了集中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为了贯彻互相帮助,统一认识,团结起来,搞好工作的原则,也考虑到下一步逐步扩大,便于传达讨论,我把前几次谈话中主席有关的指示整理一个材料,请主席审阅指正。小平同志确定明天晚上8个人继续开会,会后再向主席报告。
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告诉毛远新,同意将这个整理材料印发到会同志。
11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奈温。邓小平、张春桥在座。谈到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时,毛泽东说:
“我们不在北京的大使馆里安窃听器,跟外国人谈话,我们不搞窃听。搞这一套,没有好处。”
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
“中国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工业、农业都不发达,现在正在想办法。我们是农业第一,农、轻、重。”
谈到石油问题时,毛泽东说:
“外国人卡我们,没办法,强迫我们,我们才搞起来,要谢谢我们的苏联朋友。”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又同邓小平、张春桥谈话,建议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等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帮邓”会议,并说他们参加会议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
11月13日晚,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的指示,他写道:
“过去只有河南同80%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这一些老同志要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11月14日下午,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在国务院召集胡乔木、周荣鑫、胡耀邦、李昌开会,批评了周荣鑫、胡耀邦、李昌3人的“错误”。
11月14日晚,毛泽东阅李素文11月1日要求深入基层多做调查研究的来信。
李素文在信中说:我长期在基层做财贸工作,今年调我到中央抓财贸工作,这是党对我的信任。但是我担心在上边时间长了会陷到文件堆里,忙于送往迎来。希望能多给我一些机会到基层接触群众,接触实际,多做些调查研究,把财贸工作做好。另外,现在一些妇女工作也让我出面,对这一工作我实在不熟悉,建议由其他熟悉的同志担当,使我集中力量搞好财贸工作。
毛泽东批示:
“似可同意。请登奎同志商李素文同志酌处。”
11月15日下午,毛泽东阅邓小平的来信。邓小平在信中说“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7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17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由东兴同志通知)。”
毛泽东批示道:
“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儿再说。”
接着,毛泽东又在王洪文11月14日报送的《关于上海召开大型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简报》中作了批示。
王洪文在简报中说:最近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召开了一次大型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诗刊》复刊的重要批示,宣读了文元同志给主席的信。最近听到下面有些人在传抄主席与江青同志7月14日的谈话内容。因此我建议是否可以将主席这次谈话精神传达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及有关文化单位,以便使全党重视文艺创作,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请讨论一次。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请文元同志找出此文印发,以供讨论之用。”
他所说的鲁迅的文章,是指《准风月谈》中《关于翻译(下)》一文。鲁迅在文章中以有烂疤的苹果作比喻,批评那种金要足赤、人要完人,在文学批评中对作者、作品、译作求全责备的做法,希望批评家不要因为苹果有烂疤就一下子抛掉,而应做些削烂苹果的工作。
毛泽东是借用鲁迅提倡的对那些“不是穿心烂”、仅是“有着烂疤”的苹果应该削着吃的比喻,说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能因为一个人有点毛病就丢开的道理。
11月16日下午,毛泽东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李维汉的来信。李维汉在信中说:盼望得到审查结论,希望留在党内,并尽可能做一点有益工作。毛泽东批示:
“请汪查一下此人审查情况,结论如何,告我为盼。”
11月16日晚,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列席了会议。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来信的批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对胡耀邦、周荣鑫等进行了批评。
11月17日晚,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列席了会议。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听了16日会议情况汇报后的指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继续对胡乔木、周荣鑫等进行批评。
11月18日,毛泽东阅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曼恬的来信。王曼恬在信中提出辞去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一职。毛泽东批示:
“请汪酌处。我看可以同意她回天津。”
11月19日,毛泽东阅国防科委资料研究所干部张伯恒11月10日来信。来信中说:最近国防科委常委恢复了我的党组织生活,我对审查报告的结论部分基本上同意,但对批示部分有意见。不宜先入为主的下结论。如康生同志的批示中说我“肯定与苏修是有关系的”,我认为像这样的结论式文字,倘无充分根据,最好不这样写。
毛泽东批示:
“此类事件应归何处处理,请汪酌处。”
后来在21日,汪东兴将张伯恒的来信和毛泽东的批示送叶剑英。22日,叶剑英批示:“建议请总政复查酌处。”
11月20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17人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以自己在文革中长期“靠边站”为由,予以拒绝了。他说:
“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
他还借用毛泽东13日关于打招呼指示中的话说:
“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关于这件事,《人民网》2011年12月8日发表有署名刘丽丽的《周恩来:用生命的最后力量力荐邓小平接班》一文,交代得比较清楚,内中是这样写的:
“毛泽东利用一次会见外宾结束后的机会,正式‘考验’邓小平:‘小平同志呀,趁我还健在,由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还是那句老话:功过三七开。’邓小平的性格决定了他不能作违心之举,因此他回告毛泽东说:‘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我做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上述谈话过后不久,小平同志就匆匆赶来305医院,心事重重地向周总理谈了上述事情的前后经过。这时的周恩来已是骨瘦如柴,他的生命已到了油干灯枯的最后尽头。可是,当他听完邓小平的汇报后,仍然瞪着眼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周恩来说完这句话后还把脸转向墙壁,表情十分痛苦。过了一会儿两人才又小声地亲切交谈起来。周恩来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是想让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隐忍一下。因为他和毛泽东都将不久于人世,等你邓小平平稳地接过这副担子后,你再去处理有关事情不迟。未来的中国是需要你邓小平的。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基本是一致的,在如何富民强国的思路上也是基本相同的。但这两位伟人的性格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略也就有着明显的差异。”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曾说到了这件事,她说:“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做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再说11月22日下午,毛泽东审阅邓小平11月21日报送的关于打招呼会议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136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
邓小平附送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写道:中央认为,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
毛泽东阅后批示道:
“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17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11月22日晚,毛泽东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提交的李维汉审查结论报告上批示:
“印发政治局,讨论确定。”
11月23日,毛泽东考虑到如果让青年人参加打招呼会议,可能增加许多复杂因素,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11月24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有136名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邓小平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1、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2、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3、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参加会议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张震见邓小平宣读完《讲话要点》以后,在分组讨论中沉默寡言,就问他:
“你身体好吗?”
邓小平说:
“还好。”
张震说:
“你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邓小平沉思着,没有吭声。
王洪文在分组讨论时,对上海的代表们说:
“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原来早在1975年9、10月间,邓小平曾多次在谈话中说:
“这样做,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它那一套,他说他的。”“让他们骂好了。打着反复辟旗号的人自己要复辟,打着反倒退的人自己要倒退。”“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2次再被打倒,不要怕第2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那时候,赵紫阳被派去四川工作时,邓小平和他谈话时也说过:
“要大刀阔斧的干,不要怕人说你是还乡团。”
贾启允被派往云南工作时,邓小平也和他说过同样内容的话。后来,在批邓运动中,贾启允慌了手脚,沉不住气了,于是他就把邓小平的话端了出来。这就是“还乡团”一说成为邓小平一条罪状的由来。
11月24日晚,毛泽东阅农林科学家乐天宇11月18日来信。来信反映说,原林业系统有派性的人要开除他的党籍,而自己的全部历史已于1972年经农林科学院派专人核实,并无任何问题,要求返回原借用单位(由中国科学院借调到林业部)工作。
毛泽东批示:
“请汪查一下此人情况。”
1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各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常委或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常委,发出了一个,通知中写道: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共130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进行分组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后来在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这个文件的传达范围逐步扩大到基层。
11月26日这一天,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地球卫星。
卫星正常运转后,按预定计划于12月2日安全返回地面,标志着中国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在宇航技术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突破,成为美苏之后第3个可以回收卫星的国家。
1975年12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撰写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这是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有影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文章中写道:
“资产阶级每次搞翻案复辟活动,总是跳出来猖狂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现在,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后来在12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发表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
12月1日这一天,美国新任总统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随行的还有布什。邓小平受周恩来委托,与福特进行了会谈。
12月2日下午4时15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福特、基辛格、布什。这是基辛格第9次访问中国,是毛泽东第5次见到他。邓小平、李先念、乔冠华、黄镇在座。双方寒暄后,福特向毛泽东介绍情况说:
“我们上午谈了国际关系问题。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有必要进行平行的努力,来取得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结果。”
毛泽东对福特只停留在口头上议论,很不满意。他幽默地说:
“我们没有本钱,就是放空炮。”
福特不明白毛泽东的话外之音,摇摇头说:
“我不相信这一点。”
毛泽东继续开玩笑:
“就是骂娘,我们有点本钱。”
众人闻言,都笑了起来。毛泽东觉得与没有情趣的福特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就指着基辛格说:
“你们国务卿干涉我的内政!”
美方人员不由得大吃一惊,顿时紧张起来。只听毛泽东接着说:
“他不要我去见上帝!”
美方人员这才知道是自己虚惊了。基辛格得意地扶了扶眼镜说:
“我们坚持这一点。”
毛泽东又指着基辛格说:
“上帝的命令他敢违抗啊!上帝请我,他说不让去!”
基辛格故作吃惊地说:
“如果你和上帝同在一起,你们结合的力量就太大了!”
“博士是无神论者,反对上帝,破坏上帝和我的关系,厉害呀!”毛泽东喜欢和基辛格开玩笑,他是越说越高兴:“我也没有办法,只好听从他的命令。命令就是order!”
福特疑惑地问基辛格:
“他是给上帝下命令了吗?”
毛泽东抢先说道:
“是向我下命令!”
他把话头一转,切入正题,关于中美关系,他说:
“我看黄镇还是到美国好,再去一两年。两国关系应该继续,我看现在我们两国之间没有多少事,今年、明年、后年没有事,以后会要有些事,可能会要好一些。现在报纸有些新闻,把我们两家的关系讲得很坏。要打个招呼,吹吹风。”
当福特说到要使全世界都相信中美两国关系良好时,毛泽东说:
“慢慢来。”
当福特说到打算在明年之后改善双边关系时,毛泽东说:
“那好。希望以后两国友好。我们冲突一定是有的,因为我们中国和美国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
关于同苏联的关系,毛泽东说:
“我们没本领,就是放空炮!”
当福特说到两国要努力协调行动对付扩张主义的挑战时,毛泽东说:
“好。实际上苏联怎么办,要看。”
福特说:
“我们和西欧的关系以及你们和西欧的关系都应很好,以对付苏联在西欧的扩张。”
毛泽东说:
“在这一点上,我们和美国有共同点。”
这次会见一直到下午6时才结束。
12月3日,毛泽东阅《解放军报》原总编辑赵易亚来信。来信提出,希望迅速对他的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在结论未定以前,对他阅读文件、参加会议及医疗卫生、物质供给等也作出明确规定。
毛泽东批示:
“请汪阅。此件似应送总政查明酌处。”
12月初,毛泽东阅《诗刊》编辑部11月15日关于发表毛泽东诗词的来信。信中说:《诗刊》复刊后的第1期定于明年1月10日出版。1957年《诗刊》创刊时,主席发表了18首诗词,在《诗刊》重新出版的时候,我们十分希望再发表主席近年来的诗词新作。现送上我们收抄的《水调歌头·重归井冈山》和《念奴娇·雀儿问答》两篇诗稿,请主席订正后,连同主席新写的其他诗词一起,给重新出版的《诗刊》第1期发表。
毛泽东对附送的《水调歌头·重归井冈山》和《念奴娇·雀儿问答》两首词作了修改,其中将《水调歌头·重归井冈山》改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将《念奴娇·雀儿问答》改为《念奴娇·鸟儿问答》,将《念奴娇·鸟儿问答》结尾一句“请君充我枵腹”改为“试看天地翻覆”。并批示:“送诗刊编辑部。”
12月5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名义致电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最高人民议会主席苏发努冯和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祝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于12月2日宣告成立。
贺电中说:几十年来,英雄的老挝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不畏强敌,不怕困难,坚持武装斗争,经过艰苦曲折的道路,终于战胜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内极右反动势力,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老挝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你们的胜利,不仅对印度支那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有力地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中老两国是亲密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革命斗争中同甘苦,共患难,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12月12日,毛泽东圈阅外交部、外经部关于向扎伊尔提供紧急物资援助等问题的请示报告。
12月13日,毛泽东阅王世英妻子李果毅来信。信中说她身体一直不好,希望能早些见到对王世英的审查结论。王世英原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已于1968年3月26日去世。
毛泽东批示:“请汪酌处。”
12月14日,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转发清华大学党委《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1975年26号文件)。
报告中说:刘冰等人两封信的出现,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今年7、8、9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12月14日下午,毛泽东审阅邓小平报送的关于李维汉的审查结论报告。
政治局在12月13日讨论会上提出了两个方案:一、同意专案组意见,将李维汉开除出党,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二、保留其党籍,保留原工资。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道:
“可考虑照第二方案处理,请再议。”
后来在12月21日,邓小平将《李维汉的审查结论》退中央办公厅时注明:“政治局已按主席批示,照第二方案处理。”
12月16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病逝,享年77岁。
康生生前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曾经这样说:“最近,我一直考虑一个问题。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事。对于这样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革命,却有人想全盘否定它,反攻倒算。我斗胆说一句,邓小平才上台一年多时间,就辜负了主席的期望。我担心现在的中央文革成员今后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不是从个人出发,我活不了几天啦。完全是从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出发。”
在经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审定的追悼词中,称康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
12月18日下午,毛泽东阅天津化工学院袁血卒的来信。
本传前面曾两次提到了袁血卒,他是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干部学校校长;1958年转业,任天津化工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袁血卒在信中说,他于1974年恢复党的生活,但至今没有工作,在军队工作几十年,请求批准回部队工作。
毛泽东批示道:
“送天津市党委酌处。”
接着,毛泽东又审阅了毛远新这一天报送的毛泽东1975年10月以来有关谈话的整理稿,当即批示:“可以。”
后来在21日,毛远新根据毛泽东批示,将整理稿送汪东兴,建议先印发政治局及参加会议的同志。
12月20日,毛泽东审阅叶剑英12月18日《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的报告》。报告中说:遵照主席6月23日对孔从洲同志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建议信的重要批示,我要总参牵头,请孔从洲同志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先后研究了4次,写了专题报告。12月8日,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军委常委联席会议专门听取了有关部门的汇报,并进一步作了讨论,拟先采取以下措施,迅速把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工作加强起来。一、拟在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成立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领导小组。二、设一机构负责全军电子对抗和雷达归口管理工作。三、加强电子技术情报工作。四、加强和调整电子对抗的科研、生产力量,迅速改善我军电子装备的抗干扰性能。五、积极培养电子对抗技术人员。
毛泽东阅后批示:
“很好。退叶剑英同志。”
12月20日晚,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作了检讨发言,表示感谢毛主席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
会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将检讨发言稿送毛泽东审阅。
12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达科斯塔。李先念、乔冠华在座。
毛泽东在谈到中国给予援助的问题时说:
“可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现在你们没有粮食,没有布匹,没有药品的问题,这些要快。现在先解决困难,吃饭、穿衣问题,然后再援助建设,无息长期贷款,这样比较好。要靠你们自己。你们和我们互相帮助,不只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也帮助我们。我们被帝国主义压迫,现在还是被压迫,所以我们应该帮助世界上被压迫人民,这是尽义务。”
12月24日,毛泽东审阅海军党委和南京军区党委12月15日关于海军航空兵4师副师长舒积成情况的报告。报告主要反映“九一三事件”后对舒积成办学习班进行审查的情况。
毛泽东批示:
“人民内部矛盾,本人已交待,不要再追究了。”
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第82个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个生日。毛泽东早已发话说,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形式为他举行祝寿活动。因此,偌大的中南海丰泽园里,没有一点祝寿的气氛。
毛泽东躺在宽大的睡床上,他的精神比平时好了一些。李敏和李讷都回来了。姐俩平时很少回家,很难见到爸爸。她们围在爸爸身边,说着,笑着。毛泽东很高兴。女儿们又听到了父亲乐呵呵的笑声,他也又听到了女儿们的祝福声。
这时,工作人员轻声向毛泽东报告说:
“有一位农村妇女非要见您,说是给主席送寿礼来的。不管我们怎么解释,她都不肯走。”
“农村妇女?”
毛泽东惊奇地问道。停了一会儿,他嘱咐说:
“去代表我谢谢她,礼物不能收,还是劝她走吧。”
大约10分钟后,工作人员又转来报告说:
“讲了很多道理她也不走,她说是遵照她父亲的遗嘱,有重要的情况向主席报告。”
毛泽东从床上坐起来,问道:
“有什么重要情况报告?她父亲是谁?”
工作人员说:
“她没有讲报告什么,只是说她父亲是西柏坡的老支书。1948年12月26日大清早,她代表她的父亲和全村人给您送寿礼。开国大典时,主席还派专车接她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她说她叫小樱。”
毛泽东“哦”了一声,说:
“小樱,我想起她了,我记得,你去叫她快进来见我吧。要有礼貌。你说,我请她呢,去吧。”
小樱进来了,她看见衰老多了的毛泽东,一下子跪在床前,动情地哭了。毛泽东看着昔日年轻漂亮的大姑娘,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太婆,怎么也认不出27年前的小樱了,也不由得心里一酸。他伸手拉起小樱,让她坐下。小樱抬起头,看了看毛泽东,本来有一肚子的话,现在也开不了口了。毛泽东亲切地问她说:
“有什么重要情况啊?”
小樱“我……我……”了半天,也没有说出口。毛泽东说:
“不要怕,大胆地讲真话。”
小樱这才说:
“不少人议论您老人家听不进反面意见,只高兴听假汇报,相信瞎宣传……”
小樱说到这里,又不忍心说下去了。毛泽东说:
“说得好,快说,全都说出来。”
小樱摇摇头,说:
“没有了,就这么多。”
毛泽东早已猜透了小樱的心思,就说:
“怎么会呢?你还是怕?怕什么?有我支持你,你大胆地讲真话吧。”
小樱被毛泽东的话感动了,就鼓起勇气说:
“西柏坡农民的生活不太好,公社搞了这么久,社员们的生活还是改善不大,农村还是很穷……”
毛泽东听着听着,感情冲动了,开始是睁大双眼,感到震惊,然后就躺在床上,闭上了双眼,过了好一阵子,才又坐起来,拉着小樱的手说:
“讲得好。讲得好啊!今天我破例,在我82岁的生日里,设宴招待你。”
小樱激动得大声哭了。毛泽东吩咐工作人员,让厨师准备饭菜。小樱一听,马上止住哭声,起身告辞,深情地对毛泽东说:
“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小樱坚持要走,毛泽东怎么也留不住,他再三说感谢小樱讲了真话。
12月27日,毛泽东看了江青要求见面的信,批示道:
“我近日有些不适,以不见为好。大局是好的。”
欲知毛泽东此后有什么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待江青、邓小平、汪东兴的态度,从本章内容就可以看清楚。对江青是不见面,不让她参加外事活动,不让她参加批邓会议,且特意交代毛远新:“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对邓小平,他反复讲“批邓”要帮助邓,使邓认识错误,做好工作;并在王洪文回到中央后坚持让邓小平继续主持中央工作,且希望由邓主持对文革作一个决议。对汪东兴,毛泽东不但让他以党内核心成员的身份参与处理重大问题,而且几乎所有的日常事务,也都委托他处理。诸如批示:“请汪查一下此人的情况”、“请汪阅”、“请汪酌处”等等。在这个特殊时期,毛泽东对待这3个人如此明确的态度和安排,是也,非也?只有天(时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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